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手之一是个名叫奥斯特伦的挪威人，身高六英尺八英寸。他的块头让我很吃惊。说实话，他跑不快，跳不高，动作也很慢，但他的大块头能拦住你的去路，而在他的防守范围内，他粗壮的手臂能盖任何人的帽。我们有时打四对四，有时打五对五，具体取决于谁有吃午饭的闲暇。三十一岁的我比他们大多数人要年轻几岁，也高个几英寸——奥斯特伦除外，他比所有人都要高一个头。我们用各式各样的口音在球场上挑衅对手。
“我奶奶都比你投得准。”
“你这是投球还是传球？反正我看不出来。”
“奥斯特伦，当心脑袋撞上篮筐。”
有些研究员会在午餐时间上餐馆吃饭，另一些会在自己的办公室玩电脑游戏，还有些会拿这些时间来工作——甚至好几天都忘记吃饭。萨提维克就属于后者。我玩篮球，是因为它感觉就像自我惩罚。
研究所的气氛很轻松：就算想打瞌睡都没问题。没有逼迫你工作的外力。这里的体制严格遵守达尔文主义——在这儿工作下去的权利要靠自己争取。唯一的压力就是你给自己的压力，因为人人都知道，评估每四个月就有一次，而你必须拿出像样的成果。试用研究员的流动率在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浮动。和新雇员的友谊随时都可能打水漂。
萨提维克的工作和电路有关。来到这里的第二周，我发现他坐在扫描电镜[5]旁边，跟我谈起了自己的工作。“这活儿要用到显微镜。”他解释说。我看着他调节焦距，屏幕上的画面随即发生了变化。我在读研的时候用过扫描电镜，但这一台更新，也更先进。跟我看过的魔术相差无几。
扫描电子显微镜是一扇窗。把样本放进真空柱底端的样品室，抽成真空，接下来就像在看另一个世界了。曾经平坦光滑的样本表面，如今却仿佛崎岖起伏的复杂地貌，与先前大相径庭。
使用扫描电镜就像在看卫星照片。你身在高高的太空里，俯视着这片精致的地貌，俯视着地球，然后你转动小小的黑色刻度盘，放大地面的景象。放大就像坠落。就好像你从轨道落下，而地面飞快地迎向你。但你坠落的速度快到现实中不可能的程度，比自由落体速度更快，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跨越难以置信的距离向下坠落。地面的景物越变越大，你觉得自己就要撞上去了，但你永远不可能撞上去，因为所有事物都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清晰，可你永远不会撞上地面。这就像那个古老的谜题：一只青蛙跳到一根圆木的中央，然后跳到剩下那一半的中央，就这样继续下去，总之永远无法到达圆木的另一头。这就是电子显微镜——朝着画面无限坠落，却永远不可能触底。
我曾将放大倍率调到14000倍，就像在用上帝的双眼去注视，从中寻找终极的、不可分割的真理。最后我得出了结论：“底”根本无处可寻。
萨提维克和我的办公室都在主办公楼的二楼，彼此只隔几道门。
萨提维克又矮又瘦，约莫四十来岁。他的皮肤是深棕色的。他的脸几乎带着孩子气，但那副小胡子已经出现了花白的迹象。以他窄小五官的排列方式而言，无论说他是墨西哥人、利比亚人、希腊人，还是西西里人，都有人相信。但只要他开口说话，所有这些可能性都会像变魔术那样消失不见。他会突然变成印度人，彻头彻尾、理所当然的印度人，而你根本无法想象其他可能。
我第一次遇见萨提维克的时候，他用双手握了握我的手，然后说：“噢，来了张新面孔。一切还顺利吗，我的朋友？欢迎来到研究。”他总是这么用“研究”这个词，就好像它是某个场所，是可以到达的目的地。我们当时站在图书馆外的大厅里。他的笑容那么灿烂，让人没法不喜欢他。
也是萨提维克告诉我说，处理液氮的时候绝对不能戴手套。“千万要记住，”他说，“因为手套会让你冻伤的。”
我看着他工作。他在充填扫描电镜的蓄液室。冰冷的烟雾溢了出来，顺着圆筒形的外壁倾泻在瓷砖地板上。
液氮没有水那样的表面张力。洒几滴在手上，它们会无害地弹开，然后顺着你的皮肤流下，甚至不会弄湿你。就像小小的水银球一样。那些液滴会迅速蒸发，在滋滋声中汽化消失。但如果你在充填蓄液室时戴着手套，液氮就会流进手套里，贴在你的皮肤上。“这么一来，”萨提维克一边倒着液氮，一边说，“你就会受重伤。”
萨提维克是最先问起我的研究领域的人。
“我也不清楚。”我告诉他。
“你怎么可能不清楚？你人在这儿，所以肯定在研究什么才对。”
“我正在努力。”
他盯着我，消化着我的话。我发现他的眼神变了——他对我的印象正在变化，正如我第一次听他开口时的感觉。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变得不同了。
“噢，”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谁了。他们经常说起你。你是斯坦福毕业的那个人。”
“那是八年前的事了。”
“那篇关于退相干的著名论文是你写的。精神崩溃的那个人也是你。”
看样子，萨提维克是个直言不讳的人。
“我不觉得那算是精神崩溃。”
他点点头，或许是接受了我的说法，又或许不是。“那么，你还在研究量子理论吗？”
“我跟它一刀两断了。”
他皱起眉头。“一刀两断？但你当时的成果很惊人。”
我摇摇头。“沉浸一段时间以后，量子力学就会影响你的世界观。”
“这话什么意思？”
“我越是研究，就越没法相信。”
“没法相信量子力学？”
“不，”我说，“没法相信这个世界。”
3.
有些日子，我滴酒不沾。在那些日子，我会拿起父亲的点357，看着镜子。我对自己说，如果今天喝上哪怕一口，我就会付出代价。付出和他一样的代价。
但还有些日子，我会喝酒。在那些日子，我会在反胃感中醒来。我走进洗手间，对着马桶大吐特吐，对酒的渴望让我双手颤抖。我把脸埋在陶瓷马桶里，胆汁涌上喉头，肌肉也痉挛起来。我的胃在漫长的抽搐中变得空空荡荡。我的颅骨抽痛，双腿发颤，那股渴望也逐渐化作一头贪婪的怪物。
等到能够起身的时候，我看着洗手间的镜子，往脸上泼了些水。我什么也没对自己说。无论说什么，我都不会信的。
在那些早上，我会喝伏特加。因为伏特加没什么气味。
我把伏特加倒进一只旧保温咖啡杯。
啜饮一口，颤抖便平复了。啜饮几口，我就有了行动的力气。
这是一种平衡法。不能太多，不然有人会闻到酒味。也不能太少，否则颤抖不会消失。就像化学反应那样，我寻找着平衡点。我会喝下足够的酒，让自己能撑下去，能站稳身子，能走进研究所的大门。
我爬上楼梯，来到我的办公室。就算萨提维克发现了，他也没说过什么。
萨提维克研究电路。他用小小的0和1，用马瑟现场可编程门阵列来培育电路。这个阵列的内部逻辑是可塑的，他通过选择压力来指引芯片的设计方式。就像是发生在盒子里的进化。他通过自动化程序辨识出效率最高的电路，将其作为后续迭代的模板。用遗传算法来控制最适合任务的代码。“理想模型是不存在的，”他说，“建模多多益善。”
我完全不明白这一切是如何运作的。
萨提维克是个天才。他在印度时是个农民，二十岁那年才来到美国。他在麻省理工拿到了电子工程学位。他选择电子工程是因为他喜欢数学。之后他去了哈佛，收获了不少专利和工作邀请。他用就事论事的语气向我描述这一切，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而且任何人都做得到。“这跟聪明无关，”他说，“只是足够努力而已。”
他似乎相信就是这么回事。
我就没那么确定了。
其他研究员也会来到这儿，看着他设置在工作台周围、仿佛某种自组织数码艺术品的门阵列。他们把“优雅”这个词用了一遍又一遍。对于那些母语是数学的人来说，这是最高的赞美。而他俯下身去，专心致志地看着自己的作品，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这也是他的才能之一。专注的才能。就这么坐在那儿完成工作的才能。
“我只是个单纯的农民。”别人赞美他的研究时，他总喜欢这么说，“我喜欢翻土。”
萨提维克总有说不完的话。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就会操起那口蹩脚的英语。有时候，在跟他共度一个早上以后，我会被他说话的方式影响，用他那种蹩脚英语跟他对话。那种混杂语言拥有让我钦佩的效率，以及表达细节的能力。
“我昨天去看了牙医，”萨提维克告诉我，“她说我有一口好牙。我告诉她：‘我活了四十二年，这是我头一回来看牙医。’她觉得难以置信。”
“你从没看过牙医？”我说。
“对，从来没有。”
“这怎么可能？”
“还在家乡的时候，我直到十二年级才知道有专门看牙的医生。那以后我也没去看过牙医，因为没这个必要。牙医说我的牙齿很好，没有齿洞，但我左边的后臼齿上——那是我嚼烟草的地方——有牙渍。”
“你嚼烟草。”我努力想象萨提维克像棒球选手那样大嚼烟草，但那幅画面无论如何都不肯浮现。
“我很羞愧。我的兄弟没有一个嚼烟草的。在我的家族里，我是唯一一个。那是很多年前，我还在农场的时候养成的习惯。现在我想戒掉，”萨提维克恼火地摊开双手，“但我戒不掉。两个月前，我告诉妻子说我戒掉了，但我现在又开始嚼了，而且还没告诉她。”他露出悲伤的眼神，“我是个坏人。”
萨提维克皱起眉头。“你在笑，”他说，“你为什么要笑？”
在高科技产业，汉森就像一口重力井，像一股不断扩展的自然之力，永远在收购其他研究所，购置设备，吸收竞争对手。
汉森研究所只雇佣最优秀的人才，从不考虑国籍与出身。走进这里的咖啡室，你会看到尼日利亚人在用德语跟伊朗人对话。这是因为他们的德语都比英语——他们的另一种通用语言——要好。汉森永远求贤若渴。
波士顿研究所只是汉森旗下的研究所之一，但我们有最大的存储设施，这就意味着多余的实验设备都会送到我们这里。我们打开箱子。我们整理补给品。如果有我们的研究用得上的东西，只要在申请书上签字，它就归我们了。在大多数官僚风气浓厚的公司，繁琐的程序才是主流，而我们就像他们的对立面。
大部分日子的早上，我都会跟萨提维克一起度过。我们肩并肩站在他的工作台边，聊着天，忙碌着。我帮他布置门阵列。他工作时会说起他的女儿。到了午餐时间，我会去打篮球。打完篮球以后，我有时会为了消遣而造访“得分机器”在北大楼的实验室，看看他在忙些什么。他的工作跟有机物有关，内容是寻找不会让两栖类出现先天缺陷的化学替代品。他会用镉、汞和砷测试水样。
“得分机器”就像个萨满巫医。他研究两栖类的基因表达模式，他用畸形预言未来。我母亲肯定喜欢这种研究——既让人惊恐，又带有阴谋气息。
“如果不做点什么，”他说，“大多数两栖类都会灭绝。”他有几个装满了蝾螈和青蛙的水族箱——长着许多条腿的、长着尾巴的、又或是没长前腿的青蛙。怪物。它们跳上跳下，在水里游动，或者爬来爬去，仿佛装在长方形玻璃缸里的切尔诺贝利梦魇。
他的实验室旁边是个名叫乔伊的女子的办公室。她和我一样才来这儿不久，但我不清楚她具体是哪天来的。其他人似乎都不知道她的姓氏。有时候，乔伊会听我们聊天。她会从旁经过，用她纤巧的手抚过墙壁。她高挑，漂亮，而且是个盲人。她留着长发，颧骨很高。她的双眼如此清晰、蔚蓝而又完美，让我一开始甚至没能发现她的眼盲。
“没关系，”面对我语无伦次的致歉，她说，“这话我听到过很多次了。”她不戴墨镜，也不拿白色拐杖。“我三岁时视网膜就脱落了。”她解释说，“这算不了什么。”
“你要怎么找到自己的房间？”问这句话的人是萨提维克。直言不讳的萨提维克。
“有了耳朵和记忆，谁还需要眼睛？盲人很擅长数步数。另外，你们也不该太相信自己的眼睛。”她露出微笑，“眼见未必为实。”
到了下午，回到主办公楼以后，我会尝试工作。
我独自待在办公室里，盯着白板。盯着空无一物的白板。我拿起记号笔，闭上眼睛。眼见未必为实。
我凭借记忆写着，我的左手熟练地写出公式。写下一连串的字母和数字，就像某种失落巫术的古代符文。我能在脑海里看到它的形状。QSR的成果。我停下笔。看到自己写下的东西时，我将记号笔狠狠摔向墙壁。办公桌上那叠笔记随之倾斜，然后掉到地上。
那天晚上，杰瑞米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他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杯咖啡。他看着洒落一地的纸张，还有用潦草的字迹写在白板上的公式。
“数学只是种隐喻而已，”他的声音从门口飘来，“这不是你自己常说的话吗？”
“噢，年轻气盛时的我。满口这种单纯的宣言。”
“你现在不想再宣言了？”
“我已经失去那种胃口了。”
他拍拍肚皮。“你失去的东西，我得到了，对吧？”
这话让我露出微笑。他的体型并不臃肿，只是不再像过去那样瘦削了。“考虑到我们的上下级关系，”我说，“这话确实适合用在我们身上。或许我们也是隐喻。”
他举起咖啡杯，装模作样地敬了个礼。“你还是这么机智。”
“你是说疯狂吧。”
他摇摇头。“不，斯图亚特才是疯子。但你确实很引人注目。我们都知道。在你来学校之前，我可从没见过哪个学生会跟教授争论。”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驳倒了教授。”
“有意思，我的记忆里可不是这么回事。”
“噢，好好回想一下吧，你确实赢了。”他抿了口咖啡，“只不过花了好几年而已。”
杰瑞米走进房间，落脚时努力避开那些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