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子矶有个观音阁，里边有老尼姑。我们去后，老尼姑招待得很热情。燕子矶这一带，三国时的孙权，曾在此地训练过水军。观音阁后的峭壁高处据说遗有当年孙权水军系舟用的铁索，这里又叫“九练八挂洲”，爸爸给了香火钱以后，老尼姑用钥匙开了一扇通往后边峭壁下的通道，用手指着高处约百余米地方崖壁上的断铁索。断铁索已经生锈，风大时它会轻轻晃动，老尼姑说：“这是三国时留下的铁链！那时江水的水面就有那么高！”我对这很感兴趣。三国的故事我已比较熟悉，能亲眼看到三国时留下的系战船用的铁链，不禁使我想起了周瑜、鲁肃……但爸爸认为这铁索的事可信也不可信，可能是尼姑用这吸引游客收取香火钱的。可是谁有本事爬上那么高那么险的峭壁安上这根断铁索呢？
我们在燕子矶的一家小馆子里吃刀鱼。刀鱼是江里的特产，我是第一次吃刀鱼，味道鲜美，刺却多得无数，我还给一根小刺卡了一下，大口吞咽了许多的饭团才把刺带下去。刀鱼的美味和咽喉的刺痛同时留下了记忆。
其他的游览印象就几乎没有了。我并不爱跟爸爸和德芳妈妈出去。他们很亲热地谈话，我却总是感到孤单。大人和孩子的兴趣也不同。他们到哪里总爱坐着喝茶，我是喜欢跑跑跳跳的；他们见到一块石碑要摇头晃脑的看半天，我却感到腻烦。跟他们出去玩，还不如让景春陪我去看一场电影。当时，堂兄洪海已经回家乡如皋掘港北坎镇去了。他走，我很舍不得。他对我总是和颜悦色的，常讲故事给我听。因为我顽皮，他还有治我的一套办法。有时候，他说他是“观世音菩萨”，叫我做“红孩儿”乖乖地听他的话。有时候，他说他是“岳飞”，要我做“双枪陆文龙”，一切要按他的将令办事。有时候，他又变成了“唐僧”，要我做“孙悟空”，别调皮捣蛋。他如果不是我所尊敬的什么“观世音菩萨”、“岳飞”、“唐僧”，我是不会听他的话的。他如果不让我做一个我所崇拜的对象如“红孩儿”、“双枪陆文龙”或“孙悟空”，我也是不肯干的。由于他摸到了我的心理，我给他收拾得服服帖帖。他走了，少了个讲故事的长辈似的堂兄，我老像又缺了什么。洪海后来再也没有同我见过面。他是哪年过世的我也弄不清。他是个好人，由于免费行医在家乡颇得好评。几十年来，我已绝少忆起这位儿时做过伴的堂兄了，只有在偶然想起童年在张府园的生活时会念起他，当然，想起他时是充满感情的。
洪海走了，洪法住校去了，景春白天要办公，只有晚上陪我。爸爸和德芳妈妈住在后园连吃饭也是单独开了送去的，我夜晚又总是发魇，半夜要醒来哭一场闹一闹，嘴里胡言乱语说些人家听不懂的话。据说，有一次我老是哭不停，景春问我为什么，我神智昏迷地答：“上海的人没有鱼吃！”这当然是说的胡话，原因应该是寂寞和压抑。我有时拿一张报纸能看上一小时，看不大懂，又不是完全不懂，比如对日本侵略欺侮中国，就是从那开始由报纸上知道的。那时，大人们谈天，也总是谈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回想起来，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东北境内的军队，袭击沈阳，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内占领了东北全境。“九一八”三个字也是在那阶段镌入脑内的。我知道了有一个小国叫日本，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它用武力要吞吃中国。那时报上和街上都有过漫画：中国的地图像一张桑叶，日本帝国主义像一条蚕，蚕正在啃吃着桑叶；一个日本人，踩着木屐，穿着和服，凶恶地用刀叉在吃一块肥肉，切割下的那块肥肉上写着“东三省”……一种初步萌生的爱国思想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植根，是从这时期开始的。
“九一八”以后，接着到了第二年（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在上海举行了新的进攻，企图夺取上海，作为它殖民地化中国的另一个在南方的基地。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支援下，同日寇英勇作战，报上常登大幅的十九路军抗日的照片。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迁到河南洛阳办公。爸爸没有去洛阳，但对上海十九路军的抗战不断取得胜利显得很高兴。他平日从办公地点回来总是又同德芳妈妈一起外出应酬，或者同德芳妈妈在后园房里会客或谈话。这时，有的晚上就到我和景春住的这个院子里来，同景春谈上海的战局，谈到十九路军打了胜仗，高兴时朗朗大笑，笑声至今好像还萦绕在我耳边。
记得是学校放寒假的时候。一天，爸爸突然宣布，他同德芳妈妈要带我到北平，去德芳妈妈家过年。
对这件事，我无所谓，既不高兴，也不是不高兴。反正心里寂寞，留在南京同去北平对我来说似乎无可无不可。我当然只有乖乖地跟爸爸和德芳妈妈去。
德芳妈妈是北平人。她父亲年岁已大，原先做过县长，早已赋闲。德芳妈妈的母亲早逝，父亲续弦。德芳妈妈的后母生了一个女儿，那是德芳妈妈的妹妹，我叫她“小姨”。她父亲家住在东安市场后面一条胡同里，胡同的名字早遗忘，无从询问。她家的门口有两个小石狮子，当门有个照壁墙。进去是个四合院，明窗净几，不像什么富贵人家，但也不寒碜贫穷。1953年我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过九年，其间屡次想寻找一下这房子。有一次，我曾将东安市场后边的几条胡同都跑遍了，默默去找那个童年时留过印象的大门，结果却肯定不了是在哪里。当年我们到北京住在那个陌生的四合院里，爸爸和德芳妈妈住一间朝南的宽敞的北房，我另住一间小房。那个要我叫他“外公”的老头——德芳妈妈的父亲个儿挺高，穿的长袍马褂，有点小胡子。那个“外婆”，蹲在房里很少出来，只记得还是小脚，别的也都记不得了。只有“小姨”，是个打大辫子的姑娘，明锐的眼睛含着笑意。当时在我眼里觉得她极好，讲一口脆亮的道地京白，好像在上学，是高中学生还是大学生就记不起来了，她对我挺亲热，常在门口买羊头肉和青皮红心的甜萝卜给我吃，间或带些糖炒良乡栗子往我兜里塞，给我留下亲切的好印象。
她家养了一条大狗。是白底深土黄花斑的。狗真是高大，却无比柔顺，不吠也不咬人，脾气特好，要是摸它的头它马上高兴得摇尾巴，吃饭时它在桌旁蹲坐着，等候主人丢肉骨头给它。我一到北平就爱上了这条大狗，同它做了朋友。
记得到北平后当夜起了呼呼的大风，风把院子里的大枣树吹得枝杈摇晃整夜呻吟。第二天醒来，看到雪白的窗户纸统统都变黄了，映得房里也黄黄的。夜里风声呼啸，使我有些害怕，早上醒来，又觉得寒冷。躺在被窝里听到院子里有人扫地，扫把“唰唰”地响，一下又一下。起身出房，掀开棉帘，看到德芳妈妈打大辫子的妹妹正在扫地，地上的黄沙细得像粉，却扫聚成一堆堆的，够好几簸箕。北京的风沙，是北京给我童年留下的第一个印象。
以后，爸爸和德芳妈妈带我逛过东安市场，吃冰糖葫芦、豌豆黄和糖渍红果，也带我逛厂甸，都是些人头拥挤极其热闹的地方。给我买了不少风筝、假面具、木头刀枪、兔王爷泥塑、风车等玩具。我也跟爸爸和德芳妈妈游过故宫、北海，吃仿膳。故宫给我的印象特深，皇帝登位的殿堂和宝座使我产生遐想。清朝的皇帝小宣统在这上面坐过，也是从这里被革命赶跑的。当时在北京还看得到那种留长辫的遗老，我虽是小孩，却受家庭和社会的影响，用鄙视和讽刺的眼光看他们。
爸爸和德芳妈妈大多数时间出外应酬和玩耍，我就被丢在家里。在冬日阴冷的四合院里，无所事事，听着门外胡同里小贩悠长深远的叫卖声：“硬面饽饽——”或“磨剪刀镪菜刀——”。有时手里拿着木头刀剑骑在那匹大狗的背上，把它当作一匹战马。大狗倒也不拒绝，我骑着它两脚刚好着地，在门口呆呆张望。也有时干脆骑在门口的石狮子上，看着偶尔来来往往的男女行人消遣。在这种时候，我总是想哭。“外公”、“外婆”照例是蹲在房里烤火取暖不出来也不叫我进去。他们当然知道我不是德芳妈妈生的孩子，冷漠得很。我回到房里，房里冰冷，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雪白的纸糊的顶篷。顶篷上面有一些纤细的蛛丝，微微地在飘动，飘动，是掸尘时剩下的，我觉得自己太像这蛛丝了！那么孤零零，那么无依无靠……
有两三次，爸爸和德芳妈妈到马相伯家去竟带了我去。马相伯是江苏丹徒人，名叫马良，曾经创办上海的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辛亥革命后，做过北京大学校长。他住一幢很漂亮的西式洋房，我们去时，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在他家，是住在他家还是到他家去玩已记不清了。于右任在震旦书院读过书，后来，他曾参加筹办复旦公学。1905年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时，于右任在其中法文班学习。于右任当时是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和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爸爸是法官惩戒委员会的秘书长。关系当然是亲密的。我去的那天，马相伯病了。马相伯的女儿是主持家务的人，她穿得很素净，听爸爸和德芳妈妈讲她的男人死了她守着寡。她有个儿子，也就是马相伯的外孙，比我约莫大两三岁，穿件灰色长袍罩衫，里面是件棉袍，马相伯很喜欢这个外孙。马相伯家都信天主教。在他家里，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彩画等，很使我好奇。马相伯的女儿忙着磨碎咖啡豆去煮了招待客人，咖啡很香，香味迄今也似乎可以嗅到。
大人们都在马相伯的卧室里坐在沙发上谈天，有时谈到日本就慷慨激昂，谈的话很多我都不懂。但长大后知道当时马相伯和于右任都是主张抗日的人，那时“一·二八”后淞沪之战正在进行。他们的谈话自然不能不涉及时事吧？
我同马相伯的外孙一起在院子里放风筝。他用来放风筝绕线送线的设备很讲究。风筝很大，有的比我人都高，是孙悟空、哪吒的彩像。还有大蝴蝶、大老鹰。那天有风，风筝飞得很高，我们玩得十分高兴。后来，喊我们去喝牛奶咖啡，马相伯的女儿让他儿子和我同于右任合拍一张照片。于右任捋着大胡子笑着坐在门口一张藤椅上，我立在他左边，马相伯的外孙立在他右边。拍照时，于右任双手扶在两膝上，马相伯的外孙背着手，黑发覆盖在额上，我显得有点拘谨，规规矩矩地立正着，头发长长的有点像女孩子，上身穿的是德芳妈妈为我打的一件对襟式的毛线衣。这张照片后来爸爸在背后题了字：“民国二十一年洪溥与徐××（名字忘了）合侍三原于公于北京马相伯先生宅前。”照片我一直保存到1949年上海解放，才由我亲手丢弃。当时我认为一个旧时代已经结束，人民共和国诞生了！这些附属于旧时代的东西可以让它跟旧时代一起丢弃了！
北平的印象剩余的主要就是这些。接着，我们又回到了南京。
这时，爸爸离开了法官惩戒委员会，改任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专任委员。法官惩戒委员会在城南办公，所以我们原先都住在南京的城南。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在城北干河沿，在司法院一幢奶黄色的西式大厦里办公。从城南到城北路太远，家里就在城北高楼门租了一幢洋房居住，地址是高楼门99号。
关于父亲，在这以前的事我知道得很少。以后，由于我年岁渐大，知道的事日益增加。近几年，北京、南京和家乡一些报刊和书籍上先后刊登过不少记叙父亲事迹的文章，增加了我对他的进一步了解。《江苏文史资料》上刊登他的传略，前一部分有这样的介绍：
王开疆，字启黄，生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如皋县（今如东县）北坎镇人。父王继贤业中医，精针灸、推拿之术，悬壶问世，赖以为生。对贫苦患者，则为之治病而不取诊金，深得桑梓父老称颂。母亲马老夫人，勤劳贤惠，亦为乡里称道。王开疆幼年时，家遭火灾，一家生活面临绝境，其父不得已，将他送往南通西亭镇某商店当学徒。他因受不了店主的虐待，奋起反抗，半年后被辞退回家，在长兄所设的私塾读书。每逢赶集演戏时，常提篮小卖补贴家用。
王开疆少年时代即萌救国救民之志愿。十五岁时，毅然离乡背井，只身外出，步行至南通。时南通城之一代名流张謇把实业、教育称为“富强之大本”。王开疆自写名帖要求晋见，张氏见来者字迹挺秀，是一气宇轩昂之贫穷少年，问：“找我何事？”王答：“我要读书救国，家贫无法如愿，想请先生帮助，愿拜先生为师。”张謇赐坐与之交谈，发现他气度不凡，谈吐渊博，上进心强，笑道：“好好好，我收下你做学生，帮助你上进。”未几，委王开疆为南通县渔团团练之职，团部设在南通城之东北王藻祠内。王开疆当时年仅十六岁。
嗣后，张謇兴办垦牧公司，规模宏大，范围遍及数县，意欲调王开疆到公司任职，但他关心祖国命运心切，决定去沪报考大学。
王开疆剪辫去沪，考入中国公学法律系。因家境清寒，入学后就请求校方批准半工半读。读书期间，王开疆结识了社会名流及革命人士，如章太炎、马相伯、于右任、邵力子、王宠惠等，深受启迪，后遂拥护并参加了辛亥革命运动。
王开疆于中国公学毕业后，即先后设立律师事务所于南京贡院街、苏州瓣莲巷、上海南洋桥等地，为我国最早创设的律师事务所之一。他精通法理，所承办之案件，则常以胜诉闻于沪宁一带，声名大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