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周而复始的人生，好像一个圆圈，从原地出发，看似曲折地绕了一大圈，事实上又回到原地，期间没有任何的停靠。虽然有各种例外，但在整个南太行山区人群中属于凤毛麟角，只有发了大财、做了大官的孩子们，才会不需要父母亲的照顾，反哺于爹娘。类似我父亲一样的农民，几乎一生都在以“肉身的劳动力”，每天必须与由人（资本）控制和支配的自然物作“斗争”，如修路、烧砖，往卡车上装铁粉、煤炭、河沙、水泥等。这是最低级的生存方式，即使父亲，也觉得自己的身份和职业太卑贱。他们也想有朝一日发大财，像其他人那样开小车、逛城市，到任何人面前马上就会有一堆玉米花一样的笑脸……可这只能是梦想。父亲也知道他这一生无力改变命运。更多的乡亲们也清楚。唯一的希望就是自己的儿女们能有出息，在他们人老力衰、疾病满身时候给予他们一点回报。
莲花谷向东十多里的蝉房乡政府附近，曾开过铁矿，铲车卡车热闹了不过三五年，即以满山黑洞宣告资源枯竭。很多本地人开始到綦村、新城、窑坡、葛泉、册井、上关、白塔等地的铁矿煤矿打工挣钱。钱财诱人，拿命去挣。可与之相伴的，是几乎每一个月都有坏消息传来，不是西家的儿子在井下被石头砸死，就是东家的儿子因为冒顶、灌水或者瓦斯爆炸丧生。
与莲花谷村一山之隔的羯羊圈村的刘福贵，早年在新疆当兵。退伍后一度子承父业，做护路工人。后嫌挣钱少，转而跟随其承包铁矿的姐夫当领班。收益较好。忽一日夜里，他喝酒后，坚持要下井去看看其他工人有无偷懒。却不料，刚下去，井就塌了。其和十多个同乡尸骨都没拿出来。其妻子获得四十多万的赔偿金，修建了一座房子。二是距离莲花谷村五里的梧桐沟村尤有志。为家中独子。媳妇刚生了一个儿子。他就在上关煤矿井下被一块石头砸死了。妻子年轻，要带子改嫁。公婆不许。争执翻脸。以前和美的一家人，瞬间成为仇家。
与之相对的是，白家庄一人在市委组织部任职，其亲戚大都进城工作，或开诊所、或做生意；赵家村一人在县政府任科长，不久，其弟弟也进入国土局工作；李家铺子一人早年以承包砖厂、建筑队成为当地有名富人之后，其一对儿女并一个外甥分别到县政府、中学和医院工作。这种天然的不对等，权力和物质的致命绞杀，使得莲花谷及其周边村庄的农民也急剧分化。但没有人“仇富”。对这个杜撰的社会含量和覆盖面极大的新词，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我就深感怀疑，甚至愤怒。2006年后，我几乎每年都有回莲花谷一两次。从村人的语气和做事方式来看，对“官”和“官家”、“富人”、“公家人”，大都持有两种心理和态度：一是羡慕；二是献媚。羡慕“人家有本事，能挣钱。咱们，只能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再就是：“等下辈子，求阎王爷给咱个好时光过。”也会说：“不管用啥方法儿，能混得有模有样，赚大钱就是有本事！”
2007年，我再一次回到家。为帮助弟弟一家过好生活（其实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温饱和体面）。父母亲也学村里其他人，弄了一个养鸡场。一排大房子，上千只蛋鸡，每天叽叽喳喳，要吃要喝。鸡场名义上是弟弟和弟媳妇的，可干活的主力却是父母亲。我们还在睡梦中吧嗒嘴巴，父亲就披衣起床，打着手电，到鸡圈里给鸡喂食、倒水、清理粪便。不论春夏秋冬，都是父母亲。弟弟和弟媳妇偶尔帮点忙，往往睡到太阳把屁股烤焦了才起床。我和妻子觉得这不公平。当孩子有了自己的家，就应当把自己的事情承担起来，还让父母亲为自己操劳，于心何忍？
教育和训诫基本无效。在弟媳妇看来，公婆为儿子的“日子”服务和操劳理所应当，累也好，不累也罢，反正那是“义务”。看着父亲越来越佝偻的腰身，几乎把整个脸拧成麻团的脸，忍不住眼泪纵横。可在母亲看来，公婆为儿子过上好时光再怎么辛苦也无可厚非。时常督促父亲下地干活。临近地方若是有下力气挣钱的活计，就撵着父亲去。可没想到，2008年8月，父亲忽然病倒，检查已是癌症晚期。我听到消息，在电话里对着母亲和弟弟就大声乱吼说：还让他没白没夜地干活了不？还说他还能干不？还舍得骂他去打工不？母亲和弟弟一顿沉默。
半年后，父亲毫无怨言地与这个世界永决，与我们阴阳两隔。他去世前一个月，我还和父亲说起他当年的一些事情，如出去打工、筑路、修水库、给人盖房子、烧砖、烧锅炉等个人经历。父亲说，他最怀念的有三件事：一是在綦村炼钢铁时候，一个很俊的大闺女不小心掉进了硫酸罐内，不一会儿就成了几根白骨头。“大炼钢铁害死了一个好闺女！”二是在黄背岩修长城。父亲说，他小的时候，就知道黄背岩有长城，觉得那是古代打仗用的，现在再修起来，把莲花谷变成旅游区，很多人就不用再出去下煤矿铁矿，到砖厂烧砖了，可以在家门口卖点土特产赚钱，要比在外面给人打工强得多。三是爷爷猝然离世和奶奶的癌症期间，他觉得没了父亲，精神上立马就有了一种负担。人人不愿意的死一下子就冲到了自己面前。奶奶患癌症卧床时候，他一个人伺候，洗澡、剪指甲、喂饭、清理大小便。一个儿子做了闺女的事儿。他觉得自己很细心，完完整整、没有一点疏忽地把自己生身母亲送走了。
从父亲的这些话中，我觉得了一个农民的悲悯情怀，也觉得了一个乡野之人的纯朴之心。他的话不自私，没有一点的农耕气息和小农意识。他去世到现在，差不多五年了，很多时候，我在想，父亲这样的一个农民，出生时候平淡，生而艰难困苦，死如一把镰刀无意中削断的一根草尖。除了与他有血缘关系的、有限的几个亲人外，极少有人对他的疾病和死亡表示惋惜、怜爱和同情。但他却在自己病重之时想到了他人，并梦想有一天在家门口可以赚钱养家糊口。在我看来，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番言语和一种梦想？父亲活了六十三岁。他的人生际遇与乡村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基本上可以代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出生的大多数北方乡村农民。在战火硝烟将尽时来到人世，襁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弱冠之年及青壮年经历“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四清运动”“文革”“改革开放”等重大政治运动和影响甚深的社会生活。
与之相对的是，父亲从没提及任何苦难。在外打工时的苦累，乃至受欺负和歧视，在村里受人的非难、邻里之间的怨隙等等，很多我都知道，但他只字不提。父亲去世后，我听村里人说：最后一个好人没了！他们将父亲称为“最后一个好人”，虽然只是在一千余人口的莲花谷村，虽然这句话褒贬参半。但我觉得，他们对父亲的评价是贴切的。2009年，我再次回家，想去祭奠父亲，却被母亲劝阻了。莫名难过。站在一如往年的院子里，再次看到黄背岩，却发现那一段新修的长城也不见了。母亲说，风吹雨淋的，草又年年长，（新修的长城）不是旧了，就是被遮住了。
奇怪的是，自从父亲去世后，每一年回家，同样的地点和自然物，人和村庄，我的心境却大不一样。有时候莫名地想，父亲躺下之地，便是我的根，无论身在何处，最终我都要以肉身和灵魂再次贴上去。宛如他和母亲生我时候那样。还想，一个没了父亲的人，人世间再伟岸的人和物都无法真正撼动他的心了。父亲一旦倒下，儿子就成为替代者，更有着伟岸与超拔、慈爱与博大的隐喻或象征。
2013年冬天回家，再次路过父亲埋身的山冈，草木枯疏，北风卷尘，鼻子酸，我咬了一下嘴唇，想抑制住悲伤。可当车子转过一道山岭时，却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而且无法自制。载我的朋友只好停下车，扶着我到公路边，并说，要哭就放开哭吧！我站直了身子，迎着傍晚犹如刀刮的冷风，张开喉咙，对着空旷的山谷大喊了几声。那声音在胸腔和口鼻中似乎响雷，但在风中的峡谷里，回音却小得几乎没有。这可能就是一个农民的生与死，在庞大人世间所能体现的“价值”和所能产生的“影响”吧。路过黄背岩长城时，我特意下车，拨开一人多高的荆棘和蒿草，爬到岭上。确实的，那段新修的长城确实旧了，石缝里长出了不少杂草，石面上也长着一层绿苔。我看了一会儿，觉得那些石头都好像经过父亲的手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