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正名”的主张是一贯的，如定公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各种人伦关系都是双向的，作为人伦关系中十分重要的一种，君臣双方也应各尽其职。为政之要在于“正名”，孔子的表述非常清楚。子路问孔子为政以何为先，孔子明确回答：“必也正名乎！”他论述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可见“正名”极其重要，它是为政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正其名，知其分，才能说话顺当合理，风清气正，取得较好的社会管理效果。对于为政者来说，要正名，必正己，这恰恰是对于“君”的正名的要求。
按照“正名”的要求，人“在其位”，必“谋其政”，应该勇于担当，按自己的角色定位尽力做好自己。孔子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自己的职责，自己的分内事，不可推卸责任，不能借与他人。孔子进一步解释道：“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所谓“名”，关涉极大，当事人应该心无旁骛，不能玩忽职守。既有其名，必负其责，这样才能人存政举，遵循礼义，取得成效。因此，春秋末期晋大夫史墨也说：“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
既然“天下为公”，大家共同工作、生活在一起，那么“正名”思想就自然包含一层意思，即不可逾越本分，胡乱作为。如果不集中心力，跨越领域与边界，就易造成混乱。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说“君子思不出其位”，意思正是如此。有人从消极的角度理解，认为这是推卸责任，是不思进取，恐怕背离了本来的精神。从礼的功能讲，它本来就是为了“定分止争”，合理的做法自然就是“安分守己”。做大事者要尽职尽责，心无旁骛，不可左顾右盼，患得患失；还要遵守礼法制度，不逾越职权，胡乱作为。历史上违权乱政的人不都是超越本分、邪念丛生的人吗？
作为社会的人，人当然不能只考虑个人，不能脑子里总是想一己之私利，应当考虑自己属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集体。有“公”的意识，才能做一个更好的“社会人”。从这样的意义上看，“公”是一个内涵极丰富的概念，是一个极重要的概念。
（二）“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在“天下为公”之后，孔子接着说“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是“天下为公”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值得特别申说的内容。
“选贤与能”与当今时代的所谓“民主趋势”正相吻合。“天下为公”之“公”的“公平”“公正”“公理”等意涵，与传统中国“礼”的观念相呼应。传统的“礼”，从本质上讲，就是孔子所说的：“礼也者，理也”（《礼记·仲尼燕居》），“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礼记·乐记》），“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物者也”（《礼记·礼器》）。
孔子在对“大同”理想的描述中，还说：“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人。”这些，也可包括在“公”之中。人有“公”心，才能不浪费，不私藏，货财尽其用，人人尽其力。
孙中山先生十分推崇“天下为公”，为孔子的学说注入了新的意义。中国共产党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执政理念，忠实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以，“公”既有民族特色与历史底蕴，还含有丰富的现代意义，并且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孔子说的“讲信修睦”内涵丰富。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他希望人们“言忠信”（《论语·卫灵公》），“信”恰是历代共同的观念。《说文解字》说：“信，诚也。”信，就是诚实、不欺，就是守信用，还是真实、不虚伪等。人与人之间需要“信”，古今相同。在传统的“五常”中，“信”正是其中之一。
（三）“立爱自亲始”的仁爱之道
孔子说：“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这些属于“仁”的范畴。最为紧要的是，孔子所说“人不独亲其亲”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亲亲”，没有“亲亲之爱”，哪里会有“不独亲其亲”？
社会上最不可或缺的是“爱”与“敬”，孔子还把“爱与敬”看成“政之本”（《孔子家语·大婚解》），很明显，儒家重视孝悌，认为孝悌是“为人之本”，也是因为社会生活不能没有“爱”与“敬”。那么，爱心如何培养？自然就是由“亲亲”到“不独亲其亲”的逻辑推演，就是将对父母的爱心放大开来。
在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后，大家惊喜地发现，楚地战国文字中的“仁”字，从身从仁，上下结构，原来古文的“仁”，其本意是修身、克己、反躬自省，这与曾子所说“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相应，与《中庸》所说的“成己，仁也”相应。原来，“仁”是以修己开始，然后推己及人。
孔子之“道”就是仁爱之道，仁爱之道第一义就是修己。在《论语·卫灵公》中，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按曾子的理解，孔子的一贯之道就是“忠恕”。朱熹《论语集注》解释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尽己”就是“修己”，“推己”就是将内在的修养外推，就是“推己及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修己以安人”正是孔子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
孔子说：“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孔子家语·哀公问政》）。孔子此言十分重要。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一个人具有仁德，最基本的表现就是“亲亲”，就是孝敬父母亲。有“亲亲”这个前提，才能“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进而“泛爱众”（《论语·学而》）。
儒家的“仁”作为一种道德范畴，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友爱、互助与同情等等，具备了“仁”的品质，才能仁爱正义，才能通情达理，为他人着想。“仁”是一个开始于“修己”的过程，是一个由“孝亲”而“仁民”进而“爱物”的逻辑推演过程。人修己的基本表现是“亲亲”，从最基本的“亲亲”之爱出发，然后推演爱心，完善人格，影响民众，改善人心，最终使社会“止于至善”（《礼记·大学》）。
（四）社会和谐，人心和顺
孔子说：“奸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阴谋诡计被遏制而不能施展，劫掠偷盗、叛逆犯上的事也不会发生，所以外出也不用关门闭户。看起来这并不是很高的要求，但却是千百年来人们的共同追求，这就是“和”，就是社会和谐、人心和顺。其实这也是孔子社会理想的落脚点。
所谓“和”，内涵丰富，含有相安、协调、和谐、平静、和平、祥和等意义。“和”包含有“和而不同”。《国语·郑语》中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和，可以处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集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适用于处理人自身与内心的关系，即“自身的和谐”。
中国人向来都以“和”为贵，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更和睦、更和平地”相处与生活，与“和”的价值追求密不可分。
在传统的“五常”观念中，有“义”，有“礼”，有“智”，一个“和”字，可以包“义”、统“礼”、含“智”。
其一，“和”与“义”。“义者，事之宜也。”事情应当这样做，我们按照该做的去做，就是“义”。事当为而为，就做到了“义”，就达到了“和”的要求。比如，孔子弟子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论语·学而》）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其中说的是“义”，而在深层，都是“义”与“和”的关系。
其二，“和”与“礼”。“和”是“礼”之“用”，是“礼”的追求与目标。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又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同上）。“礼”以节“和”，“和”离不开“礼”，离开“礼”的“和”是暂时的，它不符合儒家倡导的中道，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
其三，“和”与“智”。“和”是中和，《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社会不仅要稳定，更要发展。而发展以和谐为基础，更离不开智慧。孔子说：“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中”是时中，是一种极高的智慧。《中庸》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达至“和”的目标离不开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