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大同理想是社会富足前提下的和谐，它与不少小国寡民的社会政治主张不同。先秦时期，诸子百家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例如，道家所主张的便是小国寡民的模式，《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农家代表人物许行的理想是“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尉缭子》记载兵家人物尉缭的主张是“使民无私”，认为“民无私则天下为一家，而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共饥其饥”；《墨子》记载墨家主张“各从事其所能”，“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吕氏春秋》则记载了杂家的均平主张，认为“公则天下平”。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是中国历代的追求，然而，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应当以物质财富对人们基本生活的满足为前提，而不能仅仅满足于片面的“公平”，只是共寒共饥不是真正的和谐。孔子的认识就是如此，他希望人们各尽其力，也希望“各从事其所能”，但他并不认同狭隘的“公平”，否则，“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就无从谈起。
孔子也曾经谈到“贫”与“寡”的问题。《论语·季氏》记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孔子相信，有封国、封地的人，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均平，注意安定。所谓“均”，当然不是数理意义上的平均，而是“公平”“均平”。因为均平就不觉得贫穷，和睦就不觉得人少，安定就没有什么危险。孔子所言，乃着眼于“有国有家者”，他们负有治理家国的责任，他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却未必肯定“寡”“贫”，相反，孔子其实是否定“寡”“贫”，他是以之作为参照来说明“不均”“不安”更为可怕。在孔子的论说逻辑中，“不均”与“不安”是互相联系的，“不均”往往会引发“不安”。孔子所说“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其中的“均平”是财产分配，要达到好的结局，一定要使各方处于“和”的状态，这样才能消弭动荡的根源。可见，“均平”原则其实是一个“和”的原则，以“均平”治国便是以“和”治国。
孔子的“大同”思想影响深远，不仅启示了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后来的“大同”思想也都源自孔子。如唐代有人说“心苟至公，人将大同”，明末的思想家则认为“天下非一家之私”，“天下”为“匹夫”所共有，从而提出“公天下”的主张。人们还把“天下为公”的道德理想凝聚成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个人道德要求，激励着后代中华民族无数的志士仁人。近代，面对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康有为撰写了《大同书》，提出建立“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世界，孙中山则说，他希望实现的“真正的三民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孔子的“大同”思想，追求的不是局部的和谐，而是整个社会的和谐，这一点十分重要。按照孔颖达《礼记·礼运》疏的解释：“‘是谓大同’者，率土皆然，故曰‘大同’。”孔子有家国天下的胸怀，由此，他的思想影响了无数的中国人。例如，晋代的陶渊明曾经虚构了一个世外桃源，他的《桃花源记》描述道：“林尽水源，便得一山……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是陶渊明理想中的和谐社会，其中既有孔子思想的影子，也有道家的思想因素。显然，这种超脱虽有对美好生活的超然向往，但更多地透露了人们被世事所累时的逃避与解脱。
为了政治理想的实现，历史上的仁人志士都在不断地努力着、思考着。宋代的李纲以“病牛”作比，他写道：“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愿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明代的吕坤则追求一个“清平世界”，《呻吟语》卷五《治道》记载了他的说法：“六合之内有一事一物相陵夺假借，而不各居其正位，不成清世界；有匹夫匹妇冤抑愤懑，而不得其分愿，不成平世界。”
但是，“众生皆饱”“清平世界”的到来是艰难的，直到近代，人们仍然在不断为这样的理想而奋斗。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提出“天国”理念，向往天下男子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姐妹，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希望天下人共耕天下之田，他们认为应当“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后来，康有为继承孔子的“大同”思想，提倡“世界大同”，主张在《礼记》中取出《礼运》篇，与《儒行》《大学》《中庸》合为“四记”，以代替宋儒的“四书”，作为儒家的基本典籍。再后来，孙中山也曾以“大同”理想作为自己的最高政治追求。
三、“大同”思想学说中的丰富内涵
依照《孔子家语·礼运》篇中孔子对“大同”社会的描述，结合前面的论说，我们可以思考其中丰富的思想内涵，发现其中包含着孔子与儒家的基本的、重要的学说主张。
（一）“天下为公”与公共意识
孔子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里的“公”内涵丰富，可以是国家、社会、大众，也可以是公理、公式、公制；有正直无私、为大家利益着想之意，也有公正、公心、大公无私之意。但首要的就是强调人们要有公共意识，遵守社会规范与社会公德。
人如何立身处世，怎样处理人与人、人与集体、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历代中国思想家、政治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孔子儒家思想学说的核心问题。包括孔子在内的早期儒家、历代学人都思考过“人心”与“道心”、“人情”与“人义”、“人欲”与“天理”的关系，论证过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关系。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应当遵守社会的规范，自觉遵守社会的公德，这是一个人的素养所在。正如孔子所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里仁》）所以，在孔子“天下为公”的表述中，以自觉的修养处理好各种关系，自觉遵守社会规则与社会规范，有较高的公共意识，才是孔子所说的“公”的主要内涵。
在社会与家庭生活中，每个人的角色都是复合的。在工作中都有下级与上级，具有“君”和“臣”的不同身份；在家庭中又有“父”与“子”等不同身份……每个人都处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的各种关系中，所以应该处理好这些基本关系。孔子说：“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达道。”又说：“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社会关系以“五达道”为主并延伸开来，处理好这些关系离不开“人义”的十个方面。所谓“天下为公”，就是社会的大同与和顺，就是处理好这些关系。
孔子所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见于《论语》的《颜渊》篇，该篇及随后的《子路》篇都围绕克己、修身以“正名”而逐步展开。正名，要求每个人都能“修己”“克己”“省身”，作为一个社会人，应当具有一定的素养与内涵。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他强调“为仁由己”，希望人们遵守礼法，“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许只有这样，为人之“义”的问题才能解决。
“天下为公”又与“正名”思想直接关联，或者说其中就自然包含着“正名”的思想。对社会国家的治理而言，“仁德”的实现关键在为政者，所以孔子的正名思想，首先强调“君君”，希望为政者率先垂范，做好自己，做出表率。当季康子问政时，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还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行为端正，则其德如风，君为善则民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