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炜光兄结识多年，在几乎所有公共问题上，我们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听京戏。最近刚到天津，在炜光兄的地界上听了一场原生态的《搜孤救孤》。余音绕梁之际，炜光兄就来信，命我为他即将出版的新著作序。
论年岁，炜光兄长我一轮，论学识，我有何德何能？只是，这个时代已经礼崩乐坏，长幼尊卑颠倒，多我一个僭越，似也无妨。更兼以，这些年一直阅读炜光兄的论著，深感炜光兄所从事的工作，对于善治之达成，对于国家之转型，至关重要。其间有若干感想，借此机会与读者分享，亦不失为一桩快事。
我在不同场合观察过或者接触过国内若干顶尖的财税学者，然而颇为失望。也看过一些财税方面的论著，实在陈旧乏味。至于活跃于大众媒体上的财税专家，大约是各学科专家中获得“砖家”美誉比例最高的。他们的发言基本上是在论证，政府的加税决策是很正确的。他们通常还会不失时机地补充一句：加税空间还很大——这分明是在找骂，而专家学者们似乎蛮委屈：中国的税负水平就是低于欧洲啊。
可以确定地说，相比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乃至社会学等学科在过去三十年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财政、税务学理论的变化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在所有社会科学理论中，财税理论肯定是最为陈旧的了。
导致这种状况的最直观的原因是财税理论的实用性。由事物的性质决定，财税理论的理论性必然是比较低的，它一诞生就是政府的理财学。从这个角度看，活跃在公共空间的绝大多数财税专家学者在忙着解释政策，为政府的财税活动提供论辩，似乎也蛮正常。
然而，这样的专家为什么每每遭到公众的嘲笑？原因可能很多，或许最为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目前所处的状态要求一种超越于技术层面的财税视野，尤其是财税制度大转型的理论言说。公众期待这样的理论和专家意见，而目前大多数专家学者却与此需求擦肩而过，甚或供应完全相反的言说，也就难免被人“板砖”伺候了。
容我稍微详尽地作一点解释。19世纪末，中国人开始了一场大转型事业，迄今仍未完成。此一大转型的目标，乃是构建现代的“国民国家（nation-state）”，它的核心制度包括正义的法律之治，内含民主、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的宪政制度，市场主导的财富生产与公正的财富分配制度，以及与古典保持了连续性而又具有足够开放性的文化、精神秩序。
财税制度当然也是这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它横跨财富、法治、宪政等多个领域。炜光兄在本书相关篇章中，对于现代财税制度的基本特征，有非常精准的论述。比如，税收须以公民的认可和同意为前提，税收法定，预算由民众的代表审议制定，财政资金应当主要用于提供民众需求最为紧迫之公共服务，等等。这与前现代的财税制度是大不相同的。实现财税制度之转型，乃是完成三千年未有之大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很显然，中国的财税制度仍然没有完成这个大转型，虽然这个过程从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炜光兄在本书中论述了梁启超的宪政主义的财税思想，也讲述了清末预备立宪时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制度进展。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伴随着集中计划体制的建立，财税制度出现了大倒退。相应地，财税理论也出现了大倒退。炜光兄在本书第一章列举了那个时代形成的主流税收学说，即所谓“税收三性”：无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与此相应，主流财政理论也突出了政府对于预算的全面控制，以及建设财政、吃饭财政等等。
80年代之后，中国的经济社会格局发生了相当巨大的变化，集中计划体制坍缩，市场部门不断扩大，大量人口就业于非国有部门，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而言，国民普遍具有了权利、法治、民主意识。但是，财政制度、财税理论却具有巨大的惯性，因为保持原来的集中控制状态合乎政府及其官员的利益。因而，财政制度远没有摆脱原来的制度框架，只不过在旧框架内加入了一点新元素。财税理论同样保留着原来的范式，同样只是勉强塞入了一点新词汇。这些新词汇与原来范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紧张与冲突，但财税学界几乎无人理睬这些。这个学科因为实用性比较强，人们忙于为财税法律、修修补补的政策调整作解说，几乎无人关心更高层次上理论范式的转换问题。
这样，在社会经济格局、民众观念与财税制度、理论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脱节。政府财税部门的做法固然无法令公众满意，专家学者们的话语体系也无法让形成了新常识的公众接受。这些专家学者们提出的建议，几乎总是要么令公众失望，要么令公众愤怒，因为旧有的财税理论范式使他们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说问题的角度，经常偏离公众的期待。
具体些说，最为根本的偏离乃是：专家学者基本上还停留在原有的理论框架内，静态地对财税问题进行技术性讨论，公众期待的却是一种超出技术层面的财税制度大转型言说和相应的制度变革方案。
或许可以把财税理论区分为常态的财税理论与非常态的财税理论。当一个国家处于制度相对稳定状态时，需要常态的财税理论，它当然会集中于讨论税收和财政的技术性问题；当一个国家处于制度大转型时期，则需要非常态的财税理论。这种财税理论的使命是剖析旧制度不合理之处，构想新制度之基本要素，并且，至关重要的是要探讨财税制度转型之合理、可行方案。
这就是构建现代国民国家时期所需要的财税理论。或许可以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最后一篇就具有这样的性质。处于从皇权专制到民主宪政制度转型过程中的梁启超的财税理论，同样具有这样的性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布坎南的财政理论，也是在20世纪中后期美国政治经济大变化的脉络中，探讨财税制度转型理论的结果——尽管这种转型的深度，不及梁启超时代及当今中国。
当代中国所需要的，也正是这样的财税制度转型理论。原因很简单：当代中国正处于大转型中，这其中的重头戏正是财税制度大转型。近些年来，进入公共场域的财税热门话题，无不与此有关，舆论、公众已经向学界提出了诸多命题：人大应当主导税收立法；税制结构应当调整，从间接税为主转向直接税为主；个人所得税的计征方式应当调整；预算应当公开，财政开支应当转向公共服务等等。所有这些命题都不是财税的技术性问题，而牵涉诸多层面的根本性制度调整，属于财政制度转型问题。
公众迫切希望实现这样的制度转型，一些中央政府部门或者地方政府也有推动这些领域制度变革的意图，那么，财税理论也就应当面向这些真问题、大问题，替公众解惑，向政府提供既具有远见、也具有可操作性的财税制度调整、变革方案。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绝大多数财税学者回避这些严肃的问题；即便有所涉及，也浅尝辄止，明显地缺乏有效、连贯的理论支持。这个时代面临着普遍而严重的理论匮乏症，而在财税领域，也许表现得最为严重。
炜光兄则是财税学界的异类。他本来治中国财政史，90年代后期，他敏锐地意识到财税大转型才是这个时代的大问题，于是转向这方面的思考、研究。他提出“治税权”概念，恐怕就是这种意识觉醒的一个标志。此后，他的研究迅速超出了财税的技术性思考层面，对财税的政治经济学、财税的政治学、财税的法学和社会学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思考，他甚至还思考了财税的伦理学。在此过程中，他的财税史学训练也给了他一个宽广的比较视野。他尤其关注西方和中国20世纪初期宪政主义观念下的财政制度变迁过程。由此，炜光兄对于税收的政治与伦理“正当性”渊源，对于合理的征税权架构、公共预算架构，提出了诸多平实而深刻的看法。
通过这些思考，炜光兄有效地回答了困扰公众的诸多疑惑，因此而获得了公众的尊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炜光兄这些年的努力，一个财税制度大转型的理论已经初步浮现。它是跨学科的，具有足够的理论深度，足以通往一种全新的财税理论范式，为告别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显然已经千疮百孔的陈旧财税理论框架提供了一个替代性方案。它在中国当下政治、社会与经济脉络中，对现代财税制度的框架和诸多细节性制度进行了理性的思考。这种财税制度有助于人的自由与尊严，是正当的，明智的立法者、决策者必然会看出这些构想、设计的重大价值。
因此，我要说，炜光兄是这个时代罕见的财税问题之“思想者”。思想不同于学术。学术在任何时代当然都是珍贵的，但大转型时代尤其需要思想。学术只适合于技术性思考，思想才能够引导制度变迁。当代中国处于大转型时代，就需要思想家，也包括财税思想家。我不能说炜光兄现在已经是财税思想家了——以炜光兄的谦逊，也不会接受这样的过誉。但我敢说，炜光兄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迹象是，他正准备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解读传统中国的财税理念，挖掘其中的宪政主义精神，从而为宪政主义的财税制度转型提供更为坚实的历史论证。
在这方面，我们再次有了共通之处。所以，我仓促写下以上粗糙的文字，至少希望表达这样一个愿望：在这个大转型的时代，我愿与炜光兄同行，思考这个国家、民族不能回避的最为重大的制度与伦理问题。此为我辈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炜光兄身上，我能够感受到这种强烈的责任感，而思想正是由这种看起来有点不理性的责任感催生出来的。
秋风（独立学者）
201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