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天去时，汪家全家老小都在。汪淑晴同汪老太太、小翠红、老虎头正在二楼客堂间里打麻将。见到爸爸带哥哥宏济和我来了，她突然收敛了脸上的笑容变得阴阳怪气起来。我按照爸爸的意旨和吩咐逐一叫了这些在场的长辈们，除了小翠红以外，其他人都是冷冰冰的。即使是笑，笑容也是冷的。一个个都用冷漠的表情、冷淡的眼睛、冷峻的态度打量着我，使我难堪。可能是因为前妻的孩子来到，使她感到难堪了？可能是因为前妻的孩子来到，使她感到不光彩？汪淑晴阴沉的脸拉得很长。我站在那里，寂寞与忧伤一波一波地从心里滋生出来。后来，是爸爸匆匆把我们又带回了东亚旅馆。爸爸似乎懂得我们的心理，特地在楼下永安公司给我们买了许多吃食。从爸爸的神态上，我也能察觉到他心里很不高兴。
哥哥宏济到了上海，首先想到的是妈妈。这就抵消了他在汪家的不愉快。他马上向爸爸提出：要到妈妈家里去看妈妈，并带我一起去。我是既想去又不想去。想去，是因为我不可能不想念妈妈。妈妈怎样了？这么久不见面能见见妈妈当然高兴。但，妈妈改嫁了，姓赵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到姓赵的那里，对我来说，可不是快乐的事。但前者的渴望压倒了后者，当爸爸同意让哥哥带我去一同看望妈妈时，我无可无不可地怀着好奇与忐忑的心理跟着宏济去了。
现在想来，爸爸还是比较宽宏大量的人，也是爱我们而不愿违背孩子天性的人。他能公平合理处事，或者至少是经历过离婚的教训后，他较离婚前是懂得如何地进行理性的思考了。
于是，我跟哥哥宏济去到妈妈家里。
妈妈同赵慰祖结婚后，住在南市蓬莱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上海是有很多这种石库门房子的弄堂的。这种房子单开间二层楼，三楼是个大阳台。楼下前边是个有玻璃天棚的天井。客堂间后边有厨房。一楼到二楼之间有亭子间。二楼的客堂间很大，客堂间后边有个小房间。三楼的大阳台上用木板搭了一间房，匀出一部分阳台可以晒衣用。从房里的摆设看，雅致而舒适，显然妈妈的生活过得不错。
我们出现得这样突然，妈妈大出意外，她在楼下一见到我们，马上抱住我和宏济痛哭起来。我们当然也同样流泪。然后，妈妈问我们是怎么会到上海来的，止住了哭开始笑了。赵慰祖不在家。我见到了大妹宏洛、二妹宏淡、三妹李淑，还有四妹赵文汶。
大妹宏洛会表演“老牛耕田”，用两只手当作牛角，弯下腰边跳边唱：“老牛耕田，的答的答。……”她比我小四岁，在我眼中，她太“小儿科”了！
二妹宏淡，只会甜甜地笑，不声不响。她小时候爱哭，这时已经不那么爱哭了。长得特别像妈妈。
三妹李淑脸形长得像爸爸，也像我。她白白的，眨着聪明的大眼睛，很文静，那眼神似乎是奇怪这两个哥哥是从哪里来的。
四妹文汶还很小很小，由奶妈抱着，长得很秀气。那时的我，根本没想到她是妈妈与赵慰祖结婚后生的妹妹，糊糊涂涂地只好像她本来是妹妹中的一个似的。
那时还没有五妹赵平萍。五妹是在后一年才生的。我是在后来一次到上海时才见到的。她小时候胖得很有趣，脸红红的像苹果，吃起饭来大口大口的，非常乖。
如今，一晃已是五十几年了！大妹是高级教师，退休了，在上海居住。二妹是会计师，也退休了，在上海居住。三妹李淑是北京大学外语系教授，德国古典名著《痴儿西木传》的译者，常去欧洲德国等处讲学，用丽抒的笔名写很美的散文。四妹赵文汶是中央电子机械工业部计划局办公室主任兼人事处处长。五妹赵平萍是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全国著名而且蜚声国内外的整形美容专家。哥哥宏济是军械工程学院教授，维修工程专家，多次立功，是全军英模会议代表和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母亲当时膝下的这些孩子们都各有成就，只是母亲在1969年“文革”期间早患肝癌去世，没有能看到子女们的兴旺情况。
到妈妈这里，享受的是热情和欢笑，同在汪淑晴家完全两个天地。妈妈高兴得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吃，把可以弄到的一切好吃的东西从巧克力、鸭肫到五香豆、甜橄榄、水果都放在我们的面前。除了询问我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外，一心忙着到厨房里去炒菜办饭。
近吃中饭时分，赵慰祖下班回来了。他是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戴副眼镜，脸上总常带笑，是个好脾气的人，说一口道地的上海话。我对他深深怀有敌意。为什么？自己也说不清。反正，我把爸爸同妈妈的离异，把我的一切不幸，都归之于这个人。正因为这样，我用冷眼看他。他一回头，我心上就一阵战颤。妈妈帮我介绍，让我像哥哥宏济一样地叫他“好伯”。我虽然顺从地叫了一声，我的心没有解冻，敌意没有消除，甚至想马上离开。因为我懂得这是在他的家里，我想马上回到爸爸的身边去。
慰祖好伯是个和气而且健谈的人。他对大妹、二妹、三妹都很好，同宏济似乎亲密无间。他也似乎懂得我的心理，对我特别表现得亲切、关心。吃饭时不断给我夹菜，不断找话同我谈，并且宣称他下午不去学校了，要陪宏济和我在附近的蓬莱大戏院看京戏《开天辟地》，说那是武打的连台本戏，有机关布景，我一定爱看。并说，看完日场的戏后，陪我们骑自行车，因为他听说我们爱骑车而且我的车骑得特好。由于妈妈和宏济的支持，这一切我都接受了。骑车到闹市区时，他一直在我旁边或后边像是保护着我。然后，买了大批的玩具、书籍和吃食给我带回南京去。
这次上海之行匆匆过去。我同哥哥宏济傍晚回到东亚旅馆，看到爸爸一人在房里寂寞地在看报纸，见我们到妈妈那儿去的时间这么长，他有些不悦。后来，我们夜车回南京，哥哥不在身边时，爸爸问我：“见到那个姓赵的了？”我点点头。爸爸又问：“你妈妈生活得还好吗？”我仍点点头。爸爸叹口气，想说什么但没有说。我想，他也许想问我赵慰祖那个人怎么样？我心中对赵慰祖好伯的敌意并未消失，但我不能不承认：我对他的看法是开始有所改变了。
距这次到上海以后不久，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爸爸又带我到上海去了。这次到上海，竟有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我同爸爸仍住在先施公司楼上的东亚旅馆。一早，我们住定以后，汪淑晴妈妈就来了。她来，表现得不很愉快，老是阴阳怪气地坐在那里不声不响。看来，是爸爸由南京到上海之前同她约定的，所以我们一到上海不久，她就来了。然后，听到她同爸爸商量中午在东亚旅馆西餐部吃中饭的事。这时，爸爸突然对我说：“洪溥，今天中午，约了你三个妹妹来见见面。等一会儿她们会由她们的妈妈带来的。”
大人之间的事情真是不可思议。看来，爸爸同妈妈之间也不知通过什么方法约定了的。大约快近中午时分，爸爸和汪淑晴带了我下楼，我们到东亚饭店附属的西餐部等着，果然一会儿看见妈妈带了大妹、二妹和三妹来了！妈妈打扮得很华丽，三个妹妹穿戴也很体面。
我迎上前去，叫了一声：“妈妈！”
爸爸也迎上前去，后边跟着慢慢拖着步子一脸不乐意的汪淑晴妈妈。
爸爸给妈妈和汪淑晴做了介绍，又逐一抚了三个妹妹的头，将妈妈和三个妹妹安排到了座位上。这是一间单独的房间，长长的西餐桌上摆着七副刀叉和盘子。餐桌中间的瓶里插着鲜花。
空气沉闷，只有坐在上首中央的爸爸一人说话。坐在左边的妈妈脸上带着微笑，但看见对面汪淑晴妈妈脸上没有笑容，她也就不笑了。三个妹妹都同妈妈在一排乖乖坐着一言不发。我坐在汪淑晴的一面，在她下首，也不知说什么好。只见爸爸逐一打量着三个妹妹，他同三个妹妹好几年不见了，他同妈妈离婚时，三妹还没有出生呢！只听见他频频向汪淑晴夸三妹说：“你看，这孩子长得多有趣！”
汪淑晴朝三妹看看，似乎露出一丝微笑，勉强地点头：“是啊！是啊！”
然后，又是沉默，只有爸爸在向西崽打招呼，叫西崽将七客大菜开始送上来。
正在这里，汪淑晴忽然开口了，向西崽说：“不需要七客嘛！小孩子两个人合一客！只要送五客分成七客就行了！”
爸爸显得为难，妈妈觉得汪淑晴这样请客第一次见面就很叫她难为情。我心里也生气。只见爸爸同汪淑晴笑着商量说：“就叫七客吧！”
汪淑晴满面阴阳怪气，眼也不看爸爸，嘀咕着说：“无论如何，五客足够了！”
于是，西崽走了，房间里的空气仍是紧张而又尴尬。谁都不说话。
爸爸摸出烟斗点火吸烟。我知道，爸爸平时极少吸烟，他没有瘾，只是在人家勉强他吸烟或者他自己心里不高兴或用脑写东西时才偶尔吸烟的。青烟从他鼻孔和嘴里吐出来。爸爸开始一人唱独脚戏，一会儿问三个妹妹的情况，一会儿问妈妈生活得还顺心不？听得出也看得出他是在无话找话说。
汪淑晴始终在桌上绷着脸不说话，模样像人家欠了她钱不还似的。
西崽来上菜了，先是汤和冷盘，于是，大家吃着，妈妈忙着帮三个妹妹塞好白布巾，又轻轻嘱咐大妹、二妹好好地吃。她则照顾着最小的三妹喝一点汤。
汪淑晴突然说：“这三个小孩都很瘦嘛！”
她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其实，三个妹妹并不都很瘦。她说这话显然是刺向妈妈的恶语。我瞧瞧妈妈，妈妈皱了皱眉。空气变得沉重了。
爸爸说：“不瘦，老三长得很好！”
直到这时，汪淑晴好像发现三妹确实长得美丽有趣，忽然要三妹坐到她身边来，让她喂三妹吃一点东西。这样，空气好像变得活跃一些了。爸爸笑了，妈妈也礼貌地要三妹坐到汪淑晴身边去。但三妹去坐了一会儿，就又回到妈妈身边了。菜一道道地上，大家吃得都似乎很无味。话也说得很少。
我不禁想：爸爸安排今天的这次见面是什么意思呢？我察觉到妈妈不愉快，汪淑晴也不愉快。我又不禁想到了德芳妈妈。换了是德芳妈妈，恐怕会是另外一种场面了吧？德芳妈妈不是气量狭小的人。她是绝对不会用阴阳怪气的态度和吝啬的做法来对待妈妈的！可是……
后来，吃完西餐了。爸爸约妈妈带三个妹妹上楼再到房里坐坐，妈妈坚决不肯，汪淑晴也没有留妈妈坐。妈妈是个宁肯挨生活的鞭打，不愿委屈自己的心的人，她带了三个妹妹走了。我看得出，妈妈很不高兴，也看到爸爸脸上不高兴。至于汪淑晴妈妈，她脸上彤云密布像结了冰一样。
妈妈临走时，轻声但公开地对我说：“洪溥，跟我一起回去玩玩吧！”
但爸爸说：“下次吧！下次等宏济同他一起来上海时再去吧！”
我心里也是复杂的。我想同妈妈去，而且上次对慰祖好伯的印象也不错。可不知为什么，对慰祖好伯的那种恨始终存在，这使我对于去他家有一种抵制。何况，爸爸又这样说！
我摇摇头说：“下次……再去吧！”
这场见面就此结束了！
以后，爸爸同妈妈再也没有用这种方式见过面。听说，在这期间，爸爸本来仍有将三个妹妹接到南京去的打算，但并未实现。是为什么？也不清楚了。
通过这次会见，妈妈对汪淑晴印象极坏。抗战时期，爸爸因抗日身亡后，我本住汪家，受尽虐待，心里始终蒙着霜雪。最后，在一个秋天，终于被汪淑晴和她的哥哥赶出家门。汪淑晴吞没了爸爸的遗产，当时已准备与爸爸的一个同乡朋友在大夏大学当教授的人结婚。那天，他们正式向我提出三个条件：一是停止上学，由他们介绍去绸缎庄做学徒自食其力；二是从今以后不准与生母来往；三是他们私翻我的日记发现上面有他们虐待我的记载，要我承认错误叩头赔罪。我对三个条件一概拒绝，同意离开。但无处可去。当时我在上海慕尔堂读东吴附中，只好在外边流浪，向同学借点钱买大饼吃，夜里躲在慕尔堂的教堂廊檐下过夜。最后，饥寒交迫，万般无奈，终于到妈妈处去了。我怕去的原因还因为是赵慰祖好伯的家，户长是他。那时慰祖好伯在四川重庆做难童中学的校长。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到妈妈那儿去，正是因为慰祖好伯不在家。我去后，妈妈还谈起当年在东亚旅馆西餐部一同吃饭的那回事。妈妈言下之意是：她早知道汪淑晴绝不是一个好心肠的女人。那时，哥哥宏济已去大后方在四川上学，从这，宏济和我同汪淑晴也就脱离了关系。
这次上海之行以后，汪淑晴带着阿妹经上海回到了南京。她依然每天经常蹲在楼上，也依然轻易不同我们说一句话。冷冰冰的态度就是热天也使我感到寒丝丝的。
我还记得那年夏季的一个夜晚。我看见花园里萤火虫正从草丛里飞出来，三五个或一二个分散在黑黝黝的夜空中，形成一种非常美丽、非常神秘的意境。我拿起蒲扇，抓起一个小玻璃瓶，跑到花园里，在池塘边扑打萤火虫，将萤火虫一只只装进玻璃瓶里，每个萤火虫像载着一盏绿萤萤的小灯笼，忽闪忽闪，玻璃瓶里萤光闪烁，真是好看。清水塘边的柳树，枝条垂到水里，柳树上的萤火虫有的飞落到水塘里的浮萍上，水塘里也就这里那里闪起点点萤光，仿佛天上的星星都落到了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