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第二本时评、随笔文集，与我第一本集子《李炜光说财税》（河北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只间隔一年。并非我的“产量”有多高，而是那本书容量有限，不少文章没能收进去。那些没收进去的文章，加上一年多来的一些新作，就组成了读者朋友面前的这本《税收的逻辑》。比较上一本文集，有些话题依然在谈，如治税权归属、人民代表大会职能、纳税人权利、减税政策等，又增添了一些新的话题：如税收伦理、公共支出归宿、预算拨款权、预算法修订、公民意识与自由、央地财政关系、收入分配改革等等。本书对预算的公开、透明问题非常重视，专门用了两章加以探讨，以至于当初起的书名是《别挡了我的阳光》，可能由于编辑觉得概括性不强而弃之未用。
税收学历来被视为官府之学，给领导出谋划策之学，寻找政策依据之学。这种认识并不全面。税收是国家权力和纳税人权利的交集点，而非政府单边之事，所以它也是民间之学，与亿万众生之图存、之福祉、之未来息息相关。所以，公众（纳税人）对赋税的认识和看法，也应该在税收学的研究范围之内，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游离其外。如阿马蒂亚·森所说，你不能凭一部分人的富裕和局部的繁华来判断整个社会的快乐程度，你必须了解草根阶层的日常生活。我觉得他是说给每一位学者或决策者听的，关键是我们是否听得进去。
对政府职能，亚当·斯密给定的核心内容是：保护国家安全和个人安全、建立基本的法律秩序、保护产权、促进技术进步、建设和维护私人无力做或不愿做的公共设施和公共事业。政府用保护和正义职能来交换收益，其职能上限由国家设定的目标和政府面临的约束来决定。他还特别强调了节俭的价值，主张政府不能让人民感到财税负担沉重。这些也是一国公共财政应具备的基本内涵。在公共服务问题上需要加以澄清的一个观念是，公民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政府就必须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而不是政府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公民就必须接受什么服务，没有别的选择。就这么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道理，现实生活中却远未成为人们的共识。
本质上，财税是一种国家基本政治权力的来源和配属问题，这是财税问题的“根本”，中国财税改革的所有盲点和难点，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弄懂了其中的奥妙，长期困扰我们的许多谜团都会迎刃而解。可惜，这么多年过去，不少专家还是在与之相反的道路上行走——追求政策措施的枝节微末很是卖力，却遗忘了赋税的根本问题。中国长期奉行的财政理论——国家分配论，其实是一种帝国性质的理论，财政资源的所有权非常明确，是国家——其实就是政府本身。在中国，国家与政府两者始终没有分开——分开的理由和事实都未曾出现过，以至于很多人至今还弄不清它们是否应该分开，应当创造税收新思维的学界也没有认真地进行理论澄清。对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人民对财政资源的所有权和统治权，加上政府对财政税收的治理权，只有这两者的结合，才是“财政”的全部内容，并构成一国政治权力的核心部分。“财政权”和“财政治理权”并不是一回事，不少学者把它们混淆了。此外，税收也不只是一件可用的工具，税收里有正义，有人性，有光明，有善，还有爱，而这些，也是我国税收学术探讨和教学所拒绝的内容。
相比于传统社会，当代社会拥有最先进的信息技术，国家的威慑镇压力量壮大到极致，财政征敛和消耗的能力亦随之无边际地膨胀，并不断以张扬的气势进行外部展示。所谓“国之利器不可示人”（《道德经》）的说法早就被统治者们抛弃掉了。相对而言，民间经济主体、纳税人维护自身财产权利的能力不是更强，而是更弱了。生活中常见凌驾于公民权利之上、任意侵犯纳税人利益、肆意损耗侵吞国家财政资源的恶劣事件发生，说明给国家征税和用税的权力划界的必要性更加迫切，也更加艰难了。
其实在中国，公共财政、租税法定主义、预算公开等说不上是什么新鲜东西，清末时官产学各界就曾大力推动这些改革，一些领域还取得了不小的成果。当时已日落西山的清王朝自己设立的资政院就曾大幅度削减清政府1911年的预算，即使拿到现在来说也是了不起的进步之举。既如此，清王朝为什么还是一步步地陷入了绝境？这样的问题，就不是今天那些以“出谋划策”为己任的学者们所能回答的了。几天前刚刚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与不少同行交流，大家的一个共同感觉是，公共财政在中国虽然已推行了13年之久，却变得“越来越不像了”，意思是我们与公共财政的距离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了。
的确，中国推进宪政民主改革的难度，怕是比一百年前小不了多少。表面看，政治权力的绝对权威已逐步被淡化，再也难以独步天下，似乎大家都是改革的支持者，但一到实践层面，分歧立马就表现出来，这一点在预算公开问题上表现得再清楚不过。
中国的制度改革已然失速，面临的仍是200年前龚自珍就指出的老问题：执政者在涉及政府利益与民众利益的选择问题上总是进退失据，最终迈不过“自改革”这一关。社会痼疾的根源其实在它自己身上，却视而不见，总觉得阻力来自于他人。问题在于，不改革体制，深宫大院里的皇上怎么可能知道外面街上粮价多少？肉贵几何？手下的人是真心为民办事，还是胡乱花费纳税人的血汗钱？这是历史问题，也难说不是现实的问题。
当年，伏尔泰评论英国的制度时曾说，这个国家的掌权者有足够的权力去增进公益，而当他企图作恶时，马上就会被别人束缚住。我理解，这就是宪政民主，就是今日体制之“自改革”的基本含义。那种政党和行政体制混合不分的体制，那种“没商量”、“不透明”的财税体制，与社会主义无关，与人民利益无关，与市场经济无关。中国最需要的是与传统的权力社会彻底决裂，而不是千方百计地维护它。如果总是跟这样的体制藕断丝连，中国的经济发展便难以为继，中国的文明便难有真正的进步，或许过些年回望一下过去，会发现自己不过是原地打转而已。
好在事情还是起变化了。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进步，“百姓时代”正在退场，“公民时代”正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到来。这种公民社会，是以整个社会对人的权利的尊重为价值背景的。无数“小人物”组成的纳税人群体，构成了心口相连的公民社会网络，其日益显示出的独立立场和力量，使得国家权力的运用不能再那么随意，使得掌权者们发现自己置身于民间无数双眼睛的监督之下，越轨行为难以逃逸其外，也使得历来信奉权力通吃的国人开始懂得不能再轻视他人的自由和权利。这才是我国近年来发生的真正变化之所在，史上空前。更加难得的是，这样一种社会整体价值观的转换，其发生的动因来自于民间而非高层、自下而不是自上。
本书收入的这些时评、随笔和访谈大多公开发表在报刊、杂志上，属于公共性质的写作，有别于学术性较强的论著，目的在于普及推广财税知识和公共财政理念。作为一个财税思想史和财政学理论学者，我喜欢在历史演变的脉络和现实的理论政策间游走，并且一直认为，财税问题出现的原因经常不在财税本身，而是在其外，这就要求财税的研究者要像许多人文历史学者那样具有广博的知识和综合开放的眼界，才研究得了税收这样的“真问题”（罗纳德·科斯英国经济学家，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编者注语）。学界也历来有赋税问题难懂的说法，经济学家们对此类问题远不如对金融货币政策和市场供求关系之类问题的探讨和宣教多，或许就是证明。学术上的一小步，通常要总结多少人的研究心得，克服多少人的盲目、固执，突破多少人的既得利益才能做到？夜深人静时思考那些让人想破头的难题，却是我所享受过的人生最大意趣，也是我难以担当的重负。因学识、学力不足，我的研究还浮在浅层次上，书中定有不少谬误，我将时刻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正。
感谢著名学者秋风先生欣然为本书作序。秋风是一个纯正的自由主义者，或者如他自己所说，是一个“混合了其他成分的中道自由主义者”。他提出“儒家宪政民生主义”的框架，尽管质疑的声音不少，但他的意思我还是明白了。他相信人类社会各民族的文化，相同、相似之处多于区别和对立，这一点在人类社会早期表现得尤其明显。说中国与西方彼此有多大的差异，不过是后人的意识形态想象或专制对思维限制的结果。他相信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多有民主的因素和自由主义倾向，只是这些珍贵的遗产被后人遗忘了、亵渎了，他要把它们重新找回来，并坚持认为这些东西是全人类共有的，并必将与人类的主流价值观融合在一起。若秋风确实是这样想的，那么，我俩的立场就非常接近了。我们坐而论道，不希望别人替我们找出只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也不希望我们的传统被某些可疑的或不相干的东西全然代替。记得那天，我们一起去位于天津老城厢的同悦兴茶楼观老生凌珂的原生态京剧《搜孤救孤》，我评一句：“权力能使人变得这样坏”，他跟一句：“只有更坏”。是的，权力之上，如无他人施加的宪政之索之束缚，便只会出现这种“更坏”的结果。
感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感谢本书的策划者吴兴元先生，还有兢兢业业的云编辑和罗编辑，他们为这本小书的编订做了大量工作，一堆杂乱无章的时评、随笔，经他们的巧手整理拾掇一番，竟独立而成一本新书，其中不仅有他们的辛劳，也含有他们不少颇有见地的想法。亦感谢我的父母、妻子和女儿，他们以无休止的辛劳和等待为代价，换得和赐予我真金不换的学术思维和写作时间。没有他们的真情支持，我将一事无成。
我为在我们国家的民众中传播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已经整整努力了10年。我知道，有人做得比我还久、还好。若问我现在的心情，告诉你，“那是一粒埋在土里未发芽的种子”（泰戈尔）——我分明已感觉到了，如今为种子浇水的人越来越多了。只要我们大家携手同行，持之不懈，希望的种子总有一天会破土而出，然后它就会在我们这个纳税人权利匮乏的国度里开花、结果，直到长成参天大树。
李炜光谨识
2011年7月26日
于津门梅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