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谈到文学艺术作品特征的时候，通常都说，它和科学的区别，是在于用艺术形象的形式来反映现实。因而，文艺作品能否为读者接受、欣赏，起到它应有的审美和教育作用，首先就在于它是否创造出真实、生动、丰满、深刻的艺术形象。而从艺术表现上来看，没有细节，没有具体描写，也就不可能创造出符合这种要求的艺术形象。作者所企图创造的艺术形象的深刻的社会意义，如果不是融合在富有特征的细节、具体描写里，它势必不能吸引读者，也很难产生文学艺术的感动和说服读者的作用。结果是作者的一切意图，都不能很好地达到目的。
不过，所谓富有特征的细节和具体描写，在文学作品里，又并没有独立存在的意义，要评价它的优劣，必须结合着艺术形象的内容，而且也要联系每个民族的独有的艺术传统，来进行具体的探索。譬如有人说，中国小说（他具体指的是鲁迅的小说，而鲁迅的小说恰恰是在很多方面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在人物创造方面，是采用传神的轮廓画的手法，缺乏人物的外形诸细节的刻画，是一种“人物典型底抽象的概括”，“常常不能获得完整的生命形象与具象的社会联系”，他们的艺术形象，往往缺乏“生活相”等等。这实际上就是说，中国小说在艺术形象的创造方面，缺乏富有特征的细节、具体描写，依照这种看法，仿佛中国小说所创造的艺术形象，都是有骨头没有肉的东西。我觉得，这样来评价中国小说，是很不妥当的，至少在他的心目里，对于艺术形象创造的所谓细节、具体描写，有着一个“生造”的标准和尺度，而这种标准和尺度，是离开了中国文学艺术的传统，离开了中国小说艺术表现方法的特征的。
不错，中国的古典小说，在艺术形象的创造方面，是具有传神的轮廓画的特点。但是，传神，是为了突出地塑造性格，虽然它在艺术表现上，具有单纯和洗练的特色，而单纯和洗练，并不是简单和粗疏。几部杰出的古典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它们的艺术形象之所以具有深邃的激动人心的力量，也同样是由于这些小说的作者善于选择和组织富有特征的细节，从生活的真实性和丰富性上，创造了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
《三国演义》的作者，为了表现他的理想英雄人物关羽的重义品质，曾经精心选择和组织了丰富的细节，像“屯土山”的约三事，像曹操送新袍而关羽却仍把新袍罩在旧袍下面，曹操送美女黄金不拜，而独拜曹操送马等细节，都说明关羽处处受曹操厚待而处处都不忘刘备。身在富贵之中，美女金帛不足以动其心，高官礼遇不足以移其志，一举一动，一思一念，都专注在那存亡未卜、穷愁破败的结义弟兄身上。没有这样丰富的细节，就塑造不出那“新恩虽厚，旧义难忘”的所谓大义凛然的关羽的形象。
《水浒》作者写武松“打虎”和“醉打蒋门神”的勇武和神威，是通过一再强调他的酒量和醉态的描写，来烘托他的英雄性格的。写李逵的莽直性格和对宋江的爱戴，是通过他借了宋江十两银子去赌博，急于想赢些钱来请宋江，输掉了，只好抢了就走——“闲常赌直”，这一次“不想输了哥哥银子，又没得些钱来相请哥哥，喉急了，时下做出这些不直来”——的细节来表现的。《红楼梦》作者写林黛玉对于贾宝玉的钟情，写她的悲剧爱情的不能吐诉，是通过一系列和贾宝玉闹别扭，来试探宝玉的感情等细节，得到了丰富的表现。
总之，这些古典小说，也像世界上一切伟大作品一样，它们的艺术形象之所以那样鲜明和突出，并不是像那位批评家所说的，是采用什么“人物典型底抽象的概括”，不能“获得完整的生命形象”；相反的，它们也是通过动人的细节，具体地描写各种各样的人物的外貌和内心创造出来的。只不过在中国古典小说里，艺术形象创造的细节和具体描写，是富有中国传统艺术表现方法的特点，它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小说，因而，也不能用“单一化”的艺术尺度和标准来衡量它。
中国古典小说，在艺术表现方法上，是以白描的艺术显示出它的形象创造的鲜明特色。它的细节、具体描写，也密切地联系着这种艺术特色。譬如《水浒》写了很多农民起义英雄，像鲁达、武松和李逵，都有不畏权势、勇于反抗而又豪爽、正直的性格特点。但是，在作者的笔下，它们都是既有共同的性格特点又有鲜明的差别性的性格特点的艺术形象。我们不能设想，如果把李逵赌钱的细节移植给武松，武松会有李逵那样的表现，或是把武松杀嫂的行动移植给李逵，李逵会采取武松那样的方式。这是因为这些细节、具体描写，都是和艺术形象的个体生命血肉相连的。它们之间既不能混淆，也不能互相掉换。即使是从性质相同的事件来看，如林冲发配、武松发配、宋江发配、卢俊义发配，同是“犯罪”发配的事件；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杨志怒杀牛二、宋江杀阎婆惜、武松杀嫂、石秀杀嫂，同是杀人的情节，可是，由于他们的社会阶级地位不同，性格、处境不同，因而，所引起的风波和遭遇、事件演变的结局，也都有所不同。自然，它们在读者的心目中所取得的艺术效果，也就很不一样。在这里，不同的性格遭遇，形成了独特的情节，事件也按照它们各自不同的性格遭遇有不同的发展，而这一切，都是依靠富有特征的细节、具体描写表现出来的。性格的形成、发展的表现，也是和富有特征的细节、具体描写的精心选择和组织，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的。离开了富有特征的细节、具体描写，它们的形象的个体生命，情节的特殊构成，场面、氛围的鲜明特色，也就根本不存在。
只是在这里，一切细节和具体描写，和艺术的白描是相互渗透的，它不外在于形象，而是渗透在人物的丰富的行动性的特征里。通过具体描写人物的丰富的行动性的细节，来凸显性格。它的关键在于能从人物的特定性格里生发出特征的行动，才有助于突出性格，丰富形象的艺术魅力。这样的细节，由于并不是作者的静止的介绍和分析，而是融合着人物的行动，就别有一种引人入胜的特色。
譬如我们已经举过的例子，《水浒》里的武松杀嫂的一段情节，初一看时，我们并不了解武松的意图，只看到作者极细致地描写武松邀请四邻谢酒，描写潘金莲、王婆、姚文卿、胡正卿、张公等人对于武松这一行动的不同反映。粗心的读者，很可能忽略这一细节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一段生活常态的朴素的描写，但是，了解武松性格的读者，却不能不被武松的这种“奇怪”的行动和当事人情绪的不同反映吸引住。究竟要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刚强的汉子，不报兄仇却在玩这套把戏！在“杀嫂”以前，我们猜测不出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男子汉，为什么这样布置他的行动，作者又为什么这样描写这个细节，直到结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这段细节描写，才引起了我们深刻的回忆：武松想报杀兄之仇，最初本来是采取告状的形式，自以为哥哥被谋害，人证物证确凿，理在自己这边，官司是可以打赢的。可是，没料想到在“钱能通神”的衙门里，精细的武松这场胜利在握的官司，却由于西门庆使了贿赂而没有被接受，人证物证也没有起到作用——“谁想这官人贪图贿赂，回出骨殖并银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