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李德一意孤行
形势的严峻，显而易见。
有勇有谋的战将彭德怀，当此关键时刻也开动了脑筋。当行进在郴州、宜章以西的嘉禾县虎口村时，他向中央上书：“以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
这个改变红军西进方向的建议极有见地。因为红军西进已在蒋介石意料之中，现在忽然掉头北进，就出于蒋介石“不致北犯”的意料，他的“湘江之战”全盘部署就要落空，红军也可以避免湘江惨败。
可惜，彭德怀的建议如石沉大海，党中央既未回信，也未采纳。
洞察蒋介石肺腑的要数毛泽东。他沿途研究电台截获的敌军情报，搜集国民党报纸研读，随时查看地图，对蒋介石的部署已了然于胸。他在思考怎样改变红军的转移方向，怎样捕捉适当时机向中央提出建议。
11月6日，中央红军到了广东仁化的城口。毛泽东根据敌我态势郑重向中央提议：“红军不要向文明司前进，不要在坪石过粤汉铁路，不要取宜章、临武，而应该向北越诸广山，沿耒水北上，在水口山一带休整，仍到永丰、蓝田、宝庆等地摆开战场，消灭‘围剿’之敌。”
这个方案是冲着蒋介石的“堵剿令”去的，可以避免红军撞进敌人的“围剿网”，从“围剿网”中跳开去，另摆战场，吸引敌人，取得主动，从而打破敌人的“围剿”，为疲于奔命的红军取得喘息机会，徐图发展。
不幸的是，长征途中毛泽东的第一次郑重建议，被“左”倾领导者拒绝了。
当行军到达湖南宁远地区后，敌情更趋严重。而红军却在加速向潇水挺进，日甚一日地往“天罗地网”里钻。毛泽东认为时机成熟了，红军的命运不容等闲视之，他毅然决然地向中央提出了关于进军方向的建设：“红军主力不要过潇水，不要攻道（县）、江（华）。应沿潇水东岸经保和圩、雷家坪等地，攻占零陵的栗山铺，再向东北攻祁阳，过湘江，在两市镇或宝庆一带与敌决战。然后再返回中央革命根据地去。”
这个建议更具战略眼光，它不但与彭德怀的建议有异曲同工之妙，改西进为北上，避开湘江东岸的“天罗地网”，还可以跳出包围圈寻求决战，再打回中央苏区，与在那里苦战的留守红军会合，挽救中央革命根据地。如能采纳他的建议，也许二万五千里长征就不用走了，八万之众的红一方面军也不至于只剩了几千人。
可是，“左”倾领导者又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建议。
中央红军终于渡过了潇水，占领了道县。
系红军危亡的毛泽东固执地再次提出建议：“红军应沿潇水西岸北上，攻柏桥铺、渔寿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零陵，过湘江向北取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宝庆，诱敌决战，夺取反‘围剿’胜利。”
这个建议同上一个建议具有同样的战略性质，改西进为北上，改逃为打，如被采纳，同样能收到避免湘江之败和摆脱被动挨打局面，重新获得战略主动和开辟新的根据地之效果。遗憾的是，“左”倾领导者再次固执地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他们顽固地坚持他们既定的错误方针，死不回头地硬往蒋介石布置的陷阱里钻，坚持从桂北渡过湘江，夺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毛泽东的建议未能阻止红军西进的脚步。中央红军渡过潇水后，锋芒直指湘江，这正中了蒋介石的下怀。
这里，蒋介石纠集20个师的兵力，向红军蜂拥而来，逐步地紧缩着包围圈，企图实现他的第二步计划：消灭红军于湘江之滨。
湖南军阀何键的代表刘建绪与广西军阀白崇禧在全州谈判后，双方划定了防区：湘桂两军以全州为界，全州以北为湘军防区，全州以南为桂军防区。摆在桂军面前的是一条又深又宽的湘江，与湘江平行的是一条桂黄公路。桂军在湘江与公路之间的丘陵地带，修筑了140多座碉堡，还急征4万民工在全州、灌阳、恭城、贺县一线修筑了大量工事。他们严阵以待，专等红军入瓮。
但是，精明的桂系既防共，也防蒋。白崇禧亲自对在前线追堵红军的第七军军长廖磊交代：必须在湘、桂边境，沿线建筑防御工事，对红军只宜“追击”，不宜“堵击”，对蒋军则必须堵截。桂系的两个军五个师和民团调至全州、界首、灌阳地区布防以后，李宗仁、白崇禧估量不能与红军硬拼，决定让开大路，“送”红军通过。
蒋桂矛盾本来是可以利用的，蒋桂矛盾造成的空隙本来是可以钻过的。但这需要一位驾驭矛盾、纵观全局的统帅，“左”倾领导者不是这样的高手。
就在桂敌撤离全州、界首、灌阳地区，湘敌刘建绪还没有赶到全州时，灌江、湘江一线有一个大空档。这是一个极其有利的时机，红军如果机动灵活、轻装前进，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钻过去。无奈红军一直被“坛坛罐罐”所拖累，中央纵队和主力部队都背负着沉重的包袱，跌跌撞撞地走不快，只能望着那个空档而徒叹奈何。
11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作战命令：红军兵分两路渡过湘江。渡场选在界首和凤凰嘴之间，以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红五军团为后卫，红八、九军团等部为侧应，从后卫和两翼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渡过湘江。
兵贵神速，战机如电，稍纵即逝。显然，中央军委的这个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下达晚了。湘敌和“中央军”在向全州、黄渺河急进，桂敌受了蒋介石的斥责，也已开始重新向北推进。湘江东岸，面对红军的严密火力网已经织就，等待着八万红军用血肉去撞击。
中央红军以先头部队到达全州县城时，发现刘建绪的部队已走在前面，并用一个旅的兵力抢占了县城，将主力埋伏在离县城不远的地方。全州县城四周的城墙又高又厚，用红军的简陋武器攻城要消耗很多时间和付出重大伤亡。
中央纵队迟滞在全州近郊，上层又展开了一场进军方向的斗争，又称“湘南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军战略行动的方向问题。毛泽东和李德终于直接交锋了。
毛泽东认为，湘南是老根据地，产生过湘南暴动的地方，那里党的基础和群众基础好，红军可以在这里暂时站住脚，建立新的根据地。
李德振振有词地建议：红军从南面绕过全州，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的三角地带前进。他说，根据掌握的情报，敌人在那里没有修筑防御工事。
毛泽东反对这个建议，要求同周浑元的军队进行一战。洛甫和王稼祥支持他的意见。最后在军事委员会中进行表决，表决结果票数相等。
在湘江悲剧即将发生之际，毛泽东仍顾全大局，不计前嫌，再次提出了制止悲剧发生的方案。可惜“左”倾领导者又一次执拗地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硬将悲剧继续导演下去。
广大红军指战员血染湘江已经不可避免了！血红的湘江水长久地流淌着一支历史的悲歌。
（三）红军损失过半
血染湘江
红军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共1.4万余人，有1000多副担子。他们以红军五个军团为掩护，被保卫在100多华里长的狭长甬道里，缓缓地、按部就班地向湘江前进。11月29日，中央、军委纵队到达湘江渡口，开始渡江，一场血战开始了。
掩护部队在作英勇的战斗。
白天，五军团的战士们借着炮弹和飞机炸弹坑作为抵抗的工事，与四面包围的敌人作拼死的搏斗。
12月2日，在新圩、文市之间的三十四师阵地淹没在敌人的炮火中，血肉横飞，弹片啸叫，撼天动地的呐喊……
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站在中间的略高于其他阵地的山包上。
他拿起望远镜四面看去，仿佛进入一场险恶的梦境。整个红军主力全都过了湘江，他的三十四师被卡在湘江东岸！所有的联络都已切断。周围几个起伏的山地成了淹没在血海中的孤岛。
他接到的最后指令是：“全力突围，于凤凰嘴一带渡江，追赶前行部队，如果不能渡江，就依据兴安以南山地发展游击战争！”
陈树湘两眼盯视着电文，心情是苦涩的、悲壮的。电文指出了两个可能。但他清醒地知道，第一种可能已不存在，只有后一个可能，突出一部分部队，留在江东打游击。
阵阵灼热的山风挟带着混浊滞重的血腥气扑到陈树湘的脸上，像飘拂的火，辛辣的硝烟直刺鼻腔，使他口焦舌燥、窒闷欲呕。
全师已经被敌分割，互相失去联系，只有万世松的二营在距师部200米之外的山丘上，电话线刚刚接通，万世松建议全师立即组织分散突围……
可此时的陈树湘，却不能接受分散突围。从感情上说，他不愿意放弃阵地；从理智上说，他认为分散突围就是溃散。陈树湘宁愿流尽量后一滴血，他向部队提出了决战到底的口号：“拖住敌人就是胜利！战斗到最后一分钟，战斗到最后一人，战斗到最后一口气！”
这是陈树湘的历史局限，他是一个起义的旧军人，宁都起义他接受了革命思想，却没有改变军事素质。对共产党以死相报，这便是陈树湘的军人魂。
陈树湘已经无法弄清他是怎样突围而出了，他已经在昏迷中失去了时空概念。开头觉得受到了一种猛烈的撞击，从地上飞了起来，而后被猛掷在地上，只觉得一股黑色的漩流冲进他的脑海，脑子被这波浪击成碎片。他已经听不到自己的呻吟了。
陈树湘苏醒过来了，但不是真醒，是梦中的清醒。
“没有死！”这是他听到的第一个声音。
“没死就好！团长就是要活的。”
“听说这是个师长，我看不像。”
陈树湘已经完全清醒了，他落在敌人手中，他紧闭着双眼。他不记得是怎样落进敌手的，但他还清晰地记得跟万世松发脾气的那个瞬间，那时，万世松决定带着他突围。
“老万！我命令你把我放下，把我的枪给我！”
“绝不！”万世松向战士们低声吩咐，“抬上师长！”
“老万，这样对谁也没有好处，全都完蛋！”
“走！”万世松让战士把师长抬起来。
“老万，你是在犯罪！对革命犯罪！”
万世松根本不听师长在说什么，他把枪一举，带头冲了出去。他带领着30多人冲出去了，师长的担架却没有跟上来。
陈树湘又听到七嘴八舌的声音：“抬到团部准死，那不白抬了？你他×的啰唆什么？叫你抬，你就抬……”
陈树湘觉得自己被粗鲁地抛到担架上。
担架沿着凸凹不平的道路，颠簸着，摇晃着。
“‘誓死不作俘虏！’这是我提出的口号。可是，做了俘虏的倒是自己。”陈树湘微睁开眼睛，他想：“我必须死！”
担架走进了一个小村。在一棵槐树下小憩。陈树湘向押解他的一名排长要水喝。负了重伤之后，喝冷水是可以致死的。
“到团部要喝什么都行，反正快到了。”那个排长拒绝了。
“你吸烟吗？”
陈树湘摇摇头。
担架在山路上颠簸着。他猛然从担架上坐起，双手撕开缠绕在腹部的绷带，陈树湘冰冷的手感到了自己肚肠的温热，他从松开的绷带里将其揪了出来，他不觉得疼，只感到头晕心颤、四肢酥软，但仍然能觉得肚肠已经拖到地上，在沙砾路上，摩擦着。
“啊——”
陈树湘不能自控地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他觉得心被揪落了，身体猛然痉挛地弓起，接着又僵直地落下，全身遭了冰激似的簌簌发抖。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空前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先头部队为了掩护后续部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到12月1日，除红第三十四师外，主力红军才全部渡过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最后一道封锁线。
呜咽流淌的湘江，吞噬了多少红军。渡过湘江之后，红军已由长征出发时的8万余人，只剩3万多人，折损过半。
博古想一了百了
博古在一群警卫战士的簇拥之下骑马渡过了湘江。举目四望，杂沓涉水的队伍，满江漂流的文件、票子，随处遗弃的机器，沙滩上横躺竖卧的尸体，遍地硝烟，一片惨红……使这位青年知识分子的心一阵一阵地收紧。他，作为中共的第一把手，这支几万人队伍的最高负责人，记起了六届五中全会的情况。当时选完政治局，推选出4名书记，最后推举总负责人的时候，他稍微客气了一下：“请别的同志担负吧！”有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他义不容辞地说：“好，就是我。”那时候，他充满了使命感和荣誉感。主持会议，发表演说，起草决议案，都是驾轻就熟的事情。但苏区和上海不同，多了一件事情，就是打仗！自己一介书生，怎么压得住台？于是请来了国际顾问李德。这个蓝眼黄发的德国人，满腹经纶，说起恺撒、古斯道夫、拿破仑、克劳塞维茨、毛奇的军事理论和指挥的战争，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由于他一意孤行，否决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和彭德怀、刘伯承等人的意见，而坚决贯彻自己的决定，再加上敌人过于强大，仗总是打不好。博古的情绪十分低落，感到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曾一度想自杀。
聂荣臻目击了这么一幕：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画。“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他对博古吼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