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公正廉明、邪不压正、公道自在人心……，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词语。自古以来，公道正派就是一种高贵品质，多少正义之士一直为之呐喊不止、奋斗不息。正因为秉持这个信念，才产生了像包拯、海瑞这样的杰出官吏。今天，领导干部拥有的公权，是人民赋予的，更应该把“公道正派”作为居官秉政的基本要求。公道正派，蕴藏着一种生生不息的理想信念。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只有时刻保持一颗公道正派的心，才不愧对人民公仆的称号。
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
这句话出自三国王肃的《孔子家语》，意思是，作为领导者，是群众的表率。表率作用好，任何事情也会好起来。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在于党，在于领导干部。在党的各项事业中，领导干部应当发挥表率作用，不辱使命，率先垂范，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争做勤政廉洁、真心为民的好公仆，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性和纯洁性。
1962年春，“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在去兰考工作之前，曾在尉氏县担任副书记。他一有空就找过去在一块工作过的老同事和老熟人谈话，不是聊家常，而是更多地了解尉氏的民情和村情。下乡考察实情况时，他的手提布兜里总是装着文件、报纸和一个笔记本，随时都把了解到的情况记下来。收秋期间，他专门带着工作队到基层参加劳动，并且搜集第一手资料。
焦裕禄就是这样处处深入群众，扎根于群众。有天早上，焦裕禄和随行的干部到一个村子里访问，正赶上农民吃早饭。村干部把他们领到一个宽敞的院子里，端来白馍和青菜，让他们吃。焦裕禄却对身边的同事说：“我们是从县里下来了解群众疾苦的，这饭不能吃啊。”大家明白，焦书记这是我们不搞特殊，不脱离群众，就回答说：“我们听焦书记的，吃派饭吧。”村干部见他们不吃，就解释说：“这是给公社机耕队做的饭，我们一块儿吃不是顺便的事吗？何况，这时农民都吃完了早饭，怎么好意思再派呀。这一顿你们先吃着，下顿再吃派饭不行吗？”焦裕禄还是坚持把饭菜送给公社机耕队的同志吃。村干部只好领着他们农民家里吃红薯、喝糊涂。焦裕禄一边喝糊糊一边对大家说：“我们到农村里来工作，不到穷民家吃饭，不就是脱离群众吗？一顿饭是小事，搞特殊化可是大事。我作为县委副书记，带头搞特殊，那么下面的干部就会照样子学，党风不就被破坏了吗？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看还是吃他们的饭有滋味。在家靠父母，出门靠群众。”在离开村子后，焦裕禄还特别交待村干部说：“以后不要因为是上面来的干部，就给他们搞特殊。现在是大家的生活比较困难的时期，群众的肚子都吃不饱，你们却给上面的干部搞特殊，那也是不行的。党的干部不但工作上处处要做群众的表率，生活作风上也要做出榜样。”
“党的干部不但工作上处处要做群众的表率，生活作风上也要做出榜样。”焦裕禄的这翻话，至今音犹在耳。在新形势下，要做群众表率，就必须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做保持先进性的表率。
第一，党员干部要做清正廉洁的表率，严于律己，塑造人民公仆形象。“水清沙自洁，官闲弊自绝”。人民群众最深恶痛绝的，就是领导干部搞腐败。所以，习近平一再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廉政问题，既是党员干部的一条高压线、生命线，也是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越是手中拥有权利，越是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弃非分之想、常怀律己之心”，不为名利所困，不为物欲所诱，不为人情所扰，进一步筑牢思想“防线”，守住道德“底线”，不触法规“红线”。像优秀领导干部楷模学习是，把自己塑造为政治清明、政风清廉、政通人和的清官形象。
第二，党员干部要做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表率。所谓求真，就是求是，就是依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去不断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所谓务实，则是要在这种规律性认识的指导下，去做、去实践。它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保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思路不求新、奇，但要贴近实际；工作目标不求高、大，但要确保落实，不搞大而空的所谓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我们只有像焦裕禄那样深入实际，努力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做到决策有依据，才能放眼长久；只有深入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如果高高在上，冬天坐在温暖的办公室里，夏天坐在有空调的密室里，怕吃苦，怕见群众，怕风惧雨，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领导干部。只有自觉摒弃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重实际、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心里想着发展，心着人民，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才能赢得群众的真心拥护。
第三，要做为民服务的表率，努力为群众谋福利。不管在哪里做官，为官一任，就要尽职尽责，努力做出成绩。衡量政绩的标准，应该由人发群众说得算。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只有心里装着人民群众、想着人民群众，视人民群众为亲人，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大于天，才会全心全意地服务人民群众，才会俯下身子为人民群众干实事。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是新时期的工作目标，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维护群众利益高于一切、关心群众疾苦重于一切、解决群众困难先于一切，真正做到大事得到群众支持、难事得到群众理解、好事办得群众高兴，最大限度地将人民群众的愿望集中起来、智慧凝聚起来、力量发挥出来，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不懈工作。
见人不正，虽贵不敬也；见人有污，虽尊不下也
这句话出自汉代史马迁的《史记·日者列传》，意思是：看到心术不正的人，地位再高也不会尊敬他；看到行为有污点的人，就是地位再尊贵也不会甘居其下。
不畏强权，疾恶如仇，这是正人君子的美德，是自古以来，许多公道正派人士秉持的操守。他们只认国法和德行，对于违法乱纲者，对于祸国殃民者，不徇私情，敢于抗争，而不顾身家性命。
南宋高宗时，宰相秦桧独揽大权，排除异己。朝野内外，无不对之忌惮十分，溜须拍马者更是大有人在。大臣陈之茂却洁身自好，从不巴结秦桧，甚至敢于抵制秦桧的丑行。
有一年，陈之茂被朝廷任命为科举考试的主考官，可巧秦桧的孙子秦埙这一年也要参加科举考试。秦桧特地把陈之茂召到相府，直截了当地要求陈之茂把他的孙子秦埙取为状元。陈之茂考虑再三，他想如果他马上拒绝秦桧就会撤掉他的主考官职务，换一个唯秦桧之命是从的考官，那样公正取士便不再可能。于是陈之茂半推半就地回答说：“只要令孙文章确实出类拔萃，我会按照朝廷定的标准，把他取为今科状元的。”
秦桧听了只顾高兴，也没有仔细推敲话里的含义，以为陈之茂已经应允了。科举考试完毕，陈之茂逐一批阅考卷。他觉得秦埙的文章虽然写得通顺，但山阴才子陆游的文章更胜一筹。陆游的文章文笔梳畅，气势雄浑豪放，洋溢着爱国热情，于是陈之茂毅然把陆游取为头名状元。
秦桧知道后，暴跳如雷，他想命人杀掉陈之茂以出这口恶气，又担心做得露骨会引起众怒，更怕陈之茂把他以杈压人的事揭发出来。再说，还有复试。只要在复试时做好手脚，秦埙也是可以当上状元的。秦桧只是派人警告陈之茂复式时小心性命。
面对刁难威胁，陈之茂义正辞严地说自己公正取士，为国选才即便被杀，也会觉得值。接着，陈之茂一面给陆游去信，勉励他为参加复试做好准备，一面给礼部去函，正式通知说：这次由他录取的状元是陆游。如果没有特别充分的理由，是不能另行更改的。第二年，礼部复试的时候，在陈之茂的坚持下，陆游仍被定为头名状元，秦埙只被取为榜眼。秦桧竟因此制造事端，逼走才子陆游，然后把秦埙补为状元。
陈之茂对秦桧的丑行愤恨不已。他冒着生命危险，向宋高宗揭发了事实真相。陈之茂的勇敢鼓舞了大家，一些正直的朝臣和应试的举子都群起而攻之，甚至秦埙也觉得这么闹脸上没有光彩。后来在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中，秦埙的文章因显逊色，进而退居为探花。秦桧又羞又愤，因抑郁而大病了一场，不久一命呜呼。
秦桧的权势虽然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正直的陈之茂不为所动，因为秦桧位尊而行为不检。当今社会，歪风邪气盛行，走后门、拉关系，营私舞弊现象非常普通。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能不能顶得住这些不正之风，经得起金钱利诱，管得住自己的小节，是在新形势下能不能保持党员的先进性、纯结性的分水岭和试金石。越是歪风邪气盛行，越是考验党员干部的官德和人品。保持清正廉洁、一身正气，是一种人生信仰和人生追求，是党的性质、宗旨对党员干部的起码要求，我们千万松懈不得、大意大得。否则，就容易被拉下水。
一个正派的普通人，尚且知道做人要有一身正气，要光明磊落、刚正不阿。领导干部的做人标准，更应该严格一些，不仅要光明磊落、刚正不阿，还要有拒腐防变、亲民爱民的道德境界。在工作中，处处坚持原则，在人事、财权、行政审批过程中，按政策规定办事，按法律条文执行，不管是自己的亲属还是陌生人，不管是当官者还是老百姓，一视同仁，决不任人唯亲，决不搞权钱交易，决不能以权营私。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乐于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自觉做到“在阳光下办事、在阳光下用权”。
要廉洁自律，就要在用权方面严格要求自己。要清醒认识到，你手上的权力，不是你的私用品，不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分获得的，而是由人民群众给你的，没有群众的支持，你就没有手中的权利。所以，权利只能用之于公、为全体人民办事。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只有自身行得端、坐得正，才能树立威信、做好工作，为身边的同事起模范带头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党已涌现了大批一身正气的好干部，像李林森、孔繁森等等，都不愧是党的优秀分子、人民的好干部，他们俯首为民的奉献精神和不拒歪风邪气的浩然正气，已经成为人民心目中的永久丰碑，成为每一个领导干部的为官楷模。学习他们，就要学习这种公道正派、淡泊名利的精神风貌，心系群众、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热爱生活、热爱百姓的优秀品质。当然，在党员干部中间，也有一些对不起人民、徇私枉法的败类。虽然是少数，却是害群之马。对于这样的人，决不能手软，一定要查出一个处理一个，树官场上的清风正气，同时对那些正直无私的干部要有说法，不能让他们吃亏，要让他们到更有为的位置上继续发挥公仆作用。
世治则以义卫身，世乱则以身卫义
这句话出自西汉刘安的《淮南子·缪称训》，意思是，在天下太平时，就要用大义来防止自身的腐化；国家动乱时，就要用自身来卫护大义。
什么是大义？在古代，仁爱就是大义，德行就是大义；而在当代，作为领导干部，就要视公正无私为大义、党纪国法为大义。为了干部队伍的纯洁，为了党员称号的荣誉，每一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坚持公平正义，坚持公道正派，决不被腐败堕落的思想拉下水。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原则；在贪污腐败面前，洁身自好；在徇私舞弊面前，坚持正义。
古代一个官吏，叫桥玄，可谓深明大义的杰出代表。桥玄是东汉一位著名的臣相，曾在汉灵帝时任尚书令，后来还被提拔为太尉。他为人正直善良，性格耿直，敢于和贪官污吏、盗贼劫匪作斗争，百姓都十分敬重他。
当时，常有盗贼以绑架的手段勒索钱财，许多人深受绑架勒索之苦，但往往忍气吞声，以钱财消灾，不敢与盗贼作对，使得绑架勒索之事经常发生。
一天，桥玄十岁的儿子正独自在家门前玩耍，忽然来了三个劫贼，趁无人注意时将孩子绑架了，然后向桥玄索要钱财，并威胁说如不照办，就举了他的孩子，家人担少劫贼伤害豫子，希望桥玄不要把这事告知官府，花费些钱财把孩子索要回来算了。但桥玄不听，立即报告了官府。
当地守备阳球一直敬佩桥玄的胆识与为人，马上派兵前去包围了劫贼的住处。可是，桥玄的儿子此刻就在劫贼手中，阳球担心若贸然冲进屋去抓人，劫贼会狗急跳墙伤害孩子，甚至会做出无法预料的举动；但是，如果不赶紧下手，到了夜晚，劫贼有可能会乘夜色逃脱，怎么办才好呢？
阳球一时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这时，桥玄大声喝道：“劫贼是众人的祸害，难道我今天就真的要为了自己的儿子而纵容众人的祸害吗？我不能遇到一点挫折、阻力，就停滞不前。”于是，桥玄再三催促阳球下令动手。士兵们被桥玄的深明大义所感动，阳球刚一下令，他们就个个奋不顾身地冲进屋内，活捉了三个作恶多端的劫贼。不幸的是桥玄的儿子已被劫贼杀害了。
人们都十分敬佩桥玄果敢坚毅，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对他深明大义的美德更是世代传颂。桥玄死后，没有留下什么遗产，葬礼也极其简单，却受到了世人的景仰。
同样是大义灭亲，据史书记载，墨家有一个领袖叫腹朜，当时居住在秦国。有一年，他的儿子惹祸，杀了一个人。杀人偿命，那是没有说的。但事情传到秦惠王的耳朵里，惠王就有意庇护他，说：“你今年这么大年数了，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要是杀了，你就再没有后人了。所以，寡人已经命人留他一条命。我知道你这个人很正直，但这次你必须听寡人的。”腹朜一听，却并不领情。他朗声答道：“我是墨家的掌门人，墨家强调法制，规定‘杀人的人处死，伤人的人处刑’。之所以这样主张，就是希望通过杀人偿命的方式禁止杀人和伤人。而禁止杀人和伤人的法，才是天下人应该遵守的大义啊。您为了我儿子开恩，那是您的好意；但我却不能不按照墨家的法律行事。否则，谁还相信墨家的主张呢？”腹朜最终杀了自己的儿子。
大义，是至高无尚的原则和准则，是人人都应该遵守的目标。虽然古代的“大义”和今天的“大义”有一些区别，但这个原则不能丢。那就是，为了大义，要不惜牺牲个人及至家人的生命；为了大义，敢于以性命捍卫正义。维护“大义”，就是要大公无私、公道正派。前人已为我们树立了许多这样的榜样。领导干部要向这些前人和优秀领导干部学习，做事深明大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正大光明，磊落仗义；锄强扶弱，救危帮困，嫉恶如仇；奉公守法，无私奉献；作风高尚，行为无暇；克勤克俭，淡薄名利；打贪除恶，民主至上；民生第一，民权最大；公平公正，明察秋毫；铭记历史，高瞻远瞩；精神充实，思想健康；心纯衣整，一视同仁；见义勇为，爱国爱民。在日常工作中，用自己的正义行动和无私品质，捍卫国法的尊严，捍卫党纪的纯洁，为正义不惜舍弃功名利禄，乃至生命。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这句话出自《尚书·洪范》，意思是，公正而不偏袒，不结党营私，治国之道便平坦宽广。
唐玄宗有个宰相叫宋璟，为人耿直刚正。一天，唐玄宗把自己的金筷子赏赐给他。宋璟虽然接受了，但不知道皇上赏赐自己的理由是什么，就没有去表达谢意。下次见面了，唐玄宗问他：“宋爱卿，我赐你一双筷子，是为了表彰你的忠诚正派，不是因为它是金子做的，值钱才赐的。”宋璟这才向皇帝叩拜，表示感谢。这个事例说明，自古以来，人们都崇尚忠直无私的品格，皇帝赐给宋璟金筷子，不是赏他钱财，使其致富，而是以筷子端直的形象，来表彰宋璟的忠直正派。
公正无偏，多用于形容为官从政者的处事标准。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一直给后人灌输一个公认的道理：为人要正直无私，做事要公正公道。为人公正，做事才有天理，公道处事，才能让人心服口服。对于说话管用的人，无论大事小事，主持公正、以理服人，就能服众，也能把事情处理好。
《后汉书》记载：一个叫董宣的人，有治理之才，又有公正的人品，被光武帝破例任命为洛阳县令。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有一个家奴，仗势行凶，大白天把人杀了，然后躲在湖阳公主家里，官吏不敢进去抓他。不久，湖阳公主出门，由这个家奴陪乘，董宣就在门外等候，拦住了公主的车马，大声数说公主的过失，呵斥家奴下车，令人把这个家奴打死了。公主制止不住，大为光火，立即回到宫里，向光武帝告状，想借皇帝之手惩治董宣。
光武帝听完来龙去脉，也大为光火，立即召来董宣，命人用鞭子打死他，好为公主出气。董宣磕头说：“请皇上让微臣说一句话，再打死我。”光武帝说：“死到临头，你还想说什么话？”董宣说：“皇上您是一个有德之君，正因为有德行，才实现了中兴复国大业。然而，您今天却放纵家奴杀害百姓，往后还拿什么来治理天下呢？老百姓会觉得陛下视他们为草芥，会寒心啦。现在，我不用陛下打死我，我请求自杀好了。”说完，用脑袋去撞击柱子，撞得血流满面。光武帝看到他不怕死，就改了主意，命人把董宣扶起来，让他向公主磕头谢罪，然后饶了他。但董宣坚决不磕头谢罪，光武帝让太监强迫他磕头，董宣两手撑地，一直不肯低头。
这时，湖阳公主怂恿光武帝道：“兄弟贵为皇帝，却治不了一个小县令吗？”光武帝笑着说：“姐姐有所不知，这件您都看见了，我虽然做了皇帝，确实奈何不了董宣。”于是下令释放董宣，并赏赐三十万钱。董宣把钱分给手下众官吏。从此，仗势欺人的豪强们，没有不害怕他的。
为官以德，要办公道事，说公道话，就要像董宣一样，仗义执言，仗义行权。是非有理，轻重有法，绝不能用私利去违背公理，也不能为了私情而不顾法律规。诸葛亮说过：“我心如秤，不能随便给人去称轻重。”领导干部，应该把这句话看作行动准则。如果以是为非，以非为是，那就悖背逆天理了；以轻为重，以重为轻，那也是有悖于国法的。作为领导干部，治理国家违背天理，管理百姓却不顾国法，就算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又能心安理得吗？
多年前，在河南省的登封市，有一位公安局长不幸以身殉职。得到她逝世的消息，全市老百姓悲痛万分，纷纷来到她的灵堂，向她表示哀悼。下葬那天，人们自发地、争先恐后地去送她，为她送行的人竟达14万之众。
这位公安局长，就是人民的好警官任长霞。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作为一名公安局长，任长霞以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为民除害，公正执法。面对犯罪分子的金钱诱惑，她坚决抵制；面对黑社会的威胁，她义正辞严；而面对受到伤害的老百姓，她伸张正义，毫不保留。铲除黑恶势力，她决不手软；关押罪犯分子，她决不手软；而对那些需要帮助的老百姓，她却秉持一颗柔软的心。正因为这种对坏人无情，对百姓有情的公仆情怀，才赢得人们的爱戴和追思，永远被人民怀念。
主持正义、维护公道，是做人做事的品德，更是为官者赢得民心的保证。有一歌词说：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称砣就是老百姓。这杆称，就是称为官者的良心和品行的是。公正公道也是一杆秤，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它。如果想把事情做好，切莫背离公正的天平。古人说：“不诌上而慢下，不厌故而敬新。”意思是说，在社会活动中，不管彼此之间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有多么大的差别，都要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不能见人下菜。
为人公道正派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是执政为民和行为规范的核心，更是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社会在于发展，只有做到公道正派，才利于国家的发展。
领导干部手中或多或少都掌握着一定的权力，怎样用权，一直是考验我们是否正直，是否正派的试金石。风气正，人人受益；风气坏，人人受害；正风气，人人有责。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对人对事都要做到公道正派，不能存有私心。权力使用得当，人民群众拥护；使用不当，上下反对、民心尽失。所以，在日常工作中，要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做到光明磊落、坦坦荡荡。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不可有任何非分之想，自己所说、所做要心安理得，要对得起法律，对得起百姓，更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权力不是用来营私的，有权就要有责，就有担当。党员干部要带头营造公平公正的良好风气，凭公心处事，正确用权，用好权；树立公道处事、正派做事的良好形象，并且自觉接受监督，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做一个人民群众信赖和敬重的人。
公道达而私门塞，公义明而私事息
这句话出自《荀子·君道》，意思是，公正办事的道路畅通，拉关系走后门的路就堵死了；为公的原则明确，那种只顾小个体或私人利益的事就止息了。
所谓“公道”，就是公平、客观、合理，遵循事物发展和人类社会关系中的基本法则，尊重事物的本来面目；所谓“公义”，也包含着公平公正的意思。公道，才能正派，这是中华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处世之道和为官哲学。一个官员为人正派，做事公道，就会顶住歪门邪道，就会抗拒不正之风，成为老百姓心中的好官、清官。
对公道的要求，是中国的文化和道德传统。几千年以来，历朝历代所推崇的官吏德行标准，都体现了公道正派的原则。如果一个为官者吃皇粮而不能公道做事，就不仅是这个官吏的个人品性问题，也会直接造成手中的权力不受节制、为非作歹。
做事讲公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对每一个人的基本人格要求。一个普通人，如果为人不正派，处事不公道，那就丧失了人的基本人格，向来为人们所不齿；一个为官从政者，如果为人不正派，处事不公道，危害就会更大，不仅损害政府的公信力，也让所辖区域内的老百姓深受其害。历史走到今天，那些声名显赫的达官显贵已成为历史的尘埃，为世人所遗忘，而那些具有公道正派人格的好官、清官，他们的故事一直在人民中间广为流传。
做事公道、依法行事，是对手中有权者的意义更加非凡。人民的好法官宋鱼水，就做到了这一点。她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考虑的是总是案件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注重的是案件审理后的社会效果，实现公正公平。她认为：法律是公正和善良的艺术。唯有如此，才能让当事人接近你，与你沟通，接受你的观点。
例如，有一家电子租赁企业，经宋鱼水的手打了两场官司，一胜一败。第三次打官司时，正巧还是宋鱼水承办。判决后，这家租赁企业实在接受不了，代理人拿着法律条文、司法解释找到宋法官询问，宋鱼水就一条一条地解释，一讲就是两个多小时，让对方心悦诚服。临走时，代理人对宋鱼水说：“我们在你这打官司不是一次两次了，还真是赢得堂堂正正，输得明明白白。”两天后，一面鲜红的锦旗送到了法院，上面写道：辨法析理，胜败皆服。
以暴抗法，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这在法官那里是常见的事。面对这样的情况，宋鱼水同样表现得毫不畏惧。因为心中有正义，她坚信邪不压正。有一次，她受理了一个案件，被告是广东的陈某。为了解决案件的执行难问题，宋鱼水带着书记员好不容易找到陈某的地址。由于时间紧，她们决定进行“夜抄”。凌晨一点钟左右，宋鱼水和书记员来到了陈某住所。敲开门后，陈某面对找上门来的法官，表现得非常恼怒。他打电话叫来两个气势汹汹的彪形大汉，一左一右横在门口，拦住宋鱼水的去路。
在这个深更半夜、人地两生的情况下，宋鱼水丝毫没有惧怕过。她沉静应对，先暗示书记员去联系当地的公安机关，然后独自一人直视着对方，一字一顿地说：“陈先生，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处理民事案件的法官，如果你坚持不配合的话，那么站在你面前的，就可能是审理刑事案件的法官了。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公务。”
宋鱼水的话让陈某无言以对。最后，他们交涉到凌晨一点，终于让陈某在文书上签了字。
宋鱼水从事司法工作多年来，没有一件裁判不公，没有一件被投诉或举报。但却没有收过当事人一件礼品，没有办过一件人情案。在海淀法院，只要谈起宋鱼水，领导都会说：“小宋这人，我敢打保票！”
宋鱼水在自己的执法岗位上，处处为当事人着想，不偏不倚，不仅做到了“一碗水端平”，而且从不滥用权威，不管是赢方还是输方，都进行耐心地解释，使双方都感到满意。能做到这一点，离不开她执法为民的思想，和公道公义的执法精神。
为了在行政或司法中做到“公道公义”，领导干部在思想上要坦荡无私、光明磊落；在作风上要清正廉明、一身正气；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受利益的诱惑，堂堂正正做人，规规矩矩行事，行的端，坐得直；在工作中，要处事以公，不以权谋私，不搞小集团主义和个人主义，不搞暗箱操作，不搞权权交易和权钱交易。对自己的工作和服务对象，要本着公仆之心，本着虔诚之责，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最高地位。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这句话出自《论语·颜渊》，意思是，从政就必须公正。你带头做人做事正派，下面的人谁还敢不正派呢？
这句话的原文是：“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是孔子对“政”这个名称的解释。政就是“正”，所谓政治的道理，就是领导社会走上一个正道。为政的原则，就是“正己而正人”，自己先求得端正。
春秋时，有个叫臧武仲的人，在鲁国担任司寇，负责国家的治安和司法事务。由于臧武仲为人正直，口才又棒，鲁国的国王季武子非常器重他，凡事都找他商量。当时，邾国有一个名叫庶其的人，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带着一伙人前来投奔鲁国。在投奔时，他还顺便把漆和与闾丘两座城邑偷窃过来，作为见面礼献给鲁王。季武子见庶其不仅来归顺，还带来了成片的疆土，心里十分得意，对其以礼相待，不仅送他美女，还重奖了他和他的同伙。这件事情一下子在鲁国上下传开了，人们议论纷纷。
然而，司寇臧武仲却觉得鲁王这样做有些不妥。他认为，窃国者也是偷，说到底，庶其就是一个国贼呀。对于这样的家伙，季武子怎么能容忍他呢？应该惩处才是，更不应该奉他为座上之宾。这样做，就是放任偷盗，给国人带来负责的榜样。果然，没过多久，盗贼就在鲁国大行其道。夜半时分上房揭瓦，破门而入，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也抢钱掠财，十分猖狂，一时间民怨沸腾。
季武子听到这个消息，找到了臧武仲，质问他道：“你这个司寇是怎么当的？现在全国上下盗贼四处，无法无天，让人不得安宁。而你这个负责治安的人，为什么却不管不问呢？”
臧武仲回答说：“这样的风气已达到了不可救治的地步，那是有原因的，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本没有办法禁止！”
季武子一听，更加生气了，他厉声说：“我养着大批的军队，派遣他们驻守在边境，不分昼夜地监探，就是为了抵制强盗和外寇。你反而说盗不能治！你连个盗贼都治不了，还谈什么才能？我算是看走眼了，干脆你回家抱孩子算了！”
臧武仲故意做出惊慌的样子，说：“大王息怒。大王请想一想，如果一个国家一边消灭盗贼，一边引贼入境，您认为能禁得住吗？”
季武子一听更加生气：“谁吃了豹子胆，敢引贼进来？你告诉我，我要严加惩处。”
臧武仲这才言归正传：“那位被奉为上宾的庶其，就是贼的头目，他率领一群贼来投奔，大王只看到了他们送来的见面礼，却忽视了礼物的来源；不仅不处罚他，还重赏他。在全国老百姓眼中，您养了一群盗贼。盗窃不仅不受到处罚，反而得到富贵，所以人人都改头换面想做盗贼了。您说，我有什么办法啊？”
季武子听完后，立刻明白了臧武仲话中之话。
这个反而故事也告诉我们：作为领导干部要想别人端正言行，就要检点自己的行为，身先示范，才有说服力。
正人先正己，正己务必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方显英雄本色。《吴官正家书一束》摘登了吴官正位居中央政治局常委时的一些信函：二儿子要结婚了，他要求像大儿子那样，结婚时一不受任何人的礼，二不请客，并写信希望亲家排除“压力”，不受礼，不请客。为此，他还专门给与亲家熟悉的领导写信。96岁高龄的老父去世了，他写信给弟弟、叔叔等家属，万望他们务必坚决做到：丧事一切从简，决不能大操大办，决不要收受任何人的钱财，决不可劳烦当地政府。吴官正严格管束亲属的优良作风，无疑为每位领导干部做出了榜样、树立了标杆。
领导干部如果要带头走正道、树标杆，就要做到以下要求：
一是要管好嘴巴。守正言，就是领导干部要说真心话，要说守信的话，要说恰当的各方面，取信于民，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切勿损公害己。毛泽东曾为中央党校提出八字校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就是要说话实事求是，表达真实意见，反映群众心声；就是要敢言，在遇到复杂情况时，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不怕得罪人，不回避矛盾，不明哲保身；就是要慎言，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和组织纪律，该说的话努力说好，不该说的话坚决不说。
二是要管好行为。行为要符合道德、官德，符合党纪国法的要求，模范践行党的宗旨和要求。话说得再多再好，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实现它，所以行动比言论更重要。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评价，依据的不仅是领导干部在说什么、怎样说，更是领导干部做了什么、怎样做。如果是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那就是说废话，群众会嗤之以鼻。
三是要管好思想。言出之于口，发之于心；行为受思想制约。所以，做到正言、正行，就必须正心。也就是说，在思想修养和道德培养上下功夫，逐渐提高思想水平和道德境界。领导干部的心术端正了，思想境界也会提高，做人也就会讲正道，做官也就会守官德，行为也就会符合要求。从古到今，能真正干成事、干成大事的，就是那些“心正”的人。他们心里装着天下，心里装着国家，以苍生为念，最终建立了不朽功业，受到老百姓爱戴。所以说，领导干部不仅应当不断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努力做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还要不断加强党性修养，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正确追求，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一身正气和公道正派。
正身直行，众邪自息
这句话出自《淮南子·缪称训》，意思是，为人纯正，行动坦直，所有的邪恶的行为就自然会停止。
“正身直行，众邪自息”，就是要求为官者心胸坦荡，光明磊落，做任何事都要公私分明，不以私废公，甚至损公肥私，以无私求无畏。
正直无私，不以私废公，古人为我们树立了不朽的榜样。《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晋朝人，他在撰写《三国志》时，曾发生过一段有趣的故事。
在写《三国志》之前，陈寿翻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和三国时期的文件记录，搜集了许多私人留下的笔记资料，并亲自到一些发生过重大事件的地点进行实地考察，目的就是尽量把三国的历史写得更真实和准确些，不留下遗憾。可是，当他写得正顺利的时候，却因为一件事而暂停了下来，不知该如何动笔。
原来，有一天，陈寿的一位近亲来访，看见他正在撰写《诸葛亮传》，就询问他是怎样写诸葛亮这个人的。陈寿回答说：诸葛亮这个人，是三国时期的重量级人物，人格不错，能力非凡，有才有德，古代罕见，为推进三国历史的发展起到许多关键作用，可以大书特书。这位近亲一听，却把脸一沉，指责陈寿忘记了自己的父亲是怎么死的。
事情是是这样的，三国时，陈寿一家属于蜀国，他的父亲曾做过将官，受诸葛亮领导。一次，陈寿的父亲办事不力，贻误了战机，被执法严明的诸葛亮狠狠地骂了一顿，受到军法的严惩。父亲从此一蹶不振，不仅没有实现当初的理想和抱负，还丢了祖宗的颜面，忧郁成疾，死于非命。父亲死后，陈家失去了靠山，一家人，包括陈寿在内受到宦官的排挤和迫害，过着凄凉的生活，以至家道中落，贫困潦倒。所以，陈家人都认为这一切都是诸葛亮直接造成的，个个埋怨诸葛亮。听说陈寿把诸葛亮说得神乎其神，就心中不悦，要求陈寿多写一些诸葛亮的不是，让他的形象打打折扣。
听亲戚这么一说，陈寿也犹豫起来。他觉得，诸葛亮对父亲的处罚，不管适当不适当，都是诸葛亮一生中的一件小事，对他的形象影响并不大。从诸葛亮的一生来看，他一直兢兢业业、公而忘私，南征北战、屡建奇功，这是公认的事实，不会因为一件小件而改变。看人要看主流对不对？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来说，写历史应以事实和材料为依据，而不应该受个人情绪的左右。可是，如果照实写，亲戚会骂他是不孝之子，怎么办？所以，只好暂停了下来。
正在苦闷的时候，一位好友来看他，陈寿便把这个郁结说出来，请朋友帮他解一解。好友也是一位正直的文人，一向支持他写三国历史。这时，好友想了想，说：“人们都称赞司马迁的《史记》写得好，连你都佩服得五体投地，说这本书内容公允无误，不假意赞美，不隐瞒丑恶。难道你不打算学习司马迁，完成你的大作《三国志》吗？”
好友的话，让陈寿一下子幡然省悟：是啊，当初自己就立志做一个像司马迁那样的史官，把历史事件真实而公允地写出来，留给后人研究。这会儿，怎么能受他人的影响呢？当年司马迁宁肯得罪皇上，也要尊重事实，秉笔直书；现在，我却为了私怨而试图篡改历史吗？要是那样，岂不是小人所为，怎么向后人交待呢？
暗暗下定决心后，陈寿的心也就踏实了。他又把搁置多日的笔重新拿了起来，继续写“诸葛亮传”。写完之后，他还把这一章拿去给朋友们看，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生怕写得不公正。
陈寿写历史，“不因一己之仇而毁人，也不因一己之恩而誉人”，这是一种诚实正直的态度。然而，许多人在事关他人的问题上或许秉持公正立场，但在处理于己有关的事情上，未必做到公正无私，多少夹杂着私利。
有句话叫正身直行，就是人品端正，做事公道。不管是谁，不巴结，不袒护，不偏不倚，秉公办事。宋代的包拯，有一个“三弹张尧佐”的故事，再一次让人感受到古人的公公无邪。
第一次，包拯认为宋仁宗提拔张尧佐，有任人唯亲的嫌疑，不合法度。因为张尧佐是张贵妃的叔父。于是，他上书给宋仁宗，指出提拔张尧佐的错误和危害，并分析其背景可能是后宫干政，对国家隐藏着祸患。包拯的奏折受到朝中大臣们的一片称赞，大臣纷纷上书，支持包拯的主张。面对一边倒的舆论，宋仁宗只好把这项任命压了下去。
然后，张贵妃却一再在宋仁宗面前提及这件于，经不住她的枕头风，宋仁宗第二次下旨提拔张尧佐。包拯再次直谏劝阻。在朝堂上，君臣为此事进行过激烈地争吵，大臣们也都向着包拯。张尧佐倒是知趣，知道事情还不时候，便当即表示不接受委任。宋仁宗见状，也就顺势不再坚持了。
张贵妃却没有就此束手。她再次在宋仁宗面前软磨硬泡，哭天抹泪，一会儿指责包拯的无礼，一会儿抱怨仁宗过于软弱。仁宗无奈，第三次降旨提拔张尧佐。
可御旨一下，包拯马上闯进朝堂质问仁宗为何一再包庇亲戚，不顾国法？这一次，宋仁宗打定了主意，不管大臣们如何说，决不收回成命。他对包拯说：“张尧佐这个人，忠厚老实，又没有犯过什么大错误，我看是可以提拔的。希望你不要再说了。”包拯谏道：“谁说张尧佐身为朝廷的税务主管，却纵容地方官吏违法征收赋税，致使民怨纷纷，怎么说他没有大错误？”
宋仁宗叹了口气，换了一个口气说：“包爱卿，朕已经是第三次下旨任命他，朕毕竟是天子，有任用人的权力，你就给我一个面子，别让我为难吧。”
包拯却不吃这一套，他高声说道：“难道陛下为了面子和亲情，却不顾民心民情吗？这样的人你一再要提拔他，岂不是让全国百姓都失望吗？到底孰轻孰重呢？臣作为一个谏官，就是死了也要据理力争，决不放弃！”仁宗见包拯这么坚持，其他大臣又不支持自己，只好再次作罢。
古人有云：“夫居官守职以公正为先，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媚。”正直既是一种公正的道德意识，又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感，也是一种纯正的思想作风和正当的道德行为。
正身直行，社会需要正，生活需要正，人生需要正。人正立诚，党正立信，国正立威。作为领导干部，正与不正是一个政治方向问题。一个领导干部如果能一身正气，坦坦荡荡，时时处处处以公心，就会心里装着人民，视民心为根，就会保持心在国家、情系群众的平常心境。就会对人民群众，察其苦，听其呼，急其盼，办其需，真正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
过举不匿，则官无邪人
这句话出自《商君书·垦令》，意思是，倘若官吏的错误不能隐瞒了，那么做官的也就没有奸邪不正派的人了。
“过举不匿”，就是老老实实把自己的错误公开出来，勇于认错，痛改前非，不遮遮掩掩，不文过饰非。古人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领导干部也不是圣贤，也难免不犯错误。但是，只要能勇于承认错误、改进错误，就会在群众面前树立良好形象，下属也不敢再故意犯错了。如果犯了错误及时改正，还会汲取教训，增加长干，提升能力，赢得人民群众的信服。
领导干部在工作生活中犯了错误，如何承认错误很重要。有些党员干部，犯错后仍然不够冷静，为了顾及自身的面子，用一个错误覆盖另一错误，到头来形成了无法自圆的谎言，后果无法收场；也有的强词夺理，拒不认错。这些都不是一个正人君子的作为。
春秋时，秦穆公不听谋臣蹇叔的劝告，执意出兵长途奔袭郑国。郑国因为提前得到了消息，做好了迎战的准备，秦军无功而返；不想途经肴山时，意外遭到晋军的伏击，致使全军覆没。秦穆公后悔没有听从蹇叔的话，没有责怪部下指挥不力，而是承担这次大败的全部责任，公开认错。这种坦诚的胸襟和痛改前非的态度，赢得了秦国上下的尊敬。三年后，秦军出兵大败晋军，声威大振。
西汉的武帝，在晚年时，由于发生了宫廷内斗，太子成了无辜的牺牲品。后来，汉武帝意识到太子之死可能是个冤案，便开始思考起来：我的错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什么原因导致我错杀了太子呢？他由此检讨到自己执政几十年来内外政策，有哪些失误，有哪些错误政策。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做了一系列内部的调整，还颁布了《罪己诏》，承担所有错误责任。所谓“罪己”，就是进行自我批评、自我责骂。
三国时期的袁绍，曾称雄冀北，由于居功自傲，不可一世，没有把谋士的话放在眼里，贸然发动官渡之战，导致惨败，一蹶不振。对自己明显的错误，袁绍不但不总结，不认错，不担责，反而把曾劝阻他的谋士杀了。如此心胸狭隘，坚持错误，偏信偏听，弄得士气低落，人心惶惶，人才纷纷逃离，不久就成为曹操的阶下囚。
从以上正反史例中，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善于发现错误，敢于承认错误，勇于纠正错误，实际上是一项重要的执政能力，是一种必要的执政智慧，更是为人诚信的最高境界。总之，这不仅是人品问题，也是一个人的工作能力问题。做为领导干部，必须汲取前人的教训，在工作和生活中常怀谦虚谨慎之心，做到襟怀坦诚，犯了错误要勇敢承认，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和意见，通过反思自省，改正弥补错误，在错误中进步，让错误成为成功的催化剂。
批评和自我批评，承认并改正错误，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承认并改正错误，不仅仅是说几句道歉认错的话，更要体现错必改的态度和决心。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封建社会的皇帝尚且能够放下架子是，悔过改过，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又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
老一辈革命家李立三，曾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导人是。虽然他犯过“立三路线”的错误，但他并不回避自己的错误，而是勇于正视和纠正错误，经常主动做自我批评。在以后的大会小会上，他常说：“我就是过去犯过错误的李立三……”他的自我批评诚恳认真，决不装腔作势，没有半点虚伪，让听者感到真诚实在。不仅是在公开场合，就是在个别场合里，也是这样自我批评。一次，李立三和几位地下党见面，有一位性格直爽的同志一开口就说：“你就是立三同志，人家说你犯过错误，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样的话很唐突，李立三却并不介意，把自己过去犯的错误讲了一遍，要大家引以为戒。后来，李立三到莫斯科学习，受到王明的刁难、压制和打击，但他总是坚持原则立场，多次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主动地批判“立三路线”的错误，受到大家的好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的犯错误问题。毛泽东的态度是：勇于承认和坚决改正错误。毛泽东在检讨错误时，先不是指责下级，而是先检讨党中央。1960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一次会上指出：“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总之，各有各的账。”
毛泽东不但承认和改正错误，而且愿意把自己犯的错误让全国人知道。在1962年一次会议上，他说：“去年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前人已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然而，许多人并没有承认的勇气。在当下，如果领导干部也能放下架子，勇于“罪己”，时常“罪己”，何愁不能改正错误，改进作风，把工作做好呢？问题在于，人们对错误所采取的态度完全不同：有的人敢于承认，积极改正；有的人百般回避，诿过他人，甚至拒不改正。比如，辽宁省铁岭市有一个县委书记，面对记者的批评报道，不是抱着深刻反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心态，而是违背司法常识，指示有关部门赴北京抓人。这显然不可能得到公众的宽容和理解了。
能不能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既有认识能力和水平的问题，也有一个直面缺点和错误的勇气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对缺点和错误只字不提，更谈不上自我批评，原因就是怕失了“面子”，丢了“位子”。如果怕丢“面子”、失“位子”而将缺点和错误掩盖起来，缺点和错误得不到改正，问题一旦爆发，那就是一错再错，最终酿成大错。到那里，所谓“面子”和“位子”，最终不保。如果勇敢地承认错误，从错误汲取教训，并下决心加以改正，才能最终保住“面子”和“位子”。
上枉下曲，上乱下逆
这句话出自诸葛亮的《便宜十六策·君臣》，意思是，上面不正直，下面就邪曲；上层混乱，下面就叛逆。
有个成语，叫“上梁不正下梁歪”，跟这句话的意思相不多。“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原文，出自晋代杨泉的《物理论》：“上不正，下参差，古者所以不欺其民也。”意思是，在上位的人如果行为不正，处在下位的人，不管是下属还是普通人，也会跟着学。用一句成语归纳，就是“上行下效”。在这里，“上梁”指的是上层、一把手，或是有支配权的顶头上司，在今天，就是领导干部；“下梁”，指的是部下、是群众、是领导干部身边煌人。古人历来把“上梁不正”与“下梁歪”看成是因果关系。孟子就说：“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就是：自己不正直，是不可能使别人正直的。
说到“上梁不正下梁歪”，古代有一个反面故事，发生在宋朝。当时，陈州大旱，一连三年不见雨水，地面干裂，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背井离乡，四处乞讨，饿殍遍野。为了赈济灾民，朝廷派刘衙内的儿子刘得中和女婿杨金吾到陈州开仓放粮，救民于难。刘衙内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认为发财的机会来了，就对子婿二人说：“知道我为什么在皇上那里为你们争得这个机会吗？”子婿二人回答：“明白，这是我们发财的好机会。”刘衙内点点头：“那么，你们知道该如何发财吗？”子婿二人对视一眼，摇摇头：“还没有想好过。”刘衙内便替他们出了个主意：“好办，你们就把米价由五两白银一石细米，改为十两白银一石细米，再往米里掺些泥土糠秕。”子婿二人担心道：“要是被人告发了怎么办？”刘衙内拍拍胸脯说：“我是干什么的？出了事由我兜着，你们只管放心大胆地干！”两人心领神会，赶紧出发了。
到了陈州，杨金吾和刘得中放手大干，先是私下抬高粮价，再往米里掺进糠秕和石块；同时，他们比刘衙内又技高一筹，打通了仓库小吏的家务事，在秤杆上做了手脚，缺斤少两。灾民们买到高价低劣的粮食后，个个气愤不已。其中一个灾民忍无可忍，同仓库小吏吵了起来，指责他们贪赃枉法。刘得中、杨金吾得到消息，指使人打死了这个灾民。这件事一下子激起了民愤，灾民们联合起来向京城告状，一直告到包拯那里。
包拯是著名的清官，他见到状纸后，微服私访去了陈州，看见灾民反映的问题并没有错，立即逮捕了刘得中、杨金吾，用狗头铡把他们斩了。
这段历史写在元曲《陈州粜米》里，第一折上有这样几句话：“这些官吏上下串通一气，里应外合，坑害百姓。”“做的个上梁不正，只待要损人利已惹人憎。”
有道是，自己不正，何以正人。如果自己行为不端，必将引起上行下效；如果再与下属沆瀣一气，上下梁就只能一起烂掉了。
领导干部要做到“上梁正下梁不歪”，就要处处起到模范作用，做下属的好榜样，而不是坏榜样。老百姓在评论领导干部时，有一种形象的说法：领导干部在舞台上座，是“示范”作用；领导干部在前排就座，是“带头”作用；领导干部在中间就座，是“核心”作用；领导干部在后排就座，是“推动”作用。它反映了群众在认识和看待领导干部时，把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摆在了突出的位置，期盼着领导干部能为人楷模、率先垂范。
胡锦涛曾代表党中央对党员和领导干部提出这样的要求：“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这既是党中央的要求，也是人民群众提出的要求。在这方面，党中央为全党、全国、全军做出了榜样。“九八抗洪”、汶川抗震救灾、舟曲抗震，等等，在一场场自然灾害面前，许多领导干部哪里有风险就去哪里，站在风口浪尖上指挥作战，立在冰天雪地组织抗灾，走在危机四伏的余震现场排兵布阵……这一幕幕感人的情景，稳定了人心，鼓舞了斗志，激励了勇气。这样做，不仅是领导干部的职责所在，也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要求。
有道是，喊破嗓子，不如作出样子。党员和领导干部如果都像李林森、王彦生、郭明义那样，用公道正派的作风，用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用尽心尽责的工作热情，就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受人爱戴的带头人。为此，领导干部要时刻提醒自己，看看自己是否像优秀领导干部那样，把工作当命，把事业当命，把命令当命，是否一直保持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是否做到了心念群众、无私奉献、清正廉洁。
做群众的表率，这是领导干部的起码要求，这既是一种品质，又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行为。古人诸葛亮有言：“屋漏在下，止之在上”，意思是，屋下漏雨，要靠屋顶来防止，形象说明了领导干部在廉政建设中的作用。领导干部只有天天绷紧头脑中的那根廉政之弦，才能维护好共产党人和领导干部的良好形象，并正面影响群众，为群众做出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