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越说越来气：“广昌失守并非偶然。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没有打过一次痛快仗。先是分兵作战，消极防御。我军疲于奔命，东面堵，西面夺，但消灭不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指挥又过于集权，不给前方指挥员一点儿机断权。每个连队、每门迫击炮甚至机关枪的位置，都在你们的作战图上规定，我们只能机械执行。你们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怎能不瞎指挥！”
“广昌战斗，集中兵力和敌人拼消耗，敌人的武器装备有外来援助，红军只能靠缴获。可是几个月来，部队一点缴获也没有，靠吃老本，打一天，少一天。这样拼消耗，我们拼得起吗？”
刚正不阿的彭德怀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甚至有些急不择言，但他的意见都是中肯的、坦率的。他接着说：“一、三军团在赣闽奋战七八年，才打出这块根据地，容易吗？可是在你们指挥下，丧师失地，损兵折将。三军团这次要是听了你们的话，用多兵堆集守广昌，那就全完了！”他非常激动地说：“你们至今还不认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也许是伍修权觉得这句话过于尖锐了，没有全部翻译过去。彭德怀看到李德没有强烈的反应，就意识到了，要杨尚昆重新翻译。杨尚昆如实地翻译了一遍：“你就像不孝的儿子卖掉父亲的田产一样不知道心痛！”
“封建，封建！”李德咆哮起来，“你是报复，因为你对撤销你军委副主席不满意。”
“现在是研究怎样才能战胜敌人，”彭德怀鄙视李德说，“我根本没有想那些事，你卑鄙……”
争论之后，彭德怀余怒未消，说：“尚昆，我今天把那套旧军衣装在包里，准备随他们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忌了！”
眼看双方言辞越来越激烈，博古批评彭德怀说：“太过分了，太过分了！”伍修权也劝说：“冷静点，都冷静点。”他把李德劝走以后，博古示意：“你们先回去！”临走时，杨尚昆对博古说：“好吧，我们都作自我批评。”回指挥部的路上，彭德怀余怒未消，杨尚昆劝道：“是非自有公论，大敌当前，团结为重。”
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来，还是头一回受到这样的当面顶撞。他是个脾气火爆的人。照理，他会像对待萧劲光一样对待彭德怀，但他居然只是骂了一通彭德怀右倾了事。可能是由于他考虑到彭德怀是举足轻重的红军将领，自己又在广昌吃了败仗有点心虚；也可能是由于中央内部在指挥上也有激烈的争论。大约是5月上旬，在一次中革军委的会议上，张闻天批评不应该和强敌硬拼，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博古很反感地回答说：“这是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普列汉诺夫对布尔什维克的指责。”张闻天起来反驳，双方争执起来。周恩来当场调停，宣布散会。
广昌失守后，在瑞金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即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将主力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后经共产国际批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指挥红军西进转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二、湘江悲歌
（一）红军三过封锁线
蒋陈斗法，各怀鬼胎
当时主政广东的是军阀陈济棠。第五次“围剿”红军时期，陈济棠任南路军总司令，授一级陆军上将。他经过长期的苦心经营，把广东变成了他的天下，被人称为“南天王”。这位粤系军阀中最有实力的“南天王”，却绝非蒋介石可以轻易驯服的走卒。在1931年的“宁粤分裂”事件中，蒋介石被弹劾下野，陈济棠就“功不可没”。后来他索性与蒋“均权分治”，使广东处于半独立状态。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总想找机会收拾他。第五次“围剿”一开始，蒋介石就在兵力部署上北重南轻，想把红军逼进广东境内，借刀杀人，以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是严格保密的。为准备战略转移，周恩来、朱德在1934年9月派出代表与陈济棠谈判。陈济棠与红军早有秘密接触，最初要求相互贸易通商，联系很快建立了。大庾钨矿年产1000吨，苏区政府通过转手贸易都卖给了陈济棠在广东的一家大公司，换来了大宗日用工业品和药品。所以粤军被蒋介石逼上“剿共”前线，就采用“外打内通”、“明打暗合”的策略。从中共中央常委决定战略转移后，周恩来就在考虑利用陈济棠的关系借道西进。
陈济棠对蒋介石利用战场消灭异己的做法早有领教，对薛岳在红军北面追追停停的目的自然也是洞若观火。因此，他在接连接到蒋介石防堵红军的电令后，忧心忡忡地对部下们说：“咱们与红军的这场战是输不得也赢不得。若输了，共军进广东，老蒋说，‘我来替你剿’，广东就是老蒋的了。若赢了，共军覆灭，广东已疲惫不堪，老蒋说，‘我来替你善后’，广东还是老蒋的。”
陈济棠当然不甘心丧失自己经营十载之久的半壁江山，左思右想，他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送客”。他召集心腹将领开会，安排他们依计而行：“咱一面慢吞吞地在红军的必经之地修造工事，以免被蒋介石抓住把柄；一面又不完成碉堡封锁线，开放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道路，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门在红军后卫部队身上做文章，以‘送客早走’。”他希望此举也能收到“一举两得”之效：既防红军入粤，也防蒋介石把自己的手伸进广东，以达到最终保住广东地盘的目的。
陈济棠虽然对自己的“送客”妙计颇为自得，但还有一个心事令他寝食难安：红军要真的乘虚攻击，在他的家门口或家中大打出手怎么办？咋能让红军知道他的一片“好意”呢？他思来想去，看来有必要同红军进行一次谈判。谈判之前，必须找个中间人先给红军“通融”一下，摸摸红军的“底牌”。
恰巧，他的护兵中有人和当时红军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的内弟相识，罗炳辉内弟此时正在广东做生意，他愿意代他们到苏区传话。陈济棠将罗炳辉内弟请来后，亲自单独召见，当面交代任务，并反复叮嘱：“途中千万小心，人在信在，不可有丝毫闪失。信一定要当面交给周恩来，速去速回。”
1934年9月，罗炳辉内弟很快就找到了红军保卫局局长李克农，在李克农的亲自陪同下，他与周恩来、朱德进行了极其秘密的会晤，并将陈济棠的密函当面交给了周恩来。
经过周恩来、朱德反复劝说，最后，博古同意授权周恩来和朱德全权处理谈判事宜。
何长工、潘汉年被确定为红军方面全权代表。何长工当时担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粤赣省委常委。粤赣军区是与粤军最近的红军防区，其最高军事长官何长工自然是与粤军谈判的最佳人选。潘汉年时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
1934年10月6日，潘汉年、何长工脱下军装，换上西服，戴上墨镜和帽子。在暮霭沉沉的黄昏，他们赶到了约定会合地点——江西省会昌县白埠镇。这时，陈济棠派出的一个特务连早已迎候在那里。潘汉年、何长工坐上轿子，由特务连护送前行。每遇岗哨盘问，特务连连长便高声喊道：“这是陈总司令请来的贵客。”轿夫一路跋涉，通行无阻。10月8日，潘汉年、何长工抵达谈判地点——江西省寻乌县罗塘镇。
陈济棠深知此次和共产党谈判事关重大，因此对谈判地点和内容极端保密。当双方代表到达后，陈济棠立即命令其心腹严应鱼旅长严密封锁消息，加强警戒，必须确保红军代表的安全。
双方代表同住在一幢新建的二层小洋楼里，红军代表住在楼上。潘汉年、何长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经过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五项协议”：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部，陈部撤离40华里。粤方代表杨幼敏立即返回广州，向陈济棠汇报谈判情况，陈济棠闻听大喜过望。杨幼敏问何时开始实行与红军签订的协议，陈济棠心中高兴，人也就更加大方起来：“明天就可开始，盐布等紧俏物资一律放行，弹药先拨给他们十万发，做个大人情吧。他们多打死一个蒋介石的兵，我们就相应地多安全一分。”
陈济棠给红军“借道”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5个主力军团以及中央、军委纵队共8.6万人踏上了英勇悲壮的长征之路。
陈济棠为做给蒋介石看，也为防止红军在粤北停留，或真的从粤北进入广东腹地建立根据地，频频调兵遣将予以防堵：令余汉谋派出两个师一路尾追红军；将驻广州花县的警卫旅用火车和汽车急运至粤北仁化，抢占沿途诸要点，并广筑工事；将自己的行营前移至粤北曲江，坐镇指挥。
但这些都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红军过粤北期间，陈济棠给前方一线部队明确的任务是“保境安民”；规定的战场纪律是“敌不向我开枪不准射击；敌不向我攻击不准出击”。陈济棠警卫旅为做到“不与红军打仗”，还将中校团副郭士槐等一些与共产党有仇的人借故留在了后方。
从10月14日傍晚到18日傍晚，集结在于都境内的中央主力红军和中央野战纵队渡过长征第一河——于都河，向粤北突围转移。陈济棠按照“秘密协议”，给红军让出了一条宽40华里的通道。这样，使红军较为顺利地突破了蒋介石布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进入粤北南雄境内。
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即令陈济棠等人在粤北组织第二道封锁线给予阻截。陈济棠令部下到仁化、乐晶、汝城附近设防，但下属军官同时也得到命令：“让出红军西进道路。”10月27日，红军下达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的命令。同样没有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于11月4日又顺利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再次颁布紧急“堵剿”电令，在第三道封锁线上修筑了数百座碉堡，加强防堵。在这个过程中，红军认真执行“秘密协议”，不入广东腹地，只沿粤北西进。于是，红军一路未遇粤方顽强阻截，又突破了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蒋介石的计划一次次落空，部署一次次被打乱，他终于觉察到自己算计陈济棠不成，反被陈济棠狠狠“耍”了一把，不禁恼羞成怒，亲自给陈济棠拟写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电报：
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不予截击，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着即集中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前愆。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
陈济棠害怕日后难以逃脱责任，为了不留下任何把柄，急忙销毁了与红军谈判的文件记录，命令叶肇、李汉魂和李振球等师分头尾追红军进入湖南。但他们的先头部队距离红军总有一两天路程，而且各部追至蓝山后，便都立即撤回到广东防区。陈济棠部对红军的这种追堵，被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一厅中将副厅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喻为“敲梆式的堵击，送行式的追击”。
（二）毛泽东的建议被拒绝
蒋军调兵堵截
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中央红军向潇水挺进。中央红军终于离开了经营多年的江西，进入了湘南。
湘南，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的地区。红军连克临武、嘉禾、蓝山、江华等县，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中央纵队在蓝山县城驻扎了几天。这个县在湖南是经济条件较差的县，红军跟群众商议好，部队在这里先用苏区货币付款，然后卖主到指定的地点兑换银圆。县城市民同意了，商人纷纷拿出东西来卖。县里的群众和商人都知道“湖南出去的大人物”毛泽东，争相一睹他的风采。毛泽东也愁眉顿扫，乐呵呵地在街上行走，与市民打招呼。
蒋介石十分震惊，亲抵南昌行营，部署第四道封锁线。11月12日，蒋介石命令：“派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总指挥薛岳部及周浑元部，统归指挥，并率在湘各部及团队，追剿西窜股匪，务希杀灭该匪于湘水以东地区。”
蒋介石对红军以后行动路线判断：“必沿五岭山脉，循萧匪（指萧克的红六军团）故道，经兴全间窜，且其行动必速，不致北犯，即有亦不过以一部，掩护其侧翼。”他根据这个判断制订的计划是：第一步，堵截红军于潇水以东地区，把红军消灭于天堂圩与道县之间。第二步，此计不成，就调集湘、桂军和“中央军”阻击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把红军消灭于湘江之滨。这两步棋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这是敌人大军云集、部署最严密的一道封锁线。狡猾的蒋介石为防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以西，深入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或由黔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又拟定了一个在湘江以西地区消灭红军的第三步计划。
为了实现这个分三步走的消灭红军的一揽子计划，蒋介石急电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要他们全力堵截红军。李、白即将他们的两个军全部调往桂北防堵。
与此同时，湖南军阀何键在就任“追剿”军总司令以后，即于11月13日下令调集15个师的兵力，分五路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蒋介石此时脑袋有点发热，他沉醉在“歼灭共匪”的美梦中，认为红军“已流徙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他激励部属圆好他的梦，还在电令中引用了古代军事家尉缭子的几句话：“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