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人大闭幕会上，号召“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克己省身，勤政廉政，关心人民疾苦，为人民办实事”。克己省身，这是勤政廉政的根本所在。克己，就是要战胜自己的欲望，不该做的事坚决不做，不该拿的东西坚决不拿，不该吃的饭坚持不吃；省身，就是要时时警醒自己，给自己念念紧箍咒，从严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不管地位如何，身处何种环境，都要始终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绷紧自律这根“弦”，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政治本色。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句话出自《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加给别人。
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用自己的心推及别人；自己希望怎么样，就想到别人也会希望怎么样；自己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自己，就不要那样对待别人。总之，就是从自己的内心出发，推及他人，去理解他人，对待他人。简单地说，就是推己及人，它和中国民间常说的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等，都是一个意思。
中国历史上已产生过众多的推己及人的先贤，大禹治水就是其中一例。当初，大禹接受治水的重任时，刚刚和涂山氏的一个叫涂山娇的姑娘结婚。当他想到有许多百姓年年被洪水冲走的时候，心里特别地难受。接受任务后，他把个人幸福先放到一边，义无反顾地告别了妻子，立即率领数万之众，夜以继日地开沟挖渠，疏导洪水。在治水过程中，大禹上下奔波，多方治理，期间有三次经过家门口，按说，家有新婚娇妻，理应进去看望一眼才是。但任务繁重、工作繁忙，实在抽不出时间，只得远远望了一眼，又匆匆走过。大禹治水13年，疏通了九条大河，使洪水流入大海，消除了多年的水患，完成了流芳千古的大业。当他终于回到自己的家时，孩子都长多高了，却不认识他。
历史上有推己及人的仁人志士，也有害人害己的小人无赖。有个“以邻为壑”的故事，说的是战国时期，有个叫白圭的家伙，跟大儒孟子大禹治水这件事，竟不知天高地厚地夸口说：“大禹的功绩实在不算什么，要是让我来治理洪水，我一定做得比他更好。”孟子问他怎么治理。白圭说：“这好办呀，不说是河道堵塞吗？把河道疏通了，让洪水流到邻近的国家去不得了，干嘛非要流入大海呢？那样岂不劳民伤财？”孟子一听，非常生气地说：“你错了，白圭先生。你自以为聪明，以为把水流到邻国就万事大吉了。殊不知当洪水聚到一定限度时，还会倒流回来的，会后上游的老百姓造成更大的灾害。有道是，自己不想要的，千万不能推给别人。一个有仁德的人，断断不会做这种缺德事。”
从大禹治水和白圭谈治水这两个事来看，白圭只为自己着想，不为别人着想，难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害人害己。大禹治水则把洪水引入大海，虽然费尽周折，付出了很大牺牲，却从根本上和长远上消除了水患，也为福及邻国人民。大禹治水，才是真正的推己及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信条，这种信条一定规范着人们的道德行为，为后人的为人处世指明了方向。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有许多“白圭”不能恪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做事都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只要对自己有利，哪管他人死活；只要自己的感受不错，哪管他人是喜是悲。
所以，要做一个心里装着群众的人，就要牢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凡事换位思考，多替他人着想，多做对他人有益的事，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
一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我们手里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只能为人民服务；同时，努力践行与权力一致的职责，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出色的成绩。在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把主要精力放在不断提高工作能力、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工作实效上来，用一颗博大的心胸对待自己的下属、对待人民群众，自己不想要、不愿做的，不要强加于他人。对待他人，要少一些抱怨和指责，多一点关爱和理解；少一些阴谋诡计，多一些光明磊落。做到这些，就能减少许多“自寻”的烦恼，对和谐工作环境和密切干群关系，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二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许多领导干部上任伊始，就满怀雄心壮志，满身充满了干劲，期待着做出一番成绩，为此，都渴望在工作中得到下属的配合、赢得群众的支持。如果我们“己所不欲，总施于人”，谁会服你、支持你？谁又会配合你、信任你？在官场中，那些脸难看、话难听的干部，工作肯定做不好，也不会赢得大家的真心拥护。别去抱怨“下属无能”，也别指责“民风彪悍”，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如果我们用笑脸和热情迎老百姓，以支持和理解对待下属，把权力和智慧用于谋发展、谋民生，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造福一方百姓，自然能赢得大家的配合和拥护。
三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在工作中，我们要学会换位思考，也就是多站在地方的角度去认识问题、去理解对方的心情，替对方想一想。如果只顾自己的感受，不顾对方的心理，你的工作就开展不下去。例如，一些干部要求下属按时上下班，严禁迟到早退，自己却以开会、办事等各种理由，任意践踏工作制度，搞特殊化，执行双重标准，这样做，谁又服气呢？如果换位想一想，要是自己是下属，面对“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领导，自己又有什么感受？再如，有的干部到基层去，迎来送往，讲场面、有风光，出尽风头，想一想如果自己是群众，心理又有什么感想？如果将心比心地想一想，就会发现自己的行为有多么出格，有多么不让人待见。
“己所不欲，也施于人”，结果导致恶性循环，激发更多的逆反情绪和厌恶心理，一旦下属和群众对你意见成堆，又怎么开展正常工作？又怎么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成绩？所以，作为各项事业的带头人，领导干部要时刻以身作则，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不仅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客观要求，也是搞好行政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现实要求。做不到这一点，就很容易形成官僚主义和家长作风。
君子敬始而慎终，始终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
这句话出自《荀子·礼论》，意思是，君子自始至终都能小心谨慎，始终如一，这是君子的原则，礼义的制度。
唐朝宰相魏征说过：“善始者实繁，善终者盖寡。”做为领导干部，做事要持之以恒，特别是立志清廉这件事。许多干部上任之初，是立志做一个好官和清官的，但在官场待久了，由于外因的促使，造成内因发生了质变，没有把自己当初的誓言对持下来，误入了歧途，铸成一个失败的人生。
有道是，有好的开端，等于成功了一半。“慎始”，就是要有一个好的开头。做事之所以要“慎始”，原因有二。一是做事如果在开始时就出现失误，就等于埋下祸根，很容易影响今后的工作，乃至全局，造成功亏一篑；二是一开始做事就不谨慎小心，一旦出现失误，容易使人产生的消极思想，失去信心和动力。明朝有一个官吏叫张瀚，他写过一本书叫《松窗梦语》，里面讲了一个故事：他任御史不久，去拜访都台长官王廷相，王廷相给他说了一段见闻——有一次，王廷相乘轿进城，一名抬轿的轿夫穿着一双新鞋，非常珍惜，一直在干净的路面小心行走。不久，遇到下雨，他一不小心踩进泥水坑里，此后就再也不小心走路了，而是踩到哪算哪，任何泥泞都敢过了。王廷相通过这个故事说明一个道理：人一旦失足，就会破罐破摔、无所顾忌了。所以，要有一个好的结局，必须从一开始就十分谨慎。
领导干部要做到廉洁自律，关键就是小心“第一次”，把好“第一关”。第一次把好了关，就能掌握主动，在各种诱惑面前不动摇。如果第一道关被冲破，结果就是节节败退；第一道“闸门”一旦打开，欲望的“洪水”一泻千里，势不可当，想收也收不回来了。为此，在第一次金钱利诱面前，在第一些美色面前，要坚决顶住，果断拒绝，这对领导干部来说是非常关键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把好第一关，在第一道防线上就败下阵来，继而一败再败，落得身败名裂的案例，屡见不鲜。例如，胡长清、李乘龙、刘志军、王立军等这些腐败分子，之所以从地位显赫的官员，沦落为阶下囚，为人所不齿，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面对“第一次”的诱惑，没有把持住，甚至在“下不为例”的自欺欺人中，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潭，悔恨终身。
慎始当然重要，这是无疑的；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敬终。慎始不易，敬终有时更难。元代名臣张养浩说过，“为政者不难于始，而难于克终也。初焉则锐，中焉则缓，末焉则废者，人之情也。慎始如终，故君子称焉”。所以，为官贵在始终如一，不要为了贪图非法利益，而毁掉自己的一世英名。
要做到善始慎终，并不是人人都能轻易做到的。在古今中外，开始做重轰轰烈烈，到最后却沦为不齿于人类的反面教材的人大有人在。“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看到这样的诗句，你会联想到：这一定是一个慷慨赴义的革命志士！不错，这首诗的作者在写这首诗的时候，确实是一位革命志士，但是，到了晚年，他却遭人唾骂，成为汉奸。他是汪精卫。汪精卫早年一腔热血，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1910年，面对同盟会发动多次反清起义的失败，汪精卫决意刺杀当时清朝皇帝的父亲、掌握实权的摄政王载沣，来振奋革命阵营的人心士气。然而刺杀行动没有成功，汪精卫被捕。在狱中，他认为一定会被判处死刑，但是全无畏惧，写下了上述传诵一时的诗篇。当然，他后来没有被处死，否则他的英名不会被断送掉。
汪精卫有幸出狱后，依然是孙中山的一个重要的追随者，参与了多次重大革命行动。孙中山逝世时，他还是孙中山遗嘱的执笔人之一。按说，就是这样一个有着光荣革命经历的人，然而，却在全民族抗战开始之后，投靠了日本侵略者，做了一个傀儡，成为千古骂名。可以说，汪精卫有一个“善始”，却没有做到“慎终”，这是很让人遗憾的结局。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身边那些纷纷倒下去的贪官，尽管他们的经历、地位、权力、手段、方式各有千秋，也不能说他们没有为党和人民做出过贡献，然则殊途同归，就是“慎始”而没有“慎终”，违背了“慎终如始，则善矣”的千年古训。上海原市委书记陈良宇被查处，重庆市的薄熙来、王立军站上了审判台，等等事例，都充分印证了不“慎终”者，无以有“善终”。
还有那些勤奋、清廉了大半辈子的党员干部，在临近离开工作岗位，进入安度晚年的行列之际，却做起了违法违纪的勾当，要么身陷囹圄，要么成为死囚，使一世英名蒙羞，让人心生无限感叹。对于这种晚节不保的情况，有人开容为“59岁现象”。因为59岁临近退休，许多人回想几十年的官场生涯，总觉得付出的多，收入的少；或相比之下，没有其他同僚成就大；或觉得权力过期不用，就会作废，于是铤而走险，最后捞一把。例如，兰州市原市长张玉舜因受贿而受审期间，就深有感触地说：“跌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根本原因是自己长期身居领导岗位，失去了拒腐防变的免疫力，特别是在快退下来的时候，59思想比较严重，在金钱和糖衣炮弹面前打了败仗。”
有个成语叫做“功败垂成”，就是说在即将成功的时候却遭到了失败。在别人只能惋惜，而自己却要承受这种经过努力仍然失败的后果。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全力以赴，始终保持开始时的那种热情、那股劲，并坚持到底，决不松懈，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荀子所言“君子敬始而慎终，始终如一”，需要的不仅仅是毅力，更需要的是智谋。做到善始慎终，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事业，都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对此，领导干部应当在勤政廉政进程中勇于践行，成为一个“一贯做好事，不做坏事的人”，成为一个善于推进工作开展并收到预期效果，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认可的人。一旦做错了一件事，毁掉的就是自己的一生。
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评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
这句话出自晋代葛洪的《抱朴子·极言》，意思是，要搞好个人的道德修养，就要谨慎地对待细枝末节，不能因为收益太小、不值一提而忽视修养，也不能因损害小、无关紧要而不加防备。
细节虽小，却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细节虽小，也能反映一个人的全貌。所谓一滴水也能折射太阳的光辉，也是这个意思。为人处世、修身养性，需要从细节开始，在日常小事上严格要求自己，区别善恶、分清美丑，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一个有志于大事者，也须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持之以恒，小事成大事，滴水汇大河。
有个成语叫“谨小慎微”，意思是以谨慎态度对待细小的问题。或许有人感觉到：清正廉洁无须谨小慎微，只要在大方向、大原则上保持清醒头脑就行了，至于小事小节，不必斤斤计较，要是斤斤计较，岂不是小题大做？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修行者，多年来一直禁欲苦行。所到之处，只随身带一块布当衣服，冬遮寒风夏遮雨，哪里清静就隐居到哪里。时间久了，他感到一块布太少了，换洗起来不便，就下山向当地居民化缘，又要了一块布。不久，他修行的土屋内常有老鼠出没，咬坏衣服，他只好再一次下山，向居民讨了一只猫饲养。后来，他居住的土屋旁边长满了杂草，于是又向居民要了一把锄头……如此一来，天长地久，这位苦行者竟将山下的一个小村庄全搬到山上去了。这个故事表明，人的私心杂念就是由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始的，进而越滚越大，越扯越广，以至最终失去了人生追求的大志向。
这样的道理，我们的领导干部并不是不懂，只是没有在行动上加以注意。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小事小节无碍大德，只要自己立场坚定，大事不犯糊涂，又取得了政绩，小事小节放松一点，也影响不了什么。讲大局、讲成绩，这当然是应该的，但这不能成为不注意小节的借口。实际上，一个人的节操修炼和小事小节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大德行是由若干小德行组成的，大事是从一件件小事做起的。如果连小善都不做，何来大善？如果连小事都看不上眼，大事恐怕也做不成。很难想像，一个不注意小修养的，能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一个在小事上随随便便的人，能在事业上兢兢业业，取得成功。我们强调领导干部有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但这“三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工作和生活小事上体现出来的。如果小节有问题，一个就会慢慢变质；如果在小事放纵自己，离堕落就为期不远了。
我们不妨看看历朝历代中，那些清官廉吏是怎样对待谨小慎微的事吧。东汉南阳太守羊续，上任不久，一位地方官吏就给他送来一条鲜鱼，未费多少口舌，羊续就收下了。这位官吏认为，羊续有一就有二，今日收鱼，明日就收钱。几天后，他拎了更大的一条鱼至羊续家中，却遭到羊续的严厉制止。羊续指着檐梁上挂着的上次送的鱼，威声正色地告诉老府丞，那条鱼他将一直挂下去，作为一个不要再送钱送礼的活告示。
元代大学士许衡，在战乱之后和几位朋友外出，途经刚刚被战争洗劫的豫北地区，当时正值三伏热天，大家顶着烈日赶路，口干舌燥。忽然，他们发现前面不远的路旁，挺立着一棵梨树，树上挂满了黄澄澄的大梨。大家一哄而上，争先恐后上树摘梨，只有许衡端坐在树阴下，不为所动。他的朋友一边啃着梨，一边喊他来吃。许衡说：“梨树的主人肯定逃难去了，我们没有征得主人同意，再渴也不能摘人家的梨吃，这是违背道礼仪道德的。”朋友样照样吃他们的，而许衡忍着饥渴，始终没有吃一只梨。
羊续悬鱼、许衡拒梨，成就了他们的清廉美德。今天，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为了反腐倡廉，更应该加强个人道德品性的修养，小善虽小，可以日积月累；小恶虽小，就会酿成大恶。我们不追求数十年、数百年之后成为后人赞誉的清官廉吏，只求今生今世成为老百姓的“贴心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负自己当初入党时的誓言。
翻开历史，我们也可以看出，那些没有“谨小慎微”，最终成为贪官的官吏，也大有人在。究其原因，都是从小贪到大贪，小节不保，造成大节问题。宋代思想家程颐说：“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祸流于滔天。”领导干部犯了错误，多是因为没有对小事引起足够的防范意识引起的。这些人在犯错时，也曾犹豫，也曾斗争过，也曾想过这件事的严重后果，可还是最终被诱惑拖下水，在侥幸心态的驱使下，迈出了犯错的第一步，从此一步一步地陷入犯罪的深渊。
谨小慎微，重点是注意自己的习惯和嗜好。领导干部的个人习惯和嗜好，好像是一个人的小节小事，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人的政治修养和道德品质。一个在小事、小节上过得硬，在大事上也不会松包。所以说，领导干部一定要从小事上严格要求自己，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经济上的“清白人”，作风上的“正派人”。
也行有人会觉得，在小事上也严格要求自己，是不是太吃亏了？看看周围的同事，活得随随便便，过得轻轻松松，比我潇洒多了，于是就产生了攀比心理。先不说在小事上严格要求会不会吃亏，就说攀比心理，对自己也是非常有害的。领导干部与周围的人可以相比，就看你比什么。如果比潇湘和轻松，就会陷入享乐主义的泥淖。如果比谁当的官大，那又陷入于官本位主义。总是比这些东西，自然就看不上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了。
古人说：“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领导干部的道德修养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积液成裘、积沙成塔。任何细小的高尚行为，都是道德大厦的一砖一石。所以，加强道德修养，应该坚持从小事做起，在持之以恒的积累中，使自己日臻完善、道德修为日益成熟。同时，党员干部从小事做起加强官德修养，还能在群众中起到示范作用，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吸引大家，形成一种人人重德行、讲修养的氛围。
修己者，慎于中也，傈然如履春冰
这句话出自唐代白居易的《策林》，意思是，修身要内心十分谨慎，如履薄冰般战战兢兢。
据《列子·说符》记载，春秋时期出任楚国令尹的孙叔敖曾经说过：“吾官益大，吾心益小。”意思是说，我的官越做的大，处理事务越是小心谨慎。孙叔敖的这句话，富含哲理，也可谓经验之谈，对我们今天的党员干部如何为人处世，有难得的借鉴意义。
在官本位的中国，古往今来，人人都把当官当做一个当做一件最光荣的事，所谓“学面优则仕”，意思就是说，把圣贤之书谈得滚瓜烂熟的人，就可能做官了；谁家要是出了一个当官的，那一定是一件光宗耀祖、鸡犬升天的大事，亲戚跟着沾光，街坊也觉得光彩。在今天，虽然不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一个人如果当上了领导，至少也是一件风光的事。一个跟大家没有什么两样的人，原本默默无闻，甚至没人搭理，可是一旦头上鼓戴了顶乌纱帽，手中有了一定的权力，身价忽然暴涨，走到哪里都有人打招呼，奉为上宾，好不气派。既然如此，为什么白居易却说，做官还要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处处小心谨慎呢？这其中的原因，一是因为官大了，权力自然也大了，人就特别显眼，许多人就会重金贿赂你、腐蚀你，收买你手中的权力，为我所用。过去不是常有富豪夸下海口：“某某官再大，也不过是我养的一条狗而已！”当你被他们拉下水之后，只得任其摆布，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要是有一点不如意，他们就会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再把你拉下台。这样的事，就是今天也屡见不鲜。许多贪官落马，都是被当初行贿他们的人告发的，这足以说明了一切。二是因为官大了，盯你的人就多了，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人监督你，稍有不慎，就被逮个正着，将你举报上去，轻则丢官坐牢，重则杀头丢命。
例如，辽宁省铁岭市财政局原副局长景某，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财产。失去了人生自由的他在忏悔书中写道：“现在，我终于明白，做官与坐牢，如果把握不好，仅仅一步之遥。”无独有偶，湖北荆州市一家法院副原庭长谢某，因犯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坐牢后也发出类似的感叹：“从法官到囚犯只有一步之遥”，并责怪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在坐牢以后才有这样的认识呢？当初为什么不从别人的教训中吸取教训呢？”
其实，诸如做官要小心谨慎之类的话，古人不光白居易说过，其他许多人都强调过。唐代吴兢就认为：“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意思是说，做主人的贪得无厌，必然亡国；做人臣的贪得无厌，必然亡身。做官自然是好事，官当大了，说明你干的不错，有能力，前途无量。可是，当官也是一把双刃剑，官越大，越锋利，一旦受到伤害，伤势会更重。
今天，中国已全面步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代。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竞争越大，诱惑越多。处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为官者一方面是考验多多，一方面是陷阱多多。如果不廉洁自律，任由私欲膨胀，经受不住金钱和美色的考验，目无法纪，迟早会成为不法分子手中的工具，最终自己也成为犯罪分子的一员，失足落马，遗恨终身。当初为你当官而感到脸上有光的，也许马上就与你画清了界线；当初给你拍马屁的人，甚至落井下石。
权力可以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也可以为自己谋个人私昨；既可以为人民服务，也可以为不法分子所利用。如果把握不好，最终被自己的“权力”葬送了前途和生命。从个角度去看，当官与坐牢，还真就是相隔一步之遥！
所以，作为领导干部务必清醒地认识到，手上越是有权力，越不能为所欲为，越要接受监督，自然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在阳光下运行。用手中的权力，去推动党和人民的各项事业顺利地向前发展，造福于社会和人民；而不是滥用权力，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最终个人也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成克杰、胡长清、刘志军等腐败分子利欲熏心，把权力当作个人牟取私利的工具，无异于自绝于党和人民，让人既痛恨又惋惜。因此，我们对于权力处处存谨慎之心、敬畏之心，牢记权力来之何处，用之何处，自觉地做到“权为民所用”，而不是为自己和少数人所用。
欲胜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
这句话出自《吕氏春秋·先己》，意思是，要想战胜别人，必须首先战胜自己的缺点；要想谈论别人，必须首先评论自己：要想了解别人，必须首先了解自己。
这句话的意思，简而言之，就是正人先正己、说人先说己。具体地讲，就是想让别人怎么样，自己要先怎么样；批评别人的缺点，先要改正自己的缺点；要想别人遵守什么，自己得先遵守什么。要做权钱诱惑面前的清廉者，做事业上的成功者，就必然学会自控、自胜、自强。
春秋时，晋国有一名狱官叫李离。李离的部下在办案时贪赃枉法，放走了真凶，却把无辜者抓了起来，屈打成招，定为凶手。李离没有严格审查，听信了部下的一面之词，批准了这个案件的定性，把无辜者判了死刑。死刑执行后，李离忽然明白过来，这可能是一起冤案。经过仔细复查，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但此时人已死，不可复生。为了亡羊补牢，李离一方面严罚下属，一方面缉拿真凶。
真凶归后案，李离又考虑怎样才打能给冤死者一个交待。为此，他痛苦自责，食不甘味。他认为自己草菅人命，无异于亲手杀人害命，应该为这件事承担责任。于是，他给自己戴上枷锁，进宫去见晋文公求死。晋文公见了李离，立即询问原由。李离跪下说：“我违辜负了大王的信任，身为理官，却错杀了无辜。我请求大王依法将我处死，以命抵命。”
晋文公听完事件的前因后果后，长叹一气，说说：“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不就是错判了一个案子吗？你不要过于自责，办理案件难免有失当之处，这就像任用官吏，虽然应该公正地衡量过每个人的才能，唯才是举。但是，在实际任命时，仍难免有偏高偏低的情况出现，这是难以避免的；审理案件也一样，在量刑时，难免偏重偏轻。何况，这个问题的主要责任，在于你的部下，而不是你自己呢？你有错，但错误并不大，可以免罪。”
然而，李离却没有为晋文公的开脱而宽慰，反而驳斥晋文公说：“大王，我是掌管刑狱的最高官员，却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地位让给部下一寸；享受国家的俸禄也数我最多，也从来没有将自己的薪水分给部下一文。现在是我错判了案子，枉杀了无辜，反而把罪责推给部下，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今天，于理于法，我都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
听了李离的一席话，晋文公越发钦佩他，可表面上还是在斥责李离：“照你的逻辑，你也是我的部下，你犯了错，是不是也应该由我来承担呢？是不是也要追究我的用人不当之罪呢？如果你受处罚，那我也应该受处分才对呀？”
李离知道晋文公想为自己网开一面。但以死谢罪的决心非常坚决。他说：“国家的法令早已明文规定，执法的官吏给犯人施错了什么刑，自己就要受什么刑；错杀了好人，自己也应被处死。大王信任我，才任命我掌管刑狱，可现在是我辜负了您，没有把案件断好，理应依法被处死。既然您不忍心处死我，就让我自己来执行吧。”说完，李离拔剑自刎而死。
李离以死来维护国法的尊严，真正做了正人先正己，对于这样的官吏，又有谁不敬佩呢？
2013年3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上任之初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为政清廉应该先从自己做起，己正，才能正人，这是古训，也是真理。”己正，才能正人，就是说每一位领导干部，要想管好下属必须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我们不但要像李离那样勇于替下属担责，还要处处为先、事事严格要求。一旦树立起领导者的威望，将会上下同心，大大提高班子的整体战斗力。
在我国古代，那些使国家大治者莫不是以身作则，来保障法令的贯彻实行。三国时，诸葛亮因误用马谡而痛失街亭，导致北伐失利，挥泪斩马谡。回朝后，又表彰了唯一没有折兵损将的赵云，然后向后主刘禅上疏，请求自贬三级。当时因蜀国后主刘禅昏庸，国势减弱，但诸葛亮仍能以身作则，“禁胜于身”，使得国家法令畅行无阻，使蜀国一直能与魏、吴抗衡。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依法杀婿，更是正人先正己的榜样。原来，明朝的茶叶是国家和西域人交换马匹的主要物资。朱元璋为此制订了“茶法”，严禁个人贩卖私茶。可是，朱元璋的三女婿欧阳伦，却仗着自己的皇亲国戚身份，视国法为儿戏，故意私做茶叶买卖，谋取暴利，还怂恿家人巧取豪夺，大量私收茶叶。地方官员纷纷告发欧阳伦。
然而，面对地方的不满，欧阳伦不但不收敛，反而残酷迫害告发者。朱元璋知道这件事，龙颜大怒，立即命人调查。查明情况后，又立即下命处死欧阳伦，以正国法；同时表彰告发他的地方官吏。朱元璋虽然失去了一个女婿，却赢得了人心，使得“茶法”顺利得到施行。
今天，党员干部身处领导岗位，既有“正人”的职责，又有“律己”的任务。正人是自己的职责所在，律己也是为了防备手中的权力不被用来谋取私利。为此，领导要有自律之心，更要有自律的恒心，在工作或生活中模范遵守法纪，为部下和群众带个好头。只有这样，法律才能畅通无阻，你的话才有威信，政令才能得以执行。如果自身的缺点、毛病很多，管理别人就没有底气，批评别人就不敢理直气壮，部下和群众也就不服你，你就没有凝聚力和号召力。群众会在私下骂你会上一套，私下一套；别人一套，自己一套。
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
这句话出自东汉张衡的《应问》第二章，意思是，不要担心职位不够高，而应该想想自己的德行是不是完善；不要以自己的收入不高而羞耻，而应该想想自己的学识是不是渊博。
东汉的张衡，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文人，他在天文、地震、文学、机械制造、历法、绘画、地图绘制、数学等领域，都有着杰出的贡献，又发明了地动仪、浑天仪、计里鼓车、指南车等，被誉为“全才”。按说，张衡可谓志得意满了吧。然而，他一生献身科学，却不追求名利。有人讽刺他：“阁下能使机轮转动，木鸟自飞，为什么就不能让自己的官位也能飞黄腾达呢？”张衡却说：“我决不会为了谋求高官厚禄，而去奉承权贵。‘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厚，而耻智之不博’”。
张衡淡化官位意识，不在官位俸禄上计较，而是追求个人道德和学识的进步。这种高尚的境界，其实包括着深刻的为人处世道理。
作为一个官场上的人，希望自己的官位一步步向上升，这种思想无可厚非。然而，我们身边却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是靠能力、凭贡献，而是靠钻营、靠不当手段去谋取更大的官位。一旦没有达到目的，就患得患失，失去信心，甚至玩世不恭。其实，身后功名半张纸，无论处在何位，本质和职责都是大同小异的。为官之道，贵在淡泊名利，顺境时淡然，逆境时坦然，保持谋事而不谋官的心态，开心工作，尽职尽责。
时传祥，一个普通的掏粪工，没有任何官职，也不追求什么官职，他所追求的就是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他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干一行爱一行，要用自己的双手，为首都的干净美丽作出了贡献。
时传祥的做人信条是：“宁肯一人脏，带来万家净”。他要求自己无论春夏秋冬，他都带着亲切的笑容挨家挨户地为首都群众掏粪扫污。多年来，他几乎放弃了节假日休息，一有时间，就四处走走看看，问问闻闻，凭着灵敏的职业直觉查找哪里该掏粪——不用人来找，他总是主动去干。这期间，有许多人对时传祥的王作嗤之以鼻，甚至有许多人对他恶语相击，但他从不恼怒，他认为，只要自己理解自己，可以为百姓造福就足够了。因此，时传祥每到一处，不管粪坑外多脏，不管粪坑底多深，他都会想方设法地掏干净。他一勺一勺地挖，一罐一罐地提，一桶一桶地背，每天掏粪背粪5吨多，背粪的右肩都磨出了老茧。日久天长，人们看着这忙碌的身影也渐渐理解了他的辛苦、他的无私，不禁对这位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掏粪工心生敬佩，时传祥的精神世界也处处充满了阳光。
得知时传祥的事迹，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亲切接见了他。刘少奇还对时传祥的事迹给以高度评价，他说：“你当清洁工是人民的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的勤务员。”
时传祥的工作岗位是普普通通的，手上也没有什么权力，但比的不是职位，不是金钱收入，不是享乐，而是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相比之下，那些唯官是图的领导干部，不觉得非常惭愧吗？
作为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应时刻不忘自己肩上的责任。要比，就应该向清正廉明的干部看齐，而不应与那些贪污腐化的败类相比。见贤思齐，向模范比，越比越先进；向败类比，只能越比越坏。在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中，不乏先进人物，朱伯儒、焦裕禄、吴金印、孔繁森、杨善洲、郑培民等等。向他们学习，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就会自觉调整心态，保持良好的状态，自觉筑好拒腐防蚀的“堤坝”。如果与消极腐败现象比，和坏人坏事比，就可能比出不平衡的心理，比出贪婪的欲望，比向犯罪的泥坑，最终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淡化“官位意识”，就要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甘于清贫、耐住寂寞，做人堂堂正正，做官清清白白。而官位意识熏心，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从根本上说是忘记了自己入党参加工作的目的是什么、应该做什么、将来给后人留点什么。如果入党和参加工作的动机不纯，把当官当做是光宗耀祖的事，是尽情享受的事，是挥霍权利为自己捞好处的事，就很容易堕落为贪官和腐败分子。如果入党和参加工作的动机不纯，在工作中就会耍官僚主义派头，在职务上会想方设法拉拢上级，讨好上级，对工作安排会斤斤计较，与组织讨价还价，甚至要官、跑官和买官。这无疑就是自掘坟墓，好不容易混来的官职也不会保得住。
所以，将官位看淡些，既是党员干部必须具备的崇高操守，也是为人处世所必备的豁达胸襟。同金钱一样，人生一世官位再高也不能带到阴间走，为什么要看得太重呢？官位一旦升上去，应该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对自己的要求也严格了；退了下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退下来也还要“心有所属”，继续地为党和人民奉献自身余热，继续为社会多做有益的事情。回想一生，问心无愧足焉。
修善立名者，亦犹筑室树果，生则获其利，死则遗其泽
这句话出自《颜氏家训》，意思是，那些广修善事以树立名声的人，就好比是建筑房屋栽种果树，活着时能得到好处，死后也可把恩泽施及子孙。
公元225年秋天，蜀相诸葛亮率兵南伐，七擒七纵收服了孟获，达到战略目标后开始班师回朝。军队回到泸水岸边，正打算过河时，忽然狂风大作，河水巨浪滔天，将士根本无法渡河。诸葛亮虽然精通天文，却对这瞬间发生的天气变化感到不解，便请教前来送行的孟获。孟获回答说：“这里连年征战，许多将士战死，血染泸水，客死异乡的冤魂便来作怪。所以，谁要想渡河，必先祭供鬼魂。”诸葛亮想：这些鬼魂为国捐躯，成为异乡孤魂，理应祭奠他们才是。便问孟获以什么祭供为好。孟获说：“按照常规，需要用七七四十九颗人头祭供，这会满足要求。”诸葛亮一听，眉头一皱，心想：为了祭奠他们，难道又要增添新的鬼魂不成？岂不是更让更多的士兵白白断送生命？如此循环往复，冤魂岂不是越来越多，泸水永无宁日了？这个方法万万不可。
诸葛亮决定换个方式祭奠。他站在泸水河边，终于想出一个替代办法。便命令士兵杀牛宰羊，斩成肉酱，拌成肉馅，在肉馅外面包上面粉，做成人头模样蒸熟。他将这种祭品称作“馒首”。诸葛亮还亲自拜祭，将“馒首”一个个丢进泸水。顿时风平浪静，大军也顺顺当当地渡了河。这件事传开后，人们就用馒首作供品祭祀各种神灵。由于“首”、“头”同义，“馒首”又成了后来的“馒头”。如今，馒头遍布中国各地，还传到世界各地，至于其中包含着的诸葛亮的爱民精神，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
古代官吏尚且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办事，为老百姓说话，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干部，更要带头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令人欣慰的是，这样的干部在我们中国比比皆是。
陶光辉是一个普通的基层干部，虽然几次换过领导岗位，都能做到亲民为民、干事成事，为当地老百姓挡风遮雨，受到人们的好评。他的口头禅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他常说的话是：“领导干部作为人民公仆，就要为人民执好政、用好权，不能无所作为、甘于平庸。”
陶光辉身上常藏着自己的私房钱，每当他看到需要帮助的群众时，他就会毫不吝啬地掏出来。他在一个镇当书记之初，就听说一位妇女3岁丧母、早年丧夫，再婚后丈夫又偏瘫，儿子智障，自己身患重病，以开一家“小吃部”维持全家的生计。他立即赶过去，捐出了到上任后的第一个500元。此后，陶光辉又相继给一位孤儿和一位患白血病的高中学生各捐了500元。这三个五百钱不多，却体现出一个领导干部对普通民众的关爱之情。这种从自己口袋里掏出的钱，无疑是对老百姓的真情流露。
陶光辉还说，“党和人民把你放在领导岗位上，就要为老百姓办实事，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要落实在行动上”。他在任县委书记后，果断地拆除了政府大院围墙，新建市民广场，清晨市民可以进来晨练、傍晚饭后市民可以进来休闲散步，见到陶光辉还不时打个招呼。公园免费对市民开放，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这样的和谐美好的氛围。
众所周知，我们党的宗旨，除了为人民服务，别无它图。而为群众多办好事、办实事，正是党的宗旨的根本要求。“人民”的内涵，就是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为主体，包括社会各阶层人民在内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人民”，就是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内涵，一般指为集体（或别人的）利益或为某种事业而去工作。共产党的宗旨所指的“服务”，与一般意义上的服务还不尽相同。一是在在动机上是主动而不是消极服务，二是在内容上是创造性而不是墨守成规的服务，三是在行动上是扎实而不是坐而论道的服务，四是在结果上是人民满意度而不是自我满足等。
为人民服务，不是有保留的，而是“全心全意”的，这也是党的宗旨所决定的。要全心全意，就不能半心半意，更不能虚情假意。如果只想着提高自身水平，增加个人成就感，也可能会竭尽全力地做事，但动机不一样。而党的宗旨要求我们“全心全意”，则体现了动机和效果的高度一致性。因此，对于党员干部来说，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也是一种兑现入党承诺，实现党章要求的自觉行动。
满招损，谦受益
这句话出自《尚书·大禹谟》，意思是，自满于已获得的成绩，将会招来损失和灾害；谦逊并时时感到了自己的不足，就能因此而得益。
大凡一个人要想学会一点东西，办成一件事情，就要具各虚心的态度，就要从不自满开始。否则就会认识不到自己的差距和局限，沾沾自喜，满足于一知半解，最终变得孤陋寡闻，被迅猛发展的信息社会所淘汰。
春秋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幕幕大国争霸的激烈场面。首先建立霸业的就是齐国国君齐桓公。他任用管仲做丞相，进行了一系列的内政改革，并加强武备，发展生产，齐国国力就逐渐强大起来了。他又用管仲的谋略，以“尊王攘夷”为号召，联合燕国打败了北戎，并援救邢、卫，阻止了狄族向中原的进攻。公元前656年，齐桓公联合中原各国攻打楚国的盟友蔡国，与楚国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东北）会盟，责问楚王为何不向周天子纳贡。此后齐桓公又安定了周天子王室的内乱，后来齐桓公又多次大会诸侯，周天子也都派人参加会盟，加以犒劳。这样齐桓公成了春秋五霸之首。
公元前645年，管仲重病，齐桓公问他：“大臣中还有谁可以接替你为丞相呀？”管仲说：“了解臣下为人，没有人比君主更清楚的了。”
桓公说：“易牙如何？”管仲回答说：“杀掉孩子来讨好君主的人，是不符合人情的，不可以呀。”齐桓公又说：“那么开方怎么样呢？”管仲忧虑地回答：“开方背弃亲人来讨好君主，也不合人情，不可以呀！”齐桓公不甘心又问：“竖刁这个人怎么样呀？”管仲一听更着急了：“竖刁自己阉割来讨好君主，更不合人情，不可以呀。”管仲死后，已经骄傲自满的齐桓公不听管仲的话，重用了这三个人。
晚年骄傲自满的齐桓公是孤独的，他越来越依赖身边的奸佞小人易牙、开方和竖刁。可是这些他认为亲近的人，后来是如何待他的呢？管仲去世后两年，齐桓公重病，他的五个儿子为了争夺王位，各率党羽互相攻打对方，齐国一片混乱。瘫痪在床的齐桓公被竖刁、易牙和开方三个奸贼禁闭在寝殿里，他们不给他饭吃，也不给他水喝，并在周围筑起几丈高的高墙，以杜绝别人的探视。就这样堂堂一代霸主竟然被活活饿死。当新立的国君无亏把他收殓时，齐桓公尸体在地上躺了整整67天，此时蛆虫已把遗体咬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曾经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而晚年却死得如此的惨不忍睹，这种巨大的反差来自于齐桓公的骄傲自满。他九合诸侯，天下无人能跟他抗衡，志得意满的他以为天下的人都亲近他是应该的，当竖刁、易牙和开方用极端不正当的手段接近他时，他竟然会觉得他们可以信任。最后连管仲劝他的话，他都听不进去，那么他也只好自作自受了。
孙叔敖是春秋时期楚国杰出的政治家。公元前601年，出任楚国令尹时，全国很多的官吏和百姓都来祝贺他。孙叔敖十分高兴，不禁得有些得意扬扬。这时有一个老人，穿着麻布制的丧衣，戴着白色的丧帽，竟然说是前来吊丧。孙叔敖大吃一惊，整理好衣帽出来接见了这位老人。他对老人说：“楚王了解我有才能，才让我担任宰相这样的高官，人们都来祝贺，只有您来吊丧，莫不是有什么话要指教吧？”老人说：“是有话说。当了大官，对人骄傲，百姓就要离开他；职位高，又大权独揽，国君就会厌恶他；俸禄优厚，却不满足，祸患就可能加到他身上。”孙叔敖听了这话，向老人拜了两拜，说：“我诚恳地接受您的指教，还想听听您其余的意见。”老人说：“地位越高，态度越谦虚；官职越大，处事越小心谨慎；俸禄已很丰厚，就不应索取分外财物。您严格地遵守这三条，就能够把楚国治理好。”孙叔敖田答说：“您说得很对，我牢牢记住它们！”
后来孙叔敖尽心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政绩赫然。还主持兴修水利工程，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增强了国力。楚国也因此进人了一个全盛时期。由于行政、治军有功，楚庄王多次重额封赏，孙叔敖坚辞不受。为官多年，家中却没有积蓄。孙叔敖的出色表现也使他成为了历史名人，很显然他是虚心接受了这位老人的建议。这就是“谦受益”的教训。
我们只有时刻明白“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构筑在谦虚谨慎、不求自满的人生追求，才是健康的、有益的，才是对自己、对社会负责的，也是会有所作为、有所成功的。我们应该知道：“骄傲自大的人会招来诽谤、狂妄无知的人会酿成大祸、夸夸其谈的人不讲信用、自私自利的人缺少因缘、奖赏无功的人会导致离心、惩罚无罪的人会引起怨恨、喜怒无常的人会自取灭亡”。
心态体现修养，心态决定行动，心态影响事业。“自胜者强，自知者明”。对于党员干部而言，保持谦逊之心就是保持一种清醒。一名党员干部只有做到平等谦逊，才能以普通百姓的视角去面对人和事，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真正融人群众当中，更好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清醒地认识自我，才能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踏踏实实地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