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铁卢的战事成了后代的审美对象。审美一旦开始，双方的人格魅力成了对比的主要坐标，胜败立即退居很次要的地位。即便是匹马夕阳、荒原独吼，也会笼罩着悲剧美。因此，拿破仑就有了超越威灵顿的巨大优势，正好是与胜败相反。
现在大家常常过于看重官场行政，其实千年历史告诉我们，经济大于行政，文化大于经济，自然大于文化。我们不管什么职业，都是自然之子。
我一直认为，给城市和村庄带来最大灾祸的，未必是土匪、窃贼和灾荒，而更有可能是告密、诬陷、造谣和起哄。
由于正反例子看得太多，我敢说这样一段话：宁肯容忍社会上存在一些流氓、贪官和窃贼，也绝不容忍全民性的告密、诬陷、造谣和起哄。
存灭之理，兴亡之道，常被大家误读了。
我们遇到了精神上的“房地产泡沫”，也就是很多人看起来房子很多，却缺少“精神居所”。富了，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获得安顿；穷了，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自我勉励。遇到了冲突，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获得排解；遇到了大难，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获得升华；伤害了别人，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作出自责；做错了大事，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铭刻羞耻……这些都是。如果在精神价值上一直缺少正面归向，一个民族的文化就会失去魂魄。
中国传统思想历来有分割两界的习惯性功能。一个混沌的人世间，利刃一划，或者成为圣、贤、忠、善、德、仁，或者成为奸、恶、邪、丑、逆、凶，前者举入天府，后者沦于地狱。有趣的是，这两者的转化又极为便利。白娘娘做妖做仙都非常容易，麻烦的是，她偏偏看到在天府与地狱之间，还有一块平实的大地，在妖魔和神仙之间，还有一种寻常的动物：人。她的全部灾难，便由此而生。
我的核心话语是：仁爱、理性、美。在我看来，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经济上的富裕、发达，只有符合了仁爱、理性和美，才算到达了文化境界和美学境界。
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里曾经渴求，何时才能让中国回到少年时代。什么是少年时代呢？少年时代就是天真未凿的时代，草莽混沌的时代。就像小学快毕业的孩子们一样，有着一番叽叽喳喳的无限可能。
远权，即与权力保持一定距离。此诫并非否定诸般权力，而是拒绝趋炎附势。
中国文人因千年科举，视仕途为唯一出路，故当年马嘎尔尼有言，此地仅一宗教，曰做官。如此历史皈向，形成弄权、争权、滥权、售权等社会恶习，而尤痛心者，乃沉淀为重重精神恶果。
权为民授，授以为民，辛劳而已。若众人皆来觊觎，必误置社会重心，错配心理资源，更使权力质变，而成掳民贪渎之器。反之，唯有较多醒悟之人能远而视之，冷而判之，或可使权力谨慎行事，安分守己。
拥权之人亦须远权。此言费解，却为至语。拥权本为险道，应尽力守住行权之外之九成平稳时日、巷陌行脚。踏青赏月，不可忘也；锅碟厨艺，不可拒也；官场沉浮，生之末也；权力得失，风中絮也。
阻颂，既不颂权贵，亦拒颂自己。此为训己之规，亦为劝人之则。
盛世无须颂，所需者为行吟、为哲思、为预警；常世不必颂，所需者为建言、为公评、为良策；衰世不可颂，所需者为痛谏、为疾呼、为鼎革。
或曰，得见胜业嘉行，颂之何妨？以余观之，褒之可也，扬之可也，奖之可也，却不宜颂。颂必排非，颂必提纯，颂必夸饰，颂必炫示，凡此种种，皆失理度。理度既失，迟早趋伪近劣，悔之晚矣。
考之个人，喜闻甘言，无可厚非。然甘有添加，易惑本味。惑之本味，即失百味。既失百味，即无识天道，乃人生之大憾也。
在统治者看来，中国人都不是个人，只是长在家族大树上的叶子，一片叶子看不顺眼了，证明从根上就不好，于是一棵大树连根拔掉。我看“株连”这两个字的原始含义就是这样来的。既然大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敢于面对风的吹拂、露的浸润、霜的飘洒，整个树林也便成了没有风声鸟声的死林。朝廷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片表面上看起来碧绿葱茏的死林，“株连”的目的正在这里。
中国文人长期处于一种多方依附状态，依附权势，依附教条，依附未经自身选择的观念，依附自欺欺人的造型，结果，最难保持尊严。
有的文人为了摆脱依附而远逃山泽，在无所谓尊严的冷僻角落寻找尊严，在意想不到的物质困境中失去尊严，结果，只在寂寞的诗文间呼唤着尊严。
科举像一面巨大的筛子，本想用力地颠簸几下，在一大堆颗粒间筛选良种，可是实在颠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筛的种子全给颠蔫了，颠坏了。而且，蔫在品德上，坏在人格上。
儒家的管理学，强调的是建立精神秩序，法家的管理学，强调的是建立权力秩序，而中国汉代以后的统治者，几乎都是儒法并用，左右逢源，这就比其他文明的统治者厉害了。对其他文明的统治者来说，管理精神秩序和管理权力秩序是两件事，主导者也是不一样的，当然分开来也有好处，那就是两边都比较纯粹，但毛病是它缺少弹性。
王者是精神强者，制定法度、判别是非、公正赏罚，并因为不偏不倚而使天下服众。因此，王者也就是王道、王法。
一种制度，倘若势必要以损害多方面的正常人情为代价，那么它就不会长久是一种良性的社会存在。终有一天，要么它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要么由健康发展的社会来战胜它，别无他途。同样，一批与正常人情相悖逆的人，哪怕是万人瞩目的成功者，也无以真正地自立历史，并面对后代。
从社会结构来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之间长时期组合成了一种极为稳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大一统的庞大帝国有效地阻止了地主向庄园贵族发展的趋势，而由儒生组成的官僚统治队伍又把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统一了起来，这样，整个社会结构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很难独立地进行带有较根本意义的革新，一切革新的尝试都会被整体社会结构中互相牵制的线络拉平，都会被这个极其稳定的社会结构的自身调节功能吞没掉。
对于新思想和新事物，要么将它们吞没、排除，要么让它们来冲垮整个社会结构，因为对于一个高度稳定、高度一体化的社会结构来说，容纳一种异己的事物将会给各个部分带来灾难，带来崩溃的信息。但要让一个组合周密、调节健全的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真正全面崩溃，又谈何容易，因此中国封建社会历来走着吞没和排除新思想、新事物的路途。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延续那么长时间，基本原因也在这里。
奸佞之徒，代不乏人，但像明朝的严嵩和魏忠贤那样在和平的日子里统治的时间那么久，执掌的权力那么大，网罗的羽翼那么多，却是空前强烈地反映了封建国家机器本身的腐败。
到明清时期，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固有弊病都已充分暴露，自我调节的机能虽然还在发挥，但显然迟缓得多了，因此这个时期奸臣的产生和恶性发展就比前期更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在与为害广泛的奸佞官僚进行斗争的时候，官僚集团中希冀维持正常封建统治秩序的士大夫和广大人民能够结成互相支援的精神联盟；在这种联盟中，士大夫们会因与人民利益突然有了勾连而更加理直气壮，而一时还不能完全理解自己斗争性质的人民则会在这些士大夫中间寻找政治寄托，两相融合，可以汇成一股在封建主义容许的标尺下达到最高极限的精神洪流。
二十世纪思想领域的成果之一是多数智者都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人类最大的敌人是人类本身。
最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有意的互相伤害。互相伤害也可能是无意的，但多数却是有意的，而已经变成了一种巨大的惯性，这就十分可怕。互相伤害一旦成为惯性也就成了一种生态氛围，人们即便暂时没有陷入伤害和被伤害的泥淖，也会产生莫名的恐惧和孤独感，沉淀成大大小小的精神疾病而集体自我扼杀。我们如果缩小视野来反观自身，那么匆匆一生存活至今，又有多少时间沉沦于互相伤害的境遇和心态之中！高智商的以高智商的方式互相伤害，低智商的以低智商的方式互相伤害，层层叠加，直到无可理喻，无以言表。一个人如果能够避开这一切，人生的质量将会有何等幅度的提高啊，而如果扩而大之，人人都能避开，人世间又将会变得多么可爱。因此，我认为通向人间天堂还是通向人间地狱的岔道口，分道的标记只有一个，那就是是否互相伤害。
不管是始发性攻击还是反应性攻击，都不是因为自己强大，而是害怕对方强大，不是因为自尊，而是因为自卑。
请看世间一切纷争，小到两个孩子打架，大到两个国家摩擦，哪一次不是大大地夸张对方的威胁性的？这种夸张，有的是刻意宣传，有的是自己相信，后者更可怕。凡是被威胁、被侮辱的一方起而反击总被人认为是正义的，因此互相伤害在自认为合理合法中升级了。双方都祭起善的名义，却合力做起了恶的游戏。在我看来，世间天生的、原生态的恶并不很多，更多的是由恶的游戏培植起来的“人造恶”。因此，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判定对方是恶，本身就是大恶。
当一个社会失却数字控制，那么，连行政也会渐渐变成仪式，连兵法也会渐渐靠近巫术，连学术也会渐渐走向写意。这一切都充满了原始诗情，却又掩盖了大量的黑暗。因此，当数字开始说话，现代理性也就代替了原始诗性。
残忍，对统治者来说，首先是一种恐吓，其次是一种快感。越到后来，恐吓的成分越少，而快感的成分则越多。这就变成了一种心理毒素，扫荡着人类的基本尊严。统治者以为这样便于统治，却从根本上摧残了中华文明的人性、人道基础。这个后果非常严重，直到已经废止酷刑的今天，还没有恢复过来。
世间太多不平事，有的国家，你永远需要仰望，而有的国家，你只能永远同情。
大一统的天下，再大也是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于是，忧耶乐耶，也是丹墀金銮的有限度延伸，大不到哪里去。
从本质上看，官方关注民意当然是好事。但是，“民意”如何取得？这是一个巨大的疑问。即使取得的方式比较科学，“民意”也三天一变，流荡不定。包括我们自己在内，一旦陷入号称“民意”的“群众广场”中，也都失去了证据分析、专业裁断、理性判别、辨伪鉴识的能力，因此只能在众声喧哗中“从众”，在群情激昂中“随群”。也就是说，这种“民意”中的我们，早已不是真正的我们。
在当代，这种“民意”极有可能成为一种由谣言点燃的爆发式起哄，一旦发酵于传媒网络，实质早已成为与实相真相、民众善意完全不同的另一番事端。传媒与口水构成一种“互哺互慰”的恶性循环，在山呼海啸中极易构成灾难。在历史上，那种与乡间流俗合污的伪善者，被称为“乡愿”。孔子把它说成是“德之贼者也”。在现代，我们见到的所谓“民意”，大半是“民粹”，也就是随意冒充民众的名义冲击理性底线的文人恶谑。
想起梁启超先生在八十余年前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历史可分为三个大段落：一是“中国之中国”，即从黄帝时代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完成了中国的自我认定；二是“亚洲之中国”，从秦到乾隆末年，即十八世纪结束，中国领悟了亚洲范围内的自己；三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可称“世界之中国”，由被动受辱为起点，渐渐知道了世界。梁启超先生的这种划分，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宏伟壮观，一扫中国传统史学的平庸思维，我很喜欢。
我们历史太长、权谋太深、兵法太多、黑箱太大、内幕太厚、口舌太贪、眼光太杂、预计太险，因此对一切都构思过度。
中国有一套完整的二十四史，过去曾被集中装在檀香木的专门书柜里，既气派又堂皇。这套卷帙浩繁的史书所记朝代不一，编撰人员不同，却有相同的体制。这个体制的设计者，就是司马迁。因此，我们可以把他看成是二十四史的总策划。
有了他这个起点，漫长的中国历史有了清晰而密集的脚印。这个全人类唯一没有被湮灭和中断的古文明，也有了雄辩的佐证。但是，我们在一次次为这种千年辉煌而欣慰的时候，会突然安静下来。像被秋天的凉水激了一下，我们清醒了，因为我们看到了远处那个总策划的身影。那是一个脸色苍白、身体衰弱的男人。
他以自己破残的生命，换来了一个民族完整的历史；他以自己难言的委屈，换来了千万民众宏伟的记忆；他以自己莫名的屈辱，换来了华夏文化无比的尊严。
司马迁让所有的中国人成了“历史中人”。
他使历朝历代所有的王侯将相、游侠商贾、文人墨客在做每一件大事的时候都会想到悬在他们身后的那支巨大史笔。他给了纷乱的历史一束稳定的有关正义的目光，使这种历史没有在一片嘈杂声中戛然中断。中华文明能够独独地延伸至今，可以潇洒地把千百年前的往事看成自家日历上的昨天和前天，都与他有关。司马迁交给每个中国人一份有形无形的“家谱”，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会成为彻底的不肖子孙。
历史，也可获得人生化的处理。把人类的早期称作人类的童年，把原始文明的发祥地称作人类文化的摇篮，开始可能只是一种比喻，但渐渐地，人们在其中看到了更深刻的意义。个体生命史是可以体察的，因此，一旦把历史作人生化处理，它也就变得生气勃勃，易于为人们所体察了。把历史看得如同人生，这在人生观和历史观两方面来说都是超逸的、艺术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