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怎么能想到我会遇见她呢。如果我知道遇见她就意味着岁月的开始，我也许会远远地躲开她。可是我不能未卜先知，我毕竟只有二十五岁，我二十五岁的血液是温热而冲动的。
是的，岁月这才开始。在这之前，我并不曾意识到有一种东西时时刻刻伴随着自己，那就是岁月。岁月一旦被人惦记，被人愣愣地怀想，那就没有多少幸福可言了。
西宁城的大街上，中午，冬天，1956年，我惊喜地叫了一声：赵如斯。
如斯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又把眼光投向别处，直到她认定来来往往的人群里不可能再有别人呼唤她的时候，才又愣圆了眼睛望着我：可凡？徐可凡？她蹦起来，同时笑了，说你怎么也来这里了？
她戴着皮帽子，穿了一身军用的棉衣棉裤，灰棉鞋，浑身上下鼓鼓囊囊的。
我说是啊，我也来了，怎么样？你还好吧？你瘦了，高了。我没说你更加漂亮了，但是她最明显的变化恰恰是比过去更加漂亮了。
她说挺好的挺好的，我们都挺好。你呢？你怎么一点都没变？
我说还有谁在西宁城？她说有夏光明、高梧、文途禹、金雪、李晋升、王蓝玉、田家、姚凌波、赵国伟、香香，十二月聚会的许多人都在这儿。
我说那你们也经常聚会啦？她说当然，一个星期一次，现在又有你啦，太好了。
真是太好了。这天中午天是阴的，就要下雪了，风嗖嗖地走过去。所有的行人都缩头缩脑的，而我感觉到的却是热。我看到如斯说话时喷吐的热气就要弥漫成一轮光灿灿的太阳了。
我说我一来青海先在黄河农场劳动，我们开封的青年大部分都在那儿。今年农场在西宁成立办事处，就把我调来了，来了才两个月。没想到这么多熟人都在这里，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们？
她说我们郑州的青年各个农场都有，听说青海有十几个农场，留在西宁城的也不少。明天吧，明天是星期六，是聚会的时间。明天下午你来劳改局找我，知道吧，在阿尼玛卿大街。
我说我知道，我好几次路过劳改局，没想到你就在那儿上班。
她要把一份劳改局的文件送到砖瓦厂和铸造厂去，我们匆匆分手了。明天，我想明天就要聚会了，在这个单调的城市，在度过了两个月单调乏味的生活之后，我们又要聚会了。我突然兴奋得不能自已，我记得我唱起了歌，是十二月聚会的会歌：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下雪了，空中有了白色的舞蹈，风辽阔起来，推搡着城市，一切都在无声地动荡。我唱着走去，看到雪花越来越乱，越来越乱了。
后来我明白，这动荡、迷乱的感觉几乎就是一种预见：我的歌声是十二月聚会的终结，明天不是好日子，是凶日，明天要出事了。
出事之前，我来到劳改局，找到如斯，然后一起来到阿尼玛卿大街一座四合院里，靠南有一间房子，就是聚会的地点了。
我与男人们拥抱，和女人们握手。我很激动，我说怎么不见蓝玉？夏光明说蓝玉还没来。我说我今天一定要跟她跳舞。大家哈哈大笑。夏光明说应该的，因为你回来啦，又是我们的人啦。如斯你快去通知蓝玉，让她今晚打扮得漂亮一点。如斯说小布尔乔亚，蓝玉已经声明，她要把打扮还给资产阶级。夏光明朝我做了一个鬼脸说，别失望，她不打扮也很漂亮。
这一刻，我很幸福。我听夏光明说，不等蓝玉了，咱们先开始吧。今天我们聚会的主题是，怀念斯大林。
很静。夏光明是十二月聚会的思想家。他说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最敬爱的朋友和导师斯大林同志逝世以后，在全世界和全人类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最沉重的损失。毛主席号召我们要把悲痛化为力量，他教导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同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名义下的伟大友谊将无限地加强起来。我们将加紧学习斯大林的学说，学习苏联的科学和技术，以建设我们的国家。
夏光明庄严地望着大家，大家也庄严地望着他。他又说今天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向苏联学习，也就是说，新中国的伟大事业需要我们全身心投入。我们愿意牺牲一切，愿意在任伺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用热血铺垫人生。同时我们也愿意思考，愿意研究和讨论一切关于人类前途和中国前途的问题。
记不得我们讨论了什么，只记得我们唱起了《怀念斯大林》：
沉重的悲痛压住了我们——斯大林同志离开了我们，
劳动人民同声哀悼，怀念全人类的大救星。
唱歌的时候，如斯到门口望了几回也没有望到蓝玉。她小声对我说，不会啊，她不会不来的，她没有一次缺席。
大家又回忆起过去在西安西北公学少年预科一起上学和分别后的事情，唱起了“五月的鲜花”。夏光明拉起了手风琴，就要跳舞了，忽听有人喊：
不许动，把手举起来。
我们愣了。我们看到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军人蜂拥而至，但我们不认为是冲我们来的。我们的手按照习惯或抱在胸前或垂在两侧。我们心说怎么到我们这里来喊叫，这里没有别的人。
接着又是喊，竟有人用枪口顶住了夏光明的腰。于是尽管我们仍然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手已经听话地举了起来。
我们是俘虏了，我们怎么了我们是俘虏？我们被押出四合院，看到门口挺立着不下一个排的军人。街对面和南北两侧围了一些看热闹的人。黄昏了，没有霞彩的黄昏里，那些人的眼睛就像一盏盏黑色的灯。
我一边被人推着往前走，一边东张西望，想找到一个熟悉的面孔，让他去告诉黄河农场办事处，快来人把我接回去，他们抓错人了。但我找到的却是蓝玉。蓝玉在人群里，万分惊诧地望着我。我朝她招招手，想说什么，却遭到了军人的呵斥。再回头看时，蓝玉已经不见了。
我们穿过大街。街上有雪，有被风掀起的雪浪，很深，怎么才下了一会儿就如此深厚了呢？我看看夏光明，他神色冷峻极了。他比我们成熟，他想到的肯定比我们多得多。而我们怎么也不明白，我们居然被人押解着，居然囚徒似的走过了漫长的阿尼玛卿大街。
如斯突然笑了。她和我并排。她回过头去对夏光明说，我们干嘛要这样听话？我们没犯什么错误我们应该回家去。
她说着走出了行列。只见一个军人闪电一样窜过来，一把推她进去。她趔趄着，尖利地叫了一声。
沉默。“沙沙沙”的脚步是惟一的声音。阿尼玛卿大街突然寂冷了。
当夜，我们被关进了一所学校。学校陈旧破败，显然是旧社会的，新社会把教室改建成了一些小房子，用以驻军和关押我们这一类人。我们一人占了一间小房子，这种情形以后被法定为隔离审查。
你是怎么到青海的？审讯开始了。
我说我是坐汽车到青海的。
这谁不知道，我们问的是你为什么到青海？
我一脸茫然地说建设边疆，建设祖国呗。
这谁不知道，问的是你的真实目的。
我心说难道我还有别的目的？没有了，当时人家这么动员，我也这么想，就是想为祖国贡献力量。
我摇摇头说我的目的跟别人的一样，我们一起来了三百多人，都在黄河农场，不信你们去问问。
审讯的说我们当然会问的，现在你具体说说你来青海的经过。
我说1955年我从开封大学毕业后一直没有分配工作，原因是我出生于一个资本家的家庭。有一次我回学校看望我的国文老师，老师说学校正在动员学生报名支援大西北的建设，上上下下都很忙，真是新社会了，上面一号召，大家都抢着要去，尤其是像你这样家庭出身不好，在城市没出路的学生，都觉得去了光彩，留着灰暗。你呢？你想去不想去？
我问去哪个省？老师说青海。
我开始有点犹豫，后来参加了一次开封大学的革命青年志在四方宣讲会，就激动得赶紧报了名，生怕去不了。
宣讲会上最鼓舞人心的是大家都在同唱一首歌，唱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是那天上的星，为我们点燃了明灯；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是那条条的河，汇成了波涛大海；把我们无穷的智慧，献给祖国人民。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山峰，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走遍祖国的四面八方。
妈妈知道后不让我去，大哥说去了好，去了就有政治地位了。
1956年春节刚过，我们开封大学和社会上的三百多个青年坐上了去西安的火车，又从西安转汽车来到了青海，到了青海才知道，我们是第一批河南青年，第二批第三批郑州和洛阳的青年马上就要到了。
两个审讯的对视了一下，又问我你们这些人来青海之前商量过没有？也就是说有没有什么预谋？
我说没有，我是几天前才知道他们也来了。
既然没有，为什么一见面就搞起了聚会？你现在说说他们的情况，知道多少就说多少。他们是为什么来青海的？
我说我也是这次聚会时才听说的，夏光明和文途禹是郑州大学的助教，他们动员别人支援边疆，自己就以身作则了。高梧、金雪、李晋升、田家，还有王蓝玉和香香都是郑州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姚凌波和赵国伟是社会青年。他们跟我一样，一听号召就来了，他们也会唱是那山谷的风这首歌。
审讯的人走了。两个小时后他们再次出现，开始了新的一轮审讯。
你是什么时候参加十二月聚会的？
我说一九四八年十二月。
你为什么要参加这样一个反革命组织？
我久久地不吭声，突然喊起来：怎么是反革命组织？绝对不是，你们搞错了。
他们不理我的茬儿，继续发问：谁组织你们成立的？
我说莫明，他是个地下党。
审讯我的两个人都在四十岁上下，脸上是习惯性的严肃，但并不蛮横。甚至有一个过来拍拍我的肩膀，和气地说别紧张，慢慢说，有什么说什么。
我说了，全部说了。我相信这天晚上所有被审讯的人都跟我说的一样。因为没什么可隐瞒的，还因为我们都认为那是我们光荣的历史，足可以得到新社会的认同。
我说那时候我在西北公学少年预科求学，一天下午，我的同乡王蓝玉来找我，说有人想搞个组织，你参加不参加？那时候西北公学少年预科的组织只有两种，一种是监视进步学生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一种就是进步学生的组织。我看蓝玉挺神秘的，知道是后一种，就问这个人是谁？她说叫莫明，是社会上来的，夏光明的朋友。我就说你参加我就参加。蓝玉说我当然参加。
第一次聚会是在学校外面的一户农民家里。莫明租了一间房子住在那里。到会的有夏光明和文途禹，还有二十几个我当时不认识的学生，你们今天抓来的这些人都参加了。一开始莫明就说，我们这个组织是为了配合全国解放而成立的，是党在西北公学的外围组织，因为诞生在十二月，就叫十二月聚会吧。大家都很兴奋，好像有一种终于找到了归宿的感觉。
不久，我们就油印了一份刊物叫《自由之神》，半个月出一期。一出来我们就偷偷地散发，一部分去社会上，一部分在校内。我和蓝玉，还有高梧，都被特务抓到过。抓到了就打一顿，我们决不出卖组织，我们的口径是省党部的陈丹萍叫我们干的，她给了我们跑腿的钱。这么一说，我们就被放出来了。
我们没见过陈丹萍，也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只向莫明报告，莫明不在的时候，组织就由夏光明负责。
为了便于在学校聚会，我们公开说我们是国语文学读书会。大家到一起就很兴奋，说完了事就唱歌、跳舞，甚至有时候我们请来当了特务的学生跳。一九四九年春天，国民党搞了一次大清洗，连最隐秘的地下护校队也清洗掉了。但十二月聚会很安全，特务们还打听，什么时候跳舞，别忘了叫我们。
夏天，远在西南的父亲打来电报，要我速去昆明。动身前我参加了最后一次聚会。大家劝我不要离开西安。我说父命难违必须走。蓝玉骂我是叛徒，拒绝跟我跳舞。
我很伤心，我说我争取再回来。蓝玉说你去投奔国民党，再回来就是特务了。夏光明说蓝玉你不能这样说，对可凡我们还是了解的，他要是当了特务，全中国的青年就没有几个革命的了。
我先去郑州和我大哥会合。这时候去云南的陆路已经不通了，许多逃亡的人都挤在飞机场。我和大哥等了一个星期没坐上飞机，打算先去成都再想办法，正要动身郑州就解放了。昆明的父亲也联系不上了。我和大哥一商量就往家乡跑，跑到半路我突然明白过来：我又不是国民党反动派我跑什么？我是十二月聚会的，是革命的外围组织成员，我应该从地下转移到地上，怎么还像钻地道似的。当即我就和大哥商量我要回西安。大哥说也好，今后我们家就靠你了，去了多来信。
我再次来到西安时，西安也已经解放，十二月聚会的人有的跟着解放军西进了，有的回家乡了。我在校园里碰到莫明。他已是校管会的成员，他让我留下来帮他搞动员，也就是动员学生西进。动员了几批，我就回家乡开封了。
审讯的人问我：到底是你自己想回还是有人派你回开封的？
我说我想回去考大学，莫明也希望我回去。
回去时给你分派了什么任务？
他说希望你成为无愧于新中国的青年。
审讯结束了，那两个人拿着笔录走了出去。门一开一关，桌子上的煤油灯忽忽地闪着，让整个房子都摇晃起来。我感到冷，这才发现房子里没有生火，还发现墙角有一堆麦草。我不知道那就是我的床铺，心说这里没炉子，光有麦草也不能生火。我从一把显然是没收来的雕花紫色木椅上站起来，四处走走，突然就感到尿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