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派到南京任钦差大臣的耆英、伊里布加上两江总督牛鉴在南京面对英国炮舰，慑于淫威，十分狼狈。据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记载：“二十日，耆英等谒璞鼎查于船上。二十四日，璞鼎查至下关静海寺答拜，固请入城，耆英许之。”耆英等在静海寺同英国侵略者见面，璞鼎查的“答拜”实际是同中方谈判，施加压力。在谈判中英国侵略军又抢占钟山高峰架起大炮，声称要炮轰南京城。在威迫下，耆英等奴颜婢膝，全部接受了璞鼎查提出的和约条款。
谈判并签约后，璞鼎查及其随员们飞扬跋扈地率军由仪凤门（即兴中门）入南京城。耆英等在上江考棚设满汉全席款待璞鼎查及英将莫理逊。侵略者曾游览城东南的正觉寺及南门外的报恩寺。报恩寺内有琉璃塔。英国侵略军曾登塔绘制南京城全景并窃取塔上的一些琉璃砖带走。签约那天，是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即1842年8月29日）。当时，英国侵略者为宣扬炮舰政策的威力，让耆英等到下关江面英国兵舰“康华丽”号上去签约。但由于静海寺曾是谈判和约的地点，因此被误认为是签约的地点。静海寺是有名的古刹，作为西方列强侵侮中国的百年国耻历史开创纪录的见证，了解这段历史的人，谈起静海寺都会产生无穷感慨。
静海寺原先面积有两万多平方米，规模宏大，依山建于南京兴中门外狮子山麓。狮子山晋朝时原名卢龙山。传说晋元帝司马睿北下初渡江到南京时，见此山形似塞北卢龙，就取名卢龙山。此山屹立在下关江边，形势险要，是一处兵家必争的制高点，扼守着南京的北大门。明太祖朱元璋到此，说卢龙山像一头雄狮，改名为狮子山，狮子山就出了名。山并不大，周围不过十几里，也不高（传说高三十六丈）。宏大巍峨的静海寺和天妃宫都先后在明朝永乐年间建在狮子山下。
静海寺是永乐皇帝明成祖为了纪念郑和等人航海平安回京而建造的佛寺，寺名“静海”那是永乐皇帝以海外平服，四方平静而敕赐此名的。传说寺内原有庄严的大雄宝殿、天王殿、潮音阁等八十多楹，气势不凡。寺内还种植着郑和从西洋带回的各种珍贵植物。又有记载说，在郑和第二次航海归来后，明成祖就在南京建造了寺庙来供养他带回的“佛牙”，并存放郑和等带回的一些珍贵佛品。如按此计算，静海寺估计应修建于永乐九年（1411）左右。
我在1946年秋去寻访静海寺到了狮子山下。这里山势依旧，犹如雄狮兀峙于江城之间，但乱树荒草，一派萧瑟景色。正是秋季，那是个阴天，彤云密布，不禁想起抗战中南京城陷时，这里曾有过的激烈战斗，1937年12月，日寇在制造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及附近下关一带都是日寇大量屠杀中国人民的屠场。想起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曾在这里的静海寺进行屈辱的议和，在英国侵略者的炮口下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一百年来中国一直受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欺侮。又想，如今抗战胜利了，但却是“惨胜”，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物价飞涨，官吏腐败，特务横行令人发指，而国民党当局又一心在打内战，传说当时也有意收回香港，但英国根本不买账，美国站在英国一边，国耻根本无法洗雪。我当时的心情是十分沉重、悲伤的，我在山下寻访静海寺，但历尽沧桑和战火劫难，铜驼荆棘，杂草丛生，在碎石瓦砾间，静海寺早已杳然不见。只有南面的天妃宫遗址上，残存着一块高约五米的大石碑记载着永乐年间建造天妃宫的原委。我怅然而返，心中激荡着一股仇恨帝国主义又痛心于无法洗雪国耻的愤懑之气，久久难以平静。
从1946年到现在，弹指间五十年了！现在，香港回归，作为中国人，我感到兴奋和自豪。本来，囿于五十年前的印象，我遗憾于静海寺的无影无踪，觉得不应失去这一处可以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国耻遗址。但最近知道：南京市人民政府早已将静海寺部分复建，并辟为“中英南京条约史料陈列馆”，陈列馆已经开放，这使我很激动。历史，我们不会忘记，也不该忘记！下次，我如果再去南京，一定要去狮子山下的静海寺游览，那心情当然与五十年前是完全不同的了！
（本文刊于1995年夏《四川政协报》）
晚清反侵略名将聂士成[1]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10月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辞典》上有聂士成的词条如下：
聂士成（1836-1900）。安徽合肥人，字功亭，淮军将领。初入袁甲三部，参加镇压捻军和太平军，1862年（同治元年）为把总，后累迁至副将、总兵。1868年参与镇压西捻军后，升为提督。1884年（光绪十年），率淮军千余名渡海赴台湾，参与抗法。1891年，调统天津芦台的淮、练诸军，曾派兵镇压热河朝阳金丹道起义。次年，授太原镇总兵，仍留芦台治军。1893-1894年间，曾率部将冯国璋等亲往东三省等地巡历，所过山川要隘形胜，均以西法绘图立说，著有《东游记程》一书。1894年，随提督叶志超率军赴朝鲜，在牙山登陆，镇压朝鲜东学道起义。起义失败，日本拒绝与中国同时撤军，借此挑起战争。7月，所部前锋在牙山成欢驿击败日军，日军旋大队来攻，他率部抵抗，以寡不敌众，突围后随叶志超绕道至平壤。10月，奉命扼守辽东大高岭一带，奋战十余昼夜，日军不能越，以功升直隶提督，又先后夺回连山关、分水岭等处，并击毙日将富刚三造。1895年，以所部三十营属荣禄“武卫军”，称“武卫前军”。1900年春，曾镇压义和团。6月，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后，奉命率军守卫天津；7月9日，侵略军大队来攻，所部力战三小时，他负伤多处，仍持刀督战，后在八里台中炮阵亡。著有《东征日记》等。
这只是对聂士成一个简单的介绍，比较粗略，而且未能突出聂士成的主要功绩，聂士成自然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但他是清末抗法、抗日、抗八国联军的反侵略爱国名将。2000年第1、2、3期《报告文学》刊出的知名报告文学作家张建伟写的《最后的神话——庚子国变一百周年祭》（曾在《中华文学选刊》选登）及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张建伟历史报告——晚清篇》中写到聂士成时，曾夸其为“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个真正的军人”。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聂士成的确不愧是晚清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位反侵略名将。
1884年中法战争时，法军凭借强大舰队攻占台湾基隆，台湾告急。商务印书馆所出的陈恭禄教授著的《中国近代史》上说：淮军名将“刘铭传（注：当时为直隶提督授以福建巡抚督办台湾军务，中法停战后为首任台湾巡抚）迭电告急，左宗棠奏旨遣兵赴援，而兵不敢渡台”。但聂士成勇敢率部渡台，作为刘铭传的副将之一抗击法军取得胜利。中法之战后，聂士成率军先驻旅顺。1891年6月，聂士成“晋头品秩，调统芦台淮、练诸军”。1892年，“授山西太原镇总兵”，仍留直隶统率所部淮军。据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军系丛书”《淮军》一书中记录：聂士成是能文能武、熟悉军事及兵法的有心人。1893年，聂士成“因见日本、沙俄窥伺东北，主动请求踏勘东三省边陲地带，测绘山川险要，历时半载，行程二三万余里，辑成《东游记程》一书，成为当时很有价值的军事地理文献”。这样的武将在当时是少有的。
1894年春，朝鲜南部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清廷应朝鲜请求，于农历四月初，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渡海进驻朝鲜汉城以西的牙山。聂士成带兵纪律严明。到朝鲜后，出安民告示，“所有粮饷器械一律自备，不取朝鲜一分一毫”。据他抵朝后农历四月二十四日的日记载：“有勇丁违纪取民间蔬菜，余虽爱兵，但即按军令割去一个耳朵，全军肃然”；朝鲜官员“以牛二、猪十、鸡子千犒师；命收鸡子，余悉璧还，作书谢之”；见朝鲜全州百姓在战乱中房屋被毁，他查明难户数目，“每家给以银洋二圆”，“难民得赈，均极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