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封信是研究所寄来的。我撕开信封，在里面找到了一张叠起的信纸。
汉森研究所
埃里克·阿格斯
1246号雇员
直接存款确认书
亲爱的阿格斯先生，我在此愉快地通知您，您已经通过了试用期，并转为正式员工。随函附上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作为对您辛勤工作的感谢。您的薪水也因此增加15%，即刻生效。欢迎来到汉森研究所。
我放下信纸，紧盯着它。我把头一句读了一遍又一遍。正式员工。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一部分的我高兴得想跳起来，或者打电话给某个人。这种时候通常该做什么？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根本没想过自己会成为正式员工。甚至在写了那篇论文以后也没想过。
我取出支票本，写了张500美元的支票，放进一个崭新的信封里，写上我姐姐的地址。
我欠她的不止这些。远远不止。光是医疗费用就不止了。
我考虑过打电话给她——只要按下手机的几个按钮就行。我想告诉她——想告诉别人。我想向别人诉说这一切：实验、动物园、论文。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举在面前，但我却没法按下按钮。
我明白，这样还不够。戒酒两个月。五百美元。这些还不够。
我又该怎么解释那篇论文呢？杰瑞米的话语仿佛仍在耳边：它意味着什么？
我没有拨号，而是关掉了手机。快了，我告诉自己。等我再戒酒一个月。等我能在电话里对她说，我正在做有价值的工作。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她。我折起信纸，塞进口袋。
直到这时，我才看向自己收到的另一封信。字迹潦草、看起来是匆忙写下的那一封。我看了看回信地址。那里写着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街道名。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但那里的署名是我非常熟悉的。
我撕开了信封。
里面只有一张信纸。
手写的信。只有一句话：
我们得谈谈。
——斯图亚特
我盯着它看了好一会儿。我很想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地址的。科研圈有时候真的很小。他也许是看到了关于我的实验的报道，也或许只是个巧合。或许我们从前的成果的余烬就像凤凰那样死灰复燃了，而他正在向我伸出橄榄枝。又或许他遇到了麻烦。
我们得谈谈。就这么一句话。
我揉皱了那张纸，丢进垃圾桶。
15.
随后的一个月里，我又收到了其他地方寄来的信，都是通过研究所的官方渠道送到我手上的。其中包括一位名叫罗宾斯的医学博士，他以措辞谨慎的信函表达了他对项目的兴趣。
信件变成了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属于一位律师，而且是为有钱人服务的那种。他的雇主罗宾斯替某家财团工作，后者希望一劳永逸地确认人类胎儿出现意识的确切时间，这关系到他们的既得利益。
汉森研究所多次回绝了他的要求，直到他的开价达到了七位数。
那天早上，杰瑞米找到正在更换咖啡滤纸的我，大概是因为他知道这时的我会放下防备。
“他希望你参与项目。”
“我没兴趣。”我说。
“罗宾斯明确说过要你。”
在那时候，他们已经交涉了一阵子了。
“那我就明确拒绝。”我把咖啡渣倒进过滤器，然后把那只塑料容器放回槽内，“我不想参与这种事，想炒我的话就炒吧。”
杰瑞米露出疲惫的笑容。“炒你？如果我炒了你，我的上司会炒了我的。然后他们会把你雇回来，或许还会给你加薪。说实话，他们没准会把我的职位给你。”
“我可干不好你的活儿。我上任后会第一时间把你雇回来，所以这样或许也还不错。”
咖啡机运转起来，棕色的液体滴入咖啡壶。杰瑞米从橱柜里拿出一只干净的马克杯。“也就是说，你确定自己不打算参与？”
“我确定。”我知道罗宾斯的提议是什么。我必须承认，他的提议确实有独到之处，能让测试应用在我从未考虑过的方面。但我一点也不想跟它扯上关系。
“那好吧，”他说，“我会转告他的。”但他显然没打算放弃。他给自己倒了杯热气腾腾的咖啡，然后靠向长桌。等他再次开口的时候，那种公事公办的口气消失了——现在他只是我的老友杰瑞米。“这个叫罗宾斯的家伙是个混蛋，你知道吧？”
“嗯，我知道。我在电视上见过他。”
“但这并不代表他是错的。”
“是啊，”我说，“这我也知道。”
汉森研究所为这次合作提供了技术员。我没有参与合同谈判，但汉森显然采取了相当巧妙的做法，保持着提供专业知识的中立身份，同时尽可能避免和测试带来的棘手后果扯上关系。这条钢丝可不好走。
萨提维克是项目的主要联络人，这项职责似乎带给了他相当大的压力。
某天上午，我在他的办公室找到了他。他朝着乱麻般的光纤弯下腰去，耸起瘦削的双肩，贴近他的双耳。他的额头用皮绳绑着一台兼具照明功能的微型摄影机。他旁边的纯平显示器展示着极近距离的画面：粗如桥梁吊索的电线，还有树干般的手指。
“准备工作的进展如何？”
他收回焊接工具，转身看向我，显示器上的画面也随之转动。“快到最终冒烟测试的时候了。”他说。
我看着自己在显示器上的脸，它那么庞大，又那么陌生。“冒烟测试？”
他把目光重新转回桥梁吊索。“通上电，然后祈祷自己不会看到烟。”
“你做好准备了？”
“盒子准备好了。我会准备好的。你呢？”
“这就是最棒的部分：我不需要做准备。”
“比你想象的更棒。”他说。显示器上，他的焊接工具伸向机械的深处。“这可是你的测试。你也许会成为名人的。”
“什么？为什么？”
“如果出什么状况的话，”他朝那台机械又凑近了些，“又或者一切顺利的话。”
“我不想当名人。”
萨提维克点点头，似乎在表示赞同。“我的朋友，你会淹死在那片浑水里的。”
“稍等一下。如果我想出名呢？”
他瞥了我一眼。“那样的话，结果肯定好不了。”
直言不讳的萨提维克。
我转身离开，不再打扰他的工作。
预计进行测试的几周前，我接到了那个意料之中的电话。是罗宾斯本人。手机贴着我的脸颊，触感冰凉。
“你无论如何都不会来吗？”
他的嗓音和我想象中不同。更柔和，更平易近人。我只听过他在电视上的发言——不是在讲道台上慷慨陈词，就是在有线电视节目里侃侃而谈。他的形象从医生转变为牧师，又转变成公众人物。但跟我通电话的这个罗宾斯不同，没那么咄咄逼人。
我花了片刻时间去揣摩电话线那端的那个人，然后才给出回答。
“是的，”我说，“我想我是不会来的。”
“噢，我们会非常遗憾的。”罗宾斯说，“考虑到你在项目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很希望你能亲自参与。我认为这对我们的事业大有助益。”
“我认为你们的事业缺了我也没关系。”
“如果问题在于酬劳，我可以向你保证——”
“问题不在酬劳。”
一阵沉默。“我懂了。”他说，“你是个大忙人，这点我很理解。但就个人而言，我还是想感谢你。”
“谢什么？”
“你做了一件伟大的事。你肯定也明白的。你的工作成果将会挽救众多生命。”
我沉默不语。这阵沉默化为了真空，某种想要将我拉扯过去的负压力。我在脑中勾勒他在电视上的形象：高个子，宽下巴。和逐渐衰老和发福的人不同，他属于那几种越长越耐看的类型之一。我想象着他把电话举到耳边。我很想知道，他此时是独自坐在办公室里，还是被人包围在中央。整整一队律师，留意着我说出的每一个字。他等待着我的回答，而当我再次开口的时候，大把的时间已然消逝。我们都明白，这已经是另一场对话了。
“你是从哪儿找来那些孕妇的？”我问。
“她们是坚定的志愿者，每个都是。她们的确是些特别的女子，认为参与这项重要任务是她们的使命。”
“可你是在哪儿找到她们的？”
“我们是个大型教会，成员来自全国各地，所以我们能找到好几位处于不同孕期的志愿者——虽然我认为只需要其中一位，就能证明母亲腹中的孩子是在何时被赋予灵魂的。那位母亲刚刚怀孕几星期。我们甚至还回绝了一部分志愿者。”
赋予灵魂。在媒体报道里，他用的也是这个词。我焦躁起来。“你为什么能肯定测试的目的就是检验灵魂？”
“阿格斯先生，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区别还能是什么呢？如果不是灵魂，那又是什么呢？”
就在我苦苦思索答案的时候，他继续说道：“你愿意的话，大可以称其为精魂，或者别的什么名字，但你的测试得出的结果是毫无疑问的。正是它让我们如此独特。而这个世界上的宗教早已将它的存在告知了我们。”
我小心翼翼地说出了随后那句话。“你能放心让她们承担风险吗？我是指那些孕妇。”
“我们有一整个医生团队负责照顾她们，医学专家们也断定测试过程不会比羊膜穿刺术的风险更大。插入羊水的二极管也不会比缝衣针更粗。”
“听起来你们已经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我们做好了所有的预防措施。”
“但有一点我始终不明白……胚胎的眼睛是闭着的。”
“我倾向于用‘孩子’这个词。”
我想起了自己初次听到萨提维克开口的时候，对他的印象的转变。我从电话里的嗓音中也听出了那种转变。他话语的温度稍稍起了变化。对电话线彼端的那个人来说，我变成了截然不同的存在。
“婴儿的眼皮是很薄的，”他续道，“而二极管非常明亮。我们毫不怀疑他们能感觉到。然后我们只要为波函数坍缩加个注解，就终于有了能够改写法律的证据，去阻止肆虐这片土地的堕胎瘟疫了。”
我把手机面朝下放在书桌上。我看着它。堕胎瘟疫。
科学界也有像他这样的人——觉得自己能解答一切的人。在我看来，无论是武断地肯定或否定某件事，都是非常危险的。我重新拿起电话。它似乎比几分钟之前重了很多。“就这么简单？”
“当然。人类的生命是在何时成为生命的？这千百年来都是人们争论的话题，不是吗？”
我保持沉默。
他续道：“在公正的社会里，权利的生死交替是所有人都赞同的法则。但生命究竟是在何处开始的？是从何时开始的？这个问题一直都没有答案。现在我们终于能证明堕胎即是谋杀了，谁能否认这一点呢？”
“我想恐怕会有不少。”
“噢，但你看，现在科学站在我们这边。一切都会因此改变。我们拥有同样的奇迹。只属于人类的意识。我能感觉到，你不怎么喜欢我。”
“还好吧。不过有句古话说得好：‘永远别相信只读过一本书的人。’”
“只要选择正确，就算只有一本书，也能满足一个人全部的需求。”
“但这就是问题所在，不是吗？每个人都觉得他们的书才是正确的。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准备做的那件事可能是错误的？”
“你什么意思？”
“如果波函数坍缩直到第九个月才发生呢？如果直到婴儿诞生的神奇时刻才发生呢？那个时候，你会改变想法吗？”
“不会发生这种事的。”
“你很有信心。”
“是的。”
“也许吧，”我说，“也许你是对的。至于孰对孰错，我猜我们很快就会弄清楚了。”
第二部分
所有伟大的真理，起初都被人视为异端邪说。
——乔治·萧伯纳
16.
在我小时候，我父亲喜欢做两件事：航海和喝酒。他在大学遇见了我母亲，当时他们都是三年级生，而且一贫如洗。她那时的专业是化学，他是经济学。他们相遇的故事在我们家中传为美谈。
“经济的基础是基因。”在大学图书馆外的公园里，当她终于肯屈尊跟他搭话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注意到了她手里那本书封面上的螺旋图案。
后来，她说起了他求婚的那天，当时他们大四。他们在海滩上散步，远处有条白色的帆船搁浅在岸边，仿佛一条上了岸的鲸鱼。他们盯着它看了一个钟头，然后我父亲对她说：“总有一天，我也会有那样的船。”他还不如说自己总有一天会当上总统，或者宇航员。
我父亲毕业了，就在我母亲在专业间换来换去的时候，他去了愿意雇用他、而且规模最大的那家公司。世界就像一台机器，你投入时间，它就会吐出金钱。他很擅长这份工作，很快就有了车子和房子，外加一对儿女。我母亲后来经常谈起那段岁月，就像学者在谈论失落的黄金年代。细节并不属实，但整体却是实情。因为没有哪个黄金年代是真正美好的。但对我母亲而言，真相永远是抽象画。只是画布上的彩色图案，是看不出规律的乱涂乱画。
但也许这就是真相：它已经足够美好了。
他第一次带我出海的时候，我七岁大。我父亲的船是一条三十六英尺长的帆船，由卡塔丽娜游艇公司[13]生产。它的名字是“赛艇玛丽号”，是一条中型载客用船，配备有四百平方英尺的船帆。他当时为雇主赚到了上百万的利润，因此得到了奖金、升职和合伙人身份。我始终不理解这些东西。我只知道，我父亲很擅长他做的工作。不知为何，他在这方面特别有天分。
七天的时间里，赛艇玛丽号成了我们的整个世界。我们沿着遍布岩石的海岸航行，船上只有我们两人。风从南方吹来，船身摇晃着破开海浪，船帆像经幡那样猎猎作响。在航海的第一天，我们始终没让海岸离开视野。到了晚上，我们拿出望远镜，看着在黑暗中闪闪发亮的城市灯火。
到了第二天，我父亲在海水的飞沫中放声欢呼，而我用安全带固定住自己，看着浪花在船壳上消散成无数闪亮的水珠。他抱着舵轮，衣服被海水浸得湿透。他用一条腿抵住驾驶室的侧面，在起伏的帆船上稳住身体。我们吃了用吊锅煮的汤，冰凉的海水不时流过右舷的窗户。我坐在安全的座位上，看着如鱼得水的父亲。
他那时就几乎天天喝酒，但大海对他来说是一剂良方。只要船上有人，他就不会在出海后喝酒。“太危险了。”他会这么说。因为就连他也明白，大海是不容轻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