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境内各族的总称，虽然是20世纪才逐渐明确起来的自觉的民族观念，但“中华”之得名，却已由来很久，并且自称“中华”，就蕴含着有文化的民族的寓意。《唐律名例疏议释义》曾十分明确地讲道：“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而在一直连绵不断，始终向前发展的中华古老文化中，中华艺术又是其中取得最灿烂成就的一部分。它像中华文化一样，是以汉民族艺术为骨干，融合着中国境内历史上的多民族的艺术创造。春秋战国时代，中原文化就存在着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三晋文化的不同源头与差别。秦汉大一统后，原有的各地区的文化很快在政治统一的基础上得到融合，开始形成血肉相依的中华共同体。而从西汉“文景之治”时起，作为中原统治者的汉，就开始了与周边民族的交流——“通大宛、安息”，使珠宝“盈于后宫”，名马“充于黄门”，异兽“食于外囿”。汉王朝还“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并“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78]。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更曾遣张骞（公元前？～前114）出使大月氏、大宛、康居等国，开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进一步加强了汉王朝与当时西域各国的经济与文化的交往和交流。汉代画像石、砖中所描绘的杂技艺术，如“跳丸剑”、“吞刀吐火”，是来自西域大秦（犁靬，即罗马帝国，一说为埃及亚历山大港）[79]；“都卢寻橦”，则来自中国西南都卢国（今缅甸甘夫都卢）；至于外来的乐器，马融的《长笛赋》中则明确写着：“近世双笛从羌起”，汉竖箜篌（竖琴）与琵琶，也是“本出自胡中”，特别是琵琶，经过不断改进、提高，早已成为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民族乐器了。而汉代人的乐舞，也在当时通过商业和文化交往或皇帝赏赐的方式“交流”到中亚及周边地区。如汉武帝曾赐高句丽“鼓吹伎人”[80]，“乌孙公主遣女来至京师学鼓琴”，龟兹王也曾得到汉宣帝“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81]。由西汉南越王墓、云南石寨山滇王墓等出土的编钟、编磬等乐器，尽管有地方民族特色，从造型上看，显然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到了汉灵帝时期，皇帝本人就“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座、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82]。
这一切都说明，汉文化的囊括四海、气吞八荒的宏大气魄，同样也表现在民族艺术的融合与中外艺术的交流中，多方面从外部吸收了宝贵营养，激发了自身肌体的蓬勃生机。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所谓“五胡乱华”，北方各民族在中原半壁河山激烈地争夺统治权，未尝不力图“扬胡抑汉”，但在汉文化的强大包围下，文化只能适应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机制的需要而发挥作用，因而，虽是在长期的战乱中，终究还是被纳入“汉化”的轨道，向先进的汉文化靠拢；同时，在与汉文化的融合中，也给汉文化增加了新血液，注入了新内容，带来了新形式。胡汉文化的这种相互化合，是中华文化历史发展中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晋室南渡，中原传统汉文化的失落，固然是使佛教迅猛发展起来的原因之一，但佛教传入中国，又毕竟首先是沿着“丝绸之路”从天竺到西域，再到中原的。因而，北朝的佛教尤盛，彪炳千秋的佛教艺术瑰宝——敦煌、云冈、麦积山、龙门等石窟的宏壮的造像风潮，就是当时“香火”隆盛的遗迹。只不过，北朝的佛教艺术，虽还保存着天竺来路的若干特点，却已渗入了塞北广漠的阔大与豪放。“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所谓南朝佛像的“瘦骨清相”，岂非也是反映了杏花、春雨、江南的人文风貌，并且不久就出现在敦煌的石窟艺术里；至于“北碑”与“南帖”，也同样表现了南北书法不同风格的差异。这多民族的艺术的交流与融合，虽是“文化的南北朝”的多彩的综合体，却又都对富于浓郁民族特征的中华艺术精神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经历了乱世纷争、南北分裂，各民族的大碰撞与大融合，三百年后，中国封建社会迎来了它的繁荣鼎盛期——隋唐的大统一，这是继秦汉之后又一次强大中央帝国的建立，史曾并称汉唐，以示辉煌。它所造成的世界性影响，至今留有余韵——欧美各国大都市所有华裔居住地，几乎都被称为“唐人街”。大唐的历史贡献，不只表现在它大大开拓的疆土上，所谓“前王不辞之土，悉清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83]，而且由于它清明的政治，造成了“贞观之治”以至“开元全盛”（实际上也应包括武则天执政的几十年）等近百年繁荣富足的盛世，使得中国古代文化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开放的、气度恢弘的时代。这样的有容乃大、面向八方的文化环境，也同样孕育着中华多民族艺术融合的青春焕发，史称“盛唐之音”。这盛唐之音，虽仍以汉文化为主体，却又“胡气氤氲”。经过南北朝三百年的胡汉民族的大混合，“胡”民族固然被化解了，就是容受了“胡”民族的汉民族，也已是经历了重构，不再是它的原貌。唐王室贵族就是胡汉混杂的血统。据考证，它的开国三代君主——李渊（566～635）、李世民（599～649）、李治（628～683）的母系都是鲜卑族。最主要的，唐代还是一个“尚胡”的王朝。“胡风”——胡服、胡乐、胡舞，以至胡饭、胡酒，席卷大唐的社会生活，而唐太宗李世民则公开提出要破除“贵中华，轻夷狄”的观念，实行“爱之如一”的政策，这是何等开阔的胸怀！因此，“盛唐之音”里，也继承有北朝文艺的刚健豪迈的气概，并不偶然。被称为“诗仙”的盛唐大诗人李白，就曾高吟“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游遨。”[84]这充溢强梁彪悍的诗风，何曾见于南朝诗作。胡曲与胡舞在唐代更是大为流行，唐宫廷十部乐中，《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七部，都是当时的胡（外国）调乐曲，稍后出现的坐、立二部伎，且已突破按国编乐的界限，将龟兹等“胡乐”补充运用于“汉乐”作品中（如《破阵乐》、《圣寿乐》等）。唐玄宗李隆基（685～762）更“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85]，彻底打破了胡、汉乐不能一起合奏的樊篱。而风行的“胡旋”，也受到那么多盛唐诗人的赞赏！至于佛教造像（壁画、石刻、雕塑）的进一步中国化和民族化，在龙门石窟与敦煌莫高窟的演变中更显得十分清晰和突出。
总之，唐代是我国多民族艺术空前大融合、大交流的时代，它广纳深收了世界艺术的精华与精粹，而它本身也被广泛介绍到周边各民族和世界各地，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晚唐的衰微，五代的更替，中国历史又经历了一次大动荡。其后是宋辽（包括西夏）、宋金、宋元的长期南北对峙，而且两宋都是弱国，这弱宋有时甚至处于儿皇帝的地位，靠纳贡以维持存在，但无论政治、经济两宋都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成熟阶段。或者说，已开始在孕育着向近代社会的转变。一方面是市井文艺的广泛兴起，另一方面雅文化又表现出空前的精致，显示了艺术史上富于独特个性的所谓“缠婉宋风”。因而，尽管当时的宋文化也输入了异族情调，但整体来说，先后入主中原半壁河山的几个民族，却只能在政治文化上日益同化于宋，特别是金。从金熙宗开始，就主动接受宋的政治与文化制度的影响，使北中国繁盛起来。金世宗完颜雍，更是完全改变女真初期排汉的统治政策，用儒法，崇诗书，实行宋文化，其皇室贵族甚至仿效汉族的文学艺术活动——写诗、填词、绘画等。著名诗人元好问（1190～1257）就说过：“大定（金世宗年号）以还，文治既洽，教育亦至一变五代辽季衰陋之俗。”[86]然而，北方诸民族——契丹（辽）、党项（西夏）、女真（金），特别是后来居上的蒙元，毕竟都出身于游牧民族，贵族上层虽仿效汉人“雅文化”，但民间却难以改变其质朴鲜活的本色，他们的兴趣更倾向于中原的世俗文化与市井艺术。因此，从北宋即已出现的市井艺术，极受北方民间的欢迎。如两宋引起“万人聚观，城市空巷”的杂剧百戏，很快就传播到辽、西夏、金所属地区。而标志着说唱艺术的成熟，并保存完整的诸宫调作品，则是金人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
雅俗分流，使艺术审美在民族艺术的融合中也有着不同的变化，只不过，在北方民族汉化（即宋化）的过程中，却摈弃中原文化的矫揉造作，而更推动嬗变中的俗文艺的发展，输入新血液以促其茁壮成长。这不只是辽、西夏、金，也是蒙元民族艺术融合的大趋势。
元朝至元十六年（1279）忽必烈（1215～1294）灭南宋，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少数民族政权统一全国。蒙古确实是一个典型的游牧民族，它的金戈铁马，曾经横扫欧亚大陆，在世界史上也造成过巨大的影响。尽管这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民族大融合的时代，但元代艺术却渲染着五光十色的多民族的色彩。汉、蒙之外，契丹、党项、女真的艺术，也在北方各民族杂居中有着一定的遗留。被马可·波罗誉为“巧夺天工，可以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87]的元代宫廷建筑，就蕴含着汉、蒙、女真各民族建筑艺术成就的精华。而且中西“交通”已经打开，在忽必烈定都大都后，大都城里聚集了来自亚欧各地的外国人，从贵族、官吏，以至传教士、乐师、美工和舞蹈家，无所不有，这是空前通畅的中外文化交流的新局面。
蒙古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元代的社会乐舞的兴盛自不待说，而在灭宋统一全国后更加促进了市井文艺的发展，也是必然的。接近俚俗的散曲，取代了文人词，特别是在宋金已有了相当发展的戏曲，到了元代，更构筑了戏曲史上的第一座高峰——元杂剧的发展与兴盛。雅俗分合，在元代也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形态，即社会环境中的所谓“九儒十丐”、“儒人颠倒不如人”的地位，迫使文人走向民间，与艺人合作介入杂剧创作，造就了关汉卿、王实甫等一批名标史册的伟大戏剧家。而且文人画的辉煌也是出现在这特殊的民族融合的时代。蒙古的贵族统治虽很残暴，却绝少文字狱，也并不在意宋代理学的那套愚拗的伦理说教，客观上实是放松了思想控制，这就给元代艺术带来了民族融合多元发展的契机。所以，它的统治虽然不足百年，确也为艺术史增添了璀璨的一页。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的“暴虐诛求”，终于激起了以红巾军为主的人民大起义，而朱元璋（1328～1398）则利用了17年的义军反抗，把妥懽帖睦尔从大都赶到了应昌，推翻了元王朝，开始了明王朝的统治。朱元璋夺取政权后，虽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措施，但在文化上却实行了“纵无情之诛”的极为严酷的文化专制政策。意识形态方面则大力推行程朱理学，提倡封建礼教，实行八股取士，所谓“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88]。凡“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89]。所谓“祖宗开国，尊重儒术，士大夫耻留心辞曲，杂剧与旧戏文皆不传”[90]。自然也有例外，如高则诚的《琵琶记》，甚至完全宣传封建道德的《五伦全备记》，还是受到明王朝统治者的提倡和赞赏的。连反映元代艺术民族融合突出特点的百姓“多恒歌酣舞”，这时也被朱元璋视为元代陋习明令禁止，如被发现，就要“即缚至倒悬楼上，饮水三日而死”[91]。明初绘画的宫廷御用尤为突出，作为内廷供奉的画家，均被授予锦衣卫武官的职衔，但稍失廷旨，即被处以极刑。朱元璋的儿子朱棣（明成祖，1360～1424）同他一样，对大量的戏曲作品都加以查禁，并颁旨：“敢有收藏，全家杀了。”[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