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跟斯图亚特还有联系吗？”
“很久不联系了。”
“真糟糕，”他说，“你们合作完成过不少有趣的工作。”
也可以这么说吧。另外，杰瑞米用这种方法提到了他的来意。工作。“某个审查委员今天来拜访了我，”他说，“他想知道你的工作有什么进展。”
“这么快？”
“已经过去几星期了。委员会只是在关注你而已，他们对你的自我调整很感兴趣。”
“你是怎么说的？”
“我说我会去拜访你，所以我来了，来拜访你了。”他指了指白板上的那条公式，“看到你有研究的方向，我就安心了。”
“这不算研究。”我说。
“这种事都是要花时间的。”
坦白的冲动涌上心头。撒谎毫无意义。无论是对我自己，还是对他。那句话就这么脱口而出。“我在这儿纯粹是浪费时间。”我说，“你的时间，还有这个研究所的时间。”
“没关系的，埃里克，”他说，“你会拿出成果的。”
“我不觉得。”
“在我们雇佣的研究员里，有些人的专利数还不到你的三分之一。你属于这儿。最初的几周通常是最难熬的。”
“跟以前不同了。我跟以前不同了。”
“你对自己太苛刻了。”
“不，我毫无建树。”我指了指白板，“三个星期了，只有这么一条未完成的公式。”
他的表情变了。“只有这个？”他看着排列成行的那十几个符号，“你有进展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完成公式，”我说，“我找不到解答。这是条死路。”
“没别的了？你没有别的研究主题了？”
我摇摇头。“没有了。”
他转身看着我。他又露出那种悲伤的表情。
“我不该来这里，”我告诉他，“我在浪费你们的金钱。”
“埃里克——”
“不。”我又摇摇头。
他沉默良久，盯着那条公式，就像在数着茶叶的数量。再次开口时，他的语气十分柔和。“研发是税务冲销项目。你至少应该待到合同期满。”
我低头看着自己弄出的烂摊子——看着散落一地的那些纸。
他继续道：“在你面临审查之前，还能拿到三个月的工资。我们会让你试用到那时候。之后，我们可以给你写一封推荐信。还有别的研究所。或许别处会接收你。”
“是啊，也许吧。”我说。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不可能。这就是“最后机会”的本质。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他转身离开。“抱歉，埃里克。”
4.
那天晚上，在汽车旅馆的房间里，我盯着电话，抿着伏特加。透明的玻璃瓶。灼口的酒液。
瓶盖在廉价地毯上越滚越远。
我想象着自己打电话给玛丽，想象着自己拨号的样子。我的姐姐，她和我如此相似，又如此不同。她更优秀，更正常。我想象着她的嗓音在电话那头响起。
喂？喂？
脑中的麻木感，陌生的重力，本可以说出的那些话堆积在心头：不用担心，一切都好。但我什么都没说，就这么让电话从我手中滑落。几个钟头以后，我发现自己坐在玻璃窗外，酒醒了，穿着湿透的衣服，看着雨幕。雨一刻不停地下着，蒙蒙细雨打湿了我的衣服。
雷声在东方响起，越来越近。我站在夜色里，等待自身状况好转起来。
我看到旅馆停车场里有个人影。那个不该出现的身影站在雨中，灰色的雨衣闪闪发亮，朝旅馆的方向昂起头。那个人影看着我，面孔仿佛一座黑色的池塘。随后车灯的亮光突然出现。等我再次定睛看去，那件雨衣已经消失了。又或者从来没出现过。
最后一口伏特加灌入我的喉咙。
这时我想起了母亲，想起最后一次看到她的情景。与此同时，我的意识开始缓慢溶解。我失去了和身体的联系，脱离了钠光灯照耀下的那具棱角分明的身体——那双眼眸的灰色就像雷雨云，就像制造火炮的炮铜。
“它不适合你。”许多年前的那个秋天，我母亲说。
我的手臂甩出，伏特加酒瓶旋转着飞入黑暗。闪烁，粉碎。玻璃、沥青和雨滴。一切起于虚无，最后又归于虚无。
那是我有时会做的梦。我们上次说话的那年，我十五岁。
她有很多名字，大部分都是编造的。
我母亲在桌子那边看着我。她没有笑，但我看得出她很开心。我知道她心情不错，因为我来看她了。
那是在一切都无可救药地恶化之前，她最后一次回到家里。她喝着茶。一如既往的冷茶，加了两块冰。我喝着热可可，双手捧着温暖的马克杯。
“我在哀悼。”她说。
“为什么哀悼？”
“为人类。”
我注意到了话题的变化，思绪也随之换挡：这又是她常说的那种话。就像她的思绪不断陷入的车辙——无论如何前进，终究都会偏离道路，返回荒野。
“我们种族的Y染色体正在退化，”她说，“几十万年之内，它就会彻底消失。”她的目光在房间里梭巡，在每件东西上停留片刻，然后便转向下一件。
我配合地回答：“那自然选择呢？它不是能剔除不良个体么？”
“那还不够，”她说，“结果是无可避免的。”
也许是吧，我心想，也许一切都是无可避免的：这个房间，这一天。我母亲坐在我对面，眼神焦躁不安，衬衫扣错了纽扣。
阳光透过窗户照进这间休息室。在屋外，风吹起了玫瑰园里的落叶，堆积在波特砌起的那道用来阻挡邻居家柯基犬的石墙边。
波特是她的男友，虽然她从来没承认过。他叫她“我的吉莉安”，就像上辈子欠她那样爱着她。但我觉得，他跟我父亲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了。这既是他能够陪伴她的理由，也是他没法和她更进一步的原因。
“你姐姐要嫁人了。”她说。
我们早先的对话突然有了意义。我当然知道姐姐的订婚对象，我只是不知道母亲也知道。她活跃的目光定格在我身上，等待着我的回答。
在我母亲的驾照上，她那双眸子被称作“淡褐色”。但淡褐色是种笼统的说法。凡是蓝色、绿色或者棕色以外的眸色，都可以称作“淡褐色”。就连黑色的眸子都可以说是“褐色”，但你却不能说别人的眼睛是黑色的。我曾经这么做过，有时人们会觉得自己受了冒犯，虽然这是绝大多数智人的眸色。对我们遍布全世界的同胞来说，这是正常的眸色。墨黑色，就像黑曜石的碎片。但我母亲的眸色很不寻常。不是蓝色或者绿色，更不是车辆管理局写在驾照上的淡褐色。我母亲的双眸带着名副其实的疯狂之色。我清楚这一点，因为我这辈子只见过一次那种眸色，在她的眸子里。
“地球的磁场在不断波动。”她告诉我，“此时此刻，磁场的热点在南美洲。那些漂亮的极光只是进入可见光谱的带电粒子。我坐你父亲的船去海角北面的时候见过一次极光。”
我笑着点头，这种对话向来如此。她太过沉浸于这些不为人知的事，从来不会长时间停留在凡俗的话题上。她脑子的内部路线始终伸向那些隐匿的真相与深邃的秘密。“磁场正在弱化，但我们在这儿很安全。”她又呷了口茶。她很高兴。
这是她特有的技巧。她能只用眼神就表现出喜悦、悲伤或者愤怒。她把那项天赋传给了我，这种交流方式，就像一种只有我们才知道、不需要言辞的秘密语言。
就在那一年，有位老师说我应该试着多笑笑。我心想，我难道没笑过吗？一次也没有过吗？
即便在那时，我也像极了母亲。
在化学、天文学和遗传学专业都半途而废以后，她最终拿到了免疫学的学位。她拥有热忱，但同时也不切实际。她毕业那年，我九岁。回想起来，征兆早就存在。奇怪的信念，以及后来变得如此明显的那些事。
她的爱既激烈又不现实。也正是这种激烈与不现实，让她的孩子们对她无比信任。因为虽然她的心智显然全无复原的希望，但她身上仍然有着伟大之处。那份伟大隐藏在深处，仿佛潮汐力。
她会推迟自己入睡的时间，给我们讲述睡前故事。在她的故事里，现实和幻想的分界线总在变动。她会给我们讲述科学故事，以及在不同的世界也许能算是科学的故事。
我姐姐和我都太爱她了，爱得不知该拿这份爱怎么办。
父亲没能回来的那天，她最先醒来。她瘫倒在我的卧室里，费力地吐出那些字眼。我对那天晚上的记忆少得可怜，就好像那是别人的故事。但我记得她深吸一口气，打开电灯开关，也惊醒了我——然后无数的岁月化作字句倾泻而出，巨细靡遗。许多次人生化作言语的瀑布。缓慢却无法停止的尖叫。从未真正止息的尖叫。
我记得那个房间。记得墙壁的颜色。近乎照片般的细节，再加上古怪的记忆断层——我本该记得，却不知为何无法看到的事物。我能清楚地看到墙上的旧裂纹。我能感觉到楼梯光滑的木制扶手，还有擦过肩头的相框的触感。我能看到门厅的枝形吊灯上那层薄薄的灰，但我姐姐却不见人影。那些记忆中没有她的存在，虽然当时她肯定在场。又或许她就在那里，站在后方的阴影里。
然后碎石开始刮擦我的光脚，而立足不稳的母亲倒在屋外的人行道上。我站在车道上，身旁是无声打转的红色灯光。我看到了警察，但他们都没有脸。只有手电筒、徽章和仿佛从水下传来的字眼。
你父亲……
她没能说完。没能说出那几个字。
从那以后，一切都不复以往了。对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是，尤其是对我母亲。
现在她又呷了口茶，我看到她眼里的快乐换成了担忧。那双名不副实的，不怎么像淡褐色的双眸。
“埃里克，你还好吧？”
我只是点点头，喝了口热可可。
“你确定么？”她问。
她父亲有四分之一的切诺基人血统，长相也颇为相似。这是她和我的共同点：我们都像自己的父亲。
“一切都好。”我说。
她个子很高，四肢修长，曾经棕色的头发如今掺杂着白色。她永远都是这么美丽。
如果说我们有什么相似之处，那就是眼睛了。但不是指颜色，因为我的眸色是蓝灰，而是指形状。我们的表情隐匿真心。我们的双眼保守秘密。
她从不喝酒。一次都没喝过。跟我父亲不同。
她会告诉你理由。
在她的家族中，酒鬼的历史相当悠久。用她的话来说，就是“坏酒鬼”。那种会跟人打架，然后进班房的酒鬼。包括她的祖父、父亲和兄弟，还有她的一部分表亲或是堂亲。所以她明白。就像亨廷顿氏病[6]或者血友病，受污染的血脉会代代流传下去。我不禁怀疑这也是原因之一：对酒精的莫名熟悉感让那两人——她和我父亲——走到了一起。
有时候，就只是因为“笑起来的样子”这种单纯的理由。或者是家族传承的发色。又或者是你拿着威士忌酒杯的方式：展开的手指不经意地抓住杯口杯缘，让手掌悬停在冰凉的棕色液体上方。当你与别人初次相见，却觉得彼此……莫名熟悉的那种感觉。觉得彼此从出生就已相识。也许他吸引她的正是那一点。又或许她只是觉得自己能纠正他的缺点。
因此母亲从不喝酒，一次也没有。她觉得这样就足以拯救自己了。
在我长大成人的期间，她曾多次告诫我不要喝酒。家族中父母两系都有酒鬼，她是这么说的，又告诉我碰都不该去碰，连一小口都不该喝。
“它不适合你。”她说。
不用说，我最后还是喝了。
不适合你。
再没有比这句话错得更厉害的了。
5.
这是实验室里的对话。
萨提维克说：“昨天在车里，我跟五岁大的女儿说话，她说：‘爹地，请别说话。’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我在祈祷呢。我需要你安静一点。’于是我问她在祈祷什么，她说：‘我朋友借走了我的闪亮亮润唇膏，我在祈祷她能记得还给我。’”
萨提维克努力忍着笑。我们此时在他的办公室里，在他的办公桌上吃着午餐——这是房间里唯一没有堆着文件夹、书本和电子元件的平面了。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
他续道：“我对她说：‘噢，也许她跟我一样，总是忘事。’但我女儿说：‘才不是呢，她都借了一星期了。’”
润唇膏和孩子祈祷的话题让萨提维克忍俊不禁。他又舀了一口加了红椒的米饭，放进嘴里。这种做法简单、口感却像在吞吃烈焰的食物就是他的午餐。
“我厌倦每次都在你乱糟糟的办公室吃饭了，”我说，“我们应该来点变化。”
“什么样的变化？”
“像正常的成年人那样。去餐馆吃。”
“餐馆？你这是在侮辱我。我只是个想帮女儿存大学学费的老实人。”萨提维克佯装生气地摊开双手，“你觉得我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么？”
然后他给我讲起了他的两位侄子的悲剧。他们都住在纽约，吃美国食物长大。“他们的身高超过六英尺，”他说着，摇摇头，“个子太高了。我姐姐得不停地给他们买新鞋。在我老家那儿，没人长得那么高。一个都没有。但在这儿，明明是同一个家族，他们却身高六英尺。”
“所以都该怪美国食物？”
“吃牛的人长得就像牛。”他吃下最后一口饭，缩了缩身子，透过牙缝吸着气。他盖上塑料做的碗盖。
“辣椒太辣了么？”我问。这种可能性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毕竟我亲眼看着他吃下过足以融化补牙材料的食物。
“不，”他说，“我用嚼烟草的那一边咀嚼的时候，牙齿就会刺痛。”
等我们收拾好午餐留下的烂摊子以后，我告诉他，试用期过后，这里不会留用我。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
他露出严肃的表情。“你确定自己会被炒鱿鱼？”
直言不讳的萨提维克。炒鱿鱼。我没用这个词，但它的确非常贴切，而且一针见血。很快，我就会失业。彻底失业。我的事业完蛋了。我试图想象那一刻，我的胃随即缩成一团。羞愧，还有恐惧。天崩地裂的一刻。
“是啊，”我说，“炒鱿鱼。”
“噢，如果你能确定的话，就用不着担心了。”他将身体越过桌面，拍了拍我的肩膀，“有时无论你做什么，船都会沉的，朋友。”
我思索了片刻。“你是想说有得必有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