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为本，是中国几千来前就开始形成的治国理念，体现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十七届领导集体上任伊始，就郑重提出全党同志要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既体现了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特征，又体现了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的现实要求，发人深省，催人奋进。
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
这句话出自唐代吴兢的《贞观政要·务农》。意思是，一切事情都必须致力于根本，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衣食为根本。
“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概括为一点，就是治理国家必须满足人民衣食住行方面的基本要求，进而达到国强民富。
古人很就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在我国历史上，最早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宰相管仲，记载了管仲言论的《管子》一书，记述了他对齐桓公说过的话：“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意思是，霸王的事业之所以有良好的开端，也是以人民为根本的；这个本理顺了国家才能巩固，这个本搞乱了国家势必危亡。管仲提出的以人为本，就是以老百姓为根本的意思。
得民心者得天下，历代统治者也都懂得这个道理。例如，三国时期的曹操，之所以能得天下，靠得是“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孙权能够成就霸业，“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凭借的也是地利加人和；刘备“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正是凭借他的良好信誉和大仁大义的德行，才得以聚敛人心、“三分天下”。
到了唐朝，李世民更是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贯彻得非常到位。他一统天下之后，面对的是一个百孔千疮、民不聊生的社会，所以，他吸取历史教训，与民休息，鼓励农桑。他特别注意不能耽误农时，不能贻误生产：“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正是因为他在几十年的统治中，实行了一系列的休养生息、利国利民的治国措施，才使得社会得以发展，经济得到恢复，形成了一个安定祥和的政治局面。他的治理，被后人誉为“贞观之治”。
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这是结合党的性质和纲领，对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胡锦涛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就说明，我们党提出的以人为本，实质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
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就要心系群众、执政为民，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人民群众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满足，是社会发展的基石，也是党的宗旨和执政的根基。
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就是心系群众、执政为民的杰出代表。在担任兰考县委书记之初，展现在他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片严重的灾荒景象：横贯县境的黄河故道，是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茫茫黄沙；积水的沙窝，结着黑冰凌，在一片连一片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摇动。这一年，大风沙打毁了20万亩小麦，秋天淹坏了30万个村庄，盐碱地有10万亩禾苗被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要改变人民群众的贫困落后面貌，真是任重重而道远。但是，焦裕禄在困难面前没有退缩、畏惧，他深入到基层和生产一线，进行一系列深入调查研究，访贫问苦，掌握了大量的第一于资料，根据自然条件，探索治理风沙的客观规律。在焦裕禄的带动下，全县领导班子和人民群众重新激起抗灾自救的斗志，全县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挖河排涝、治盐碱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焦裕禄以身作则，带病工作，严于律己，心系群众，终于积劳成疾。
焦裕禄对人民群众充满了热情和亲情，他常对身边的领导干部说：作为共产党员，就应该在人民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他们面前；在人民群众最需要帮助时，去关心帮助他们，为他们排忧解难。他心里时刻装着人民群众。1964年3月，兰考人民在治理水涝和盐碱的斗争达到了高潮，焦裕禄的肝病却又一次严重发作，只好住进了医院。在治疗期间，他仍然心系全县人民。县里的同志前来看他，他从不谈自己的病，关心的只是县里的工作、生产情况。省、地、县各级领导同志来看望他，这时的焦裕禄已经病危，他用尽全力断断续续地说：“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实现兰考人民的要求……感到很难过……我死了不要多花钱……省下来钱支援灾区建设……我只有一个要求，请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
如今，我们党倡导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就是要尊重人民，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强，更需要民富。社会财富的增长，如果不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普通人民群众，就不能给社会带来安宁详和的局面。如果大部分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必然伴随社会制度的腐败、道德的沦丧和诚信的缺失，最终财富也会在一夜之间消失殆尽。因此，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人人享受各种社会保障，人人生活达到小康目标。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这句话出自《管子·牧民第一》，意思是，政事兴盛的原因，在于顺应了民心；而政事荒废的原因，则在于违背了民意。
这段论述，阐明了政事的行废，取决于民心向背的道理，要求执政者在制定政策和法令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将政令顺乎民情、合乎民意，取得老百姓的拥护。
爱护百姓，顺应民心，这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治国理念，历代有见识的君臣，都懂得这个道理，并在执政过程中自觉接受。姜尚是齐国的第一代诸侯王，即位之初，就注意采取顺应民心的政策，他主张尊重民俗，简化礼仪，发展工商，支持渔业和盐业，用富民安邦的政策争取民心，赢得国力强盛。这种顺应民心的政策很快就收到了成效，老百姓得到了实惠是，都归顺于齐国。反之，当时鲁国的伯禽，却秉持传统，强迫当地的老百姓改变自己的风俗和礼制，循规蹈矩，推行固有的周礼，结果招致民怨，老百姓并不听从他的政令，经济发展不起来，国力远远落在齐国后面。
战国时期的孟子认为，统治者能否得到江山社稷，并保持江山社稷，关键是能否得到下老百姓的拥护，导致国家存亡的主要因素是民心的向背。他举例说，夏桀和商纣的丧失天下，就是是因为失去了民众；他们失去了民众，就是失去了民心。
《吕氏春秋》指出，能否顺应民心，是能否建立功名的决定因素，周文王拒绝纣赐予的千里之地而为民请求免去炮烙之刑，就是为了争得民心，而得民心远远胜过得千里之地。所以，要完成统一大业，建立新王朝，必须顺民心；顺民心则功成名立，失民心则国破身亡。要顺民心，就必须像周文王那样，切实地为民众攘除灾祸，创造幸福。周文王之所以赢得天下，并爱国人戴，就缘于此。
所以，历代众多君王并不是不懂得民心向背的道理，只是在实行的过程中，认识和执行的程度有异。那些得天下的开国皇帝，一般都会顺应民心。但是，到了继任之君，在励精图治的过程中，如何继续维系民心，永保不失民心，就成了他们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西汉初年轻徭薄赋、唐朝初年与民休息的政治实践，一直被奉为实现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
顺应民心，天下永固；背离民心，江山动摇。人民群众在关乎政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是决不可忽视的。对人民群众而言，评价政府工作的得与失，领导干部的好与坏，尺子永远只有一把，那就是老百姓的生活能否切实改善，人民的幸福指数能否稳定提升。
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共产党的最大优势。为了顺应民心，就要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这是我党的宗旨和立党之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德江指出：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党领导的事业从起步到繁荣兴盛，取得成功的奥秘，就是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群众”。这是立党之本。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必须认识到位；必须行动到位；必须能力到位。切实做到“三个到位”，才能担当起“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神圣职责和历史使命。
认识到位是基础。每领导干部的工作根基在于人民，支撑我们不断进取的精神力量，也在人民，取得的成功和和进步，也源于在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群众，才是所有党员和领导干部为之奋斗的共同理想、最高目标和不懈地追求。
行动到位是关键。行动是最美的语言，行动是最好的回答。行动到位，一切目标都可以实现。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凡事想着人民群众，工作依靠人民群众，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恪守为民之责，深入群众、深入基层，用实际行动去凝聚民心。
能力是成功的保障。光有好的想法，光有实际行动，未必有好的结果。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能力大小的问题。只有在工作中，广泛汇集民智，不断提升工作能力、增长为民服务本领，才能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让人民群众的腰包鼓起来、环境亮起来、生活美起来。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这句话出自《尚书·五子之歌》，意思是，百姓是国家的根基，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就能太平。
传说，夏朝的帝王禹把帝位传给了启，启又把帝位传给了太康。太康并没有像前辈那样励精图治，而是只图安乐享受，不理朝政，并沉迷于酒色，整日打猎度日，甚至外出百日不归。由于丧德失民，怨声四起，引起了国人的不满。有一个诸候王，名叫后羿，他看见太康无可救药，百姓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就带头废了太康的帝位。太康的母亲和他的兄弟聚在一起，追述皇祖大禹的训诫，作了《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说，祖父大禹早就有有训诫，对待人民只能亲敬，不可怠慢，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安宁。
这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句的由来，并且演变为“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传统，它的形成和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现代发展的进步精神。
这种民本理念，在西周时期开始萌芽，在春秋时期逐渐形成，并在战国时期日臻成熟。虽然早期的民本思想，带着浓厚的原始民主的气息，还处在朴素的政治行为阶段。但是，它越来越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了起来，并且作为执政的核心理论，植根于社会实践中，不断得到传承与发展，而从未中断和消失。此后，渐渐形成了关注民生的“德治”思想。时至今日，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也是与这个理念一脉相承的。
翻开历史，我们都会发现一个现象：每朝每代的开国皇帝基本上都是一个明君，都会勤于政事，体恤人民，都能把国家治理的国富民强。然而，“富不过三代”，这些开明之君的后辈们，却是一代不如一代，不是昏聩无能，就是沉湎于享乐，直至丧身亡国。追究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每朝每代的开国帝王都是从底层百姓中走出来的，他们都知道百姓的需求，也知道民心的重要。由于能汲取前朝的教训，所以都能做到勤政爱民，尽心治国。而他们的后代呢，则久居深宫，坐享其成，以至于远离百性，以自我为中心，再加上一些势利小臣的巴结和弄权，就很容易把祖先的基业毁于一旦。
李世民推翻隋朝，建立唐朝以来，经常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警句反复鞭策自己，以免重蹈隋亡的覆辙。在封建社会中，这自然是一种比较明智的统治思想。同时，唐太宗深知，如果不顾民众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一味地横征暴敛，掠夺老百姓赖以生存的财富，最终势必如前朝亡国之君那样自食恶果。有鉴于此，他多次告诫自己的臣下：“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民本思想的本质。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在即位之后，就积极采取了减轻赋役、发展生产等一系列富民安邦政策和措施，使得在隋末战乱中被摧残得凋弊殆尽的民力、物力得以恢复。结果，整个贞观年间社会稳定，百姓生活富足，从而被后世赞誉为“贞观之治”。然而，到了他的子孙继续皇位之后，却鲜有这种民本意识，最终是一代不如一代，直到彻底葬送了江山。
今天，我们党坚持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是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实质就是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最终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实现人的个人价值。
全面造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八大确立的奋斗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民生问题，一直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乎党的执政基础的巩固。坚持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就是要求我们站在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高度，从落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出发，高度重视民生，积极改善民生，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深入了解民生，体察民生现状，把重视解决民生问题，作为能否做出工作实绩的追求；要切实保障民生，把一切工作的着力点放到研究和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紧迫问题上，积极顺应民意、化解民忧、为民谋利，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薄于身而厚于民，约于身而广于世
这句话出自《晏予春秋·内篇问上》，意思是，看轻自己而看重民众，约束自己而广施于世人。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在老百姓的利益面前，是看重百姓，还是看重自己，或者说，是重民轻己，还是重己轻民，这关系到领导者的素质和品质，是区别好官和坏官、官老爷和人民公仆的分水岭。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王在最后。这是因为，有了人民，才需要建立国家；有了国家，才需要有个“君主”。国家是为民众建立的，“君”的位置是为国家而设立的。在孟子的主张里，轻重主次的关系是很分明的。总之，国家的政治，一切以老百姓为中心。
人们都知道“大禹治水”的故事。大禹就是一个重人民，轻自己的好帝王。这个故事讲的是：
在尧舜时代，中原地区经常洪水成灾，泛滥的洪水淹没了田野的庄稼和居民的房屋，老百姓衣食无着，贫病交加，四处流亡。舜帝看到眼里，急在心头，一直苦思治理洪灾的方法。在众臣的推荐下，他启用夏后氏的首领鯀来治理水灾。鯀治水九年，采取水来土挡的办法，造堤筑坝，堵截洪水，结果洪水冲来，堤坝形同虚设，一点作用也不管。
舜再次征求大臣们的意见，问大家还有谁能够治理洪水。大臣们推荐说：“鯀的儿子禹，做事认真，聪明出众，为人俭朴，德行修养和他的父样大不相同。治理洪水非他莫属。”舜听了，非常高兴，当即派大禹接替他的父亲，继续治理水灾。
禹重任在肩，不敢怠慢。他汲取父亲治理洪水的教训，认为治理洪水的最好办法，是将洪水排走。于是改变父亲堵的方法，采用疏导的方法，把河水引出去。为了早日完成使命，刚刚新婚不久的禹，毅然离别妻子，带着契、后稷等一批助手上路了。他们爬山涉水，风餐露宿，用自己的两只脚，踏遍了中原大地的高山河水，遍访了穷乡僻壤的老百姓。为了准确测量河道的方位和深度，禹常常手拿准绳和规矩，小心谨慎的测量和试探。他还发动老百姓一起挖沟清淤、筑坝建堤。在进行水利工程建设中，禹还和老百姓一同劳动，运石方，伐木头，开河挖渠，同吃同住。不管是炎炎夏日，还是风霜雨雪的冬季，他和人民群众坚持苦干，毫不懈怠，使工程一步一步往前推进着。
禹带领群众一直把黄河河道疏通到中游，这时，前面有一座大山挡住了黄河的去路。禹看到这里的河水一时难以疏通，一遇下雨，水位就大涨，就决定将这座大山劈开一个豁口。为此，他们又在这里忙碌了无数个日日夜，直到将大山一分为二，河水可以奔泻而过为止。禹将此地命名为龙门。后人为追念禹的功绩，又把龙门改称为禹门口。不久，又有一座大山横亘在河流面前，禹汲取上次的经验，在大山脚下凿了三道门，并名为神门、鬼门、人门，它也就是著名的三门峡。可以说，为了治理洪水，禹的足迹踏遍了黄河两岸，所到之处，都令水流通畅，再无阻碍。昔日泛滥的黄河水，在禹的治理下，一步步被制服了。
据说，大禹治水，一共花了13年时间，才大见成效。为了治水，他瘦得不成人样，双手的指甲全磨秃了，一双脚板长满了厚茧，就像生了一副鞋垫。这治理期间，他曾“三国家门而不入”。有一次，禹路过自家门口时，听到儿子的啼哭声，为了赶路，他却没有进去看一眼，而是毅然决然去奔向了被水淹没的险滩。
在大禹的努力下，洪水是不再泛滥，昔日被水淹没的山路露出了本来面目，荒弃多年的农田，重新变成了丰收的粮仓，老百姓从此又过上了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大禹治水，为百姓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他三过家门而不入，为百姓服务，博得了后人的尊敬。这种重公轻私的美德，更滋润着中华大地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
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党员和领导干部处理利益关系的根本原则，也是加强党性修养的基本要求。在当今社会里，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利益格局，面对社会上种种腐朽思想的侵蚀，能不能坚持正确的利益观，对领导干部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考验。在利益观的考验面前，绝大部分领导干部能够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关系，做到秉公用权，廉洁从政，服务大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也有少数领导干部，过于看重自己的个人利益，过分计较一时一事的小得失，因为心理失衡，造成行为失范，直至滑向违法违纪的错误泥潭。这样的教训，十分突出，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实在令人警醒。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这句话出自《礼记·大学》，意思是，百姓所喜欢的就大力提倡，百姓所厌恶的就予以抵制，这才是百姓的父母官应该做的行为啊！
百姓喜欢的就大力提倡，百姓反对的就坚决抵制，这是领导干部执政为民的核心理念。也就是说，领导干部在对待百姓上，要设身处地地为百姓着想，和百姓站在一起、融合一起，了解他们的想法，做他们满意的事。
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要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而作为为人民服务的领导干部，更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如果习惯于自以为是，无视群众需求，漠视百姓甘苦，这样的干部只能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最终走向百姓的对立面。
春秋时期，晏婴被任为齐国的正卿，他不仅为人正直，谦恭下士，也勤奋俭朴、关心人民疾苦。担任正卿后，晏婴经常劝谏勤齐景公政爱民。有一年冬天，天寒地冻，大雪顠飞，大地银装素裹。一大早，齐景公身穿裘皮，站立在窗户前，望着窗外的白雪，感觉非常得意。他对身边的晏婴说：“你看，下了这么大的一场雪，我却一点也没有感觉寒冷，倒像是春江水暖的样子。要是再下几天，把雪再下大些，景色就更优美了！”
晏婴听了齐景公的话，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他对景公说：“冬天的景致自然好不好，看是对谁更有利了。对于大王您来说，冬天的景色确实很美；然而，这样的大雪对很多普通老百姓来说，却是一种再残酷不过的了。在这样的天气里，您身穿温暖舒适的裘皮，室内又点燃了炉火，自然不冷；而没有皮衣和炉火的人家呢？我听说过，贤明的君主，在吃饭的时候总会想到老百姓是不是还有饭吃；在暖和的时候总会想到老百姓是不是有衣穿。这样做，才是设身处地地为民着想，是一个君王应该做到的呀。”
听了晏婴的一席话，齐景公羞得面红耳赤，感觉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在这个故事中，晏婴就做到了设身处地为民着想，老百姓愿意的事，就去做；老百姓反对的事，就去抵制。
新时代的优秀领导干部牛玉儒，先后担任包头市市长、呼和浩特市委书记、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等职。从开始担任领导职务时起，他就表示：“我希望自己能和百姓保持亲近、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做一个高高在上的领导。”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任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的一年多时间里，牛玉儒经常步行或自己乘出租车行走大街小巷和居民社区内，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随意看看”。就是这样的随便看看，让他发现了许多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许多问题，也与许多普普通通市民建立了直接的接触。这些情况就成了他制订和执行政策的依据。
牛玉儒为人随和、待人宽厚，从不轻易发火和和下属，不过，有三次他是真的发火了。第一次，他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去视察城建工作，当他看到几处路段便道出现问题，会影响到群众出行时，非常生气地批评道：“与其让老百姓骂我们，不如我先骂你们。”第二次，是他发现有几根电线杆挡住了盲道，又没有任何提醒标志时，生气地说：“这不是明摆着要害人吗？要是这样，还要盲道干什么？”第三次，正值下班时间，他发现道路施工队挖开了马路，造成堵车时，又恼火起来，对建设部门的人说：“这个事几个小时就能干完，为什么不在晚上干？难道你们看见群众堵车舒服吗？”
牛玉儒一方面在关心着城市的建设，对下岗职工的生活他也同样放在心上，他积极为下岗的工人创造再就业机会，当他了解到一些下岗职工想经商，但因为没有启动资金，无法经营时，他当即对呼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说：“要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方法，让那些有经商意愿的职工先把摊位去起来，等他们赚了钱，再交租金。”看到有些困难居民家里连台电视机也没有时，他与民政部门立即排查，摸清全市看不上电视的贫困户，拿出专项资金购买电视机，除夕之夜，500多户贫困家庭看上了春节晚会。
爱民亲民，为民着想，体恤百姓，这是为官者的重要品质。身为一方官吏，就是一方百姓的管理者。在封建时代，做官的被称为“父母官”，所以才有“爱民如子”之说。而如今，为官者被称为“人民公仆”，所以才有“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但从本质上来说，爱民亲民、为民做好事，是任何一个时代都追奉的“好官”标准。
当官的要为民作主的话早已深入人心。老百姓需要的不是领导干部绞尽脑汁建设出的“面子工程”，也不是费劲心机书写出的“丰功伟绩”。百姓所热切期盼的，只不过是那些平时高高在上的领导干部们，能真正了解百姓疾苦，急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视百姓利益高于一切，视违背百姓利益的行为为非法。这样的干部，虽然不是百姓心目中的“父母官”，至少是百姓心目中的好官。
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
这句话出自东汉张衡的《东京赋》，意思是，水能够浮船，也能够把船打翻。
这句话从古流传到今，一直催人深思。它的深刻寓意，在于通过讲水和船的火系，说明老百姓和为官者的关系，老百姓如果是水，官就好比船，水既可以托着船安全行驶到彼岸，也可以将船推翻，造成船毁人亡。船和水的关系，早已成为官民关系的恰当比喻。
“载舟覆舟”论，源远流长。它最早出现于《荀子·哀公》中，原文是：“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翻译出来，就是：君王好比是船，老百姓好比是水；水能把船托起，也能把船打翻。君王是统治人民，并且凌驾于人民之上，所以用水上的“舟”比喻君主，用下边的“水”比喻百姓。为了让“舟”永远不“覆”，永远得到“水”的“载”，《荀子》中又提出了一种“为民作主”的主张。
唐朝时，太宗李世民曾问大臣魏征：“历史上的君王，为什么有明智的，也有昏庸无能的呢？”魏征回答说：“这是因为，一个人的智慧到底有限，君王也不例外。作为高高在上的君王，如果能够多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能达到明智；如果只听单方面的话，就会沦于昏庸无知。”还有一次，唐太宗读了隋炀帝的一些文集，又问身边的大臣说：“隋炀帝这个人，论学识，不可谓不渊博，懂得尧、舜是好的，夏桀和殷纣王是不好，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干出那么多荒唐的事呢？”身边的魏征乘机把自己酝酿已久的想法和盘说了出来：“陛下，过去亡国的帝王离我们很远，而隋亡的教训就在我们眼前。《荀子》里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话，以君王比喻舟，以百姓比喻水，这就是要规劝天下的国君，要体恤老百姓啊。”太宗点点头，对魏征的话表示非常赞同。
载舟覆舟的理论，从古到今，一直是为官执政者的座佑铭，在任何时候都实用。李源潮同志曾经告诫党员和领导干部，要敬畏历史、敬畏百姓、敬畏人生，特别是要敬畏百姓。共产党人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力量可以排山倒海、改天换地，是势不可挡的。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用自己的智慧，通过辛勤劳动，才不断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进步。共产党的干部，更应该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要有敬畏百姓之心，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做百姓之所需，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那些轻视群众，小看人民，甚至为害百姓的领导干部，总有一天会被人民所抛弃。
有一幅对联说得好：“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这幅对联意义十分清楚和深刻，就是告诫党员和领导干部，你们是来自于人民，植根于百姓中间的，不是天生的官，也不是天生应该管人的；干得好，手里的权力就能保得住，要是违背民意，只能重新回到百姓中间。因此，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摆正自己现在的位置，珍惜手中的权力，尽力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如果不顾群众的根本利益，无视群众的饥饱冷暖，甚至在群众面前摆架子、抖威风，以权谋私，以势压人，就会受到受有的惩罚，并身败名裂，在老百姓面前抬不起头。想一想，那些被群众举报的贪官、选掉的庸官、淘汰的昏官，哪一个不是被人民群众弄下台的呢？
敬畏百姓，就是说，我们领导干部要怀着一颗虔诚和谨慎的心，敬畏民心，敬畏民意，视民意比天大。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吸取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为了人民群众，这是共产党人的传统，也是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取得胜利的法宝。此外，还要充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工作的体温计和风向标，始终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努力使自己的工作合民意、得民心，使人民群众从我们的工作中得到实惠。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核心和精髓，用通俗的一句话说来，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然而，在我们身边，也有一些领导干部始终缺乏对百姓的“敬畏心”。他们或高高在上，自以为有官在身就“老子天下第一”；或不顾当地实情，片面捞取政绩，只讲面子工程，不顾群众是否得到实惠；或“衙门作风”，对群众摆出一副大老爷面孔，“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或贪污受贿、利用职务之便大捞好处，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结果是，淡漠了和老百姓的感情，影响了干群关系，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落得“墙倒众人推”的下场。
敬畏百姓，不是挂在嘴上，说说而已；更不是做表面文章，说给老百姓，而是要发自内心，体现到骨子里。只有真正敬畏百姓，我们才会把人民百姓当作自己的衣食父母，才会时刻想着群众，努力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办大事；只有真正敬畏百姓，才会恪守为官之道，遵纪守法。
诗人臧克家的一首诗说得好：“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会把他摔跨；为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领导干部如果不“敬畏百姓”，反而鄙视百姓、远离民意、拒绝民意，甚至践踏民意，最终会被百姓推下水、拉下马。
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
这句话出自西汉贾谊的《新书·大政上》，意思是，从古到今，凡是跟老百姓作对的人，或迟或早，都将会被老百姓打倒，身败名裂。
在古代，由于为官者掌握了绝对权力，并且以皇权的名义控制着社会财富和老百姓的命运，又缺乏严格的法律监督制度，致使这些掌权者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约束。结果是，由于政治的腐败、当权者的贪婪残暴，造成几千年来官民之间始终处于水火不融的对抗状态。尽管孟子强调“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实际上，那些以“父母官”自居的当权者往往视民如草芥，肆意欺压剥削。这样的事例，在古代历史中随处可见。
对于当权者的政治欺压和经济剥夺，广大老百姓要么忍气吞声、甘做奴隶，要么采取极端手段，选择暴力反抗，如暴动、起义等。在明朝万历年间，朝廷派宦官孙隆前往苏杭搜刮巨额税收，引起了当地群众的公愤。他们在葛贤的带领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税活动，孙隆见势不妙，吓得赶紧逃走。明末李自成发动的起义，也是由于官府的压迫，被迫走上反抗道路的。当时，陕西米脂地区连年灾害，农民都交不起租税。李自成借债替乡亲交税，却被地主唆使官府将他抓了起来，时行严刑拷打。老百姓忍无可忍、奋起反抗，杀死地主贪官，在李自成的率领下走上了起义的道路。结果不到几年的功夫，起义军就推翻了腐败的明朝政权。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的愿望和利益是最高执政标准。怎样体现这个标准呢？邓小平指出：“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是全党想事情、做工作对不对好不好的基本尺度。”
如果不顾人民死活，不理解人民的疾苦和需要，只顾自己和小集团的利益，必然把自己置于与人民对立的态势；只有体谅人民、热爱人民，置人民的利益于至高无尚的地位，才能做出让人民满意的事。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广东省曾发生了群众性偷渡香港的事件。在偷渡之风开始盛行时，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没有对个事件简单定性，而是轻车简从，到问题最严重的地方去考察，了解实际情况。正是这次考察，让他感慨万分。站在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街面繁荣，而我们这边冷清萧条，百姓生活艰苦，心里很不是滋味，对随从人员说：“我们解放快30年了，那边那么繁华，我们这边却破烂不堪啊。”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让习仲勋对群众偷渡事件有了本质的了解，他认为：群众集体偷渡是有原因的，不能全怪他们；要制止这样的事件发生，根本的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而不是惩罚他们，把他们抓回来。有了这个认识，他觉得改革开放的任务更重了，从此广东的对外开放再一次掀起了新高潮。
胡锦涛曾经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时刻摆正自已和人民群众的位置。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人民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永远同人民群众心连心。”然而，却有少数干部，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与人民群众对立的位置上。例如，某市一位负责城市规划的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然质问记者：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再如，一位副市长在谈到治理城市环境时，要求城管像美军一样保持机动性，哪里需要就拉队员去哪里，对违反市容管理的行为，决不留情。这两个例子，前者是针对经济适用房的住户，后者是针对街上的小商小贩。不论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为了什么需要，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同人民群众对立了起来，视人民群众为自己执政的对手。对此，媒体和社会舆论反映强烈，引发群众的气愤和批评也就是必然的了。
像这样的官员，忘记了共产党的宗旨和性质，忘记了自己是来自人民，是为人民服务的，没有把人民群众当亲人去关怀，而是当成了对手去周旋。他们的言行，无疑给党的事业带来了负面影响，无形中影响了政府的形象。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主人，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贴心人。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否则，就会被人民抛弃，被历史淘汰。
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
这句话出自《吕氏春秋·顺民》，意思是，失去民心的成功者，世上是从来就没有过的。
要得天下，先得民心；失去民心，即失去天下，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三年解放战争的开初，几乎没有人相信共产党的军队会赢得胜利。但结局却令人意外，共产党赢利了胜利，人民赢得了解放。有人问毛泽东：在双方军队力量相差悬殊的情势下，共产党凭什么打败了国民党？毛泽东的回答是四个字：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它的字外之意就是：人心向背。
人心向背，是革命和建设成败的关键。秦末时期，战乱四处，楚国贵族项羽乘机起兵，依靠自己的军事天才和贵族的优势，成为各个反秦独立势力中最强大的一个。加上他力大无穷，身材高大，在注重外表的古代更容易取得威信。他自己也志得意满，大为不取代秦朝而为王的气势。相比之下，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刘邦，从小不学无术，游手好闲，打仗败多胜少，而且用语粗俗，根本没有王者风范，说他能战胜项羽，没有多少相信。但是，结果总是事与愿违。项羽虽然强大，却在初步取得成功后，随意屠杀诸侯，缺少统战策略。而对待老百姓，也相当苛刻，连投降的四十万秦朝士兵都“坑杀”了。对谋士的建议，顺耳的就听，不顺耳的就当没听见。反观刘邦，他从小就和普通平民在一起生活，爱惜民力，对人宽厚；由于能力有限，尤其愿意听取部属意见，对投降的士兵愿意留下的收编，不愿意的就让他们回乡下，因此赢得人们的爱戴，成功登基称帝，开创了统治中国长达四百多年的汉朝。
《孟子》有云：“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意思是说，获得百姓支持有方法：获得了民心，便获得百姓支持了。获得民心也有方法：他们所希望的，替他们积聚起来；他们所厌恶的，不要加到他们头上。几千前的古人尚且深明大义，懂得人心向背的道理，作为当今的领导干部，更应该深刻体会这句话的深刻民含义，自觉把党的执政理念和人心向背的规律结合起来，加以认识。
在日常工作中，领导干部如果赢得了群众的支持，将会极大地推进工作的进展，缩小干群之间的距离，维持一个官民和谐的局面。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
一要小事做起，转变工作作风。领导干部的威信，靠的是平时工作中的日积月累形成的，干部如果坚持从每件小事做起，重民情、讲党性、做表率，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肯定能在百姓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赢得群众尊重。
二要用心工作，取得成绩。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看一个领导干部的好处，最终是看领导干部干了什么事。想不想干事、能不能干事、干的好不好，群众心里有杆秤。
三要公心处事。在工作中，坚持按规章制度办事，按党纪国法办事，切不要感情用事，做到对待上下一视同仁、公正公平。不管是解决问题，还是处理矛盾，都要做到是非分明，公正无偏，而不是厚此薄彼、亲疏有别。
四要清正廉洁。为官一任，要两袖清风、问心无愧；要有所敬畏：敬畏自然，敬畏群众，敬畏制度，敬畏历史；要有所感恩：感恩群众，感恩组织，感恩同志，感恩亲友；要有所保持：保持友善、正直、诚信；要有所依靠：依靠群众、团结群众，动员和凝聚群众的力量，做一些切切实实有益于群众的好事，不做群众反对的、唾弃的事情。只要做到了上述这些，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和真心拥护，才能赢得事业的辉煌。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这句话出自清代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意思是，天下的太平或者混乱，不在于一家一户的兴盛或衰败，而是在于最广大群众的忧愁或欢乐。
这句话明确地告诉我们，只有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整个国家才会长治久安；反之，只有少数家庭过上富裕幸福生活，那么这个国家不可能实现永久的太平。有道是，一花开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只有整个社会的持久繁荣，才是这个社会的真正繁荣；只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才是真正的民富；只有全体人民都实现了富裕，这个社会才会呈现幸福安乐的局面。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所谓共同富裕，具有相互关联的两层含义：一是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摆脱了绝对贫困状态，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二是人们之间的财富差距不存在两极分化，保持着适度差距，这种差距只是富裕程度上的差别，是大富和小富的差异。
共同富裕，是千百年来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在通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古今中外无数仁人志士进行过艰苦探索。例如，毛泽东就把共同富裕当作他一生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目标。在他心目中，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就应该是一个没有贫富两极分化，人人都过上富裕安康生活的社会。他从年轻时候就投身革命，目的就是希望能在中国建立一个能够保证人民群众个个有饭吃的平等国家制度。当然，毛泽东并不认为共同富裕就是均贫富，没有贫富区别，共同富裕不能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之上。因此，他选择了社会主义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
虽然毛泽东对共同富裕的道路进行的探索，结果并不很成功，但是，他一生对人民共同富裕的执着追求，他和他的战友们对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精神，一直都在激励中国人民为实现共同富裕而奋斗，并且为全体人民最终实现这个目标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是中国人民通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征途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今天，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2003～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10.7%，其中有六年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依然实现了9.2%的增速。这一时期的年均增速不仅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9%的年均增速，而且高于改革开放以来9.9%的年均增速。经济总量连续跨越新台阶。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2万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02年增长1.5倍。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越来越多。但是，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引起社会的不满。此外，另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乃至不同人群之间，仍然横亘着一道道巨大的贫富鸿沟，而且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面对人民的期盼，执政党要在“更多更公平”上下功夫，这就意味着，领导干部的工作立足点，要放在增加有利于民生的投入上，也要放在收入分配公平合理的努力上。
更公平，意味着必须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用“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一节对此进行了集中阐述。报告同时提出了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同时提出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凸显了我们党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决心。
发展成果要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发展成果要由人民共享，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今，我们已步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时期，这就要求每一位党员和领导干部要坚定信心、凝聚力量、攻坚克难，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好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让全体人民越来越幸福、美好梦想得以实现。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这句话出自《孟子·离娄上》，意思是，获得天下有方法：获得了百姓的支持，是获得了天下。
据史料记载，明朝末年，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进攻北京、推翻明朝政权时，北部的清军则在摄政王多尔衮的统治下，准备夺取中原地区。当时，担任大学士一职的范文程，向多尔衮提出建议：清军必须改变以往烧杀抢掠的恶行，要严明军纪、保护百姓、选拔贤才、抚恤孤苦，这样才能使大明的臣民愿意归附大清。同时，范文程还警告说：“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肆意杀戮而得天下的。”
就在满清的王公大臣们，对范文程的建议不置可否的时候，多尔衮却全部采取了范文程的意见。他下令清军，在入主中原的路上，不许侵扰居民，否则一律处斩。在从李自成手里夺取北京后，多尔衮又下令开进北京城的八旗士兵，把手里的武器全部包裹起来，再运上城墙，以免惊吓了北京城的老百姓。
同时，对于朝朝旧官吏和皇亲，多尔衮也多有抚恤。例如，对于自杀后没来得及安葬的崇祯皇帝和皇后，多尔衮命人按礼仪厚葬；对待明朝旧臣，全部以礼相待。有一个明朝旧臣为了讨好多尔衮，挑选了多名颇有姿色的女子献给他，多尔衮闻听，勃然大怒，严辞拒绝，还让人给这些子女找到各自的归宿。
在经济上，多尔衮也采纳了范文程的建议，取消苛捐杂税，降低税赋，将老百姓以前所欠的税款，一律减免。同时，多尔衮还严禁官员营私舞弊，贿赂上级，一经查处，一律杀头示众。这一规定，为净化官场风气，起到很好的作用。
因为实行了这些有利于老百姓和社会发展的措施，明朝旧臣和老百姓们逐渐放松了对满清的警惕，消除了敌意，接受了关外蛮夷统治。最终，大明的天下变成了大清的天下。当时，仅有18万铁骑的清军，一下子夺得了人口在一亿以上的大明国土，也算是一大奇迹。除了天时、地利、人和外，多尔衮一系列赢得民心的举措，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
历史事件一再证明，谁要想获取天下，并让江山永久稳固，就要做到让千方百计老百姓满意和高兴：老百姓不喜欢的事不做，老百姓喜欢的事大力去做。共产党执政以来，始终坚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必须坚持这个根本宗旨不动摇。
衡量一位领导干部好坏的尺子，看他是否得民心。在实际工作中，广大领导干部自觉地接受了这一标尺，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然而，也有少数领导干部并不重视这个道理。例如，涨得离谱的房价让老百姓不开心，高得吓人的医疗费用、学费让老百姓唉声叹气，城管粗暴执法、暴力拆迁等问题，更是让老百姓怨声载道，他们却对这些现象充耳不闻。在工作中，有些干部不仅没有争得民心，反而伤害民心。有的领导干部只会耍嘴皮，不愿干实事；有的则热衷于迎来送往，吃喝应酬，讲排场和面子；有的为了升官，大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只讨好上级，不顾百姓的感受。这些不良的作风，既贻误了社会发展大计，也让老百姓苦不堪言，怨声不断。
当前，改革和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矛盾更趋复杂性和多元化，在这种诸事繁杂的执政背景下，领导干部更要牢记党的宗旨，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带着感情和责任，同人民群众心连心。同时，在与群众情感的“无缝对接”中，去用心体验群众的喜与乐、苦与忧、痛与悲，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切记，那些真正扑下身子，关心百姓生活的改善，注重群众的幸福的干部，群众才会打心眼里认可，群众才会亲近你、感激你，只有这样，才能养住民心，才会赢得百姓的拥护和支持。
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
这句话出自清代黄宗羲的《原君》，意思是，不以个人得到利益为利益，而是使天下人都得到利益；不以个人受到伤害为害，而是使天下人解除祸害。
为天下人谋福利，是共产党的宗旨，是党员和领导干部的为官之要。要做一个合格的党员和领导干部，就必须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始终把为人民谋福利作为最大的执政责任和追求。
人民群众是衣食父母，党员和领导干部是人民公仆。每一个领导干部要把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敬畏之心、感恩之心对待群众，把激情、智慧和才干倾注到为民造福上。如果领导干部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去倾听群众的呼声，失掉同群众的密切联系，不再代表群众的迫切需要。那样就会失去力量的源泉，就会蜕化变质，以致为人民群众所抛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只有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才能得到巩固和加强；如果背离人民群众，只能重蹈历代王朝的覆辙。
2003年12月13日，年仅40岁的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班戈县委组织部长祁爱群，因劳累过度，突发大面积脑溢血，离开了她魂牵梦萦的西藏。她的死，给熟悉她的当地群众带来了巨大悲伤。
祁爱群之所以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建立了良好口碑，就是因为她视人民利益为重，而视自己的利益为轻。在她眼里，人民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而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有一个叫白玛拉姆的贫困户，常年靠政府救济，否则全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有一年冬季，一场大雪把她家仅有的20多只羊全部冻死了，丈夫贫病交加，也离开了人世，丢下她孤儿寡母三人。就在白玛拉姆和她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对生活感到绝望的时候，祁爱群向她们伸出了援助之手。祁爱群把她家作为自己的扶贫联系对象，帮助她料理生产和生活上的事。看到白玛拉姆家的碗没有洗时，祁爱群挽起袖子就帮着洗了。她联系民政、电信等有关部门，对白玛拉姆等一批贫困户进行技能培训，还送给白玛拉姆家100多只羊。第二年年底，白玛拉姆家的羊出栏了，祁爱群又跑前跑后，帮她联系销路，并与买家谈好价格。白玛拉姆卖了10只羊，收入3000多元。她还是第一次拥有这么多钱，禁不住喜上眉梢。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祁爱群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全心全意为藏民着想。她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她用她的青春与热血筑就了一座属于所有拥有老西藏精神的人们的不朽丰碑。她的对人民群众的一腔热忱，永远留在西藏人民心中。
领导干部，就要像祁爱群一样，沉得下来，融得进去，真心和群众交朋友，把群众的困难当做自己的困难。在与群众的面对面接触中，倾听他们的呼声，了解他们的疾苦，尽力满意他们的合理需求。在与群众打交道时，工作要做得实、做得细、做得好。实地调查群众的情况要用心，同群众谈话要诚心，与群众结成帮扶对子要真心，接待群众信访要耐心。做到这几“心”，才能让群众放心。要也人民群众培养真感情，心里面想着他们，感情上恋着他们，真心实意关心他们，实实在在为他们服务，对群众生活和生产上的困难，要一件一件地抓，干一件成一件，做一件见效一件，做到尽力而为，决不敷衍塞责。做这样的干部，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
圣人治天下，体民之情，遂民之欲
这句话出自代清代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卷上，意思是，圣人治理天下，能够体恤民情，实现满足人民的欲望。
戴震不仅承认人欲、肯定人欲，而且还进一步要求统治者能够“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他认为古代圣贤都是为民谋欲的，最好的政治是让人民都能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对程朱理学“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存理灭欲谬论的当头棒击。
郑板桥是我国古代历史上集横溢才学和清政勤勉于一身的廉吏。他在潍县任知县时留下的名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至今仍广为传颂。据说，郑板桥在潍县当县令时曾下乡微服私访，看到一户人家门上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二三四五；下联是：六七八九；横批是：南北。郑板桥即令差役速回衙取来一袋白米和一些衣服送给户主，户主感激不尽。事后，差役问其缘故，郑板桥笑曰：“这户人家缺一（衣）少十（食），没有东西过年啊。”
郑板桥以儒雅风范体察民情、善解民意、爱民如身的做法实在让人敬佩。清代唐甄曾言：善治必达情，达情必近人。意即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定通晓民情，通晓民情的人，必定亲近人民。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立党之本。在工作中，我们党坚持走群众路线，要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体谅人民群众的疾苦，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行进到达大别山后，国民党的几十万军队就凶猛地围攻过来。为了保存实力、站稳脚跟，刘伯承司令员率领主力跳出了包围圈，邓小平政委带着少量部队，仍然留在大别山区与敌人周旋。正值严冬腊月，邓小平和他周围的战士们缺衣少食，忍饥受寒。他们时而穿梭在山野林莽中，时而奔走于雨水泥泞中。
大年三十就要到了，邓小平率前方指挥所的同志来到了革命金寨县。那时，当地群众的生活是十分困难的，所以邓小平宁肯挨冻，也不让警卫员烧群众的稻草给他取暖。到了除夕这天，金寨县的地方干部拿着老百姓送的麻糖、花生、羊肉之类的东西，手提一只鸡，代表全县人民来看望邓小平，并请他收下本县老区人民的一点微薄的心意。
邓小平见到他所送的礼品，想一口回绝，叉怕伤了人民的感情，只好热情地接待了县里的同志。军民一起闲聊了很久，邓小平乐观地分析了当今的形势，说困难是暂时，胜利是毫无疑问的。说到这里，他的话锋一转，指着县里同志拿来的东西问他们是从哪里搜罗来这么多好东西。
县委书记急忙回答说今天是除夕，这是乡亲们对你的一片心意。邓小平说什么也不肯要群众的东西。县里的同志见邓小平的态度坚决，有些急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县里的同志建议把东西留下，折价还给群众。邓小平还是不同意，说现在群众也要过年，他们更需要这些东西。无奈，县里的同志只好把东西带回去了。县里的同志走后，警卫员在一旁噘着嘴生闷气。邓小平劝慰这个因嫌过年没东西吃的小同志，并拿出吃剩的几块麦饼和几个干枣作为年夜饭。就这样，邓小平和警卫员，嚼着麦饼，吃着红枣，忍饥受寒过了个新年。
建国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更是带头把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着想的传统发挥光大。从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拒吃猪肉，到刘少奇同志亲自接见淘粪工人；从周恩来冒着余震的危险视察邢台地震灾区，到彭德怀深人农村调查研究，所有这些都充分表达了共产党人体察民情的殷殷情怀。正因为群众路线的强大威力，使得我党能够不断地发展和壮大，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爱民如身的优良作风得到了传承。
然而，现实生活中也有少数干部养尊处优、官气十足，身为公仆却不具各公仆的素养和姿态。这些干部对群众的正当呼声充耳不闻，对群众的疾苦视而不见。他们与上级的关系是“鱼水”关系，与百姓的关系则是“油水”关系。下乡途中往往警车开道，前呼后拥。这些“公仆”连封建官吏爱民、济民这个最起码的素质都不具备，更谈不上是做新时期合格的共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了。
对于一个党员，特别领导干部来说，如果无法把好节欲与纵欲的关口，一味追求个人欲望的实现，违背党纪国法，违背官德原则，不能热心地为群众排忧解难，谋利造福，与群众同甘共苦，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把个人的欲求置于群众欲求之上，不仅为害自身，而且必然导致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不良。因此，在党员领导千部中倡导慎欲，以理导欲，以理节欲、以理制欲，“非理之财莫取，非理之事莫为”，不为时尚所惑，不为积习所蔽，不为浮名所累，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
领导干部应当深人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民情，真正体恤民情；面对面倾听群众意见，解决热点难点问题；同时还要更多地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更好地畅通党和政府联系基层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不仅要坚持与民同欲，同甘共苦，而且要把“体民之情，遂民之欲”作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热心地为群众排忧解难，谋利造福，而把个人的欲求置于群众欲求之下，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