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兄之仇不能报，对于武松这样一个疾恶如仇的英雄来说，自然是不肯善罢甘休的。既然理又在自己这一边，要报仇就要报得光明磊落，官吏们说：“但凡人命之事，须要尸、伤、病、物、踪，五件俱全，方可推问得。”武松就用自己的力量创造这些条件。四邻谢酒的细节，正充分揭示出武松这种光明磊落、敢作敢为的性格特色。四邻谢酒是假，四邻见证是真。作者描写这个富有特征行动的细节，正是为了表现在封建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他所歌颂的英雄复仇行动的合理性。然而，读者通过这段富有特征行动的细节描写所感受到的武松的性格特色，却是多方面的，武松性格的机警、沉着、敢作敢为，在这个细节的具体描写中都得到丰满的体现，而且也恰恰通过了这一细节，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官吏的腐朽和无耻。如果我们把这个细节和石秀杀嫂的细节对照地看一下，就可以看出细节的选择，是怎样突出了这些英雄人物的性格。虽然同是杀嫂，但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甚至在表情、措词、语气上，有着多么明显的不同，而《水浒》作者却正是依靠这些不同的富有行动性的细节、具体描写，写出了不同的英雄性格。
中国古典小说的这种富有行动性特征的细节、具体描写，不只是被用来丰富艺术形象，表现人物性格的某些侧面，而且往往通过反复描写和着重强调，使它融合在艺术形象里，成为不断深化、发展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譬如哭，这本来是人们在生活中所引起的感情变化诉之于行动的一种方式，谁都可能有这种感情变化，这是生活常态，但是，能够使这种生活常态的感情表现，构成一个悲剧形象的富有特征性的细节，经过反复描写和着重强调，成为深化林黛玉性格的重要手段，这却是《红楼梦》作者的创造。
在生活中爱哭的女孩子，常被戏称为林黛玉，但并非爱哭，就真是表现出一个人的悲剧性格。林黛玉的哭，之所以在表现它的悲剧形象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因为它密切地联系着林黛玉的性格、身世、爱情和遭遇。林黛玉的哭，当然也并不是作者在那虚构的神话里所强调的，是什么还泪宿债——绛珠仙草受了神瑛侍者灌溉之恩：“五内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常说：‘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我并无此水可还；他若下世为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也还得过了！’”如果是这样，这个林黛玉生命形象里的悲剧性格的表现方式，也就未必具有如此强烈的现实意义了。
我在《古典小说人物创造漫谈三题》一文里曾经说过：“林黛玉的哭，分明饱含着现实人生的血肉。哭是她这个贵族少女的悲剧性格的表现形式之一——哭是她对生活折磨的强烈反应，哭是她直接发泄痛苦的方式，哭是她诗人气质的种种感受的抒发。……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加强了读者对她的悲剧性格的感受。”然而，林黛玉的哭被反复描写，而不引起读者的厌烦，却是由于作者对于这一细节的富有变化的丰富描写，虽然都围绕着她的悲剧感情，但是哭的原因却是由于种种不同的悲剧感受引起的。所以在林黛玉整个生命形象的意义上，这个细节的反复被描写，却远远超过了它的直接表现。一生以泪洗面的林黛玉的哭，分明是封建社会磐石重压下的妇女的病态的感情，它的重复被描写，便是对可诅咒的现实提出的悲剧的抗议。
自然，所有这一切细节、具体描写，都是和人物性格的特征血肉相关的，如果离开了人物性格的特征，来胡乱地硬凑这样的细节，那不仅丰富不了艺术形象，而且会给艺术形象带来损害。譬如，如果有人把这个细节用来描写我们时代的女性，那除非是用来表现她的“东施效颦”的丑态，绝不会具有任何艺术魅力。富有特征的细节、具体描写，是和性格紧密融合在一起的，离开艺术形象和性格的需要，细节、具体描写不存在独立的意义。
有时，艺术的细节、具体描写，在艺术形象创造上的意义，并不直接关联到性格，而是为了主题思想表现的需要，这在欧洲的文学作品里是不少见的。但是，在中国古典小说里，这也同样需要借助于艺术形象间接地表现出来。
譬如《儒林外史》是一本控诉和反对科举制度的小说，而它描写科举制度在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中间所造成的危害，却完全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创造，选择和组织具有深刻悲剧意义的细节，来丰富它的形象，通过丰富形象的作用体现了作品的主题思想。像“范进中举”这一节，写五十四岁的范进考了一辈子的功名，等真的考中了，他却欢喜得发疯了，“敞着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了一只，兀自拍着掌，口里道：‘中了！中了！’还是胡屠户骂了声：‘该死的畜生！你中了甚么？’一个嘴巴打将去”，这才醒转过来。这样的细节，当然生动地表现了范进的性格，而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了这样的细节、具体描写，有力地抨击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害人，尤其是对于这段细节里一个次要人物胡屠户的描写，更是深刻地揭露了科举制度在普通人中间所造成的精神毒害，具有生动的讽刺意义。胡屠户是范进的岳父，平日间总是把这个女婿骂得狗血喷头，直到范进考举的前夕还这样骂：“不要失了你的时了！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来，我听见人说，就是中相公时，也不是你的文章，还是宗师看见你老，不过意，舍与你的。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象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这心。”可是，当范进真的中了举人，他马上就改了口说：“……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而且当别人建议让他打范进一巴掌，来解救范进的痰迷心窍时，他还作难地认为：“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后来虽然打了，却“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想一想，更疼的狠了，连忙问郎中讨了个膏药贴着。”
像这样一些具有讽刺性的喜剧画面的细节、具体描写，在《儒林外史》里可谓比比皆是。这些细节虽然都具有丰富形象和表现性格的作用，但很显然，作者是企图通过这些富有特征的细节、具体描写，组成在科举制度危害下的庞杂的社会生活的喜剧性的画面，以表现它的控斥和暴露的主题。细节、具体描写在这里虽然也是融合在艺术形象里，却是通过艺术形象取得了深刻体现主题思想的作用。
不过，尽管细节、具体描写对于创造艺术形象、表现作品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但它毕竟只是附着于艺术形象，帮助突出形象、性格的一种艺术手段，不能脱离艺术形象、主题思想而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况且伟大的艺术是要求单纯和洗练的，冗长的细节和为细节而细节，不是给艺术形象增加臃肿的累赘，就是损害艺术形象的鲜明和完整。中国古典小说的细节、具体描写，由于艺术白描的特色，它永远是渗透在艺术形象的活动里，表现出丰富的生活内容，发人深思，耐人玩味。我们前面谈到的一些例证，大都具有这种艺术特色。因而，我们在学习、探索古典小说细节、具体描写的时候，也应当特别注意到这一点。
只是我们在学习古典小说艺术技巧的时候，也必须注意到，绝不能生搬硬套。我在前文已经谈过，细节、具体描写是附着于艺术形象的，艺术形象、人物性格的内涵不同，时代的阶级的生活内容不同，也自然要求有不同的细节、具体描写。不可能设想，这里所谈的这些细节、具体描写的表现方法，可以完全不经改造地用来描绘现代的生活，创造现代的人物形象。批判地继承，主要在于从借鉴中得到审美的启示，通过吸取其精华、扬弃其糟粕的过程，创造出民族化、群众化的新艺术传统。离开了这样一个立足点，生吞活剥地袭用传统艺术的表现方法，也是会损害艺术形象，甚至歪曲生活的。
1960年4月2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