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栋梁
现在，我正在寻找儿子王小虎的路上。几天来我们把省城盘遍了，只能像自行车轮上的辐条，从省城这个轴心向周边城市辐射。我已四天没睡一个囫囵觉了，依然没有睡意，孤独，愤懑，茫然，无奈，悲伤，我还顾不上理会这些纷至沓来的情绪。我要去的这座城市是一个地级市的首府，有一个和小虎一起耍了五六年的伙伴，或许小虎是找他去了。
出了什么事呢？我就说说我的遭遇。我要去的这座城市有两百公里的路程，我希望能说完我的遭遇。其实，有啥可说的呢，对于我们这样的人，遭遇这样的事没有什么奇怪，我之所以要说说，没有别的意思，是因为只要我处于讲述的状态中，我就不至于打盹，把皮卡开到排水沟里去了。
就从我住进湖景水郡开始吧，因为我认为事情就是从这里发生的。
湖景水郡，呃，多么烂俗的一个名字。省城缺水，这几年却大打水牌，挖了许多湖，依湖而建的小区这湖那海的名字也泛滥了，西湖、南湖、湖景华庭、滨湖小镇、临湖雅舍、观湖，甚至叫什么爪哇海景、台岛、澳海、水城威尼斯之类的，据说还有小区取名中南海、珍宝岛、钓鱼岛，被主管者否决了。尽管有些所谓的湖其实就像个大水塘，但依湖而建的小区房价涨了几倍。
尽管名字俗不可耐，但湖景水郡的内里十分的不俗。首先是地理位置绝佳。描述起来有些费事，干脆打个比方，如果是在北京，那么站在我家窗前，天安门、故宫、国家大剧院都尽收眼底。其次是真的有湖。绝对不是水塘，是在一个水塘的基础上新挖掘的一个容得下许多水上游乐设施的湖，假山、曲桥、回廊、广场，既古典又时尚，眼下正在搞音乐喷泉。第三是绿化档次高。树都是从深山老林移植过来的参天大树，且多为名贵品种，挂着身份牌；草皮种植的是挪威草，密匝匝如地毯，可任意坐卧踩踏，依旧坚挺茂盛。第四是生活圈服务功能齐全优质。医院是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分部；银行、商场、菜市场等一应俱全，都是最现代化的模式。最重要的是名校五中、二小牵手过来，在小区周边建了分校。你可千万不要以为分校是OEM产品，是贴牌货，据内部消息，老师都是母校拔尖的老师，校领导都在这里办公。要说最不俗之处在于你有钱不一定住得进来，实话跟您讲，湖景水郡不是商品住宅小区，通俗而准确的说法是政府家属大院，属于分配安置性质，不对外销售。硬要拿钱买，一平米的价钱能把你吓个坐蹲儿，伤了你的尾椎骨，当然，我是站在我的角度说的。
那么我是一个什么状况呢？高中毕业，我连续参加了三年高考，分别离二本差九分、三分、一分。班主任像前两次一样极力鼓动我上三本，说二本差一分，三本能上顶尖学校，三本顶尖学校比二本普通学校要强得多，专业都是热门专业。我明白班主任的用心，一是为我着想，对于一个正是读书年龄的青少年，有学上总比没学上好，一是为他着想，老师是要追求升学率的，这是跟奖金、职称、名气等等挂钩的。三本我是不上的，要是上，第一次高考我就上了。三本我们不叫三本，叫自费。像我那样的家庭，读书就是投资，投资就得讲求回报，三本上出来就是再节省也得花七八万，还要搭进去四年时间，有这四年时间，打工卖体力还能挣几万块，加上上学四年的花销，里出外进十几万没了。十几万对我家那是个天文数字。更为重要的是不要说三本，重点大学毕业生都找不上工作，在小公司打工，三天两头被炒鱿鱼，有的在街面上摆摊设点讨生活，跟进城打工的没啥差别，我舅的儿子重点大学毕业，找不上工作，干脆就在街上摆了摊饼摊点，每天起早贪黑的，挣的还没有在工地上搬石撂砖的多。这些状况我都了解得很清楚。上三本对于我等于是烧钱。因此我的目标是一本，二本还要看录取的学校和专业以及收费。班主任又极力鼓动我复读。我这个分数复读吃香哩，班主任说以你的底子，复读一年，考个重点希望存焉。
“你自己看，要读，我们供你。”
从班主任办公室出来，父亲说。
他把选择权交给了我，这表明他内心很挣扎。
我内心也很挣扎呀。差一分，这在许多人看来就等于是准大学生了，复读是不二的选择。“复读一年，考个重点希望存焉”，我明白班主任说的这种可能性是有的，但也只是有可能，我已经被差几分诱惑着耗费了两年的时间，我再不忍心赌命一样地复读了。
我的父亲只有一条腿，不，应该说是只剩下一条腿。1975年农业学大寨，县上提出要把蟒蛇山全修成梯田，建成全省的样板工程，为了赶进度，就放炮炸山，父亲勇当炮手，有一次一炮延后爆炸，炸飞了父亲一条腿。一个农民失去一条腿意味着失去了一切。那时父亲还没结婚，他一条腿不认命地挣扎了几年，最终只能娶了母亲。我母亲小时候在麦场上玩耍，草垛着火了，她躲进了场窑里，虽然烧伤不重，但一双眼睛被浓烟熏坏了，只剩一丁点儿视力，从此她的世界就是一片模糊，干活儿只能凭感觉和经验，常常是跟头流星，碰得到处伤痕。
要说我父亲不能说命运不济，就在父亲出事的前一年，轴承厂招了一批工，父亲当过兵，有幸被招进去。轴承厂是国家三线建设时期建起来的，就建在大山深处——要说三线建厂都是利用了荒山空谷，不挤占农田的，哪像现在，全是在良田上建厂设区。父亲进厂后分在四车间，四车间是专门往轴承里填钢珠的。据父亲讲，他走进车间，看到一排师傅坐成一条线，头不抬眼不睁地往轴承填钢珠，一个，一个，一个，钢珠填进轴承的声音就像蚕吃桑叶，雨过荒田。一个工人都睡着了，还在准确无误地填珠。一个工人告诉父亲一天要填一万个钢珠才算完成工作任务。父亲深深吸了一口气，又长长嘘出来，要这么填一辈子钢珠，简直是不可想象，哪有在土地上那么洒脱自在。他又背着铺盖卷回来了。后来我想，事实上填钢珠太枯燥不是父亲放弃这份难得的工作主要因素，要知道我们那个地方，山大沟深，十年九旱，是看老天爷脸色吃饭的地方，而他能招工还是因为我的爷爷善待过一位下来劳动改造的右派积下的福缘，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有招工的机会的。真正让他放弃那份工作的原因在于他那时间是大队民兵营副营长，他正在争表现，想做大队长、支书，那可就牛气了。然而，回来的第二年，他就失去了一条腿。因此每说起这件事，父亲就拿拳擂头，说要不然咱们早就是城里人了，扑进公家的怀抱吃粮票，月月有个麦子黄，受这烂秆土地的气。农民潮水一样往城里涌的时候，父亲曾去城里揽过活儿，他希望能找一个填钢珠或类似于填钢珠的活计，可谁会用一个一条腿的残废，而轴承厂已经从山里搬到了城里，工人都下岗了，只能回来。
我们那里人家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养羊，家家都有一群羊。后来政府为了恢复生态，实行封山禁牧，羊群不准出山，只能圈养。天干地枯，缺草少料，圈养养不了几只。可不养羊怎么生活下去？父亲养着一群羊，拄着拐偷偷赶着羊群晚出早归放牧，除了被守山人追赶罚款，还冒着被狼吃掉的危险。这几年人都进城打工，山里走得没人了，狼开始有了。母亲的眼睛越发不济了，摸索着在地里劳作。
事实上在我们老家，不要说我们这样的家庭，许多人家孩子都是念完小学就不念了，十三四岁那就是一个劳力了，能分担生活的负担了，十六七岁就进城打工了。可父亲执着地供养我和弟弟读书，他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我和弟弟读书上，也是为追悔自己因愚昧而葬送了成为一个城里人的美好生活而付出的努力。
残疾夫妻百事哀，长期的苦累、惆怅、忧烦和悲伤，日子煎熬得他们全身都是病，每天都要吃药，倘若有钱，他们需要吃好几种药才能保证没有痛苦地活着，可因为贫寒，他们只吃得起两种药，无论啥疼都吃去疼片和安乃近。后来我知道这两种药成分差不多，都是镇痛药，对头痛、牙痛、风湿性痛、肌肉痛、关节痛及其它各种慢性钝痛有治疗作用，但毒副作用很大。
老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是长子，该担负起供养弟弟上学的义务，至于让父母锦衣玉食地生活那是不敢想的，但至少我得保证他们能对症多吃上几种药。
“我不念了，让我弟念吧，他比我学习好，有前途。”我说。
我这样说是为了不让父母因我失去上大学的机会而心里难过，村上成绩比我差的同学上三本的上三本，复读的复读，毕竟这是一条可以改变命运的光明大路啊。
父亲说：“那还鼻子都吸不起来，谁能指望得上。”
我弟才上初中，我不知道他们当时咋想的，我都上小学了才生了我弟。
我说：“你要相信你们的遗传，他一定能考上大学的。”
父亲还想说什么，我说：“啥也别说了，咱家能供养出一个大学生就不错了。”
进城打工要经过学校，我提了一桶胡麻油去感谢了班主任，班主任感叹地说你给误了啊，要是在县中上，考一本没麻达（问题），最不行上二本稳稳当当的。班主任是真诚的，我也是这么认为，因为我上的马场中学是一个乡镇级农场中学，每年高考升学率只有百分之几。不是学生的智商有问题，而是因为好老师、好学生都被县、市、省里的学校挖走了，这样的状况就是学校老师学生再努力，也无可奈何啊。一度上面要撤了马场中学的高中，可是撤了马场中学的高中，学生不要说去省里、市里的学校上高中，就是去县中，开销要大好多，许多学生就不上学了，政府得控制辍学率，这才保留了下来。
进城后我就像追逐花丛的蜜蜂追逐那一片片脚手架林立的建筑工地，和灰、筛沙、砌砖、拧钢筋……干了两年，我有了理想——哦，不能说理想，像我这样的人还哪里说得上理想呢，我曾经有过多少理想，都被现实湮灭了，只能说打算吧。我要学一门手艺。家有万贯产，不如一技身，老话都是经过岁月验证的真理，错不了。我拜了师傅，干起水暖。之所以选择水暖，是因为水暖就像城市的血脉，关系到千家万户，更为重要的是那时候假冒伪劣的水暖配件充斥市场，这中间利润就大了，那些野鸡装潢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活儿一干完你人都找不到，售后服务就是个名词。我打算水暖手艺学精后，依托手艺开个水暖配件店，既卖手艺，也卖配件。
从给师傅背管钳配件开始，我用了四年学成了能看懂图纸独立解决疑难杂症的水暖师傅，租了一间六七平方米的门面房，开了水暖配件小店。我印制了一面带胶的名片，另外刻了个方章，贴、盖在楼道、门框、门板、杆柱、公交站台、公厕的墙壁及路面、门阶上……这么说吧，凡人员密集的地方就有我的小广告，你想不看到我的大名都不行。其实说句心里话，我也和大家一样讨厌这狗皮膏药一样的小广告，我每天开店门的第一件事，就是铲除清理店门、台阶、墙壁上的小广告，然而一夜过后，小广告又贴满了。我很无奈地把一首诗改了：离离小广告，一日一枯荣，红袖铲不尽，傍夜又春生。红袖可不是夜读书时添香的红袖，而是戴着红袖箍的城管、义工、志愿者。生活就是这样让你没办法，谁又能保证自己不做连自己都讨厌恶心的事呢。起初每天傍晚，我都出去贴印小广告，后来干脆交给制作小广告的小公司，他们是从制作到张贴一条龙，能把小广告贴到严禁贴小广告的地方。
我已进城十几年了，不能说没有成绩，我自己娶了老婆——你可千万别小看这事，彩礼十二万（这是当年的行情，这些年价钱涨得最快的，在城里是房子，在农村是彩礼），加上黄金首饰衣帽鞋袜结婚照离娘钱以及在城里摆喜宴的花销，二十万出头了，家里是帮不上我的，父亲的另一条腿因为经常跑山，长期遭受山风的侵蚀，已经不能见风了，羊也就无法再养了，两人就守着点薄地。
我老婆叫张小妮。我们是初中同学，她上完初中就进城打工了，我们再没见过面，倘若不是碰上了，我都想不起她了。我是在一家面馆吃面时遇上了张小妮，她当时在饭馆里做服务员。她把一老碗刀削面端到我面前，一张口就叫出了我的绰号“八窍”——人有七窍，说的是头上有七个窟窿——双眼、双耳、双鼻孔加一张嘴，我左耳上有一米仓，多了一个窟窿，同学就叫了我“八窍”。上学时她还是个毛脸小姑娘，头发黄黄的，就像受了旱的麦苗儿，可能是营养不良（吃不饱呗），脸也黄得像屁打了。现在当然已长成个大姑娘了。女大十八变，又给城里的泡泡衫、乳罩、超短裙、长筒丝袜、高跟鞋、唇膏、眼影、烫发、染色的一收拾，看上去洋气多了，别有风情。
要说上学时她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她的名字。她的名字和我的名字一样，都是直接把小名做了官名，没有一点寓意和寄托。——呃，对了，我叫王打春，我是立春那天生的，老家人把立春叫打春，我的小名就叫了打春，上户口时就以小名为官名，很纪实，也很土（以前我是这么认为的）。我曾埋怨过父亲，人家都叫鹏程、志远、仕科、耀祖、邦荣之类的名字，没说给我起个有想法的名字，父亲说几辈人没一个识文断字的，有个名字叫就不错了。又说老子要有文化，能吃那么大的亏，现在也是吃粮票的城里人，能落这么个下场？他对自己当时决策失误一直是耿耿于怀，扯起话头能说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