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袁世凯卖国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并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冒天下之大不韪，妄图恢复帝制。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群起而攻之，于是有讨袁之役，当时称之谓“二次革命”。王开疆慨然参加讨袁行列，一夜，返家时，遭袁的爪牙暗杀，王险遭毒手，但反袁意志更坚，转入地下继续从事秘密反袁斗争。在上海险遭军阀和帝国主义的逮捕杀害。当时上海街头巷尾，曾出现悬赏捉拿王开疆的通缉令。一次他与同志们秘密开会，被探捕得知，前来包围捉拿。时值炎夏，他机智地脱去外衣，仅剩一短裤，趿上拖鞋，赤膊摇扇，从容不迫地由楼梯上阳台爬至邻家，走出弄堂，使探捕未能识其真面目，遂得脱险。
王开疆脱险后即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法政科攻读，毕业后，回国定居上海，仍执行律师事务，主持正义，维护革命党人的活动。与此同时，他致力于政法教育事业，与友人共同恢复富有革命传统的中国公学，推选于右任为校长。他先后在该校和南方大学任商科主任、法律系主任，并兼任上海大学、暨南大学等校教授。他继又协同友人创办上海法政大学，自任校董兼任法律教授。上海法科大学成立，章太炎为校长，他任教务主任，后一度担任该校校长，在南京任职时又与友人创立了文化学院，校址在南京清凉山脚下。他桃李满天下，如上海法政大学高才生，后称为“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及翟秋白夫人杨之华，均曾受过他的教诲。
王开疆借执行律师事务和应邀至大学讲学的机会，对青年学生进行民主思想的灌输，公余之暇，则以“拓公”等笔名撰文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刊登于各报。邵力子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报》，由于鼓吹革命思想，常遭租界帝国主义当局横蛮干涉，甚至被迫停刊。王开疆数次以律师身份与租界当局理直气壮地在法庭上进行抗争，终于使《国民日报》得以复刊。
1926年北伐战争胜利，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于右任出任监察院院长，并提请任命王开疆为法官惩戒委员会秘书长，后又被任命为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专任委员。任职期间，王开疆守正不阿，以廉洁无私著称……
父亲做的这种“官”应当是很有权的。公务员犯了罪，由“监察院”的监察委员提出弹劾，移付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的惩戒委员来惩戒，但实际被惩戒的几乎没有大官，多数只是县长和地方法院院长之流。惩戒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居正，常听爸爸在家里同景春谈话时，说居正把司法院办成了“湖北同乡会”，任用同乡。又慨叹阿谀奉承、拍马奉迎的人太多。居正，字觉生，住在和平门板桥附近。有次爸爸带我去他家，进客厅后，爸爸和居正谈起一件不知什么事，竟由争论而吵闹起来。吵得很凶，爸爸一气带着我就出来了，居正送他出来，他理也不理，头也不回。从那，爸爸再也没有到过居正家去。他常说：“上头那些人简直太腐败了！”又说：“我的这个委员不好当！”常听他说：“我还是去办教育、当律师的好！”由于不买“上头”的账，爸爸工作并不顺心。听说开会时爸爸气得拍过桌子。
高楼门96号到100号是五幢形式完全相同的红砖洋房，二层楼的。每幢附有一个不很小的花园。我们住的是99号那一幢，离傅厚岗很近。记得在附近住的有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有外交部次长徐谟，还有南京国民党市党部的负责人彭尔康，在傅厚岗还有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的名画家徐悲鸿等。戴眼镜的叶楚伧每天坐汽车上下班时我常看到他，徐谟的太太是德国人，常在他们家的阳台上露面。彭尔康夫妇有时来家里坐坐，彭尔康会驾驶摩托车带着他太太进出。徐悲鸿常去国外，我从来没看到过他。但他那座新建的两层小楼我仍有印象。
在高楼门99号安家以后，我不能再在卢妃巷上小学了，就改在附近百子亭一个高岗上的一所乡村师范小学上学。这小学离家很近，条件简陋，学校招收的全是附近农家子弟。几间教室破破烂烂，桌椅板凳也都残缺不全高矮各异。卢妃巷小学已经很蹙脚，这个乡村师范小学更可怜。一个年轻的男老师有时赤着膊给我们上课。他愿意上课就上，不愿意上课就说“今天放假！”到这学校以后，玩的时间倒是多了，有几个同班的农家子弟带了我东跑西窜，有时到田地里摘生黄瓜、生豌豆吃，有时到附近的古台城上去比赛跑；有时到北极阁、鸡鸣寺抓蟋蟀逮鬼脸蝴蝶。我跟他们去爬树，能爬到很大很高的树顶上去掏鸟窠。我还跟他们学会了辨别各种草的名称，懂得菟丝能缠死豆子，毛莨草有毒，荠菜和金花菜可以食用……我的衣着比他们讲究，他们夏天时总是赤脚、赤膊就一条破裤头来上学。我也就光着上身赤了脚同他们一起玩。同他们在一起玩使我高兴，感到减少了不少寂寞。这伙同学的面貌和姓名早就遗忘。因为不久以后爸爸和德芳妈妈发现我每天去“上学”主要是同一伙农村的孩子在到处“顽皮”，而且有一天我连书包也玩丢了，鞋也不见了，又知道这个学校一点也不“正规”，决定让我转学去中大实校。听说那是个“贵族学校”，“中央要人”的子女绝大多数都在那里，小学的老师都是大学毕业生，校长是由中央大学的校长罗家伦兼任。暑假里，我就参加了转学考试。
还清晰记得参加转学考试的那天，是德芳妈妈陪我去的。长期以来，她对我不错，从未虐待过我或打骂过我。可是我同她之间心的距离是很远很远的。她并不很关心我，更很少给我一种母亲的温暖。她同我很少见面、说话。可是从这天开始，她陪我去考中大实校以后，她似乎变得比较关心我了。
一路上，她给我讲了应当要好好读书的道理，鼓励我考试时不要害怕。我都点头答应了。后来，到了大石桥中大实校，一看那有朱红漆柱的漂亮校门，又通过长长的走廊弯到里边，见到许许多多穿制服、穿童子军服的大大小小男女同学，以及高大的教室楼房和宽广的操场，我简直目迷五色了：一方面因为将要进这样的好学校心里高兴，一方面又怕自己考不取。一个打扮得很时髦的女老师名叫徐杏龄的，口试了我，然后拿出国文、算术、常识考卷让我单独坐在她办公室里做题。我不时朝窗外张望，看看德芳妈妈在不在，她在就使我胆壮一些，她不在我就有点慌乱。她本来站在窗外不远处，可是过了一会竟不见了。题目不难，等我做好出来，没有看见德芳妈妈，我找她又找不到，就独自回家了。由大石桥到高楼门约有两华里，出校门后经过测量总局门口进入石婆婆巷，然后经过宝泰街越过小铁路才到高楼门。我一人回去是出乎德芳妈妈意料的，她因为遇到一个熟人被人邀去坐一会，出来不见了我，到处找我也找不到，终于估计我是独自回家了。打电话回家询问，果然我已到家。她赶回家来看到了我，笑着说：“啊呀！你可把我吓坏了！”她这话发自真心，使我感到温暖。
中大实校的入学考试及格了，暑假后我就可以成为这所著名学校的学生了！为这，爸爸答应星期六晚上陪我出去看电影。可是，到了星期六的晚上，我等着，爸爸却在楼上不下来。忽然，淅淅沥沥，有雨滴打到玻璃窗上的索索声。我张眼看看窗外，天，下起雨来了！烦人的天气啊！我最怕夜晚下雨了。夜晚下雨，我独自一人睡在床上，听着雨打芭蕉，心里更加寂寞。今晚下雨，看电影的事恐怕也吹了！我心里懊恼，真想哭一场。只要我心里寂寞、不开心的时候，妈妈和哥哥的面容就会浮现在我眼前，尤其是妈妈，如果这时候妈妈在，她会怎么呢？她也许会说：“宝宝，来，妈妈带你去看电影！”我哭起来了，既是想妈妈，也是怨怪爸爸失信，这些感情糅在一起，泪水就潺潺止不住了。
厨师万春出现在房门口，叫我：“开饭了！快吃饭吧！”万春姓金，是家乡人，烧得一手好菜，连酒席都会办。这时候他和车夫阿大都在家里帮工。万春是麻子，个儿高大，为人忠实。后来他离开我们家后到上海当厨师，最后自己开过一个包饭作。给人办席并包饭，但一直不太得意。他是一个讲情义的人。巧的是上海解放后，1952年，我在上海结婚，那时他还在开包饭作，只是生意十分清淡。在街上遇到了妈妈，知道我结婚的事后，他竟突然带了一个下手亲自挑了一桌筵席来我家，并且说了些吉祥祝贺的话。但以后我调北京工作，据说他不久也病故了。我觉得我没有回报给予过他什么，所以只要想起他来，对他就有一种欠了什么似的歉疚。
听万春叫我吃饭，我走到了吃饭间里。灯光雪亮，爸爸和德芳妈妈坐在桌上等我。这是一条规矩，人到齐了才动筷子。一只方桌四面摆了四副碗筷，景春今晚有事不回来，他的一方空着。我一到，刚坐下，爸爸就开口了：“怎么小孩子吃饭还要人请？”我不敢开口，端着米饭看着桌上的四菜一汤，心里并不想吃。偷偷瞄了德芳妈妈一眼，她脸上平静，也很温和，对我说：“洪溥，快吃吧！”她一定发现我哭过了，朝我的眼睛看了一眼，我忙将头低了下去，用筷子扒饭，谁知道爸爸也看到了，忽然问：“为什么哭了？”声音透着威严，叫我害怕。我心里委屈。你讲了带我看电影，看来现在全忘了！竟还问我！我不敢回答。爸爸却高声逼着问：“为什么哭啊？哭得眼睛红成这样子？”爸爸平时也不总是这样凶的！他一定在外边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可是这一吼，我感到委屈，更伤心了，“呜呜”哭了起来，回嘴说：“你答应了今天带我去看电影，说话算不算数？！”爸爸火又上来了，说：“电影今天不看有什么不可以？还非看不可吗？为这哭，太没出息！”我干脆趴在桌上哭起来。爸爸好像又要严厉地讲些什么，只听到德芳妈妈的声音封住了他的嘴，德芳妈妈说：“启黄，不要再说孩子了！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孩子没有错。孩子要求说话守信用是对的，应当培养孩子这种好品德。做任何事说任何话都要算数，你不该批评孩子，应该表扬孩子这一点。”她的话说得又慢又轻又温柔，话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正是希望大人这样理解我呀！听了她的话，我心头的乌云散了，疙瘩解开了。谁想到她又说：“今晚星期六，还有九点一场的夜电影。我们陪孩子去看，不要失信于孩子！”爸爸最初没作声，稍停，看看窗外，说：“下雨！”德芳妈妈看看黑黝黝的窗外，听听雨声，说：“雨不大！可以去！说了今晚去，还是今晚去的好！”说着，她又亲切地对我说：“洪溥，快吃吧，吃完就走！”爸爸也点头改口说：“快吃吧，时间不早了！”
我当时停止了哭泣，倒不是为了仍能去看电影，我觉得心上除了得到了理解，还像得到了一种神圣的东西。那晚，看着德芳妈妈，我觉得她好美丽。美是人自己从灵魂深处创造出来的，德芳妈妈当时的言行、心灵，使我觉得她更美丽了，并不奇怪。转眼若干年过去了，那晚看的电影是什么也记不清了，那晚德芳妈妈的形象和她的一些话却深深镌在我心上。我确知从那以后，我直到今天始终是个守信、守时、说了话要算数的人。答应了人的事我总一定要办，三点钟开会一定在三点钟之前到。“一诺千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成了我做人的信条之一。一些年后，我知道德芳妈妈是北师大教育系毕业的。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我曾在一所山东省属重点中学做校长工作。我记得在工作中我曾一次又一次忆起过这件事和德芳妈妈的话以及她的做法。那曾激励我更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心理，那曾激励我更好地以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在身教和言教上起示范作用。
德芳妈妈那时还有一件事叫我难忘。
有一次，不知为什么事我在流泪，她知道后，为了使我高兴，说：“洪溥，我来做鸡蛋糕给你吃！”我停止流泪后，她带我到厨房，要我看她做鸡蛋糕。我见她将两个鸡蛋“啪”“啪”打入碗中，用筷子“攉攉”调匀，放入钢精锅里用水去蒸，心想：这是什么鸡蛋糕呀？这不是蒸鸡蛋吗？等她把一碗蒸鸡蛋放到我面前，我不满地说：“这是蒸鸡蛋，不是鸡蛋糕！”她微微笑了，说：“这我一直都叫鸡蛋糕！”我本来以为她是骗我的，以后才知北方人确是把蒸鸡蛋叫作鸡蛋糕的！那天，她对我的那种母爱和笑容，我始终没有忘记，直到今天。
不过，那个阶段，德芳妈妈虽然有过这两件使我难忘的事，她平时除了吃饭，很少下楼，也很少想到来看看我或同我谈谈。我的心情同《白下旧梦》中写的一样：
“夜里睡觉，仍旧爱做梦。梦里也仍旧常见到妈妈。但我却不再发魇了。我的梦也逐渐变得复杂起来。我做过许许多多的梦，可怕的和幸福的；欢乐的和悲哀的；稀奇古怪的和平淡无奇的；过去的和将来的。……梦做完醒来，留给我的总是空虚、怅惘。……我不能摆脱刺心的寂寞。寂寞养成了我孤僻的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