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固在上回“捉了张辉瓒”的龙冈之北，地形有点像井冈山，只是没有井冈山那么高罢了。东固群山环抱，北有东固岭、钟鼓，东南有名为“狐狸十八歇”的大山，南有大乌山、荒石岭，西南有白云山，西有观音崖，西北有九寸岭，群山之间，只有五条羊肠小道，类似于井冈山那五大哨口。这是易守难攻的好地方。自1931年4月20日起，毛泽东就把3万红军主力调入东固，派兵严守各山口。3万大军在这深山之中悄然待命，伺机而动。
这时，东固的西、北、南三面皆有蒋军，而且挨得很近：西有王金钰部队，驻扎在富田坡下一带，离东固不过40华里；北面有郭华宗部队，驻扎水南、白沙，离东固只70华里；南面，蒋光鼐、蔡廷锴的两个师，占领了兴国县城。毛泽东所下的是步险棋，一旦消息走漏，三军夹击，那就天机尽泄，陷入包围圈之中。项英挖苦毛泽东，说他“钻牛角”。毛泽东坦然答曰：“我们就要钻这个‘牛角’！”
毛泽东看中东固，除了那里群山环立、地形极为有利之外，还在于中共在东固有很深的根基，那里曾被誉为赣西南“群众斗争最红的地方”。3万大军进山，那里的妇女、孩子都帮助放哨，查“路条”，家家户户借粮给红军。
不过，东固原本只有万把人。陡然增加了3万青壮年，粮食顿时紧张，蔬菜也不够供应。于是，红军从每日三餐改为每天两顿，纷纷上山挖竹笋、下田逮泥鳅、入河摸螺蛳，权且当菜。
何应钦和毛泽东两位主帅都在摸对方的底。何应钦觉得好生奇怪，怎么一路“稳扎稳打”，从未遇上有力的抵抗，不见红军主力的踪影？毛泽东坐在深山之中，却在终日捉摸，选择什么时机突袭，才会收到最好的战果？
何应钦的右路军总指挥为王金钰，其部队之一是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乃是红军的老对手。该师参加过第一次“围剿”，那时首先攻占东固并跟张辉瓒部队在浓雾中火并。要不是逃得快，早就全军覆没，此次又与毛泽东交手，未免心惊胆战。
5月8日公秉藩的八十二旅旅长王懋德报告说，他们探知红军主力在东固，那里集中了红军七八个军！
不过，公秉藩对此将信将疑，于是急报何应钦，何下令对东固进行飞机侦察，漆着青天白日徽的侦察机在东固上空反复盘旋，没有发现异常迹象。
于是，5月11日，何应钦复电公秉藩：
连日派飞机侦察均未见敌踪，仍盼鼓励所属，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如期攻下东固，树各路之先声。
这时，红军已经有了无线电台。那是在张辉瓒全军覆没之际，从其师部缴获的一台15瓦特的收报机，同时，还俘获了几个无线电报务员，但缴获的发报机都是坏的。所幸，紧接着在宁都东韶歼灭谭道源五十二师一个旅时，又缴得一台15瓦特收报机和发报机。在被俘的无线电报务员中，一个叫王诤，另一个叫刘寅，两人自愿加入红军。1931年1月3日，毛泽东、朱德和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在宁都小布附近的一座祠堂里，热情地接见了这两位报务员。没几天，红军的第一个无线电台便宣告成立，台长为王诤，政委为冯文彬。以王诤、刘寅为教师，办起了报务员训练班。12名小青年，成了这个训练班第一批学员。
这个电台跟随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行动，成了毛泽东、朱德的“耳朵”。此刻，在东固，红军电台昼夜一直有人值班，监听着国民党部队发出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国民党部队做梦也未曾想到，红军居然也在接收他们之间的联络电报！
在监听中，要算公秉藩师部发出的无线电报讯号，最为“嘹亮”，因为其他部队用的都是15瓦特的收发报机，而公秉藩师部用的是一百瓦特的收发报机。红军盘算着如何把公秉藩师部的收发报机完好无损地弄到手，因为那台大功率的收发报机足以跟上海的中共中央直接联系。
红军主力3万大军，在东固大山之中，已经埋伏了整整25天，很多人都已烦躁起来，怀疑毛泽东钻“牛角”，究竟能不能钻得成！
正在这节骨眼上，1931年5月15日黄昏，红军电台从空中捕捉到一重要情报，那是公秉藩师部跟该师吉安留守处之间的明码往返联络：
师部台：“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
吉安台：“哪里去？”
师部台：“东固。”
红军电台马上把这份重要情报送到毛泽东和朱德手中。总司令部的灯火通宵亮着，毛泽东和朱德忙着调兵遣将，在公秉藩师必经之路上布好“口袋”。
5月16日清早，前方侦察部队向公秉藩汇报，说通往东固的道路“平静得和水一样”。
迎着朝阳，公秉藩率师向东固前进了。山间路窄，队伍成一列纵队前进，前前后后达五六里长。内中最显眼的是三顶大轿，里面分别坐着师长公秉藩以及副师长、参谋长。
上午10时许，公秉藩师全部进入毛泽东的“口袋”。一声令下，寂静的山谷忽地响起炒豆般的枪声，喊杀声震天动地。红军在前，独立团、赤卫队在后，以战斗队形从山上猛冲下来，敌人兵力无法展开，机枪、重炮丧失优势，敌人死伤惨重，幸存者纷纷惊呼：“红军是从天上飞下来的呀！”这时，红军电台收到了公秉藩师部发出的“SOS”求救呼号声，红军总司令部闻讯笑声连连。
师长公秉藩也被红军活捉。不过，他化装成士兵。红军宽大俘虏，给回家的蒋军士兵每人发两块“花边”银圆。公秉藩也混在士兵中领大洋。发到他的时候，只剩一块大洋。红军要他等一下，过一会儿补发一块大洋给他。他生怕有变，连声说“一块花边足够用”，赶紧逃脱，溜之大吉。
至于公秉藩那部一百瓦特的电台，真的完好无损地被缴获。另外，还缴获了6部15瓦特电台。从此，红军建立了无线电总队，王诤任总队长，伍云甫任政委。这支无线电总队一直窃听着蒋介石部队的往返电报，为红军提供了重要情报。
东固一战，朱毛红军威风大振。从5月16日至31日的15天内，红一方面军由西向东横扫700里，五战五捷，歼敌3万多人，缴枪两万多支。第二次反“围剿”又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又一次显露了他的韬略雄才。彭德怀从此称他是“摇鹅毛扇的”，把他比作诸葛亮。彭德怀说了一番佩服毛泽东的话：“我在这次战役中学到一些东西。毛泽东对战役部署，固然是异常细心地反复思考，力求无缺；对战术问题也是异常细心的，反复推究，特别是不耻下问，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此役集中优势兵力，‘伤敌十指，不如断敌一指’，他对此运用得最熟练。”
胜利之时，毛泽东诗兴大发，写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毛泽东提及的白云山，便是歼灭国民党军二十八师之处。据毛泽东说，那天一早他登上白云山时，山头还是一片白云。红军奇兵突击二十八师，蒋军士兵惊呼“红军是从天上飞下来的呀”，故毛泽东有“飞将军自重霄入”之句。至于那“有人泣”，不言而喻巧指蒋介石也。
宁都会议失掉军权
毛泽东虽然在指挥红军作战的战术上出神入化，使蒋军胆战心惊，但却被当时苏区的某些领导人视为右倾。在1932年10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剥夺了军权，离开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位。
1931年11月底，周恩来到达苏区以后，尽管此时毛泽东因抵制临时中央攻打赣州的指令再度受到严厉批评，但是周恩来据理力争，恢复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同时组建了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组成的前方“最高军事会议”，名义上周恩来是主席，实际的核心人物是毛泽东。
随着毛泽东军权的恢复，苏区中央局前方与后方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也就开始了。周恩来、毛泽东提议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讨论军事问题，被后方领导人拒绝。在无奈的情况下，前方领导人根据实际情况和毛泽东的意图向部队发出了《训令》，后方领导人大为不满，一方面下令前方暂时停止行动，另一方面则立即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1932年10月上旬，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县城以北的小源村召开，史称“宁都会议”。
小源山林茂密，风景优美，有很多地主庄园，江西省军区司令部作战室为了防空，就驻扎在这里。作战室里的中央局会议，气氛十分凝重，随着批判加温，大家说话声一句比一句高，头发有些凌乱的毛泽东沉默不语，这一段时间身体经常发低烧的他，一支接一支抽着烟，有时还不断咳嗽几声。
会议上，前后方领导人之间展开了激烈争论。由于得到临时中央的支持，后方领导人的意见占了上风，指责毛泽东的主张是“右倾主义危险”，提出要再次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同时取消前线的“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总责，毛泽东回后方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
这时，王稼祥站出来说：“众所周知，我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到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他为了说明自己看法的客观性，同时指出：“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同志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陈绍禹、秦邦宪等同志是老同志、老同事甚至同乡。”他表示：“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正当两种意见争论不休时，周恩来从前线赶到了会场。他看到形势不可逆转，还想再挽留毛泽东，就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然后他提出两个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会议通过了第一种方案，让毛泽东留在前方“助理”，但几天后，中央局又改变了会议决定，调毛泽东“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再一次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
会后，毛泽东立即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王稼祥曾向他告别，并要求他再争取一下，留在前方。毛泽东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他还对前来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毛泽东委屈地离开了宁都，周恩来、王稼祥把他送出了城。
毛泽东被撤职后，到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那里，他见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毛泽东与他交谈，讲述自己的军事思想，得到了他的认同。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博古等人来到苏区时，从长汀路过。罗明劝他去看看“养病”的毛泽东。博古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罗明汇报了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博古十分反感。四个月后，毛泽东被中央召回，到瑞金主持政府工作。他忍辱负重，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充实红军的经费，发展教育等尽心尽力，并使之大有起色。但不久，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展开了反“罗明路线”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整毛泽东的。受到牵连的还有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随着事情的发展，毛泽东的一些亲属也受到牵连。毛泽覃被撤职，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其爱人贺怡被撤掉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毛泽东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啊！”
（二）“独立房子”说了算
李德成了红军的“太上皇”
毛泽东走后不久，李德便来到了苏区。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90年生于德国慕尼黑郊区伊斯玛宁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支持左翼社会主义者。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后在德共中央军政机关情报处工作。1926年德国统治者指控他有叛国罪行而被监禁。1928年4月，他从柏林莫比特监狱逃出到苏联，不久进入军事学校学习。
1932年春，李德以优异的成绩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被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从事情报工作。李德被派遣来华，其原因大体有三个：李德有长期的地下工作经验；懂俄语、德语、英语，便于在外国工作；李德是德国人，日本在中国尤其是东北，对可疑的人动辄屠杀，日本与德国是盟友，日本人不杀德国人，李德的国籍就是一道最好的护身符。
李德以俄文名字利特罗夫的前两个译音作为他来华时的化名，取义为“姓李的德国人”。他身穿西装，坐上一列由莫斯科发出的特别快车，穿过广袤而荒凉的西伯利亚，到达中苏边境上的满洲里后，继续乘车抵哈尔滨。日军侵占东北后，建立了“满洲国”，日本密探和白俄分子遍布各地，加上东北生活艰苦，李德无法立足，只得于该年秋天离开哈尔滨南下大连，改乘轮船来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