是谁杀了宋教仁
历史研究者中，向来是笨人比聪明人多。历史研究要花无穷无尽的笨工夫、笨手段去读枯燥无味的书，寒灯枯坐，地老天荒，聪明人往往避之不及，都跑去读商学院、金融学院去了；剩下几个浮躁点的，也去学外语搞艺术去了。也因此，研究历史的地方往往是笨人扎堆，一个比一个笨，一个比一个迂腐，很少有人有良好大局观的，只是一味求小、求偏、求证，对于世事人心一概忽略。其实历史就是曾经活过的现实，一个人，如果不懂人情世故，不懂现实生活，他所掌握的，就一定不是活生生的历史，只会是字里行间的某个片段。
有一个例子似乎可以拿来佐证，那就是民国之初宋教仁被杀一案。后来那么多书籍，口口声声说袁世凯杀了宋教仁，其实稍稍想一想就不成立，袁世凯为什么要杀宋教仁呢？国民党成立之初，孙中山向袁世凯保证致力实业修铁路，国民党的领导人实际上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英气勃发的宋教仁很想在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中干出一场轰轰烈烈的事业。他起草的《国民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中国虽号为共和立宪，而实无强健而良善之政党焉，因此，国民党决心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根本宗旨，在中国完成共和立宪政治，组织志同道合之政党内阁。在宋教仁的亲自策划和领导之下，国民党利用强大的组织力量，在一九一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三年二月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击败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大获全胜，在众参两院八百七十个议席中独占三百九十二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国民党人的胜利，让实际负责国民党事务的宋教仁踌躇满志。宋教仁需要袁世凯任命才能成为内阁总理，袁世凯需要宋教仁的支持才能正式当选民国大总统。正常情况下，双方一般谁都不会先跳出来反对谁。这一类的动机，想一想，就觉得不合情理了。我在《晚清有个袁世凯》中也阐明了我的看法。有朋友跟我聊天，问我写历史是怎么对待这些疑案的，我说，把各方面的材料摆在一起，然后用人情事理来判断。这样的方式，就像写波洛推理判断一样。袁世凯为什么要杀宋教仁，“给个理由先。”
宋教仁是谁杀的？暂时还没有定论。不过陶成章被杀的案子前些年开始真相大白——陶成章也曾经是仅次于孙中山的革命党著名人物，他是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被杀的，比宋教仁被杀早一年，地点也是上海。陶成章案跟宋教仁案一样，是当时的惊天之谜。现在水落石出，竟然是蒋介石等人干的。蒋介石和王竹卿联手去上海广慈医院，开枪将陶成章暗杀。蒋介石和王竹卿后面是谁？是陈其美。陈其美的后面是谁？不知道。当时的背景是：民国成立后，国父孙中山觉得党的组织不够严密，需要改组，加强纪律和执行力。有两个主要人物反对，他们认为：我们都是志同道合在一起，你不该要求组织对个人效忠，还有签字、盖手印之类的事。这两人一个是黄兴，一个是陶成章。黄兴不赞成，就走了，未与孙中山争执。陶成章却在大大小小会议上公开骂孙、批评他，甚至公开说要倒孙。据《孙中山全集》记载，孙中山在刺陶的第二天也就是一月十五日，曾致电陈其美：
万急，沪军陈都督鉴：阅报载光复军司令陶成章君，于元月十四号上午两点钟，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人暗刺，枪中颈、腹部，凶手逃走，陶君遂于是日身死，不胜骇异。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法界咫尺在沪，岂容不轨横行，贼我良士。即由沪督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总统孙文。
按照孙中山电报的内容来看，孙中山似乎对蒋介石刺杀陶成章一事不知情。不过据《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记载，“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到了日本，立即拜访孙中山。从六月十三日到八月三十一日，孙中山与蒋介石共见面二十九次，其中蒋介石去东北还离开了日本一个多月，八月十七日又开始见孙中山。两人可谓形影不离、情投意合。李敖在《蒋介石评传》中说蒋介石暗杀陶成章是孙中山、黄兴指使的，蒋介石“不过为孙黄一派的大阴谋，扮演了一个小角色”。李敖这人才高八斗、才华横溢，但心思不正、剑走偏锋。他的说法，姑妄听之。
《万象》二〇一〇年九期、十期张耀杰文《宋教仁案的历史现场》对宋教仁一案有详细的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是陈其美。文章认为：应夔丞在宋教仁案中所扮演的，既不是暗杀行动的最高决策者的角色，也不是暗杀行动的操作者的角色，而是在中央政府与上海国民党之间，专门收集用来嫁祸于中央政府的情报信息和证据材料的双面间谍的角色。具体操作执行暗杀行动的，是应夔丞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任谍报科长时的一等科员吴乃文，及其同伙王金发、陆惠生、拓鲁生、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等人，吴乃文等人所执行的显然不是来自应夔丞的命令，而是更高层的陈其美等人的命令。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份额的军政实力和情报系统的前沪军都督陈其美，所扮演的既是侦破宋教仁案的总指挥，同时也是制造这桩谋杀案的第一嫌疑人的双重角色……国民党方面在处理宋教仁案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个基本策略，是依次推出或者说是抛出比较低端也比较边缘的武士英、王阿发、应夔丞、冯玉山、邓文斌、张秀泉、陈玉生、陆惠生等人，而把真正了解事实真相的核心人物吴乃文、王金发、陈其美等人，隐藏在见不得阳光的暗箱幕后。宋教仁案经过公审公堂连续七次的依法预审，所遗留下来的最大的疑点和盲点，就在于原告、被告双方配合默契地避免了武士英和应夔丞的当庭对质。这样一桩并不十分复杂的谋杀案，只要把已经抓捕归案的武士英、应夔丞、陈玉生，以及参与或见证谋杀活动的陆惠生、张秀泉、邓文斌、王阿发、何海鸣等人拉到一起当庭对质，便可以真相大白。但是，国民党方面所需要的显然不是宋教仁案的事实真相，反而是通过真假难辨的舆论宣传，来针对袁世凯、赵秉钧及中央政府实施道德上的妖魔化，进而退出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挑起发动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
关于宋教仁之死，现在的人似乎已不太关心了。我前些日子看完《万象》那篇文章之后，曾经在微博里发了一个帖子，表示自己的震惊，令人尴尬的是，几乎无人回应。人们大概都在关心物价房价上涨、小三夺权之类的事了吧？实际上人们是应该回头关注一下此事的：民国之初，政体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搞民主宪政，搞共同执政，那些大佬们一个个战战兢兢、努力克制。孰料宋教仁事件发生，孙中山第一个起来“抄家伙”，于是大家都接二连三地“抄家伙”。此后大伙都不遵守规则，也坐不到一起来了。袁世凯死后，更是没有控制住局面的人了，树倒猢狲散，一蟹不如一蟹，军阀都动辄抄家伙，把政坛搞得如快活林流水席一般了。
复辟复不得
历史与文化一直有着关联，比如说中国人对历史的解读与理解：一是宁愿相信《三国演义》，不愿意相信《三国志》，认为历史非黑即白，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忠臣就是奸臣，把本来很清楚的历史，搞得如戏台上的故事，满台子不是黑脸就是白脸，两派阵营对垒，像小孩之间的过家家；二是认为历史就是政治和权谋，只有王公贵族有历史，平民百姓从未有历史；三是注重“纸上的胜利”，在现实输给你的，在纸上赢回来。历史故事化，故事传奇化，传奇戏剧化，直至最后成为一个三流的话本和戏剧，搞到最后分不清主题，也分不清事实，只剩下一个简单的恩怨情仇故事，左右着人们的简单思维。
比如说上世纪初，辛亥革命之后的船长袁世凯，驾驭着一艘大船在茫茫大海上行驶，船上坐着一帮大副二副三副，甲说往西边去，乙说往东边去，丙说往北面去，丁说往南边去。不仅政令不畅，地方财政也拒不上缴，各省的草头王们，一个个把口袋捂得紧紧。貌似威严的大总统，对此没一点办法。更让人揪心的还有边疆地区，因为“道统”不在，便生二心，都想着要脱离中央政府，自己当个草头王。船长无所适从，于是就想恢复帝制，以皇权为道统，重建中央权威——有一个国家象征的皇帝，你们得买账吧？当然，这个帝制，不是君主专制，而是君主立宪。可皇帝难找啊，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政治，最后一任是清朝，重新让满人当皇帝，汉人们显然不同意。老袁先是找到明朝朱皇帝仅存的血脉，可人家死活不愿意。老朱家的人一想起崇祯的下场，就心寒不已。老袁又找了老圣人的后代，老孔家的也不答应。皇帝找不到，君主立宪自然要泡汤，袁世凯一犯浑，就“挺身而出”了，结果还真是“下了地狱”，一下子让政敌们抓个现行。草民们哪晓得君主立宪和君主专制的区别呢，看袁世凯想当皇帝，天下要姓袁了，都跟着起哄，以为曹操来了袁绍来了。袁世凯浑身长满嘴巴也辩不清，又气又急，感染上尿毒症死了。人死了，就更是“铁板钉钉”了。结果袁世凯由红脸一下子变成“白鼻子”，后来人也不愿意深究其中因果，就跟着后面“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袁世凯一下子真成了白鼻子的“窃国大盗”。
袁世凯后面搞“复辟”的，是长江巡阅使张勋了。“大老粗”一向分为真傻与假傻，张勋就是一个真傻。张勋是个戏迷，思维也跟京剧一样简单，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忠就是忠、奸就是奸。张勋想做“忠臣”，一直自诩“猛张飞”再世，言语上行动上装扮上都不自觉地模仿三国时的张翼德。袁世凯死了，民国乱象丛生，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不和，段祺瑞一气之下去了天津。老段走了后，“皖系”的十三个省督不答应，纷纷宣布独立。总统黎元洪没奈何之下，只好请老资格的张勋来调和。张勋本来就对所谓的共和不满，带着五千辫子军来到京城后，一气之下要推翻“共和”，恢复帝制。张勋复辟的顾问是“德高望重”的康有为，康有为告诉张勋，皇帝还是得满人来做，不过得将“满清帝国”改为“中华帝国”，这样既尊重历史，又能让汉人接受。张勋没什么文化，既闹不清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的区别，也不懂“满清帝国”与“中华帝国”有什么不同，到北京后三下五除二，先是解散国会，后是迎来溥仪，自任内阁议政大臣兼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把“中华帝国”和“虚君立宪”的事忘得干干净净，结果诏书一下，仍然袭用大清年号，措辞也大失体统。以张勋的文化水平和知识结构，他哪里能控制得住局面呢？结果遗老遗少全出动了，把京城弄得乌烟瘴气，仿佛诈尸还魂、鬼蜮重现。知识界看不下去了，党派看不下去了，老百姓也看不下去了，在天津做寓公的段祺瑞也坐不住了，调集大批人马进攻北京，还把刚买来的飞机派上了用场，三枚炸弹从飞机上往紫禁城里一丢，溥仪就被赶下了台。“复辟”二字从此也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再也不敢抛头露面了。
“君主立宪”也好，“共和”也好，只不过是现代政治的制度和形式，实在谈不上孰劣孰优，得看宪法的条款和具体实施才是。是“虚君制”还是“共和制”是视文化传统所做的一种选择，不能说“虚君制”是“反动”的，“共和制”就一定是“进步”的。美国是共和“总统制”，法国是共和“内阁制”，英国、日本都是“君主立宪”制，你说美国和法国的社会制度比英国、日本的好？只不过制度这种东西，有操作上的延续性，既然选择了，就不能轻易地“翻烧饼”，一“翻烧饼”，成本太大，很容易引起社会动荡，导致千百万人头落地。中国二十世纪初是这样，当年的法国大革命也是这样。上世纪初中国“西方体制”的失败，还是对宪政政治理解的薄弱，以及专制和集权的惯性。一下子松了绑的中国人也不知自己要什么——想要立宪，又不愿意要满清皇帝；想要共和，又不愿意乱哄哄地选举；想要凝聚，又不愿意接受强权……除此之外，上世纪之初的中国，国际和各党派的势力太复杂，很多人很多国家心怀鬼胎唯恐天下不乱……这些乱七八糟的因素夹杂在一起，使得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宪政像一个早产儿，一会阳光一会雨的，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
“袁大头”就这样成了“冤大头”，“袁冤相报何时了”？谁让第一任中华共和国的总统姓“袁”呢？
小凤仙何以青史留名
在我看来，中国历史上最“八卦”的那一段时间，就算是晚清灭亡前到民国北洋那一阶段了。先是废除了科举，后来又政治大开放，不仅解除了党禁，还解除了报纸和出版禁令。很多处于转型阶段的文人没有了既定的追求后，郁郁不得志，一部分热衷于主义和思想，另一部分全在纸上“八卦”一气。那时候又没有相应的法律规章和新闻规章，编纂者或是利益驱动，或是党派指使，或是排遣私怨，或是唯恐天下不乱，根本不顾道德底线。这使得那一段历史现在看起来都是嘈杂乱象、真假难辨、不明所以，这也是我在写作《晚清有个袁世凯》以及北洋历史时遇到的最大问题。从这一点上说，袁世凯算是最倒霉的国家元首了，他所面对的直接攻击，可以说是历朝历代最多的。以致“袁大头”至今也无法立起身来，成为历史角度一个落落寡合的“冤大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