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公路始于西宁，止于拉萨，初建时期总长为两千一百二十二公里，改建后为一千九百三十七公里，穿越了海藏咽喉的湟源峡、青海湖环湖草原、柴达木盆地南部大戈壁和草原沼泽，跨过了昆仑山、唐古拉山、念青唐古拉山中的冰峰雪岭和五百七十公里长的永久冻土带，经过了长江源头、怒江上游的十一条河流，全线平均海拔四千公尺以上，最高海拔的唐古拉山口为五千二百三十一公尺，每年冰冻期为二百八十天，年平均气温零下五度，最底气温零下四十度，空气稀薄，大部分地区的含氧量不足海平面的一半，沿线百分之六十五的地段处于生命禁区，被死神主宰。青藏公路连同依傍着它的青藏地下输油管道，诞生以后一直作为一条负有军事目的秘密路线而存在。西方通讯社常常作为情报揭密向世界披露着一星半点的青藏线消息。直到1986年，中国国务院和解放军兰州军区才分别做出决定：青藏公路全线对外开放。中国人和外国人终于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出入这条公路了。
在青藏公路的保密阶段和开放时期，我曾经六上青藏线。我知道对我来说，对任何一个在青藏公路沿线生活过的人来说，它的意义远不是一条公路和沿路的旅行所能框限的。在这里，我发现了自然的博大和残酷，发现了人在自然面前的微贱和脆弱，发现人类对自然的每一次征服都意味着失败，每一次失败都意味着征服。我们永远不能说我们胜利了，因为我们付出的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和预算。当死亡一次次发生，当肢体一次次残废，当泪眼一次次干枯，当坟墓一座座升起，我们只能掩面而泣，而后重新确定生命的位置。人类的意识是不能超越死亡的，对死亡的轻描淡写永远违背着造物主和人类自己的心愿。这就是说，对每一个生命个体和每一个生命群落来说，死亡仍然是最大的命题。它比天、比地、比国家、比时代、比观念、比理想、比金钱、比文明、比一切死亡的理由都更大，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因为生命只有一次。而别的一切都可以重复出现，重新来过。就像我的采访对象对我说的：为什么要不顾命呢？命是最重要的。
我想写出那些只有一次的生命，想写出一条旷世高路和许多生命的恩怨纠缠，想写出创造和毁灭在同一个时间出现的时候，我们为之叹息的是什么——青藏公路的历史？在青藏公路的发育史中，这样活着，那样死去的生命？为了人的事业奉献了血肉的动物？是的，面对一条只要走过去，只要修通，就必然会有死亡的路，人和动物是何等惨烈地体现了那些并不值得人类留恋的悲剧精神。我们没有权利忽视历史的存在，忽视为了这条路的出现而把自己变成了几根白骨的许多人和许多骆驼马牛，就像我们只要注目世界，注目除了南极、北极之外的地球第三极，就不能忽视这条路一样。
青藏公路是为世界而存在的，对任何一个旅行者来说，如果不踏上青藏公路，世界屋脊就将是空白。就像所有外国人都能体会到的那样：在没有青藏公路之前，世界上有几个人了解西藏和青藏高原呢？青藏公路又是为西藏而存在的，可以毫不夸饰地说，没有青藏公路，就没有现代西藏的一切。西藏现代文明的血液，是靠青藏公路输入的，它几乎是惟一四季畅通的输入。青藏公路也是为世界上这块最大最高的高原而存在的，它就像一根绳索把青海和西藏紧紧绑在了一起，使青藏高原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从形式到内容都无法区分的共同拥有一个好姑娘的遥远的地方。青藏公路更是为中国而存在的，它把“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概念和信心变成了谁也改变不了现实——短短的几十年里，西藏人放弃了多少旧有的生活，接受了多少外部世界的援助，拉萨和内地城市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了，尽管没有多大区别的城市会让许多旅游者感到失望。
青藏公路是现代文明的象征。文明的代价是死亡。当人类无数次地走过青藏公路，体会文明带来的速度的时候，我发现这种速度的快感早已使人们忘乎所以。遗忘跟车轮一样迅速，苦难已经不存在了，似乎它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使我困惑，更使我无奈。我于心不甘，每每对遗忘心怀不满。我觉得我有事可讲，每一次走向青藏线，我都被有事可讲的冲动左右着，在四顾茫然的黄昏里，苦苦寻找代价的痕迹——一堆骆驼的骨殖，一座人坟的残丘，一个生锈的驼铃，一片磨损的铁器，当然还有活着的人。他们都是代价的证据。
对我们来说，忘记了代价，就意味着死亡。
1951年12月18日上午，隆重欢送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启程回西藏的盛大仪式在西宁举行。中共西北局领导希仲勋代表毛泽东主席，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专程前来西宁为班禅送行。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赵寿山、副主席喜饶嘉措、马辅臣，省委书记张仲良，省军区司令员廖汉生等参加欢送。各界代表及几万名回、汉市民、学生和解放军战士，冒雪夹道欢送。班禅及其亲属和行辕全体官员，在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助理代表等护送下，分乘二百多辆大小汽车，从西宁出发，前往香日德。
又是香日德，班禅回来了。回来的班禅是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他和他的前世一样，来到香日德的原因，还是为了走向那个连新转世的班禅活佛都觉得不可思议的西藏。香加寺周围，班禅教下的牧民，漫山遍野磕起了幸福的长头。他们说：十五年过去了，我们的佛爷越来越年轻了。转世，在他们看来，是既没有死也没有生的连续，就像生命不断滑行在一个8字形的轨道上，不存在上与下，也没有前与后，时间不过是一片高明的湖，水动着，有时甚至汹涌澎湃，但，还是在湖里啊，一点也没有流逝。这就是永恒，是佛爷的生命。一切都可以变，佛爷的生命不会变。不像凡人，凡人要一生一生地轮回，一遍一遍地吃苦，轮回够了，才可以进入天堂。所以就要虔诚地拜佛，拜佛便是减少肉体苦难、减少轮回次数的毕生努力。
九世班禅客死在回藏路上，他的转世十世班禅又开始了艰难的回归西藏。这就是青藏线的序曲——
民国初年，西藏的两个神王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已不能和平共处了。权势之争，这个左右着古今中外无数政治集团和宗教集团行为方式的常转的法轮，突然引出了一场大裂变。——达赖和班禅在藏传佛教中同为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继承人，一个广为流传的藏族谚语说：天上有太阳月亮，人间有达赖班禅。但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班禅以及所属在后藏只拥有四个宗（相当于县）、三十六个庄园和牧场，不到整个西藏面积的十分之一。1920年，以达赖作为执政的西藏噶厦政府要求班禅的住锡地札什伦布寺服从达赖，班禅辖区也要向政府交粮纳税、支应乌拉（当差）。札什伦布寺认为，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事，现在也不能有，表示不会服从。10月，噶厦政府差人前往后藏，征收羊毛、牛尾、羊皮、食盐的官税，札什伦布寺派了几位大喇嘛，前往拉萨，和噶厦谈判，提出免征意见，噶厦政府一一回绝了。1921年，噶厦成立了军粮局，分配和征收整个西藏的军粮，札什伦布寺觉得无法承担分配给自己的二十五万斤军粮，再次要求免征，被噶厦拒绝。以后又有过几次纠纷，矛盾日益激化，班禅自知难以见容，惟恐身遭不幸，于1923年11月15日夜，率领十五个随从，悄悄地上路了。
他们日夜兼程，逃脱藏军的追踪，极其艰难地穿越藏北高原，涉过通天河，进入三江源头。这里已是达赖势力所不能及的地方了。嗣后，九世班禅依靠政府和地方势力的帮助，以佛寺为寄住地，流亡甘肃、陕西、北京、内蒙，以及东北三省和南方。在思乡的苦闷里，他摩挲胸前紫红色的念珠，思索人间天上的问题，竟有了佛不如人的感慨。
1931年7月，国民党政府册封九世班禅曲结尼玛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定年俸十二万元国币，并颁发了玉册玉印。这自然是一种安慰，但班禅也知道这是政府欲图以班禅集团和达赖政权相对抗的举措，自己面临的是一个骑虎难下的局面。不久，达赖政权委托西藏住京办事处发表了西藏三大寺及僧俗官员反对班禅抗议政府册封班禅的宣言。班禅住京办事处也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谈话，列举达赖十大罪状，予以还击。达赖和班禅的争锋在内地突起，成为当时佛门政界的一大话题。有文章诘问蒋介石：政府在两佛之间起了什么作用？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在布达拉宫圆寂。正在内蒙草原上瞑尝哀愁的班禅不禁为之震撼，以宗教领袖的身份，当即通电国内各大寺院，不分汉藏，共诵大经，追荐达赖事迹，连续十天广泛志哀，同时捐献大洋七万三千二百元，作为西藏、青海、西康、内蒙各地寺院诵经的费用。一时间，香灯铺排，梵音阵阵，法号的轰鸣里，一个个年长的僧人敲响了一面面人头鼓。几天后，班禅又亲赴南京，参加国民党政府举行的追悼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