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本气候温暖，与东北完全不同，第二十三师团的官兵大多不甚耐寒，但他们开赴东北时，正值寒冬，到处冰天雪地。士兵们靠近窗户呼出的气，马上就会冻成白冰，松本在观看窗外时，都不敢把脸靠车窗太近，唯恐鼻子被冻到玻璃上拔不下来。
到了海拉尔更要命，当地晚间气温常常低于零下四十摄氏度，师团的医务室天天“门庭若市”，被冻伤或因寒冷引发其他疾病的伤号络绎不绝。
由于伤号太多，屋外又过于寒冷，第二十三师团不得不推迟野外训练计划，就在这一时期，松本有了与诺蒙坎的第一次接触。
别的部队怕冷可以窝在屋子里，只有搜索队不行，外出侦察是他们的本分，哪怕被冻成一条条僵尸也得出行。因为哨所报告蒙古军时常“越界”，小松原便临时从搜索队抽了二十多人，前去诺蒙坎进行侦察。
松本作为军医随行，那次侦察行动让他遭了大罪。
去的时候是拂晓时分。海拉尔至诺蒙坎一带，昼夜温差极大，一早一晚的气温都低于零下四十摄氏度。松本跟侦察兵们挤一块儿，乘的是顶上没篷子的大卡车，这时天上下着大雪，地上刮着寒风，简直是在受酷刑。没过一会儿，松本就感觉全身都被冻僵。
偏偏目的地还不是一会儿就能到。诺蒙坎除了哈拉哈河东岸那一块湿地外，植被非常稀少，抬眼望去，全是一座座绵延起伏的小沙丘。这些沙丘千篇一律，很难作为自然地标，行军时，要保持一个易于确定的参照物或不迷失方向，是件十分困难的事。
整整颠簸了三个多小时，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总算到了哈拉哈河附近。一些侦察兵拿着望远镜前去侦察，松本站在卡车上待命，可怜他已经被冻得迷迷糊糊，手脚麻木，连意识都有些模糊了。
那些侦察兵大概常年在外，挨冻受累惯了，竟然没有一个人叫苦。大家都不说，松本也不好意思再说受不了的话，他只好在卡车上一个劲跺脚，活动身体，同时不停地咀嚼冰糖，这才缓过劲来。
那是3月份的事。到了4月，第二十三师团真正开始进行野外训练，经过一个月的适应性训练和恢复，病号减少了三分之二，松本对严寒的承受能力，也比先前要好了许多，可是诺蒙坎仍让他心有余悸。
当进军诺蒙坎的动员令传到卫生队时，松本既紧张又不安，不知道这次诺蒙坎会给他什么苦头尝。
来者不善
1939年5月22日，卫生队一大早便尾随山县支队出发。这支随军卫生队由卫生兵、担架兵、辎重兵组成，临时队长就是松本本人。
早上的呼伦贝尔草原天气晴朗，气候宜人，似乎突然换了一副面孔，卫生队成员们因此心情轻松，路上笑声不断，犹如小学生郊游一样。
野战部队均由师团汽车队负责运送，而卫生队全是跟着运输马车步行，因此前后很快拉开距离。5月22日午后，搜索支队、山县支队率先到达了诺蒙坎。
按照小松原的要求，山县没有马上接战，而是一面隐蔽作战企图，一面进行地形和敌情的侦察。
在陆军按兵不动的同时，空战的锣梆已经提前敲响。继日军航空兵击落苏军侦察机后，双方战斗机面对面地展开了首次交锋。
当天，苏军出动了伊-16战斗机群，“燕子”们在诺蒙坎的上空比翼齐飞，日军应战的是九七式战斗机，代号Ki-27，简称九七战。
一场对攻下来，苏军落败，伊-16不是被击落，就是被击伤。意识到对手来者不善，苏军迅速将第二十二驱逐机团调到蒙古东面的图们机场，以与日军航空队相抗衡。
第二十二驱逐机团拥有二十八架伊-16和三十六架伊-15。伊-15俗称“黄莺”，这是一种老式的双翼机，但其优点是发动机功率很大，能在空中停留很长时间，理论上应该比“燕子”更适合空战。
可是理论只是理论，实战中，“黄莺”显得很是笨拙。在5月23日发生的新一轮空战中，苏军一个战斗机大队全军覆没。
通过空战和对地面机场的侦察，日军航空队发现了苏联空军的大幅度增兵趋向，并由此判断，当时苏联战机的数量已经超出日军。
关东军司令部真有个好婆婆的样，为了帮助第二十三师团取得制空权，植田第一时间便下令再增派一个飞行战队，在海拉尔组成第十二飞行团，其中第十战队为侦察和轻轰炸机战队，第十一、十二战队为战斗机战队。
5月24日，第十二飞行团长东荣治少将奉令从哈尔滨进驻海拉尔，对今后的空中作战进行统一指挥。
东荣治一到海拉尔，便着手建筑野战机场群，部署空、地勤部队，摆出了放手一搏的架势。5月24日这一天，日苏飞行员们再次在诺蒙坎的空中展开惊心动魄的大血拼。
苏联空军预定以战斗机大队的形式，组织“燕子”与“黄莺”联合作战。因伊-15飞行速度较慢，伊-16大队提前到达了集合空域，可是等了很长时间都不见伊-15大队的踪影。没有同伴联手，伊-16大队也少了底气，于是决定返航。
即便在返航途中，仍没有遇见一架伊-15，飞行员们又惊又疑。直到回到机场，一查询他们才知道，伊-15大队在前往集合的路上，已遭到日机攻击，所有战斗机一架不剩，全部被击落！
苏军遭遇到了参战以来最为惨痛的一次失败。其实他们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日本航空兵原先只在关内与苏联志愿空军交过手，但当时的战斗规模很小，也因此对苏联空军的实际作战水平并不掌握。大动干戈的诺蒙坎空战，迫使双方都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航空兵们这才感到苏联空军不好对付。
苏联空军的失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并不是败给对手，而是败给了自己。空军系统中展开的肃反，包括苏联空军主任、副主任、远东地区空军主任在内，苏联空军中四分之三的高级将领遭到清查，最早一批掌握先进空战思想和指挥能力的人被扫荡一空。
到诺蒙坎空战爆发时，只好由一名少将临时主管空军。由于调配无方，空军上层机构重复而臃肿，指挥体系混乱，很多有经验的老飞行员被分配给各级陆军使用，没有能迅速集中起来。直接在前线作战的多位年轻飞行员，他们受到的飞行训练质量很差，缺乏这种高强度空战应具备的飞行技术和战斗技能。
反观日方参战的第十一、十二战队，航空兵们均是通过“精兵主义”训练出来的老手，飞行时间多在一千小时以上，同时还具备较为丰富的作战经验。
第十一战队参加了许多较大规模的侵华战役，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长城抗战、七七事变，由此得以培养出一批以筱原弘道为代表的王牌飞行员。
筱原弘道的飞行和格斗技术熟练刁钻，在前两轮诺蒙坎空战中，他因一人击落九架伊-15而一举成名，是关东军直至日本陆军航空队的头号王牌。
第二十四战队的突出之处则是战队的指挥能力，其战队长原来供职于陆军航空本部，两个中队长也都是飞行教官出身，空中指挥游刃有余，特别善于抓住战机。伊-15大队还未到达集合空域，便遭到日机全歼，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双方在指挥能力和应变上的差距。
短短两天之内，两个战斗机大队先后覆没，给苏联空军造成了沉重打击，飞行员们的士气陷入低迷之中。
土豆坦克
5月24日，松本卫生队前往诺蒙坎的行程才进展到一半。
在被主力甩开后，已没人给卫生队带路或指引方向，他们只好硬着头皮，沿草原上留下的车轱辘印往前挪。
卫生兵不是野战兵，野外长途拉练并不是他们的强项。行军队伍中，笑声渐渐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人人脚上磨出的水疱，以及背包的压力。这个时候，松本倒宁愿坐在卡车上冻一冻，毕竟三个小时的熬煎总好过三天的折磨。
看到运输卡车从身边不停掠过，却不能捎上自己一段，卫生兵们牢骚满腹，有人忍耐不住，朝着卡车的背影破口大骂：“混账王八蛋！”
呼伦贝尔的气候开始慢慢显露出它的狰狞。中午气温超过三十摄氏度，士兵犹如在烈日下被烤人肉串，每个人都汗流浃背。卫生兵们所带的水壶摸上去滚烫，连壶里的水也跟烧开了差不多。可是到了晚上，气温还不到十摄氏度，大家又被冻到四肢僵直，早上起来便浑身酸痛，怎么爬也爬不起来。
一边是火焰，一边是冰窖，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难受的了。尤其是到最后两天，水壶已空空如也，士兵们一边走，一边朝着天大喘气，仿佛一群被冲到岸边脱离水面的鱼。
卫生队22日出发，26日才到达诺蒙坎，中间整整花了四天时间。在野外宿营地，他们意外发现了一条小河，众人也不管水能不能喝，就像牛一样趴在岸边，咕嘟咕嘟地把自己给灌了个饱。
松本感觉是小河挽救了他和整个卫生队，灌下肚子的水“从脑门顶一直甜到脚后跟”。
1939年5月26日，小松原师团长离开海拉尔，前往诺蒙坎进行检查。
这时关东军高级参谋辻政信已坐镇海拉尔。在小松原动身出发之前，辻政信亲自越境做了一次侦察，以避免再出现“六十人”那样的错误，回来后，他用肯定的语气告诉小松原，经过他的反复侦察，确定河东的苏蒙军只有四百人，而且没有什么重武器。
辻政信看得起中国兵，并不表明他就看得起苏联兵和外蒙古兵。他曾说过，假如持相同武器，日本兵排第一，中国兵排第二，苏联兵充其量位居第三。
按照辻政信的计算公式，日军只要派一个一百多人的中队，就能轻松搞定四百人的苏蒙军——老大打老三，那是十个指头捡田螺，十拿九稳的事。
听到这话，小松原更加信心满满，他派去打仗的可不止一个中队，如此说来，绝对干得过。
小松原到前线后，先是检查了备战情况，接着又听取了前敌总指挥山县联队队长的汇报。根据部队到达和准备的进程，山县把进攻时间确定在28日拂晓。
见已万事俱备，小松原当晚便放心地返回海拉尔。
1939年5月27日晨，日军继续向被作为集结地域的将军庙前进。这时的日本兵个个精神抖擞，就连向来“胆子小、皮儿薄”的卫生队都端出了“皇军之花”的架势，大家根本就不把苏蒙军放在眼里。
卫生队队长松本也是如此，但当部队到达将军庙时，一幅情景令他大为震撼。
墙壁上有一个大窟窿，能分辨出那是炮弹打出的贯穿洞。显然这颗炮弹不可能来自日军，而只会出自哈拉哈河对岸的苏军。松本到底没经历过真刀实枪，一看到窟窿，浑身忽然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日军有炮，苏军也有，而且可能更多更好……
5月27日对日军而言，原本是个值得庆祝的好日子。三十多年前的这一天，日本海军以少胜多，击败了庞大的俄国舰队，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奠定了基础。
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谁都这么想，可并不是次次都能做到。将军庙的这个窟窿给松本造成了不祥的预感，让他重新陷入恐慌和不安之中。
野战部队可不在乎区区一个窟窿。通过这些天来的地面和空中侦察，山县得知，在哈拉哈河东岸仅进驻了两百名蒙军，而诺蒙坎集结的日伪军达两千多人，十比一，进攻优势十分明显。
一提到进攻，山县跟张鼓峰的尾高有着一样的思维定式，那就是要实施迂回，其战术部署是：搜索支队负责从侧后进行迂回，以阻断苏蒙军向河西的退路，然后山县支队从正面推进，双方合围后对苏蒙军予以全歼。
松本见到个窟窿就吓得直抖，山县的前方却已经是胜利在望——教科书和作战条令上都说：“敌军只要后路被袭，马上就会全军崩溃。”
1939年5月27日午夜，东八百藏率搜索支队率先向东岸的川叉进发，前为骑兵中队，后为战车中队。
日本受国力和资源条件，特别是缺乏优质钢材的制约，所制造的坦克战车数量有限，每个主力师团只能配属一个战车中队。各师团都把战车中队当宝贝疙瘩，可是到了战场上，又总也解决不好步车协同的问题。
在日本陆军中，奉行的是“大步兵主义”，步兵让坦克围着他们转，坦克兵则反过来抱怨步兵进攻时跟不上，或跟上了也对坦克保护不力。由于战车中队和步兵联队怎么也拧不到一块儿，第二十三师团便索性把战车中队编进了搜索队。
战车中队共有十二辆坦克，其型号为94式，属于轻战车范畴，被称为“土豆坦克”。让它担任机械化的轻骑角色，倒也算适合，尤其在侵华战场上，由于中国军队的反装甲火力十分薄弱，土豆坦克曾得以大行其道，从最早的淞沪会战到当时的武汉会战，都能见到它耀武扬威的身影。在那种几乎无敌的情况下，日军内部为节约子弹，甚至禁止使用车载机枪，坦克兵只好探出炮塔，用所携带的骑枪进行射击。
根据第一次出击的经验，外蒙军似乎也没有什么反坦克装备，区区几辆坦克，便把外蒙军冲得稀里哗啦，现在战车中队倾巢出动，还不得把他们给吓得尿炕。
东八百藏也得到情报，说在前线发现了苏军坦克活动的迹象。面对苏军坦克，战车中队自然就没那么欢腾和不可一世了，但东八百藏对此并不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