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提维克想了想。“是啊，”他说，“只不过我没提到‘得’那部分。”
在研究所的第五周，我找到了从多森特公司运来的那个箱子。
起因是货运管理部门自动发送的电子邮件，他们说那里有几箱我可能感兴趣的货物。有几个贴着“物理学”标签的板条箱正放在装卸区。
我在比较远的那个装卸区找到了那些箱子，它们挤成一团，仿佛是在取暖。四个大小不一的木箱。我拿出撬棒，接连打开。其中三个箱子里只有砝码、天平和玻璃器皿。但第四个箱子不同。它更大也更重。
里面会有什么呢？我自言自语着。我吹去箱子上的灰尘，撬开盖子。撬棍从我手中滑落，叮当一声摔在地板上。我盯着第四个箱子里的东西，看了很久。
我花了一分钟时间来说服自己：它恐怕就是我以为的那个东西。
我迅速合上箱盖，钉好钉子，然后来到货运管理部的电脑前。在书面记录上，这件货物最早来自纽约的一家名叫“英格拉尔”的公司。然后多森特收购了英格拉尔，现在汉森又收购了多森特。这只箱子始终辗转于那些公司的储藏室里，无人问津。它在英格拉尔之前的所有者就无从得知了。这只箱子恐怕在十年前就封上了。或许更久。它原本的出处早已失落在过往的岁月中。
我按下货物编号旁边的“物件接收”按钮，然后在下方的空白处输入了名字。我的手指在键盘上方犹豫了片刻，然后按下了回车。
这么一来，那个箱子就是我的了。
我找来一辆手推车，费了番力气将板条箱推到屋外，穿过停车场前往主办公楼，然后坐货梯来到二楼。那只箱子占据了我的大半个办公室。那天晚些时候，我去了附属大楼里寻找实验场所。察看了北大楼一楼的几个备选以后，我敲定了二楼靠后的一个房间，271室。那个房间中等大小，没有窗户，墙上也毫无装饰。唯一的特别之处，就只有在某次严重的实验失误中损坏，显得比别处颜色更深的那块地砖。我在文件上签了字，拿到了崭新的钥匙卡。
而在同一天，我正在白板上写字的时候，萨提维克走进了我的办公室。“这是什么？”
“这，”我说着，指了指白板，“就是我的研究项目。”
只是轻轻一擦，从前那条未完成的公式就消失无踪。我尽可能做了简化，但新的图表仍旧占据了白板的绝大部分。
萨提维克眯起眼睛，审视着我潦草的字体。“你现在有研究项目了？”
“对。”
“祝贺你！”他笑逐颜开。他抓住我的手，握了握。“这可真是件大好事！”
“道贺就先省省吧，”我告诉他，“别太心急。”
“这是什么？”他又看向白板。
“你听说过费曼双缝实验吗？”我问他。
“物理学？那不是我的领域，但我听过杨氏双缝试验。”
“那是一回事，只不过费曼把光换成了电子束。”我拍了拍那只仍然放在手推车上的箱子，“然后再添上一台探测器。探测器就在这只箱子里，外加一把热离子枪。”
萨提维克看看那只箱子。“枪？”
“热离子枪。能发射电子的枪。有人用这些东西再现过双缝实验。”
“你打算用这把枪？”
我点点头。“费曼声称量子力学中的所有情况都可以用一句话解释：‘还记得双缝实验吗？跟那个是一回事。’”我拍拍箱子，“他说的就是这东西。”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
“我想亲眼确认费曼见到的景象。”
6.
东海岸的秋天来得很快。屋外会悄然变成另一番景色：树木呈现出光谱的每一种色彩，而风也仿佛长着尖牙。在搬家和去特殊学校念书前的某个秋天，我曾在祖父母屋后的那片林子里露营过一夜。我躺在高大的野草之间，看着在我视野中飞过的树叶。
在爬树的时候，有时你会突然明白，自己不该再爬得更高了。你会选择自己攀爬的枝条，就像选择人生的道路。
当我走进停车场的时候，正是那股气息——秋日的气息——让这些记忆席卷而回，占据了我的头脑。乔伊站在车道旁，等待着计程车。
狂风呼啸，让树木翩翩起舞。她转过衣领以抵御寒风，全然不知周围的秋日美景。住在新英格兰[7]，却看不到红叶。有那么一瞬间，我真为她感到惋惜。
我坐进自己租来的车。大门口没有计程车经过，蜿蜒的车道上也没有计程车的影子。我倒车出来，转入车道。我正准备就这么开走，但在最后一刻转动方向盘，停在回车道上。
我摇下车窗。“接你的车来不了了吗？”
“我也不知道，”她说，“也许吧。”
“需要我送你回家么？”
“我不想麻烦你。”她顿了顿，又说，“你不介意？”
“一点也不。”
我拉动把手，车门开了。她上了车。“谢谢你。”她说，“抱歉，路可能有点远。”
“没关系。反正我也没什么事要忙。”
“出门左转。”她说。
说实话，能派上用场的感觉很好。这让我久违地觉得自己像个普通人。我的大部分人生都像脱缰的野马，但至少我能做到这件事：送需要搭车的人回家。她用车站为我指示方向。她从来不说街名，但她会计算经过的路口数量，指示我走上高速公路，就像盲人在为另一个盲人指路。景物从两旁不断掠过。
波士顿，一座没有忘却自我的城市，一座超脱于岁月的城市。它既有摇摇欲坠的砖房，也有时髦的混凝土房，还有红衣军[8]入侵前就已存在的路名。在这些混乱的街道上蜿蜒前行，你会觉得随时都有迷路的危险。而在城区之外，到处都是石头，以及树木：柔软的松树，以及色彩斑斓的落叶树。我在脑海中看到了一张地图：探入大西洋的科德角。海角的位置恰好为波士顿挡住了风浪，仿佛是刻意设计成这样的。如果说并非人类所为，那就是上帝的手笔了。上帝希望波士顿所在的位置能建起一座城市。
我很清楚，这里的房价高得毫无理由。这片土地简直是在藐视农耕。稍微刨一下土，就会有石头飞出来砸中你。人们在屋子周围建起石墙，只是为了有地方处理那些石头。
我在她公寓楼下的小停车场停下了车。我送她到了家门口，就像在约会那样。我站在她身边，发现她只比我矮几英寸，又高又瘦。我们站在她的家门口，她茫然的蓝色双眼先是聚焦于远处的某个点，最后看向我。有那么一瞬间，我敢发誓她看到我了。
然后她的目光越过我的肩头，再次聚焦在只有她能看到的某处远景上。
“我现在租房子住。”她说，“等我的试用期结束以后，也许我会就近买一套公寓房。”
“没想到你也还在试用期。”
“实际上，我比你入职还要晚一星期。”
“噢，这么说我的资格比较老。谢谢你告诉我。”
她笑了。“我希望试用期结束后会被留用。”
“我相信你会的。”
“也许吧，”她说，“至少我的研究成本不高。我在来之前买了套声学软件，所以现在他们雇用我，为的只是我和我的耳朵而已。我就是个小额投资项目。我能请你进去喝杯咖啡么？”
“我该走了，下次吧。”
“我懂了，”她伸出手，“那就下次吧。谢谢你送我。”
我正打算转身离开，她的话让我的动作停下了。“要知道，我听他们说起过你。”
我转过身。“谁？”
“管理部门的人。作为盲人总会遇到些怪事。有时候，别人会觉得你连耳朵都是聋的。也可能成为盲人的同时，你也会变成隐形人。你也觉得我是隐形人吗？”
她的问题让我猝不及防。她的措辞似乎别有所指。她的笑容带着狡黠。“不觉得。”我说。她知不知道自己很漂亮？她肯定知道。
“大多数人都很健谈，”她说，“但我从小就不喜欢说话。杰瑞米说你很有才华。”
“他这么说过？”
“在你离开以前，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好。”
她抬起一只手，抚上我的脸颊。“为什么有才华的人总是过得乱糟糟的？”
我的皮肤能感觉到她手的冰凉。我已经有很久没被人碰触过了。
“你一定要当心。”她说，“有些早上，我能闻到你身上的酒精味。如果我能闻到，那么别人也能。”
“我没事的。”我说。
“不，”她摇摇头，“不知为什么，我不觉得你没事。”
7.
萨提维克站在白板前，看着我画出的示意图。
他沉默地看着我潦草的笔迹。在此期间，他将手伸到耳边，扯着耳垂。我不想催促他。我对他毫不掩饰的观点很感兴趣。
“好吧，这是什么？”最后，他问。时间已经很晚了，很多研究员都下班回家了。
“光的波粒二象性。”我说。
我花了大半天的时间去画这张示意图，以及确认头脑中的清单。一部分原因是想克服惰性，让自己真正着手去做。另一部分理由，或许就是设法让自己重新相信这一切。你能对某件事半信半疑吗？不，这么说不太对。这可是量子力学。更好的问法是：你能对某件事既信又不信吗？
萨提维克走得离白板近了些。
“波粒二象性。”他压低声音，缓缓地说。然后他转头看着我，手指着图表，问：“这些线又是什么？”
“这是光波，”我说，“发射出的光子流会穿过这两条相邻的狭缝，形成的两道光波会在磷光屏幕上投射出影像。光波的频率会以设定好的规律互相干涉，让磷光屏幕上出现特征明显的图案。”我指了指那幅示意图，“你明白了吗？”
“我想是的。光子表现出了波的特性。”
“但还有一种方法，能让实验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截然不同的图案。如果你在两条狭缝边各放一台探测器，”我在那张示意图的下方画起了另一张图，“一切就都变了。探测器就位以后，某种转变就会由可能性变成事实——当你看到图案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光子枪和磷光屏幕间的某处，光不再呈现出波的特性，而是仿佛一连串的粒子。”
我续道：“所以你在磷光屏幕上看到不再是干涉条纹，而是两团完全分开的磷光——粒子径直穿过了狭缝，与荧光屏接触，没有对彼此产生任何影响。”
“用的也是同一把枪？”
“对，同一把光子枪。同样的两条狭缝。但结果截然不同。”
“我现在想起来了。”萨提维克说，“我记得在研究生院的时候学过这个。”
“我在研究生院教过这个实验。包括那些盖然论方面的暗示。然后我会观察学生们的脸。我是说明白其中意义的那些人。我能从他们的表情中看出痛苦——觉得难以置信，又不得不去相信时的痛苦。”
“但这个实验早就出名了。你现在打算重现它？”
“对。”
“为什么？这个实验已经重现过很多次了，没有哪家学术刊物还愿意发表这个。”
“我知道。我读过研究这种现象的论文；我在课堂上讲解过相关的细节；我从数学角度能够理解。见鬼，我早期在QSR领域的研究也大都是以这个实验推导出的假说为基础的。量子力学的一切都以它为基础，但我从未亲眼目睹过实验过程。这就是我的理由。”
“有人做过这个实验了，”萨提维克耸耸肩，“你没必要非得亲眼看见。科学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我说，“只要看一次就好。”
接下来的几周一晃而过。萨提维克和我相互协助各自的项目。我们早上在他的实验室工作。到了晚上，我们就在北大楼的271号房布置实验用的设备。首先要解决的是磷光屏幕，然后是热离子枪的对准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我和萨提维克——简直就像一对儿搭档。这种感觉很好。独自工作了那么久以后，能跟人说话真是太好了。
我们谈天说地来打发时间。萨提维克说起了他的烦恼，都是过着小日子的好人家有时会有的那种烦恼。他谈起帮他女儿做功课的事，又为她的大学学费发愁。他谈起留在故乡的那些家人——他把“留在故乡”这几个字说得很快，听起来就像“留乡”。他谈起田地、虫子、雨季和遭到毁坏的庄稼。“甘蔗今年恐怕会歉收。”他告诉我，就好像我们不是研究员，而是农民。我可以轻易想象出他站在农田边上的样子，就好像他只是意外踏入了这个地方，这段人生。他谈起他上了年纪的母亲，谈起他的兄弟姐妹和晚辈。而我开始明白他沉重的责任感从何而来。
“你从来不谈你自己。”有一次，他这么评论道。
“我没什么可说的。”
他不以为然地摆摆手。“每个人都有能说的事，”他说，“但你却什么都不说。你是独自一人吗？”
“什么意思？”
“没有家人？独居？”
“对。”
“也就说，你只有这儿，”他指了指周围，“只有工作。人们常常忘记，他们总有一天会死。人生里有的可不只是事业和钞票而已。”他拿着焊接工具，朝门阵列弯下腰去，换了个话题：“我说得太多了，你肯定都听烦了。”
“没这回事。”
“我的工作你帮了很大的忙。我的朋友，我该怎么回报你呢？”
“给钱就可以，”我告诉他，“数目越大越好。”
“看吧，你又提到钞票了。”他轻轻地啧了一声，然后凑近去看他的作品。我很想向他讲述我的人生。
我想向他讲述我在QSR领域的工作，告诉他有些事你会宁愿自己从未知晓；我想告诉他，记忆有着重量，而疯狂有着色彩，告诉他每把枪都有名字，同一个名字；我想告诉他，我理解他对烟草的瘾；说我结过一次婚，却以失败收场；说我过去经常对着父亲的坟墓低声自语；说我的生活早就是一团乱麻了。
但我没跟他说起任何一件事。我选择了谈论实验。我能说的只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