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是支撑其整个价值信仰体系的基础所在，内在地规定着这个民族的价值判断与行为走向，指示着这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与文化理想。在孔子学说的影响下，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更和谐地共同生活了两千多年，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许多价值观念。
在孔子那里，他理想的政治样板是夏、商、周三代“圣王”之治，此即《礼运》篇孔子所描述的“大同”社会，他的思想体系正是围绕这一社会政治理想阐发的。中国历代士人都“宗师仲尼”，孔子的理想遂成为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
说到“大同”理想，人们还多数认为这是孔子的“假托”，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其实不然。《礼运》既见于《礼记》，又见于《孔子家语》。经过综合比较，我们发现《孔子家语》中的《礼运》篇更为可靠，人们对《礼运》篇严重存在着误解。孔子所说的应是他心目中三代“圣王”政治的实际，而不是所谓“五帝时期”，更不是什么“空想”。在《礼运》篇的描述中，孔子所提到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以及仁爱和谐等观念，内涵丰富，都有“统宗会元”的功能，就像“大同”概念以及“天下为公”等已经被后代赋予新的时代意义那样，这些观念是孔子儒学基本的观念，也是当今应该共同认可并且自觉遵循的价值取向。
一、孔子学说中有最基本的价值支撑
任何社会的进步都首先应该是观念的进步，而社会观念一定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没有民族文化的根基，就没有民族的立足点，就缺少民族的自立与自信，难以真正吸纳世界上其他的优秀文化成果。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应该比近代以来的任何时期都珍视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应该把孔子智慧作为和谐社会构建的基本文化支撑。
有人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拥有强大的哲学，才能建构强大的精神；只有哲学本体论上不谬，才能在精神和行为上不谬。小知而不能大决，小能而不能大成，囿于小知而不知大论，必极变而多私，必走向荒诞与种种非理性。”中华民族要真正强大起来，“就必须首先在精神上强大起来，在哲学本体论上站住脚跟，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然后才能与天地参，与万物化，建成强大昌盛的民族国家”[6]。孔子思想博大精深，它包含了先圣先王对天地之道、对人性人道的深刻思考，应该是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精神源泉。
要真正理解这一点，应该首先准确理解孔子的智慧，正确认识孔子的历史地位，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来龙去脉。价值观念、精神追求属于文化的范畴，包括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人生观、审美观的哲学文化是文化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方面，所以，对中国文化影响至大至巨的孔子儒家哲学便具有了非凡价值与意义。孔子与中国历史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无与伦比的位置，由此可见一斑。
认清孔子对他以前历史文化的继承，这一点十分重要！长期以来，由于疑古思潮的消极影响，仿佛孔子时代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初期，就像钱穆先生在所著《国史大纲》最前面曾经批评的那样，有人以为今人“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持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从而严重制约了中国学术文化的进步，阻碍了人们对古代文化面貌的认识。好在现在学术研究取得了重大进步，面对大批的早期地下材料，人们不再盲目疑古，而是力求正确地解读历史文献。在理解孔子思想时，人们也认识到孔子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他思想的形成有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或者说，孔子系统总结了他以前的中国文化，深刻反思了历史与现实，才使得孔子的学说具有了“集大成”的特征。
人类文明形成后，就有人思考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问题。数千年来，社会和谐问题一直是中国人的不懈追求。尧舜时期如此，三代更是这样。到西周时期，人文理念高涨，人们更加重视人文教化。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周公“制礼作乐”，从而奠定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基调。按照周初制礼时的指导思想，周初统治者一方面要继承前代，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国家管理制度；另一方面特别强调社会管理中人的因素。从现有材料看，西周的社会管理系统已经空前完备，他们把官僚机构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个部门。天官冢宰总管百官、朝廷以及国家大政，是王的直接辅佐；地官司徒主管教化以及分封土地、处理民事；春官宗伯主管祭祀鬼神和礼仪活动；夏官司马主管军队和战事；秋官司寇主管诉讼和刑罚；冬官司空主管手工业及其工匠。在这六个部门之下，各分设几十个属官，形成一个比较细密的管理体系。
西周时期的历史文化是孔子思想学说的基础。从社会管理的角度讲，整个周官系统都是为了追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社会政治与人际和谐方面，《周礼》就有许多具体的规定，例如，地官司徒“帅其属而掌邦教”，大司徒的职责之一是“施十有二教”。具体说来：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除了教民懂得敬、让、亲、和，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还对出现的种种问题做了周到的考虑，如地官司徒中有负责排解调和民众纠纷或有怨恨而相与仇恨的官员。这种官员称为“调人”，拥有一定的属员，掌理调解百姓之间的仇怨，有一套调解的原则。
对于《周礼》所反映的管理制度，前人论述已多。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以前对周代社会管理的水平估价严重不足，人们对《周礼》成书时代的后置便是最为具体的表现之一。实际上，《周礼》是我国先人追求社会和谐治理的思想成果，《周礼》不仅不像现在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成书很晚，而且在此之前，它已经过了上千年的历史积累，是周初思想家继承夏商以来的经验，从而斟酌损益、抉择去取的结果。[7]
周代礼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明的基石，就像周礼是“损益”夏、商之礼而来的那样，周礼对后世影响既深且远。孔子“述而不作”（《论语·述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继承先圣先王，形成了他的儒学思想体系，他的思想观念成为历代中国人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与普遍法则。孔子以后，中国历代都追求政治稳定，上下协同，因而也就不断调整制度，推陈出新，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旨都如周公所说，就是“用咸和万民”（《尚书·无逸》）。
二、孔子的“大同”思想与社会和谐
历代对和谐社会的追求，集中体现在孔子的“大同”社会政治理想上。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征战不断，在这样的岁月里，人们自然更加向往和谐与“大顺”（《孔子家语·礼运》），希望战争停息，邦国和平安宁。孔子认为，礼崩乐坏、政治失序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因此，他总结历史，反思现实，希望重整社会秩序，恢复古代圣王之治。他对于社会政治的最终追求或最高追求，就是《礼运》中他论说的“大同”境界。
有关孔子“大同”思想的记载见于《孔子家语》和《礼记》两书的《礼运》篇。以前，由于对《孔子家语》的记载心存怀疑，人们谈论孔子的政治理想时，往往依据《礼记》的文本。其实，我们认真研究后发现，《礼记》的记载经过汉人整理改编的痕迹非常明显，相比之下，《孔子家语》的记载更为真实可靠。
据《孔子家语》，孔子关于“大同”理想的表述为：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人。是以奸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谓之大同。
这里，孔子关于“大同”的论述，可以理解成他诠释或描述的一个理想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圣道”大行，天下为公，社会管理者唯贤是举，选才任能；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互相扶持；彼此没有争斗，各尽其力；社会上的每一个人生活都能够得到保障，而且物尽其用，人人各尽所能，盗贼不作，夜不闭户。
“天下为公”是社会公德的最高原则，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核心。在我国，倡导天下为公、公而去私的思想可谓源远流长。《尚书》说“以公灭私，民其允怀”；《黄帝经》说“公者明”，“无私者正”。先秦诸子也都重视公义，《老子》说“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墨子》提倡“举公义，辟私怨”；《荀子》说“公生明，偏生暗”，“公正无私”；《列子》则感叹“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先秦以后，历代倡导天下为公者自然也比比皆是。
孔子时代，天下无道，礼坏乐崩。他认为尧、舜、禹、汤、文、武时代是“有道”之世，人们以天下为公。在这里，“公”也可理解为“共”。“天下为公”是说人生活在共同的社会中，应该休戚与共，协同一致，有明确的“社会性”意识，所以孔子主张选任贤能，讲信修睦，扶危济困，互相关心，而不是各行其是，自私自利，甚至损人害人，弱肉强食，没有一体化发展观念。
很显然，没有人心的“公”，就没有这一切，人与人之间就不能相互扶持，就没有人人各得其所，就没有社会风气的井然有序。可以说，人人都希望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
但是，说到孔子的“大同”理想，人们还几乎一致认为这是孔子的“理想”而已，是一种“假托”，是“乌托邦式的空想”。但是，我们最新的研究结论却与此完全不同。孔子所说的“大同”社会，其实是他心目中三代“圣王”政治的实际，而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所谓“五帝时期”，更不是什么空想。我们还发现，长期以来，人们对该篇的疑而不信，乃是由于文献版本以及人们对其中关键字词的误读造成的。[8]经过反复的研究，我们坚信，再对该篇简单地进行排斥一定是失之简单的做法！
《礼运》篇是孔子与他的弟子子游对话的记录。如果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言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则当时子游不到十岁，由此，人们不能不置疑该篇记载的可靠性，对该篇的种种曲解也随之产生。其实，《孔子家语》明确记述子游“少孔子三十五岁”，只是由于人们对《孔子家语》的价值认识不清，而且《孔子家语》本身版本不一，致使这一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二者孰是孰非，经过认真分析比对，我们认为《史记》的记载是错误的。[9]
另外，《孔子家语·礼运》记孔子说：“昔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吾未之逮也，而有记焉。”其中“与”字十分关键。实际上，这里的“与”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连词，应该当动词讲，是“谓”“说的是”的意思。该字之训，清人王引之《经传释词》已经有说。前人也已经指出《礼运》此字应该从释为“谓”。[10]这句话应当译为：“大道实行的时代，说的是三代之英。”所谓“三代之英”，指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开国“圣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
作为儒学名篇，《礼记》与《孔子家语》中的《礼运》篇存在不少字词表述上的差异，恰恰就是这些差异，令人很直观地看到了彼此之间真实性的不同。经过认真比较过发现，《孔子家语》中的《礼运》篇更为真实可靠，明显要优于《礼记》的记载。[11]人们以后引用、使用《礼运》（自然也包括引用、使用其中的“大同”说）时，应该用《孔子家语》中的该篇。
原来，在该篇中，孔子并没有说到“三皇五帝”，也没有说到“小康”，那种以此来论证孔子主张回复到“原始共产主义”时代，认为孔子思想倒退的看法是不对的。孔子理想的“大同”社会乃是指夏、商、周三代“圣王”时期，并不是指一般所认为的所谓“三皇五帝时”。孔子所说“大道之行”的时代具体是指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时期，在孔子看来，三代“圣王”之后，就是“大道既隐”的时期。
孔子认为，“大同”是曾经存在的社会，它存在于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时期。孔子认为，这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社会状态。“大同”的“同”，郑玄注《礼记·礼运》曰：“同，犹和也，平也。”郑玄以“和”“平”释“同”非常正确，“大同”社会正是人类之间“和”的理想状态。据《论语·子路》记载，孔子还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此处的“同”是苟同、无原则地趋同，与“和”有别。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同”与“和”的矛盾，它只是说明“同”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