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反省。在以往朝代里，皇帝也是进行过反省的，相对而言，明朝皇帝的反省更为频繁。除了与普通人一样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所作所为进行反省之外，明朝皇帝还对自己所制定的政策及其实施的后果和进行的人事安排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予以反思。这种反省既有可能在大臣们进行劝谏时发生，又有可能在皇帝重病或者即将驾崩时进行，还有可能在天灾人祸出现后启动，尤其是在后者的情况下，明朝皇帝都会发自内心地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评价自己做得对不对、应该不应该。明朝皇帝的反省是一种内心活动，它与常人的反省相同的是会通过某些形式表现出来，不过，它与后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明朝皇帝会将自己反省的结果公之于众，甚至诉诸文字，让全体国民知晓。明朝皇帝无论是通过言语还是通过文字（如颁布罪己诏）来表达自己的反省，其意图无非在于告诉人们：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由自己承担，决不推诿于人，臣子们用不着自责、内疚。宪宗朱见深在任用汪直为西厂的首领之后，“西厂横恣，盗窃威柄，稔恶弄兵。夫明断如帝而为所蔽惑，久而后觉，妇寺之祸固可畏哉。”（《明史》卷14《本纪第十四》）这是皇帝在其人事安排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后所进行的反省。如武宗皇帝朱厚照在自己病入膏肓时也进行了反省，他命令其臣僚“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预也”（《明史》卷16《本纪第十六》）。明朝皇帝这样的反省对于君臣关系的良性互动无疑是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第三，治吏。明朝皇帝对官吏的治理，既包括积极意义上的引导，又包括消极意义上的惩罚，其目的在于将官吏塑造成为能够实现自己的意志、遵循儒家伦理道德的人。积极意义上的治吏方式，明朝皇帝总会在适当的时机予以运用。而消极意义上的治吏方式，明朝皇帝却不经常使用。这种方式的具体手段也比较多，比较典型的有训诫、威吓和惩罚。如仁宗朱高炽对那些在救灾赈灾过程中消极作为的官员给予了这样的警告：“条政令之不便民者以闻，凡被灾不即请振者，罪之。”（《明史》卷8《本纪第八》）神宗朱翊钧在考核京官之后，“戒谕廷臣”：“近岁以来，士习浇漓，官方刓缺，诋老成为无用，矜便佞为有才。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为人臣报复之资。用是薄示惩戒，余皆曲贷。诸臣宜祓除前愆，共维新政。若溺于故习，背公徇私，获罪祖宗，朕不敢赦。”（《明史》卷20《本纪第二十》）宣宗朱瞻基在了解到内臣利用管理采矿而作恶多端、中饱私囊之后，就“锦衣指挥钟法保请采珠东莞，帝曰：‘是欲扰民以求利也’，下之狱。”（《明史》卷9《本纪第九》）明朝皇帝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治吏，整肃了官风，有利于君臣关系的良性互动。
第四，重用人才。那些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士人，具有“内圣外王”观念，力图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有所作为，总是在寻求实践儒家伦理思想的机会。如果他能够被皇帝所重用，他会为皇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明朝皇帝对人才的重用，是改善君臣关系，实现互相之间良性互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举措。明朝皇帝出于自己统治的需要，也需要有一批能够辅佐自己、帮助自己治理天下的人才。明太祖朱元璋深知人才的重要性，他强调“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明太祖实录》卷81），他形象地将皇帝与人才比喻为大厦与木材之间的关系：“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而后治。故为国得宝，不如荐贤”（《明太祖实录》卷128），将人才视为国宝，并多次下诏征求贤才，遣使分行天下，访求贤才。他还表达了与贤才共治天下的愿望：“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之。今贤士多隐岩穴，岂有司失于敦劝欤，朝廷疏于礼待欤，抑朕寡昧不足致贤，将在位者壅蔽使不上达欤？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岂甘没世而已哉。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遣。”（《明史》卷2《本纪第二》）明朝皇帝这种礼遇人才、重用人才的观念和做法，对于消解君臣之间的摩擦，建立良好的君臣关系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第五，联络感情。皇帝虽然可以傲视天下，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但是，皇帝绝不是孤家寡人，不可不求于人。明朝某些皇帝对此是有清醒的意识的。因此，他们在处理君臣关系时，既强硬地使用刚性的手段，又巧妙地使用柔性的手段。在柔性的手段中，明朝皇帝非常清楚，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运用感情。朱元璋曾经深情地对解缙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当知无不言。”（《明史》卷147《列传第三十五》）他在与宋濂的关系上同样充溢着浓浓的感情：宋濂“尝与客饮，帝密使人侦视。翼日，问濂昨饮酒否，坐客为谁，馔何物。濂具以实对……每燕见，必设坐命茶，每旦必令侍膳，往复咨询，常夜分乃罢。濂不能饮，帝尝强之至三觞，行不成步。帝大欢乐。御制《楚辞》一章，命词臣赋《醉学士诗》。又尝调甘露于汤，手酌以饮濂曰：‘此能愈疾延年，愿与卿共之。’又诏太子赐濂良马，复为制《白马歌》一章，亦命侍臣和焉。其宠待如此。”（《明史》卷128《列传第十六》）世宗朱厚熜对杨一清的用情可谓“法外开恩”。按照明朝有关制度的规定，凡臣子上奏皇帝的密疏必须亲自书写，不得请人代笔，朱厚熜也是这样要求其臣子的。当他了解到内阁首辅杨一清患有眼疾之后，因为杨一清不能亲自书写密疏，他就特谕杨一清的侄子代写，并嘱咐杨一清对于眼疾“当用心调摄”。明朝某些皇帝对臣子的感情还落实在对臣子的保护中，如仁宗朱高炽对杨士奇的态度就是如此。“时藩司守令来朝，尚书李庆建议发军伍余马给有司，岁课其驹。士奇曰：‘朝廷选贤授官，乃使牧马，是贵畜而贱士也，何以示天下后世。’帝许中旨罢之，已而寂然。士奇复力言。又不报。有顷，帝御思善门，召士奇谓曰：‘朕向者岂真忘之。闻吕震、李庆辈皆不喜卿，朕念卿孤立，恐为所伤，不欲因卿言罢耳，今有辞矣。’手出陕西按察使陈智言养马不便疏，使草敕行之。士奇顿首谢。”（《明史》卷148《列传第三十六》）可见，感情在君臣关系的处理中具有神奇的魔力。
君臣关系的良性互动是君臣双方之间的事情，皇帝固然是主导方和主动方，需要具备进行良性互动的相应素质。同样，臣子也应该具备良好的素质，君臣关系才会进行良好的互动。在明代社会里，臣子的这种素质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内容的，是儒家所提倡的政治伦理理念和政治道德要求。它是多方面的，表现在处理君臣关系上，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皇帝分忧。有一天，英宗朱祁镇避开他人，悄悄对大臣李贤说：曾经密谋过“夺门之变”、帮助过自己重获帝位的石亨、曹吉祥骄横“干政，四方奏事者先至其门，为之奈何？”李贤给皇帝提出了如下对策：“陛下惟独断，则趋附自息。”皇帝又说：“向尝不用其言，乃怫然见辞色。”李贤对曰：“愿制之以渐。”对自己从弟弟代宗朱祁钰手中重夺帝位，于情于理都有不妥之处，朱祁镇可能内心有所不安，在石亨被治罪之后，他向李贤重提了“夺门”一事。李贤说：“‘迎驾’则可，‘夺门’岂可示后？天位乃陛下固有，‘夺’即非顺。且尔时幸而成功，万一事机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审置陛下何地！”接着又说：“若郕王果不起[1]，群臣表请陛下复位，安用扰攘为？此辈又安所得邀升赏，招权纳贿安自起？老成耆旧依然在职，何至有杀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朱祁镇觉得李贤分析得有道理，也为自己留了面子，并下诏命令自今以后所有章奏禁用“夺门”二字（参见《明史》卷176《列传第六十四》）。
第二，指出治国理政中所存在的缺陷。一些明朝臣子有着“一日立乎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则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明史》卷181《列传第六十九》）的观念，当他们发现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不利于皇帝治理国家的问题之后，他们就会自觉地向皇帝面陈或者上疏奏明，并认为这是做臣子应尽的责任。如万历十一年（1583），左副都御史丘橓向神宗朱翊钧指出当时吏治中所存在的八种主要积弊，具体有考绩之积弊、请托之积弊、访察之积弊、举劾之积弊、提问之积弊、资格之积弊、处佐贰教职之积弊和馈遗之积弊[2]，并强调：“要此八者，败坏之源不在于外，从而转移亦不在于下也……陛下诚大奋乾刚，痛惩吏弊，则风行草偃，天下可立治矣。”朱翊钧对此予以认同，并“敕所司下抚按奉行，不如诏者罪”（《明史》卷226《列传第一百十四》）。崇祯二年（1629），刘宗周上疏思宗朱由检，直接地指出了朱由检治国理政中所出现的弊端：“陛下励精求治，宵旰靡宁。然程效太急，不免见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汲汲于近功者，非兵事乎？诚以屯守为上策，简卒节饷，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岁月，未有不望风束甲者，而陛下方锐意中兴，刻期出塞……功利之见动，而庙堂之上日见其烦苛。事事纠之不胜纠，人人摘之不胜摘，于是名实紊而法令滋。顷者，特严赃吏之诛，自宰执以下，坐重典者十余人，而贪风未尽息，所以导之者未善也……且陛下所以劳心焦思于上者，以未得贤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奔走集事之人：以摘发为精明，以告讦为正直，以便给为才谞，又安所得贤者而用之？得其人矣，求之太备，或以短而废长；责之太苛，或因过而成误。且陛下所擘画，动出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过不给，谗谄者因而间之，猜忌之端遂从此起。夫恃一人之聪明，而使臣下不得尽其忠，则耳目有时壅；凭一人之英断，而使诸大夫国人不得衷其是，则意见有时移……陛下求治之心，操之太急。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潜滋暗长而不自知者。诚能建中立极，默正此心，使心之所发，悉皆仁义之良，仁以育天下，义以正万民，自朝廷达于四海，莫非仁义之化，陛下已一旦跻于尧、舜矣。”（《明史》卷255《列传第一百四十三》）
第三，明知自己的利益可能会受到损害，但仍然毅然决然地为皇帝尽职。在辽东军情紧急的情况下，刚刚担任兵部职方主事的袁崇焕，在没有告知兵部任何人、“家人亦莫知所往”的情况下，单骑出阅山海关内外，回朝后，他详细地分析了“关上形势”，主动提出承担镇守边关的责任，自信“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但是，他又说出了自己内心的隐忧：“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后来，他又上疏思宗朱由检：“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朱由检则保证：“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以使他无后顾之忧（参见《明史》卷259《列传第一百四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