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有运无命。例如贾元春，她虽然“才选凤藻宫”，又衣锦荣归地回贾府省亲，“运气”真似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然而好景不长，没有多久就“虎兔相逢大梦归”了。凡虽能一时显赫荣耀但不能长寿久享者都属此类。
四、有命有运。《红楼梦》中竟难找出最恰当的例子，探春勉强可以充数，她虽“生于末世运偏消”，但到底运来消尽，总比众姐妹或情死、或病逝、或守寡、或被蹂躏、或遁入空门等悲惨的“运”要好一些，所以她的心境比较豁达：“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凡命较长、运较好或虽有厄运向群体袭来而个体却能有所躲闪的都属此类。
这种分析或许不能入“红学”之正门，但颇有趣。不是吗？
那么，你会问，贾宝玉算哪一种呢？
真是的。搁在哪一种里都“不伦不类”。
贾宝玉有“憎命”的一面。他对自己的性别不满意。他对自己生于富贵之家不仅不感到自豪反而感到自卑。他对自己“胎里带来”的那块“通灵宝玉”不以为然。他对自己所处的由“国贼禄蠹”所把持的社会现实反感。他对“仕途经济”的主流文化深恶痛绝。他与生他的父亲对立，与生他的母亲貌合神离。旁人或者会认为他“命好”乃至于艳羡、嫉妒，他却常常陷入深深的痛苦，他有时的心境恐怕万人都难理解，如第十五回写到，他和秦钟随凤姐坐车去铁槛寺，路经一个小村，见到一位穷苦的二丫头，宝玉竟舍不得这偶然邂逅的农村和村姑，以致“一时上车，……只见二丫头怀里抱着她小兄弟……宝玉恨不得下车跟了她去”。
贾宝玉对“运”却往往“随运而安”，说他是有叛逆性格，似乎过奖，这里不去详论。
贾宝玉的“命”如何“运”如何难以评说。他给我们的最深刻印象是：享受生活。
他把生活当作一首诗，一首乐曲，一个画卷来细细品味，他是生活的审美者。
贾宝玉也许并没有教会我们叛逆，教会我们抗争，教会我们判断是非、辨别善恶，但贾宝玉启发了我们，即使在最污浊的地方也能找到纯洁的花朵，在最腥臭的角落也能寻到温馨的芬芳，他教会我们发现并把握生活中最实在最琐屑的美，并催赶我们细细品味及时受用。
“使命”。“使命感”。
这是两个很大的词语。
“命”虽属于我们自己，但我们又都不可能脱离群体。因此，群体的“命”也关联着我们的“命”。这样个体就得为群体承担义务，当然，在这承担中也应享有一定的权力。个体对群体承担义务，这就是“使命”吧。对“使命”的自觉意识，便是“使命感”吧。
我们应当接受“使命”。应当有“使命感”。
当然，对同一时代、同一民族、同一阶段、同一现实中的“使命”，人们有时并不能形成共识，因而“使命感”便会形成分歧，酿成冲突，在那样一种情况下，个人对“使命”的抉择，个人“使命感”所产生的冲动，便可能构成个体生命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幕，个体的生命也就完全可能在那一刻落幕。
也许悲壮。也许悲哀。
也许流芳百世。也许遗臭万年。
人的生命意识完全由“使命感”所主宰，那也许会成为一个大政治家。
然而，世上绝大多数人都很平凡，他们懂得“使命”，对群体对社会有一定的“使命感”，却并不由“使命感”主宰全部生命意识。他们有自己一份既为社会做出贡献也为自己挣出花销的正当工作，他们诚实劳动，他们安心休息，他们布置自己的私人空间，他们有个人的隐私，他们享有并不一定惊人的爱情和友情，他们或有天伦之乐，或有独身之好，他们把过分沉重深邃的思考让给哲学家，把过分突进奥妙的发明创造让给科学家和发明家，把过分伟大而神圣的公务让给政治家，他们对过分新潮的超前艺术绝不起绊脚石作用，却令大艺术家们失望地以一些凡庸的艺术品作为经常的精神食粮，他们构成着“芸芸众生”。你是超乎他们之上的，还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忽然想到有一回去北京紫禁城内参观，在饱览了那黄瓦红墙、汉白玉雕栏御道的宏伟建筑群后，出得景运门，朝箭亭往南漫步，不曾想有大片盛开的野花，从墙根、阶沿缝隙和露地上蹿长出来，一片淡紫，随风摇曳，清香缕缕，招蜂引蝶；俯身细看，呀，是二月兰！又称紫罗兰！那显然不是特意栽种的，倘在当皇帝仍居住宫内时，想必是要指派粗使太监芟除掉的，就是今天开辟为故宫博物院后，它们也并非享有“生的权利”，我去问在那边打扫甬道的清洁工：“这些花，许我拔下来带走些吗？”她笑着说：“你都拔了去才好哩！我们是因为人手不够，光游客扔下的东西就打扫不尽，所以没能顾上拔掉它们！”我高兴极了，拔了好大一束，握在手中，凑拢鼻际，心里想：怎样的风，把最初的一批紫罗兰种子，吹落到这地方的啊！在这以雄伟瑰丽的砖木玉石建筑群取胜的皇宫中，只允许刻意栽种的花草树木存在，本是没有它们开放的资格的，然而，它们却在这个早春，烂漫地开出了那么大的一片！那紫罗兰在清洁工的眼中心中，只是应予拔除的野草，而在我的眼中心中，却是难得邂逅的一派春机！
这也是一种命运。
我便谨以这一束思考，作为献给命运的紫罗兰。
生活赐予的白丁香
——关于生活的随想
生活。
生，意味着非死亡。活，意味着非死亡的个体在世界的时空中活动着——既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也在社会的网络中。
生活……
看到我写下以上几行，妻说：“怎么，你又要像谈命运那样，一味地严肃，一路地沉重么？”
我停下笔，微笑了。
是的，我要微笑地看待生活。
我微笑地看待生活，于是，生活也对我呈现出一个微笑。
去年春天，宗璞大姐从北京大学燕南园打电话来，约我和妻去看丁香花。
其实这邀请发出两三年了，但以往的春天，不知怎么搞的，心向往之，却总未成行。去年春天，我们去践约了。
宗璞大姐他们居住的“三松堂”外，临着后门后窗，就有好大几株白丁香。但宗璞大姐说先不忙赏近处的，她带着我们，闲闲漫步于未名湖畔，寻觅丁香花盛处。宗璞大姐写过在燕园寻石、寻墓的散文，那天宗璞大姐领着我们寻丁香，却不是用笔，而是用她的一颗爱心，抒写着最优美的人生散文。
看过紫得耀目的大株丁香，嗅过淡紫浓香的小丛丁香，也赏过成片的白缎剪出、绣出般的丁香，宗璞大姐引领我们来到一栋教学楼后，在松墙围起的一片隙地中，我们发现了一株生命力尤其旺健的紫丁香，不仅枝上的花穗繁密，而且，从它隐伏在地皮下的根系中，竟也蹿出了许多的嫩枝，有一根枝条，把我们的眼睛都照亮了，因为它蹿出地面后，不及一尺高，却径自举起了一串花穗，且爆裂般盛开着！我们的眼，把那一小株从地皮中拱出的丁香花，热烈地送进我们的心房，我们的心房因而倏地袭来一股勃勃暖流——啊！生命！啊！生活！
那天回到宗璞大姐家的书房，我们从那株径直蹿出地皮、径直烂漫开放的丁香花谈开去，谈得好亲切，好深远，谈出好大一个“橄榄”，够我们在今后的人生途程中品味个够！
捧着一大把从宗璞家窗外剪下的白丁香，同妻一起返回城中家里，立即取出家中最大的瓷瓶，灌上清水，将那一大捧丁香插了进去。那一夜，丁香的气息充溢着我们居室，也浸润着我们的灵魂。
热爱生命。热爱生活。
这应是一个命题的两种表述方式。
20世纪初，美国小说家杰克·伦敦那篇《热爱生命》，打动过多少人的心。
连忙于组织社会革命的列宁，读了这篇小说后也深受感染，以致他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专门记下了这一桩事。冰天雪地中，一只饿狼固执地追随着一个断粮断水、最后只好匍匐前进的淘金者，他只要松懈半分，那饿狼就会用最后一点力气扑上来，喝他的血，吃他的肉，从而结束一只兽追赶一个人的故事，然而那人凭着热爱生命、渴望继续生活的顽强信念和超人毅力，终于爬到海边，遇上了路过的海船，从而以兽的失败和人的胜利，结束了那个紧张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故事。
在兽的追逐中，且是对方略占优势的角逐中，人咬着牙奋斗过来了，保住了生命，因而从此又可以展开丰富多彩、蓬蓬勃勃的生活，这故事具有普遍的象征意义。相信这世界上有许多读者同列宁一样，喜欢这篇小说。
宗璞大姐带着我们在燕园寻觅丁香时，所见到的那株直接从地皮中蹿出，并径直开出一穗花朵的紫丁香，该也是一个能同《热爱生命》媲美的故事。
要同那株丁香一样，喜欢自己这独特的生命，并自豪地开放出自己的花朵。也许，它太急了一点，太莽了一点，然而，那也是一种消耗生命的方式，也是一种拥抱生活的手段。
那株小小的丁香，在宗璞大姐和我们心中永不凋零。
在谈命说运的过程中，我谈来谈去，最后把落点放在了“享受生活”上。
是的，要能够，并善于享受生活。
“什么？享受生活？”有人听了或许会耸起双眉。
一种是由于误会。认为我主张人生不必奉献，只图一味享受。或者能够领会我意，但担心我会招致这样的訾议——你是不是主张一味追求吃、喝、玩、乐呢？
一种是由于不屑。生活的意义应即事业，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常会导致牺牲生活，而这种牺牲是高尚的、辉煌的、伟大的，你提出享受生活，岂不太庸俗、太猥琐、太渺小？
我想，误会应当消除，鄙夷、不屑似也不必。人是个体，然而人不能单独存在，我们常说：“人不是活在真空里。”然也！人是社会动物，因而人必有社会义务，也必有社会责任。人需为社会、为世人做出贡献。不为社会、他人做出贡献的人，或是剥削者，或是凭借坐享遗产、倚仗权势、突发横财等等因素存活于世的角色，都不在我议及的范畴之内。当然，世上过去有过，现在亦不少，将来想必也仍会有，那样一种百分之一百将自己奉献给社会，或百分之一百将自己奉献于事业（这事业或许暂被社会所不解不容）的人物，如谭嗣同式的革命家（他在“戊戌政变”失败后有充裕的时间和充分的条件逃走，然而他“我自横刀向天笑”，不惜坐等被捕和砍头，以自我的牺牲警醒世人）；又如某些一生不恋爱、不结婚、粗茶淡饭、布衣素鞋，完全扑到研究课题上的科学家……他们的高尚、辉煌、伟大自不待言，然而关于他们那样的人物的生命和生活，应作专门的研究，我自知于那样伟大的人格只有崇敬而不能透视，所以，只来谈平凡的人物的平凡生活。
就凡人而言，我仍认为，一定要懂得并善于享受生活。
妻是一所印刷厂的装订工人。她技术娴熟，掌握全套精装书的工艺流程，经她手装订出的书，我想已足可绕地球赤道一周。妻生下我们唯一的爱子不到一年，便去参加当时“深挖洞”的“战备劳动”，结果身体受损，至今仍显瘦弱。但妻有一个特点，就是极少失眠，我因系“爬格子的动物”，又属“夜猫子”型，所以妻入睡后，我常仍在灯下伏案疾书，这时妻平稳的鼻息，便成为我心灵流注中的一种无形伴奏。我很羡慕妻的不受失眠折磨，她说：“我一天为书累，为你和孩子累，上床的时候心里坦坦然，为什么要失眠？”我想这世上无数平凡的“上班族”，无数的普通劳动者，都同她一样，诚实劳动，默默奉献，他们带着一颗无愧的心上床，上帝也确实不该罚他们失眠。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失眠者便都是为上帝所罚，即如我，因选择了作家这一职业，又养成了昼夜不分、随兴而动的习惯，所以夜间失眠是常有的事，但我自知并非做了什么亏心事，清夜扪心，于失眠中还是很坦然的。
在诚实劳动、竭诚奉献的前提下，自自然然地享受单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生活，这启示还是来自于妻的。
妻爱逛商店，穗港人称之为“行公司”。我原来最惧怕的，便是妻要我陪她“行公司”，我常常惊异于她的兴致何以那么浓厚——比如对我们家根本不需要的货物，或以我们的消费水平根本不能问津的货物，她也能细细检阅、观览一番，似乎当中有许多的乐趣；倘若她决定购买某种物品，那么，好，售货员是必得接受“服务公约”上那“百问不烦，百拿不厌”的考验了，我就常在柜台外为售货员鸣不平，催她快下决心，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略能领会她那认真挑选中的乐趣——那是一种于女性特别有诱惑力的、琐屑的人生乐趣，是的，琐屑，然而绝对无害甚至有益的人生乐趣。我现在懂得，妻那样认真地用纤纤十指装订了无数的书，奉献于社会，那么，她用纤纤十指细心地在商品交换场所里挑选洗面奶或羊毛衫，并以为快乐，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
妻喜欢弄菜。在饭馆吃过某种菜，觉得味道不错，妻就常回家凭着印象试验起来，倒并不依仗菜谱。妻一方面常对我毫不留余地倾泻她的牢骚：“你就知道吃现成饭！你哪里知道从采购原料到洗刷碗盘这当中有多少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