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担架上的交流
（一）王稼祥投了关键一票
王稼祥在实践中认识了毛泽东
毛泽东被解除兵权后，王稼祥不仅没有疏远他，反而进一步加强了与他的友谊。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期，王稼祥身负重伤。那天，他正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在瑞金附近的小屋里开会，敌机突然袭来，王稼祥带领着大家立即向防空洞转移，倏忽，一声巨响，炮弹落在小屋附近，王稼祥腹部受了重伤，被转移到附近的医院治疗。后来他的伤口化脓，又到中央红色医院进行治疗，采取“保守疗法”。他的伤口虽然减少了些许疼痛，但弹片还留在腹中，伤口经常流脓，动弹不得。因此，长征路上，他一直坐担架。
有意思的是，担架变成了讨论政治的舞台，为毛泽东重新掌权、领导长征进而使红军免遭覆灭铺平了道路。
面对着流血的湘江，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在思考，红军指战员在思考，毛泽东也在思考：红军的出路在哪里？
此时的毛泽东心情是复杂的。一路上孤掌难鸣，虽然多次提出正确建议，都被多数人拒绝了，红军因此损失惨重。然而，局势仿佛出现了转机，王稼祥、洛甫在向他靠拢，他的建议终于得到他们两个关键人物的呼应，由一个变成了三个。
陈毅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会议期间，曾用独特的语言评价王稼祥的历史功绩：“楚汉之争时，韩信是一个要人。韩信归汉，则汉胜；韩信归楚，则楚胜。他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就犹如韩信。”
的确，在长征路上，王稼祥的确是一个要人，他的作用和地位就如楚汉之争时举足轻重的韩信。
王稼祥曾是上海党中央派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钦差大臣”。
1931年4月上旬，从上海派出了“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成员有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顾作霖和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被赋予的使命是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并参加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工作[1]，俗称“三人团”。他们来到当时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所在地宁都县青塘圩。“三人团”下车伊始就夺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的权，请示党中央欲任命毛泽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度力挺了毛泽东。可是好景不长，在半年以后的“赣南会议”上，他们又狠狠地批判了毛泽东。
在1932年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上，王稼祥投了毛泽东关键的一票。他的这种力排众议的态度曾受到一位与会者的嘲讽：“我看你的高见，除了毛泽东本人外，未必有人支持。少数服从多数，你不会不知道吧？”
王稼祥表示：“少数当然应该服从多数，不过多数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绝对正确的，这在我党历史上以及国际共运史上，也是不乏先例的。”
毛泽东被迫离开前线，临分手时，他握着王稼祥的手，说了一番披肝沥胆的话：“你和我是少数，不服从也不行，我只好到后方去了。好在革命不分先后，哪里工作都一样，你就别争了吧！不然你也会同我一样，成了‘右倾主要危险’人物了。”
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的关键一票，奠定了毛泽东与王稼祥密切合作的基础。从此，王稼祥成为第一个从“左”倾营垒里分化出来，也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里第一个接近和理解毛泽东的人。
王稼祥在中央苏区带病工作，仍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对毛泽东的这种友善和敬重的态度不是偶然的，他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常和我谈论一些政治军事问题和路线斗争问题，授予我十分宝贵的见识，给予我政治上很大的启发，这对于我尔后的政治生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关键时刻。我当时感到毛泽东同志有独特之长，他所谈的既简单明了，又那样有说服力。”
王稼祥和毛泽东的心已经贴得很近，长征出发的时候，他俩还共同设计、制作了“特制担架”，在路上同行同住。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曾写道：“一过于都河，毛泽东便开始坐担架长征。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不习惯在乡间走路。红军的领导人中大概没有谁比他在中国的穷乡僻壤翻山越岭走过更多的路程。从孩提时起，不论到哪里，他都是徒步行走。一个农村的孩子是没有其他交通工具的。担架是由两根坚韧的长竹竿和绳网组成的，既轻便，又有弹性，就像水手的网状吊床一样上下左右晃荡。他那足有六英尺长的瘦高个儿，深深地陷在担架里，在睡觉时不会被晃出来，因此也没有必要绑在担架上。两名年轻力壮的战士抬着担架，把竹竿扛在肩上。竹竿很长，因此他们可以看清脚下的路——在羊肠小道上走路，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这些谈话就在毛泽东和曾在旧金山当过编辑的洛甫，以及伤口未愈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关键的‘布尔什维克’王稼祥之间进行。王稼祥在整个长征途中都由担架抬着。长征初期，他与毛泽东形影不离，晚上一起宿营，谈呀，谈呀，谈个没完。王平时沉默寡言，酷爱看书。和毛泽东一样，他也出身于一个富裕农民家庭。
“在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和王稼祥互相越来越了解，并有机会分析在江西所发生的事情，以及长征途中的情况。毛谈到战术上的错误，特别是导致广昌惨败的错误。他的论点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便倒向了毛的一边。后来，毛泽东认为在击败李德和博古的斗争中，他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担架上的阴谋’所导致的结局，是不会使了解毛的为人的人感到吃惊的。”
“担架上的阴谋”，是外国人故弄玄虚的修辞法。不管怎么说，这两副著名的担架的确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悠悠担架情使毛泽东和王稼祥的联盟更加巩固，并扩大到洛甫身上，最终结成了足以抗衡“最高三人团”的“中央队三人集团”。
“要把他们拱下去”
红军渡过湘江后，在三面环山、一面靠水的油榨坪休整。
两副担架同时抬进一个小院子，从担架里走下毛泽东和王稼祥。
由于战事的紧张和急行军的颠簸，王稼祥的伤口又发炎了，痛得他佝偻着腰，是医生和警卫员把他扶进屋子的。他的伤口需要常常换药。每换一次药等于上一次酷刑，医生虽然小心翼翼地替他取出四五寸长的橡皮管子，但因为管子深入腹内，连着伤口粘着肉，一拉扯钻心裂肺般疼痛。王稼祥牙齿咬得咯咯响，脸上豆大的汗珠一颗颗向外冒。他以巨大的意志力强忍着疼痛。管子取出来的时候，有时大便也跟着从伤口里流出来。为了安慰周围的人，王稼祥故意风趣地说：“你看，这玩意儿也跟着跑出来了。”
毛泽东常常站在旁边看着换药，用毛巾擦拭王稼祥头上的汗水，不时蹦出几句幽默话语，转移他的注意力。直到换完药，打过止痛针，王稼祥安静地眯盹起来，毛泽东才就着油灯看书。
有一次，王稼祥的精神恢复了，坐起来根据总部的命令轻装。他把一时用不上的东西都扔掉了，还把他已读熟的《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等几本马列书也扔到了地上。过了一会儿，他又心疼地把这几本书捡起来，塞进挎包，喃喃地说：“扔不得，扔不得！把马列主义的书扔掉，就不是轻装，而是解除武装了。”并问道：“老毛，你都轻什么装啦？”
毛泽东眼睛仍不离开书本：“我已无装可轻了，过湘江前，我连饭锅、牙刷、牙粉都轻装了。”
王稼祥望望毛泽东的铁皮箱，问道：“你铁皮箱里还有那么多古书，都是必要的吗？”
毛泽东放下书本，认真地说：“《三国演义》、《水浒》，还有一些唐宋诗词，路上捡来的地方志，都是必要的，比饭锅、牙刷还必要。”
王稼祥憋不住又问：“怎么没见到马列的书呢？”“都说你很少看马列，只读《贞观政要》之类老古本。”
毛泽东严肃起来：“稼祥，马列的书当然要看，马列主义是普遍真理嘛，这一点我不含糊。但是，光看马列的书也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马克思不可能在100年前的欧洲开出医治中国的万灵药方，只有中国大夫号脉才能对症下药哩，而先哲的书上就有号脉的秘诀。”
王稼祥又说：“也许是这样。不过，我们搞的革命是前无古人的。”
毛泽东觉得有必要认真回答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搞的革命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历史不能割断，古今能够融通。马克思主义也是从外国的古人和外国的实际中概括出来的。我们的革命也要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而要了解中国的实际，就不能不了解中国的历史。”
王稼祥点头表示赞同：“你说的有道理。光读马列主义的书不够，还得会把马列主义用到中国革命的实际中来。”
关于长征路上特殊环境中的这段担架情，王稼祥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是这样回忆的：“要说我在遵义会议上第一个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是个功绩的话，这首先是毛主席对我的教育、启发的结果。长征开始，毛主席有病坐担架，和我同行，每当到宿营地休息时，经常在一起交谈。由于我对毛主席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和一、二、三次反‘围剿’取得的伟大胜利十分敬佩。所以，我向毛主席坦率地表示了对当前形势的忧虑，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博古、李德‘轰’下台。毛主席很赞同我的看法，并针对现实情况，谈了中国的革命不能靠外国人，不能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也使我更加坚定了支持毛主席的决心。”
“不谈路线问题”
过了老山界，红军行进在平缓的大路上。毛泽东的担架又和王稼祥的担架并行了。王稼祥的精神很好，他一改平日的沉默寡言，与毛泽东深入交谈的欲望很强烈。
“主席，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们应该有一个全面的探讨，否则，全党全军的认识难于统一，我们现在艰难进行的大转移也难于找到出路。”
接触这个话题，毛泽东非常谨慎，在吞吐烟雾中斟词酌句，沉思良久没有吭声。王稼祥问得急了，他才言不由衷地说道：“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
这句话的潜台词恰好相反。毛泽东早已看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左”倾路线结出的最大一个苦果，但是他现在不愿、不能也不敢触及路线问题。目前挑起路线纷争不仅会使党分裂，也会使自己更孤立——在路线问题上他现在仍然曲高和寡，缺少知音。何况，他不能不顾忌到，稍微涉及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路线，就必然捅到这条路线的根子——共产国际这个马蜂窝，还会使目前红军的处境更危险。
毛泽东为了使自己的“政治路线正确”的违心论断听起来自然，还搜肠刮肚凑了几条理由：“在五次反‘围剿’中，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扩大红军运动成为群众的热潮，使红军数量达到10万以上。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号召下，我们保证了红军在财政物资精神上的需要。我们的经济建设以及与群众关系的改善，激发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热情和积极性。这一切都造成了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
王稼祥察言观色，听话听音，他感觉出了毛泽东关于路线正确的话语是违心的，是搪塞之词，何况他列举的成就也多是政府工作和苏区群众的功劳，毛泽东的话并没有涉及最糟糕的军事问题。
“那么军事方面呢？我们毕竟没有在苏区站住脚，而是跑出来了，跑得很狼狈。你说创造了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为什么又没有粉碎第五次‘围剿’呢？”王稼祥有意问。
“军事指挥上是失败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当前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纠正军事路线上来，战略战术的错误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我们那位可爱的洋顾问，实在是瞎指挥，他根本不懂得中国国情，不懂得中国红军的特点，更不懂得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把外国行之有效的一套搬到中国国土上来，就碰到麻烦了。在中国打仗，还要靠我们的老祖宗孙子。”毛泽东回答。
总算触及了问题的核心，王稼祥高兴地点点头：“‘独立房子’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最高三人团’另两位负责同志也难辞其咎吧？”
毛泽东斟酌了一瞬，淡淡地说道：“博古同志当然也有责任，是他把李德捧上‘太上皇’的位置，而他自己又不懂军事，又不听中国同事的，必然对李德言听计从，一误再误。”
多年以后，直率坦诚而坚持原则的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王稼祥在陈云、李富春、王震、胡耀邦的支持下，写了一封揭发林彪和拥护党中央的信给毛泽东。在信中，他又一次检讨了自己在30年代前期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并说自己“为此终生不安”。毛泽东看过信后，与周恩来谈话说：“王稼祥同志写了一封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遵义会议后成立了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嘛，我嘛，你嘛，还有王稼祥嘛，夺了王明等人的军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