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还有一个好处，它的文化太强了，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不以政治取代文化的朝代。说唐朝，就很难以宫廷争斗掩盖李白、杜甫。而李白、杜甫，也很难被曲解成政治人物，就像屈原所蒙受的那样。即使是真正的政治人物，如颜真卿，主导了一系列响亮的政治行动，但人们对他的认知，仍然是书法家。鲁迅说，魏晋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这大致说得不错，只是有点夸张，因为没有“自立”的“自觉”，很难长久成立。唐代，就是一个文学自立的时代，并因自立而自觉。
一切生命体都会衰老，尤其是那些曾经有过强劲勃发的生命体，衰老得更加彻底。这正印证了中国古代哲学家所揭示的盛极必衰、至强至弱的道理，对我来说，并不觉得难以理解。但是，当我从书本来到实地，看到那些反复出现在历史书上的熟悉地名与现实景象的可怕分裂，看到那些虽然断残却依然雄伟的遗迹与当代荒凉的对照，心中还是惊恐莫名。人类，为什么曾经那么伟大却又会那么无奈？文明，为什么曾经那么辉煌却又会那么脆弱？历史，为什么曾经那么精致却又会那么简单？……面对这样的一系列大问题，我们的生命微若草芥。
法国思想家卢梭说：“我在静止不动时简直无法思考。”在他们这些人看来，思考是一种精神移位运动。或者说，是一种摆脱既定模式的流浪。
一个重大的思想流派，最后成果是它对民间社会的渗透程度。而对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流派来说，则要看它在民族集体心理中的沉淀状况。墨子和墨家，只是衰微在政治界和文化界，丢失在史官的笔墨间，而对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而论，却不是这样。中国民间许多公认的品质并不完全来自儒家，似乎更与墨家有关。例如——
一、“言必信，行必果”；
二、对朋友恪守情义，却又不沾染江湖气息；
三、对于危难中人，即使不是朋友，也愿意拔刀相助；
四、以最朴素、最实在的方式施行人间大道，不喜欢高谈阔论；
五、从不拒绝艰险困苦，甚至不惜赴汤蹈火。
……
请不要小看这些民间品质，它们虽然很少见诸朝廷庙廊、书斋文苑，却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脾性”，与田头巷陌、槐下童叟有关。与它们相比，那些书籍记述，反倒浅薄。
墨子不以亲疏为界，不以等级为阶，敞开胸怀兼爱他人，兼爱众生，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更新之道。在这方面，除了墨子，佛教也埋下了很好的种子。
由“兼爱”，必然会引致“非攻”，这里面有一种逻辑关系。墨子的“非攻”思想，是一种比儒家更彻底的和平主义。儒家说，不要去追杀败逃的敌人，他们逃跑时战车如果卡住了，我们还要上前帮忙抬一抬，这就是儒家的仁爱。但在墨家看来，战争本来就不应该发生，任何攻击性的行为都应该被否定，这就是墨家的“非攻”。
我对百家争鸣时代的热闹极其神往，就像永远牢记着小时候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在那样的时光中，每一个小伙伴都是一种笑声、一种奇迹。我们为什么总是要记住那几个后来“成功”的人？如果仅仅这样记忆，那是对少年时代的肢解。
我们可以永远为之骄傲的是，在那个遥远的古代，我们的祖先曾经享受过如此难能可贵的思想自由，创造出了开天辟地的思想成果。
我们暂且撇开内容不管，光在表述方式上，老子就展现了一种让人仰望的简约和神秘。在生活中，寡言和简言是别具魅力的，这对思想家来说更是这样。任何思想如果需要滔滔不绝地说，说明还处于论证阶段，而如果到了可以作结论的境界，就不会讲太多话了。而且，也没有什么表情了。
简约是一种结论境界，而且，老子要给予的又是对辽阔宇宙的结论，因此由简约走向宏伟。这种宏伟由于覆盖面大，因此又包含着大量未知，结果就走向神秘。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官一直做下去，孔子会怎样？按照能力，孔子应该能当上宰相，从而成为管仲、晏婴这样的人。但是这么一来，他就不再是孔子，中国历史上也就没有这个伟大的思想家了。所以，我赞成知识分子为理想而投入一定程度的实践体验，却又不主张被权力吸引，把官一直做下去。幸好，出于一些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孔子不得不离官而去。离开得好，从此他又回归了自己的文化本位。
孔子遇到的问题直到今天还存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为了把理想付诸实践，有不少人也会做官。但是，官场权力又最容易销蚀他们在精神层面上的使命，因此如有可能，仍然要退回到自身思考的独立性。究竟有多少人出而实践、退而思考？又在什么契口上完成这种转化？转化的结果是不是一定回到文化本位？……这些问题，永远存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利钝高下，也都与此有关。
桃花源，是对恶浊乱世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十分平静，默默地对峙着，一声不吭。待到实在耐不住的时候，中国人又开掘出一个水帘洞。这个洞口非同小可，大闹天宫的力量正在这儿孕育。
“别有洞天”，是中国人创造的一个成语。中国人重义轻利，较少痴想洞中财宝，更想以洞穴为径，走进一个栖息精神的天地。
杰出作家的长寿，与别人的长寿不一样。他们让逝去的时间留驻，让枯萎的时间返绿，让冷却的时间转暖。一个重要作家的离去，是一种已经泛化了的社会目光的关闭，也是一种已经被习惯了的情感方式的中断，这种失落不可挽回。我们不妨大胆设想一下：如果能让司马迁看到汉朝的崩溃，让曹雪芹看到辛亥革命，让鲁迅看到“文革”，将会产生多么激烈的思维碰撞！他们的反应，大家无法揣测，但他们的目光，大家都已熟悉。
巴金的重要，首先是他敏感地看了一个世纪。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发生多少让人不敢看又不能不看、看不懂又不必要懂、不相信又不得不信的事情啊。但人们深陷困惑的时候，突然会想起还有一些目光和头脑与自己同时存在。存在最久的，就是他，巴金。
巴金成功地在“深刻”和“普及”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让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封建、求新生、倡自由、争人道的思想启蒙，通过家庭纠纷和命运挣扎，变成了流行。流行了，又不媚俗，不降低，在精神上变成了一种能让当时很多年轻人“够得着”的正义，这就不容易了。
巴金的忧郁，当然可以找到出身原因、时代原因、气质原因，但更重要的不是这些。忧郁，透露着他对社会的审视，他对人群的疏离，他对理想和现实之间距离的伤感，他对未来的疑虑，他对人性的质问。忧郁，也透露着他对文学艺术的艰守，他对审美境界的渴求，他对精神巨匠的苦等和不得。总之，他的要求既不单一，也不具体，因此来什么也满足不了，既不会欢欣鼓舞、兴高采烈，也不会甜言蜜语、歌功颂德。他的心，永远是热的；但他的眼神，永远是冷静的，失望的。他天真，却不会受欺；他老辣，却不懂谋术。因此，他永远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剩下的，只有忧郁。
科举制度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也就是儒家经典被一个庞大的群体背诵了一千三百年。初一看，是儒家经典滋养了这么多年轻的生命，而实际上，更是年轻的生命滋养了儒家经典。年轻人背诵的目的当然是应试做官，但在宏观上所达到的却是儒家经典的一脉相承、万口相传。
科举制度的成功是依赖于它所设计的好几个别无选择。别无选择的儒学，别无选择的门径，别无选择的人生。当中华文明结束了别无选择的状态，科举制度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中国古代所尊奉的礼，是为了强化社会等级；现代社会的礼貌公德，是为了淡化社会等级。
中国的传统礼貌是仰视的，现代的礼貌是平视的。中国的传统礼貌是隆重的，现代的礼貌公德是随意的。中国的传统礼貌是减少自由的，现代的礼貌公德是阐释自由的。中国的传统礼貌是在公共空间的平地上搭建起一座座阶梯，现代的礼貌公德相反，把一座座阶梯拆卸成平坦的公共空间。
书架上成排成叠的书籍似乎在故意躲避，都在肆肆洋洋地讲述雄才大略、铁血狼烟、升沉权谋、理财门径。生存竞争，永远是生存竞争，却很少说到善良，似乎一说就会丢失现代，丢失深刻，丢失文化。
对此，我虽然不断呼吁，却显然毫无作用。现在只剩下了一声嘟哝：生存竞争、生存竞争，地球已经竞争得不适合生存……
现在，人类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面临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危险处境，一系列全球性法规的制定已不可拖延。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最终驱动的发展活力，以民主政治体制为理性基座的秩序控制，能否在全球范围内取得协调并一起面对危机？时至今日，各国热衷的仍然是自身的发展速度，掩盖了一系列潜在的全球性灾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北欧和德国的经济学家们提出的以人类尊严和社会公平来评价经济关系原则，令人感动。
我学着概括了他们在这里的一系列逻辑关系——
社会安全靠共同福利来实现；
共同福利靠经济发展来实现；
经济发展靠市场竞争来实现；
市场竞争靠正常秩序来实现；
正常秩序靠社会责任来实现；
社会责任靠公民义务来实现。
因此，财产必须体现于义务，自由必须体现于责任，这就是现代经济的文化伦理。
政治当然很重要，但是在我的排列中，经济高于政治，文化高于经济，宗教高于文化，自然高于宗教。
一切有关**的记忆，并不是一场偶然的噩梦。这是历史的产物、民族的产物，具有研究的普遍价值。要不然，这些古老的街道和坚固的房子，这个严肃的人种和智慧的群体，不会无缘无故地突然癫狂起来。
我认为，这是欧洲社会从近代走向现代的关口上一种撕裂性的精神绝望，这是社会各阶层失去原有价值坐标后的心理灾难。**把这种绝望和灾难，提炼成了集团性的恐怖行为。
我反复说明的一个道理，就是政治问题和美学问题之间的一般关系和终极关系。如果把这个道理放回到从前的历史中去，即便是当事人也未必明白。屈原不明白，他写的楚辞比他与楚怀王的关系重要；李白不明白，他写的唐诗比他成为李璘的幕僚重要；李清照不明白，她写的宋词比她追随流亡朝廷表明亡夫的政治态度重要。
连这些文化巨人自己都不知轻重，更不要说普通民众了。但是，我终究要告诉民众，他们有权利享受比政治口号更美的诗句，比政治争斗更美的赛事，比政治派别更美的友谊，比政治人物更美的容貌。
为什么在魏晋乱世，文人名士的生命会如此不值钱，思考的结果是：看似不值钱恰恰是因为太值钱。当时的文人名士，有很大一部分人承袭了春秋战国和秦汉以来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学思想，无论在实际的智能水平还是在广泛的社会声望上都能有力地辅佐各个政治集团。因此，争取他们，往往涉及政治集团的品位和成败；杀戮他们，则是因为确确实实地害怕他们，提防他们为其他政治集团效力。
盛唐之盛，首先盛在精神；大唐之大，首先大在心态。
平心而论，唐代的军队并不太强，在边界战争中打过很多败仗。唐代的疆域也不算太大，既比不过它之前的汉代，也比不过之后的元、明、清。因此，如果纯粹从军事、政治的角度来看，唐代有很多可指责之处。但是，一代代中国人都深深地喜欢上了唐代，远比那些由于穷兵黩武、排外保守而显得强硬的时代更喜欢。这一事实证明，广大民众固然不愿意国家衰落，却也不欣赏那种失去美好精神心态的国力和军力。
许多国际惩罚，理由也许是正义的，但到最后，惩罚的真正承受者却是一大群最无辜的人。你们最想惩罚的人，仍然拥有国际顶级的财富。
国际惩罚固然能够造成一国经济混乱，但对一个极权国家来说，这种混乱反而更能养肥一个以权谋私的阶层。你们以为长时间的极度贫困能滋长人民对政权的反抗情绪吗？错了，事实就在眼前，人们在缺少选择自由的时候，什么都能适应，包括适应贫困；贫困的直接后果不是反抗，而是尊严的失落，而失落尊严的群体，更能接受极权统治。
有人也知道惩罚的最终承受者是人民，却以为人民的痛苦对统治者是一种心理惩罚。这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推理。鞭打儿子可以使父亲难过，但这里的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并不是父亲和儿子，甚至也不是你们心目中的总统和选民。
英国也许因为温和渐进，容易被人批评为不深刻。但是，社会发展该做的事人家都做了，该跨的坎人家都跨了，该具备的观念也一一具备了，你还能说什么呢？
较少腥风血雨，较少声色俱厉，也较少德国式的深思高论，只一路随和，一路感觉，顺着经验走，绕着障碍走，怎么消耗少就怎么走，怎么发展快就怎么走——这种社会行为方式，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可圈可点的道路。
当然，英国这么做也需要条件，那就是必须有法国式的激情和德国式的高论在两旁时时提携，不断启发，否则确实难免流于浅薄和平庸。因此，简单地把英国、法国、德国裁割开了进行比较是不妥的，它们一直处于一种互异又互补的关系中，遥相呼应、暗送秋波、互通关节、各有侧重。在这个意义上看，欧洲本应一体，无法以邻为壑。
以往我们习惯于把战争分作正义和非正义两种，说起来很明快，其实事情要复杂得多。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是非分明的战争比较好办，第一次世界大战分起来就有一点麻烦了。如果分不清就说成是“狗咬狗”，那么多数古战场就成了一片狗吠，很少找得到人的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