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上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成长于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那个年代，国门初开，各种新事物、新思潮如雨后春笋般破土发芽，冲击着旧秩序、旧观念。社会上出现了两拨新富起来的人——个体户和出国人员（“洋插队”）。
个体户在大部分人还守着国营单位大锅饭低工资的年头，用摆摊、跑单帮等原始的经商手段挖到了第一桶金，很多成了当时非常稀有的“万元户”。到80年代末，个体户几乎成了有钱人的代名词，连路边卖茶叶蛋的也比普通人富足得多，社会上随之出现了一句嘲讽时局的俚语：“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手术刀不如鳝丝刀”。
那些出国人员就更牛气了。整个80年代，中外收入差距巨大。国内一般人的工资不过每月百十元人民币，远不如国外底层工作一天的收入。哪怕在国外洗几年碗，然后回到国内京沪那样的大城市，也能实现鲤鱼跳龙门般的华丽转身，成为人人景仰的富翁。那时社会上的高消费场里所除了个体户，就是海外来客。有些地方如华侨商店，只对外宾（现在一般都改称他们为“老外”了）华侨和归国人员开放。出国因此成了社会上人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在当时年龄尚小的我看来，那些从国外回来的人仿佛是从天上下来一般。沧海桑田，现如今，出国定居的高端富裕人群，可都是在国内实现了财富人生，随后投资海外。看着他们出手阔绰，潇洒往来于两地的生活模式，怎不让当年那些为了出国求财、谋前程，结果错失国内大转型、大发展机遇的同胞羡慕且感慨呢？
言归正传。就在这股出国热出现之前，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失去了学习上力争上游的动力，感到现在已经不是读书做官的科举时代了。读书无非是为了将来混一个办公室工作，一份大学生工资；因此，随便读个入门容易、学起来轻松的文科大学就行，没必要花冤枉力气上名牌大学，读理工科。
随着出国留学的兴起，我父母终于找到了鼓励我努力学习的动力，不时用“读好书争取将来去留学”来鞭策我。父母的鼓励，平时耳濡目染海外来客的富贵荣耀，再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我暗暗把出国留学当作人生的奋斗目标。到了1985年，传来了更令人振奋的消息：那两年交大复旦之类名校的理工科毕业生几乎有近一半申请到了美国大学的奖学金！于是，好好学习、争取出国留学出人头地的人生目标占据了我的心灵。我强迫自己克服了人与生俱来的惰性，下决心、花力气，一定要考上那些理工科名校，为将来出国打下基础。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8年，我终于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仪表工程系。但是入学后，我就发现所谓名校毕业生几乎有近一半申请到美国大学奖学金的传说，只局限于1984、1985年私人出国留学刚开放时昙花一现的好风光，根本就没有可持续性，美国提供的所谓奖学金，名额本来就不多，而国人寻找机会的速度又实在太敏捷了，哪里有了奶酪，哪里就一窝蜂似地上，很快就使原本唾手可得的甜头变成难上难的空中诱饵。这不，到了我考入交大的1988年，就没这档子好事了。我心中沮丧不已，但既然已经过关斩将考上了这么个名校，唯一可做的就是埋头读到毕业吧。
1992年，我从交大毕业。那年二月，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大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开放、大转型、大发展，外资如潮水般涌入，那些外语类相关专业——英语、日语、外贸、涉外商科等风光无限，即便是三类大学的毕业生也会成为抢手货。很多人刚毕业就进入了当时还处于驻沪办事处阶段的外企；即使毕业时没有找到称心的工作，以后跳槽也极容易。可以说，外语专业的优势，使得他们在这股大开放的浪潮中占尽先机。
而上海那些计划经济中的传统工业强项，如纺织业、机电仪表业等，则成了大转型的第一批牺牲品。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纺织局、仪表局几乎就是“下岗局”的代名词。那张交大仪表系的文凭，名气虽然好听，实际上却既不能当作一块有力的敲门砖，也没学到炙手可热的实用本领，就连我学的些许英语也几乎统统还给了老师（大三、大四繁琐的专业课程搞得人焦头烂额，哪还有心思继续自学外语，再说，就算坚持自学，这种半拉子水平和人家四年专业外语的毕业生也无法相提并论）。于是乎，我毕业后的前途自然是不尽如人意。想想以前付出的辛苦，看看现在连外语类专业三类大学毕业生都不如的收获，我心中的沮丧就不必多说了。
交大毕业后，我先在一个汽车配件厂工作了一年，随后通过家人关系进了纺织局下属的一个外贸公司当单证员。这中间也尝试过跳槽外企，但几次面试，无论是我的专业、工作经历，还是英语水平都无法让对方满意。去外企工作似乎越来越不可能了。
至于那家所谓的外贸公司，实际上只是纺织局的三产企业，并非老字号国营进出口公司，趁着1992年大开放的东风才得以挂上外贸公司的招牌。公司的所有外贸订单完全由各部门经理控制、操作。其他员工都是打杂、跑腿的角色，根本就没可能成为真正的外贸业务员。那些部门经理原先基本上都是各纺织厂的领导干部，被派往这家所谓的外贸公司当经理。员工除了几个我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大部分是经理们在工厂时的老部下，被相中后抽调到该公司。这些从基层纺织厂抽调上来的员工几乎个个擅长一边拼命表现自己积极能干、一边溜须拍马拉关系。看到他们十几年如一日，使出浑身解数，在国营单位里拼命朝上爬，最终的命运不过是从工厂抽调到公司当了个普通职员就充满成就感的模样，再看看那年头多如牛毛的新兴富商阶层和外企里光鲜亮丽的白领，我不由得想起了秦朝大臣李斯的感慨：厕所里的老鼠再怎么蹦达也还是在厕所，粮仓里的老鼠再不济，也能天天享受大米白面。我还见到过有的大学生冲着外贸公司的名号去那里上班，发现在这种公司很难有前途，就辞职走人了。
不过，那个年代的外贸行业总体来说还是个肥差。虽然我所在的那家公司的所有单子都被部门经理们把持着，而我只是个小小的单证员，却也能从办理货物保险中获得些许回扣。在那里工作一年半后，我有了约3万元人民币的积蓄。
大约在1994年底，我们那位部门经理一边为未能完成出口创汇指标犯愁，一边盯上了保险回扣这块奶酪，他要求我把保险单子转到他指定的保险公司去做。我心里当然很气愤，就找了其他借口和他抬杠。
有一次，我和一位在正规国营进出口公司工作的外销员朋友谈起此事，他说：“我有些低利润单子可以拿到你们公司出口，帮你们经理完成创汇指标，这样一来你就不再是个简单打杂的角色，就能在他跟前说得上话了。”可我竟然没胆量去和我的部门经理谈。现在回想起来，我既然敢跟经理抬杠，为什么就不敢找个四下无人的机会跟他好好谈呢？就算谈不成，对我个人又有什么伤害呢？问题是我那时只是一个毕业不久、涉世不深的大学生，处理问题的思路是无法和现在的我比较的；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我当时又蠢蠢欲动，想出国留学了。
虽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国内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居民收入和生活指数大幅提，海内外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到95年，国外打苦工、回国当富翁的事没了，但海外身份和外国文凭却是进入外企成为高级白领的金字招牌。从1992年到2002年，外企白领风光无限，不仅普通工薪阶层无法望其项背，连一些做生意的都及不上。一个外企前台接待员小姐的收入就比国营单位科长要高很多，资深的职员就更不用说了。一个很普通的外企白领工作两三年就搞定一套房子，在那个外资称雄的时代不是新鲜事。一些外企员工还利用外企这个平台的资源，开创了自己的事业。那年月的外企白领几乎就是身份、地位、财富的象征。
大约1995年初，一个在新西兰的亲戚向我反馈信息说，新西兰正对中国开放移民留学，按照我的学历和财力，完全能申请成功。我考虑了一段时间，觉得我当初选择读交大、学理工科，现在看来是吃了亏，输在了毕业后的起跑线上，不如干脆再搏一把，去国外留学移民镀金，搞定海外身份和文凭，然后回国当高级外企白领，实现自己的财富人生梦。
我当时以为，沿着这条自我设计的路走，即使不能说十拿九稳，但成功的概率至少也在70%以上。于是，我委托我的新西兰亲戚办理移民，同时申请去奥克兰大学念当时国内热门的商科（Commerce）。总共花费约1万美金，按当时的汇率是8万多人民币。我自己的积蓄全投进去了，还向家里要了5万多元。
当年5月我向单位提出停薪留职，6—9月天天在家准备托福考试（那时考雅思的极少）。10月参加考试，成绩是578，虽然不是很高，但我英语本来已大半遗忘，补习三个月考出这样的成绩也算不错了；假如再补习3个月，超过600分应该没问题。但是留学移民新西兰，这个分数足够了，所以考英语的事就此打住，各种繁琐的申办事务则接踵而来：跑来跑去办理各类文件，和新西兰大使馆、奥克兰大学、新西兰亲戚等频繁联系，随后就是在焦急的心情中等待回音。由于从1995年下半年起申请去新西兰的人数已经不少，1996年3月又发生了台湾海峡危机，新西兰政府为此一度停止了中国签证审核，直到1996年8月，我才轮到去北京的大使馆面试，等正式拿到签证已经接近年底，而最终成行是在1997年2月。
踏上了新西兰的土地，我发现那里的环境好、绿化好。绿化以草坪居多，树木则较稀疏，这点澳大利亚也一样，只是新西兰更典型，据说这是因为当地人喜欢开阔的视野。奥克兰虽是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却没有多少都市气息。除了市中心的几条商业街还有点欧洲城市的味道，整个奥克兰如同一个大农村点缀着一处处乡间小集镇。新西兰当地人表面上对人很友好，见人经常主动打招呼。
但是没过几天，对于海外自然风光和人文环境的新鲜感就被寂寞孤独代替，压力重重从此成了我的“主旋律”。
压力首先来自经济，我当时带的钱3千美元都不到，却要在异国他乡开始全新的生活。幸好我已经办成了移民，能申请学生贷款和津贴，但还是不够花，不得不到处找地方打短工。天天壮着胆子去大街上一家家餐馆问：“你们这里是否缺人手？”找了两个多月，才在一家中东人开的所谓意大利餐馆找到一份打杂工，洗碗、切菜、端菜、收桌面、打扫卫生、做批萨什么都干。一周去两个晚上，一次给50新西兰元。客人多的时候真是累得要命；打工回家后人很疲惫，却反而睡不着，第二天早上迷迷糊糊地脑袋发沉、更不舒服。
还有一个压力是语言。我来到新西兰后，发现自己的英语听说能力和当地人以及从小在当地长大的华裔根本没法比，自己说话时结结巴巴，听人说话则一知半解，为此还参加了奥克兰大学的语言补习班，但收效甚微。看来语言的听说能力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问题。有人说，只要你多和人家谈话，进步就快。这种风凉话当然“正确”，问题是你愿意用自己的热面孔去贴人家的冷屁股，厚着脸皮找人说话，人家并不一定愿意跟你这个说话结结巴巴的人交谈。
更大的压力来自当地中国人的实际生存状态。新西兰是个人口稀少、几乎没有什么大工业和制造业的小国，外来人员就业非常困难。那时候在新西兰的中国人分两类，来自港台的一般都有经济基础，他们衣着光鲜，生活安逸，很多人带钱去新西兰买了房子，在那里讨生活的不多（这一点，和这些年中国大陆去海外的投资移民很像）。来自港台的留学生大多也只是为了混一张文凭，并不想留在那里工作和生活。再看来自大陆的中国人，他们通常学历很高，本科生、研究生不稀奇，原先在国内大多从事工程师、教师、医生、会计师、政府公务员之类的体面职业，但是来到新西兰后，经济上却很拮据。为了生存，他们哪怕在餐馆、超市、工厂等地方找到一份体力劳动“累伯（Labour）”岗位，就会觉得非常幸运。假如其中哪一位能破天荒找到一份基层白领的工作，那就是人人羡慕的明星了。
这些曾经的中国知识精英年龄大多三十几岁，他们拖家带口移民海外，一般连续数年难得回国一次，相互间的聊天内容不外乎谁在哪里洗碗，每小时工资多了一元少了一元，如何想方设法得到更多的加班机会，如何在打工时忙里偷闲，谁家凑足了买房的首付，谁家把父母请过来帮忙照看小孩之类，甚至连打工的地方只有他一个中国人、其他都是西洋人，也成了某些人“炫耀”的资本。我认识一个中国移民家庭，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通过按揭买了房子。为了节省每一分钱尽早还清贷款，他们平时省吃俭用，冬季舍不得天天洗热水澡，有时就在睡前洗个脚了事。让人吃惊的是，有一次，住在他家的中国房客（很多澳洲新西兰的华人家庭为了增加收入，都会把家里空余的房间租出去）告诉我一个“秘密”，说他家经常打了一盆热腾腾的洗脚水，先给8岁的女儿洗脚，然后夫人洗，最后轮到先生。我不禁感叹：一盆洗脚水一家三口用，却能发扬《泰坦尼克号》里妇女儿童优先的“绅士风度”，这是不是移民后受到西方文明潜移默化的结果呢？不好说。
那时在奥克兰大学读书的大陆中国人差不多都是这些前知识精英阶层，所学专业不外乎电脑和会计，学电脑的尤其多。奥大电脑房里因此经常黑压压全是大陆学生。其中男的大多穿着国内八十年代那种收下摆的夹克衫，女的穿着也很土气。用当时台湾同学的话来说：“怎么都是些苦哈哈的呢？”
至于他们一窝蜂学电脑将来是否一定能找到工作，其实他们心里也没底，只是凭感觉、想当然罢了。以后的事实证明，那些人学电脑还真的失算。这是后话了。
看到这种情形，我对自己说：“反正我将来是要回国的，不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然而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劲：难道这些苦度光阴的中国人就没想到学成回国这条路？难道他们天生犯贱喜欢受这份洋罪？难道他们都是笨蛋，就我一个人聪明？莫非我当初出国镀金然后回国当高级外企白领的计划根本就不现实？真要这样，这个国际玩笑可就开大了。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尽管忧心忡忡，但是生活和学业还得继续下去。渐渐地，我感到学商科比学理工科容易太多太多。虽然我在奥大学英语版的商科，却仍然比当初在交大读书轻松得多；虽然我的英语水平和当地人以及那些华裔没得比，但我的成绩却比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要好。
当初报名时为了尽快入学，我选择的是商业本科。原本打算学完一年后凭借中国国内已有的学士学位改读当时流行的MBA或其他商业研究生课程。但经过一年亲身体验出门在外打拼的艰辛后，我已经懒得再作变动了，而且我还因以前交大的学位，成功申请到额外的学分。如此原本三年的课程（澳洲新西兰的本科大多三年制）只要两年半就能完成。也就是说，再读一年半，我就能毕业了。于是我决定不再折腾，学完这个奥大的商业学士学位，我就是中外名校双学士的拥有者，拿出去还蛮响亮的吧。
接下去选专业。和中国大学不一样，国外大学入学时一般不要求学生确定专业，只要选择系科就行；等一年级学完全系通用的基础课，二、三年级时才通过专业课的选择，确定自己的专业。我所在的商业系，其中大部分课程如市场、管理、贸易、商业法、甚至连财会都以写作为主，对我们英语非母语的学生很不利。但是商业系中的金融专业却有一半内容是计算，中国学生本来就擅长计算，对于我这种学过理工科的人来说，金融学中的计算真是太简单了。由于计算占了课程相当的一部分，金融学中的写作要求也就不高了，学金融能轻松拿到好成绩，名气也响亮。1998年假期回国，我还在电视里听到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说，随着中国加入世贸，上海要实现产业转型，要大力发展金融业。于是我打定主意，选修金融。
从奥大二年级开始，随着学习越来越得心应手，我学得越来越轻松，成绩也越来越好。一门商业法必修课，每次考试几乎都有超过一半人不及格，我却能得A-。而金融专业课程的学习就更容易了，最后三门三年级金融主干课程，我得两个A+，一个A。成绩绝对“乓乓响”。
在奥克兰大学学金融的中国学生虽然没有电脑会计多，但也不算少，约占学生总数的一半，而金融专业中国学生中来自港台的又占大多数。一位台湾同学，第一次考那门商业法不及格，不得不重修（澳洲[1]新西兰的正规大学没有补考这回事，不及格就得重修，通常也不限制重修的次数，直到通过为止）。他知道我成绩好，连商业法也能考A-，来向我讨教。我把学习心得和应试技巧告诉他，最后他得了B+，很高兴，带着敬佩的口气问我：“你为什么比我们强这么多，你是从哪里学来这些应试窍门的？”
我回答说：“我在大陆上过名牌大学，对于考试可以说是一路摸爬滚打走过来，当初也不知跌过多少跟斗，吃过多少亏，所以才有现在的本事。老实说，就应试而言，我算专业队，而大多数在奥大学金融的只能算业余队，当然没法跟我比啦。”他听了连连点头。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
前面提及我倒吸了一口凉气，对当初出国镀金后回国实现外企白领梦的计划能否实现深感担忧。因此从1998年起，每次假期回国，我都千方百计向熟人、同学以及当时流行的人才中介外服务公司打听留学归国后想去外企就业是否可行，结果他们都说：“你最好在国外有工作经验。”我不由得暗暗叫苦：“中国人在新西兰，乃至在澳大利亚，难的就是找和大学学位相对应的白领工作。”我不好意思明说，婉转地继续问道：“可很多时候在国外找到工作也是些基层岗位，有用吗？”一位当时在人才交流中心工作的同学随口答道：“你有了基层经验，以后回国可以吹嘛。”
其实，这种所谓的“咨询”纯属多此一举。有道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世上本来就没有100%保险的事。没有国外工作经验回国可能当不了外企白领，有了国外工作经验难道就肯定能当上？就算当初咨询时确实是这种行情，难道几年后行情不会变？
既然自己当初出国是为了拿到海外学位和身份，然后回国当外企白领，那就应该照既定方针办，大胆尝试。若成功就按成功后的事实走下一步棋，若失败就按失败后的事实走下一步，根本没必要顾虑这么多，一个外企白领的职位，绝对不是人生的全部。但可惜我当时的想法竟然是：我为这个外企白领梦想付出了这么多，万一实现不了，不仅什么都成了泡影，搞不好还会和那些在新西兰的中国人一样，落到苦度光阴的悲惨境地，所以我无论如何要在国外找到相关工作，以便将来回国后能确保当上外企白领。唉，现在回想起来，真是迂不可及呵。
注释：
[1]澳洲，指澳大利亚，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