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刘心武自选集:散文随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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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献给命运的紫罗兰(2)

心潮起伏。起,就是迎上去,热烈响应或者奋然抗争;伏,就是避过去,冷静回旋或断然割舍。

“命”可以作定量定性分析。比如:性别、出生年月日时、籍贯、父母姓名、年龄、民族、血型、指纹、相貌(一寸至二寸免冠正面照),成人后的身高、肤色、发色、瞳仁颜色、牙齿状况,等等。

“运”却往往难以作定量定性分析。

时代、社会、群体,这三者或许还可做出一些定量定性分析。

灾变、突变、机遇,这就很难做出定量定性分析了,特别是在来到之前,而预测往往又是困难的,即便有所预测也是很难测准的。

“运”常被我们说成“运气”。

没有人把“命”说成“命气”。要用两个字,就说“生命”。“命”是生来自有的。

“运”却犹如一股气流。它从何而来,朝何而去,我们或者弄不懂,或者自以为弄懂了而其实未懂,或者真弄懂了而又驾驭不住,或者虽然驾驭住了却又被新的气流所干扰而终于失控,一旦失控,我们便会感叹:“唉,运气不好。”

“运”又常被我们说成“时运”。

没有“时命”的说法。诚然,我们的体重、腰围、体温、血压、内脏状况和外在面貌等因素都可能在随时间而变化,但我们的性别、血型,指纹、气质等等方面却无法改变。无论时间如何流逝,直至我们从活体变成死尸,许多“命”中的因素是恒定不变的。

“运”却随时而变。“运”是外在的东西。“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人间正道是沧桑”“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人不能第二次进入同一条河流”“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明日黄花”“随风而去”……这些中外古今无论是悲怆的还是欢乐的,也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感喟和概括,都证明着“运”有“时”,也有“势”,所以有“时运”之称,也有“运势”之说。

从大的方面把握“时运”和“运势”当然重要。认清时代,看准潮流,自觉地站到进步的一面,正义的一边,这当然是关键中的关键。然而还有中等方面和小的方面。中等方面,如自己所处的具体社区、具体机构、具体群体、具体环境、具体氛围,如何处理好适应于自己同这些方方面面的关系,特别是自己同群体同他人的关系,就实非易事。小的方面,如邂逅、不经意的潜在危险、交臂而来的机会等等,抓住它也许就是一个良性转机,失去它也许就是一个终生的遗憾,或者遇而爆发便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躲过它去则就是万分的幸运,都实难把握。

西方人,特别是受基督教文化浸润的西方人,似乎在承认上帝给了自己及他人生命的前提下,比较洒脱地对待“运”,他们常常主动地去“试试自己的运气”,敢于冒险,比如去攀登没人登过的高峰,只身横渡大西洋,从陡峭的悬崖上往下跳伞,尝试创造一种在我们看来是怪诞的“世界纪录”而进入到“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他们甚至在本已很好的状态下,仍不惜抛弃已有的而去寻求更新的,主要还不是寻求更新的东西,而是寻求新的刺激,新的体验,他们不太在乎别人怎样看待自己,他们主要依靠社会契约即法律来协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他们的这种进取性一度构成了对东方民族和“新大陆”土著居民的侵略,所以他们的“运气观”中确含有一种强悍的侵略性和攻击性。

东方人,又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在“儒、道、释”熔为一炉的传统文化熏陶下,我们认定“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因此我们崇拜祖先,提倡孝悌,重视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我们要求个人尽量摆脱主动驾驭“运气”的欲望,我们肯定“知足常乐”,发生人际纠纷时我们宁愿“私了”而嫌厌“对簿公堂”;我们这种谦逊谨慎在面对外部世界时变为了惊人地好客,我们总是“外宾优先”,我们绝不具有侵略性和攻击性,我们的每一个个体都乐于承认:“我与群体共命运。”其实“命”是因人而异的,我们表达的意思准确解释起来便是“我们要共命运”。所以我们有句俗话叫“大河涨水小河满”。我们并不是不知道只有小河水流充裕时,大河才不会枯涸,然而那方面的自然现象引不起我们形而上的升华乐趣。

我们不必就东西方的不同文化模式作孰优孰劣的无益思索。既已形成的东西,就都有其成型的道理。

好在现在世界已变得越来越小。已无新大陆可供发现。连南极冰层下的土地也已测量清楚,连大洋中时隐时现的珊瑚岛也已记录在案。已有“地球村”的说法。东方人、西方人,不过是“地球村”中“鸡犬相闻”的村民而已。

东西方文化已开始撞击、交融、组合、重构,对“命”的看法和态度,对“运”的看法和态度,越是新的一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相似点或共同点似乎就越多。

你挺有意思——今天的人类。

“命”与“运”相互运作时,就构成了所谓的“命运”。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我们最难忘记那“命运敲门的声音”。单是“命”已难探究,因为“命”即使在最平静的时空中它也有个生老病死的发展过程,非静止、凝固的东西;“运”就更难把握了,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而且充满了突变,也就是说,构成“运势”的因素中充满了不稳定因素、测不准因素,“命”加上“运”,而且互融互动,那就难怪有人惊呼“神秘”了。

这种神秘感是宗教产生的根源。自古到今历久未衰的占卜术,其立足点也在于许许多多世人对自我命运的神秘感。对命运的神秘想取捷径而获得诠释,于是去求助于占卜、看手相、看面相。用生辰八字推算命定因素和运势走向。占星相,勘风水,论阴阳五行。比较高深的是测“易”,从河图洛书到太极图,到先天八卦、后天八卦,进而到八八六十四卦到一万一千五百二十策;又从被动地由人推算到自动地投入,从而又笃信气功,努力开掘自己的潜能异能,行小周天、大周天,做动功和静功,接受“宇宙语”治疗并终于自动发出“宇宙语”,达到“天人合一”,获得最彻底的超越感即超脱感。

我们既不必充分地肯定这一切,也不必彻底地否定这一切。实际上你想充分地肯定也肯定不了,总有强有力的人物站出来给予有根有据的批驳揭伪。

而你想彻底地否定也否定不了,也总有强有力的人物包括最受尊崇的大科学家站出来提供有根有据的实验报告和理论推测。

你和我都不必卷入有关的论争。然而你和我都应当承认“命运”确有其神秘的一面。

无论是人类还是个人,面对神秘的命运,都应现出一个微笑,就像1505年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列奥纳多·达·芬奇绘制的那个“蒙娜丽莎”所现出的微笑一样。

那是永恒的微笑。

你看过列奥纳多·达·芬奇的那幅《蒙娜丽莎》吗?

当然。那还用问。

然而,你看得仔细吗?

据说,早有人指出过,画上的那位妇人(传说是当时佛罗伦萨城里皮货呢绒商乔贡达的夫人)实在算不上多么美丽的妇人,你把列奥纳多·达·芬奇别的画也看看,他画的《拈花圣母》《岩下圣母》《丽达》等作品里的女性形象,就远比这《蒙娜丽莎》更丰满、更艳丽,然而《蒙娜丽莎》却成了一幅最成功的作品,不仅在列奥纳多·达·芬奇个人创作中是名列第一位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整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尽管它只有七十七厘米高、五十五厘米宽,在现在存放它的法国巴黎罗浮宫中属于上千幅油画中较小的一幅,然而它却成了罗浮宫最可自豪的一幅藏品。

再仔细地看看吧。画上的蒙娜丽莎难说是一个完美的形象。她的眼睛还不够大,更不够妩媚,特别是下眼皮,线条太方直而且泪囊太显。别的不多说了。就算她美,那也是有缺陷、有遗憾的美。

然而她实在耐看。耐看就是经得起审美。经得起几百年观赏者的审美,为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所赞赏,你说她美不美?

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不必完美。因为实际上不可能完美。因而不要去追求完美。

要追求美,但不要追求完美。这也应是你和我对待命运的态度。

附近居民楼里有一个上高中的姑娘自杀了,因为她有一门功课没有考好。

仅仅一门,而且仅仅是头一回,并且并非不及格。然而她的心灵承受不住,因为她一贯在班上拔尖儿,从小学到中学,她考试几乎永远第一。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偏这回有一门考了个六十八分,她在追求完美而竟不能完美的现实面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溘然而逝。

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近乎怪诞的例子。可是我们心灵中、行为中的这类“自杀行径”难道次数还少吗?

本来我可以坚持把电视里的《跟我学》学到底,既不是因为实在没有时间,也并没有谁对我讽刺打击拉我后腿,只是由于一两次的耽搁使我有点跟不上,而且更由于感到比同时起步者落了后,不完美了,因而干脆放弃。

本来你不必把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从头读到尾,因为你并非搞文学研究的,也并非要借鉴这部作品以从事文学创作,只是因为你听到那么多朋友向你谈到福克纳如何了不起、这部小说又在文学史上如何有地位,因此你感到有一种心理压力,仿佛你不花功夫恭读这部著作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就不完美了,于是你硬着头皮一页页逐行逐字地读下去,终于读完,却无大收获,为此你还耽搁了几桩该抓紧做下去的事。

这当然又是一些太小的,似乎无足轻重的例子。

大一些的例子我们可以在心中默默地检出,并默默地自省。

我们有时总想同周围所有的人都搞好关系。有人说,中国儒家讲“仁”,“仁”就是二人,即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就是搞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协调了,便达到“仁”的境界了。其实西方人也讲人际关系。《圣经》里说,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就把左脸也送过去。你看,也是“和为贵”,讲和平,重感化,这同中国的“仁”应是相通的。认为西方人就是绝对的独来独往,绝对的个人主义,绝对的尔虞我诈,不重视搞好人际关系,至少是夸张了。现代社会,个体已几乎无法隐居,跨国公司和集团化趋势使每一个人都无法遁逃于群体和社区之外。你到中国的外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里试试看,我行我素吃不吃得开?随心所欲玩不玩得转?很可能并不是中方的头头而是西方的经理,头一个来炒你的鱿鱼。所以说,搞好人际关系是重要的。然而,同周围所有的人都搞好关系,你和我,能够做到吗?

不能说绝对不能。你看,有那个别的人,他或她,人家似乎就做到了。

然而你和我都是凡人,我们实在做不到。做不到,自然不完美。不完美怎么办?该办的办,不该办的,办不到的,不办就是。

我们当然应该并且也能够和比较多的人协调关系,我们同其中少数人甚或不算太少的人也许还能够建立起比较亲密、比较牢固的关系,然而倘若有一些人同我们的关系淡淡的、浅浅的,有个别人我们不喜欢他或她而他或她也嫌厌我们,只要不足以妨碍公益和大局,那就随它去吧!为什么非得强求完美呢?

有一点缺陷有一点遗憾的人生,是有味道的人生。有一点怪异有一点风险的命运,是有意思的命运。

读过契诃夫的《没意思的故事》吗?那里面的主人公,那位老教授,他一切都有了,真才实学,名誉地位,富裕生活,安宁环境……并且他所获得的这一切并不面临哪怕是小小的危机,然而他最深刻最痛切地感受到没意思,这“没意思”是完美造成的,太完美因而也就太凝固,太凝固因而也就太乏味,太乏味因而也就太寂寞,太寂寞因而也就有悲哀。这是一个达到完美的悲剧。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命运。

仔细想来,没有两个人的命运是完全相同的。可能相似,然而不会绝对雷同。

这真有意思。想想看吧,我们的“命”固然异于他人,我们的“运”即使在与群体与他人“共享”的前提下,仍有个人“小运”的多姿多彩,诡谲莫测的特异一面。我们的“命运”是自我独具的,它与历史上有过的那些人都不相同,与那些同我们共空间、共时间的人们也都不尽相同,并且我们去世后,也不可能有哪一个个人的命运成为我们命运的复制品,我们、你、我,还有他和她,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啊!

珍惜我们的“命”吧,因为它是独一无二的!

不要对我们的“运”过分怨叹吧,因为那也是别具一格的!

好好地把握我们的“命运”。

好好生活。

好好度过那属于我们自己独特的一生。

“命中注定”。这话是不对的。倘要表达“命”的非自我抉择的先天因素之不可更改,准确的用语应是“命中固有”。

“注”有流动的含义,流动是“运”的特性,而“命”是未必能左右“运”的,“命”不能“注定”一个人的“运”。

有人以《红楼梦》中的人物为例,把人的命运分为以下几类:

一、无命无运。如贾珠,此人“十四岁进学,不到二十岁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死了”。《红楼梦》开篇后即已无此人出场。当然,有的比他更短寿,如秦钟。凡夭折型的人都属此类。

二、有命无运。《红楼梦》开篇便写到,甄士隐抱着女儿英莲到街前看过会,遇上一个癞头和尚与一位跛足道士,那和尚一见士隐抱着英莲,便大哭起来,向士隐道:“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之物,抱在怀内作甚?”那英莲后来果然被拐子拐走,卖给“呆霸王”薛蟠做妾,根据曹雪芹原来设计,最后的结局是被夏金桂折磨而死。凡能苟活颇久而饱受折磨型的人都属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