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纲”下发到关东军各部队，部队长们对“要纲”的实质皆心领神会，认为这是关东军鼓励边境挑衅乃至大打的公开信号。
果然，“要纲”出台不到二十天，诺蒙坎便出事了。
燕子
诺蒙坎在蒙语中的意思是和平，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诺蒙坎的对峙并没有发展到剑拔弩张的程度。
在诺蒙坎巡逻的“满洲国”部队是兴安北警备军，这是一支由蒙古族士兵组成的伪军。不管内蒙古还是外蒙古，左右都是蒙古人，皆奉成吉思汗为老祖宗，所以当外蒙古边防军过河放牧时，北警备军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十分较真，可当贡布扎布换防上来，情况就不一样了。
贡布扎布只是个中尉骑兵连长，不过此君来头不小，乃是北警备军司令乌尔金中将的女婿。因为有这么一个背景和靠山，他一向目空一切，很把自己当个人物。
1939年5月4日，蒙古边防军的士兵照常赶着马群过来放牧，旁若无人的样子顿时把贡布扎布给惹火了：怎么没人拦着，闹钟、公鸡都下岗啦？
贡布扎布二话不说，下令朝正在过河的人马开枪。外蒙古兵措手不及，丢下马群扭头就跑，一名少尉军官和士兵被俘虏。
外蒙古边防军的指挥官一听大怒，当即率兵过河反击。骑兵们你冲过来，我冲过去，越冲越上火，这下成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1939年5月12日，北警备军向海拉尔的关东军特务机关报告，说战斗已上升到团规模，总计有七百名外蒙古骑兵过河袭击，并占领了边防哨所。
机关一调查，外蒙古骑兵的确再次过河，但并没有所称的七百人，不过才六十人左右。很明显，这是伪军在变着法请求“皇军”上场助阵。
对诺蒙坎事件的处理，海拉尔特务机关内部也存在分歧。有人建议：“诺蒙坎这个地方一向平静，又无任何军事价值，没有小题大做的必要……”
有没有必要，也不是咱们说了算，海拉尔特务机关长未予理会，他将警备军的报告整理后，直接送呈第二十三师团处理。
1939年5月13日，第二十三师团长小松原收到了报告，当时他正召集部下开会，会议的主旨就是研究贯彻关东军总部下发的“要纲”。列席会议的还有参谋本部的稻田正纯等人，他们在海拉尔是为了搜集对苏作战的情报，以便充实乙案内容。
看完报告，小松原等人皆喜出望外：说要落实上级精神，这不正用得上吗？
“要纲”上说，师团长可以自行划定国境线。小松原就把“满洲国”与外蒙古的疆界划在了哈拉哈河中线，以此作为标准，外蒙古军毫无疑问属于“侵入国境”，完全可以动用武力解决。
小松原即将派出的是搜索队。搜索队由骑兵和轻型坦克组成，相当于一个合成化的骑兵联队，此前搜索队曾在诺蒙坎进行过侦察，对地形比较熟悉。
小松原从搜索队拨出一部分骑兵，加上北警备军的一个骑兵团，总共集合了七百名骑兵，另外还配属了半个大队的日军步兵，从而组成搜索支队。为了保密，搜索支队于13日晚坐上汽车，悄悄地向诺蒙坎进发。
尽管知道上级一定会同意，小松原在部署完后还是做了汇报。
按照辻政信后来的记述，当关东军司令部接到小松原的紧急电报时，参谋们没人知道诺蒙坎的地名，他们瞪大眼睛，用放大镜才在边境附近找到了诺蒙坎。
诺蒙坎在地图上小到必须用放大镜去查，这或许是真的，但要说辻政信、服部这些人事前都不知道诺蒙坎，那基本上就是在欺骗外行了。
且不说辻政信曾亲自到诺蒙坎进行过详细考察，就说公开的新闻报道，日本报纸从1939年1月开始，便曾不止一次地对西部“满”蒙边境的纠纷进行过报道。关东军的幕僚，以辻政信为最，全跟工蚁似的勤劳，他们怎么可能一次都没查看过诺蒙坎在地图上的位置呢？
说不知道诺蒙坎，不过是欲盖弥彰，以便在事后做出一副比窦娥还冤的表情。
对小松原的出兵方案，关东军总部予以爽快批准，并立即决定调两个飞行战队、一百辆运输汽车归第二十三师团指挥和使用。那种慷慨和大气，直令小松原有热血沸腾之感，想到自己身在关东军，而不是那个窝囊到死的“朝鲜军”，真是太幸福了。
1939年5月15日，在经过一番准备之后，由队长东八百藏中佐指挥，搜索支队向外蒙古军发起了进攻。
外蒙古军确实有七百人的规模。海拉尔特务机关“六十人”的调查结果，来自飞行侦察。在关东军航空兵中，有一个水平排序，战斗机和轰炸机飞行员的素质最高，里面藏龙卧虎，包括许多王牌级别的飞行员。侦察机飞行员的素质则被认为最差，很多侦察情报都得大打折扣。
情报不准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外蒙古军在河东的驻军并不固定，时常会返回河西后方。日军侦察机飞行员没有经过反复核实，偶然两次看到一群只有六十人的苏蒙军，便以偏概全，匆匆忙忙地拿去交了差。
不过究竟是六十人，还是七百人，对东八百藏来说问题都不大。外蒙古军被搜索支队冲得阵脚大乱，让他们乱成一团的，除了人数仍然占有优势的日伪骑兵外，还有坦克和轰炸机。
坦克是搜索队的，不多，只有几辆，但足以把外蒙古军的骑兵撵得到处跑。轰炸机隶属关东军总部，它们呼啸而来，一口气甩下六十枚炸弹，把缺少防空武器的蒙古军炸得连头都抬不起来，马匹受惊后狂嘶乱叫，已完全没了阵形。
外蒙古军毫无意外地向河西溃逃，东八百藏把失而复得的哨所交到北警备军手上，便率领搜索支队撤回了海拉尔。
初战告捷，把个小松原爽到要死。他认为外蒙军已经被吓破了胆，事情可以告一段落，倒是关东军总部的兴奋点比较持久，仍然坚持把两个飞行战队交给小松原指挥，并要求加强对诺蒙坎的空中侦察和警戒。
果然，外蒙古军并没有就此收手的意思，搜索支队一走，他们再次进驻东岸。小松原觉得颇为疑惑：难道这帮外蒙古人不怕坦克和飞机了？
侦察机率先揭晓了答案。通过空中侦察，航空兵发现，河西的坦克、飞机和汽车越来越多，似乎外蒙古军在用这些装备向对手示威，而随后的种种迹象表明，还有另外一股强大力量加入其中。
1939年5月20日下午，四架日本战斗机在诺蒙坎上空巡逻，与外蒙古军的侦察机不期而遇，当即对侦察机展开围击。
侦察机本身防护能力薄弱，最终被击落，不过战斗过程还是显得有些惊心动魄，因为在侦察机旁边，还有一架护航的伊-16战斗机。
伊-16战斗机是苏联产品，俗名“燕子”，特点是速度快，类似战斗机。苏联曾作为军援卖给中国，到武汉会战前，中国空军的原有飞机基本被打光，真成了“空军”，就是靠购进“燕子”等苏制飞机才重新得以振作。
苏联能将飞机援助中国，自然更可以用来武装外蒙古军，可是从飞行员的表现来看，绝对不可能是外蒙古人：他的战斗动作极为熟练，摆脱日机攻击时十分利落，毫不拖泥带水。
只有苏军中的老飞行员才有这样的身手，这是一个苏军飞行员驾驶的苏联战斗机！
当天，北警备军在诺蒙坎俘获了一名苏军的卫生班长。这名班长证实，苏军确实已经介入战局，并在逐步增加兵力。
事情弄大了，但是第二十三师团从师团长到普通士兵，没人觉得害怕，他们反而有一种无比亢奋的感觉：这一天终于来了。
想要哪种名
处决加伦，把苏联的肃反推向了另一个高潮。在这场冷酷到底的运动中，包括加伦在内，苏军五大元帅中三位战术思想先进，且年富力强的元帅都已先后被杀。红军指挥官和政工人员有四万余人遭到逮捕，一万五千人被枪决，各大军区的现职司令员中，竟然只有一个人没有被捕。
可以这样说，肃反差不多“清”光了苏联红军的原有军官阶层，指挥系统因此瘫掉了一半，部队战斗力也急剧下降。
外蒙古的肃反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苏联政府的指使下，外蒙古军政官员被逮捕了一万多人，许多人遭到枪决。外交部副部长桑布刚刚还在满洲里会议上跟日本人争得面红耳赤，一回国就人头落地，让他的谈判对手瞠目结舌。
由于肃反的影响，外蒙古军民逐渐对扶植他们独立的苏联从亲近变为厌恶，外蒙古官兵也暗中转向崇拜自己的老祖宗——成吉思汗。那些才从军校毕业的青年军官，为了自保，表面上装作亲苏，实际与苏联军官们并不是一条心。
这样的内幕消息被一个接一个叛逃者带入“满洲国”，让关东军听了心花怒放。关东军各师团内部纷纷传说，苏军比张鼓峰时期还要不堪一击，关东军只消出动一个主力师团，就可以轻松拿下苏军的两个到三个步兵师。
类似的情绪也被传染给了基层官兵。在第二十三师团，几乎所有士兵都“热切盼望与苏军交手”。
现在，他们热切盼望的东西终于来了，有什么理由不开心，有什么理由不亢奋？
张鼓峰一役后，尽管第十九师团损兵折将，而且张鼓峰也丢了，但尾高和第十九师团却由此名扬军界，要不然尾高也不会那么快就升为军司令官，并离开原来那个无人问津的地方了。
想要哪种名，先表哪种情。小松原气宇轩昂，仿佛他也像尾高一样即将踏上成功的红地毯。
1939年5月21日，小松原决定派山县联队和搜索队一齐去诺蒙坎会会苏联老毛子。
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看过师团下发的敌情通报，认为使用整个联队都嫌浪费，带上一个主力大队，组成山县支队就够得不能再够了。看到山县如此气壮如牛，搜索队长东八百藏就像竞赛似的，也只带了骑兵和战车各一个中队，组成搜索支队随行。
小松原将作战计划上报关东军总部。得知苏军掺和了进来，关东军总部多少变得小心起来，植田司令官和一群幕僚研究了半天，向小松原提出，部队可以暂不出动，静待时机，等苏军逐渐失去防备，再进行突然袭击。
这条计策摆到小松原的案头时，作战程序已经启动。官兵们出去的时候一个个胸脯挺得老高，如果再喊他们回来，难免要疑神疑鬼，因此小松原并未撤销作战令，他让日军到诺蒙坎后，先别急着攻击，以便符合总部的偷袭意图。
当天晚上，第二十三师团卫生队接到命令，必须于第二天一早，随主力部队开赴诺蒙坎。之所以要提卫生队，是因为这里有一个我们以后需要时时提及的重要人物，他叫松本草平。
不是说松本对于战役本身有多么重要，而是他从头至尾参加了整个战役，并且在战后做了详尽记述，出了一本书。换句话说，他是诺蒙坎战役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松本毕业于九州医学专科学校，熬到三十多岁，终于开了一家自己的医院。作为一个有家有业的中等收入阶层，他当然不会像一般街头小混混儿那样热衷于喊打喊杀或浑水摸鱼。
这时陆军省发出了关于“全民总动员”的参军征召令。
第一次接触
中国的正面抗战对日军力量消耗极大，按照日本战史中已有所隐瞒的数字，日军仅在淞沪会战中的死伤就已接近十万，约合八个师团，这些死伤人员均为一线精锐师团里的老兵。以后虽然一次性伤亡再没有如此惨重，但到武汉会战结束，如果把历次战役中的伤亡加起来，也是一个让参谋本部坐立不安的数字。
一批死了，就得另一批上，“全民总动员”即缘于这一背景。松本的医院开业才不久，尚处于初创阶段，可是被“爱国”的宣传口号一鼓动，松本“一颗赤诚之心燃烧起来”，脑子一发热，立即报名加入了军医预备队。
几天以后松本才知道，附近报名的医生寥寥无几，加他一块儿，不过才四个人，而宣传上说“所有医生都有义务报名”，难道“所有医生”就只有四个？
都这个时候了，老实的还是老实，滑头的还是滑头。松本为此后悔不迭，有一种上当受骗后的失眠感觉。
松本被编入第二十三师团卫生队，并担任见习医官，随后便跟着师团前往海拉尔。因为是秘密行动，出发时连家属都不知道，这些人就匆匆地踏上了行程。
沿途“漫长而无聊”，师团官兵所乘坐的列车全挂着窗帘，基本与外界隔绝。士兵们只有趁带队军官疏忽之际，才能掀起窗帘偷偷地往外瞄上两眼。
当列车经过东北时，即便只能透过窗缝暗瞧，松本仍然被惊得目瞪口呆。车窗外，是一大片一大片一眼望不到头的高粱地，如此景观，在国土狭窄的日本难以看到。
其实好多年前，当石原莞尔第一次踏上东北土地时，他的那种惊异与激动，和松本别无二致，当然，除此之外，他的目光中还有更多属于强盗的贪婪。自此以后，就有了“九一八”，有了“七七”，军人们的欲望无穷无尽，且长江后浪推前浪，越来越难以遏制，连“老前辈”石原最后都落伍了。
可是强盗也不是那么好做的，还未到达目的地，松本就有了这种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