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利用权力收取种类“保护费”。这类干部往往是权力部门的负责人，他们通过权力“出租”，将辖内的宾馆、酒店或黄色场所实行挂牌保护，从中分得利益；或将他人的赌场采取不查的方法，收取老板的好处；或对非法采矿的矿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不查，以便矿主上门“进贡”。
四是是利用职权，暗中或采取变相的方法开办黄色场所和赌博场所等。这类干部往往让家人办这些场所，一些好色之徒和赌徒，知道这里安全，纷纷前来捧场。
五是利用权力办公司。这类干部往往比较文明，他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关系网，让家人办正规公司，而不断的给自己的公司获取非正当资源，如非不当招标或暗箱操作，或贱卖国有财产或资源，以谋取暴利。
六是利用职权、炒卖地皮，或涉足房地产。这类干部往往主政国土部门，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土地管理权，不实行正当的拍卖，而是暗箱操作，从中谋利；有的甚至自己合伙办公司。
七是贱卖国有资产。这类干部往往利用国有企业倒闭或转型，为了一自己私利，不顾国家利益，要么占为己有，要么疯狂瓜分，要么疯狂贱卖，以将利益占为己有。
八是利用职权，参股采矿。这类干部利用当地的资源，参与采矿，不顾人民生死，以获取最大利润，不少矿难发生的原因，都与这些官员参股有关。
九是利用权力，大开走私之门。这类干部往往是国家的特殊部门，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与走私者相互勾结，形成互惠互利的关系，侵吞国家税收。
十是利用权力和关系，摆平黑白两道。一些私人企业主之间发生纠纷后，往往不愿走官道，怕暴露自己的某些阴暗面，便便通过当地能通天的核心人物来摆平，这些核心人物往往是权力核心部门的关键人物，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关系，两方面恐吓，摆平此事，并从中收取钱财。
以上十种敛财手段，其实归纳的未必完全，贪官们根据具体情况，捞取钱财的手段也在不断更新；有的不是一种敛财手段，而是多种手段并用，出的是综合拳。不然他们的捞钱手段如何不同，但都离不开一个“贪”字。然而，邪不压正，最终都难免将自己送上审判台，被钉在耻辱柱上，成为人民千古的罪人。
廉者憎贪，信者疾伪。
这句话出自《新唐书·陈子昂传》，意思是，清廉的人憎恨贪婪，诚实的人厌恶虚伪。
清廉者憎恨贪官，是因为贪官攫取不义之财，枉顾国法，侵占国家财物，搜刮民膏民脂，败坏社会风气，动摇执政根基，这与一个正直的为官之道背道而驰，给官场摸黑。
自古以来，贪腐分子如过街之鼠，人人喊打。而那些痛恨贪污行为的君王和官吏，对腐败分子也毫不留情。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一个对贪官下手无情的皇帝。他在同臣下总结元朝灭亡的原因时，不止一次地重复过两个字：贪污。所以，朱元璋当权之后，立即颁布了历朝历代最为严厉的惩治贪污的法令，其中规定，贪污八十贯钱的，就要立即绞死；对贪污的官员，可以实行剥皮实草的酷刑。所谓“剥皮实草”，就是在各地县衙前面设置一个土地祠，如果出现贪官，就把他们的皮活活剥下来，挂在土地祠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供人们参观和引以为戒。这种惩治贪官的方法一时震慑了那些想做官发财的官吏。
在惩治贪官方面，朱元璋发现一个杀一个，从来不怕杀得多。在处理一些贪污大案时，难免要牵扯上面的官员。于是，有人劝他念在对方有功的份上，留点儿情；从古现在，虽然不能说无官不贪，但做官发财的观念已根深蒂固，要是见一个贪官就杀一个贪官，岂不是要把天下的官员全杀光了？真若如此，就没人人替他治理国家了。朱元璋却不听劝告，他严辞回答说：“官还怕没有人做吗？又有谁不愿意做官呢？”在他的高压态势下，贪官杀得越来越多，许多县里都没了官员主事，朱元璋仍然坚持自己的法令，决不妥协。县里没有官员理事，他就下令把那些还在押的狱中前县令拉出来，继续到大堂上处理民事纠纷。于是，就有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县令戴着镣铐的县令，坐在人皮草偶下面，审问戴着镣铐的老百姓。
后来，朱元璋仍嫌惩治贪官不过瘾，创造出一个历代统治者都没有想到过的方法：诏告天下，只要发现了一个贪官污吏，就是普通老百姓也可以把他绑起来，送到京城治罪，任何人都不得干涉，谁阻止谁满门抄斩。
朱元璋如此对待贪官，可以说手段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之所以这样下手无情，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贪官对于国家的祸害，历朝历代的毁灭，跟贪官都有关系。为了江山社稷，不能不严惩他们。
为官清廉的人，没有不痛恨贪官的，同时也对那些行贿官员的阿谀奉承之徒也深恶痛绝。因为他们懂得，一个巴掌拍不响，有的贪官落马，除了自己的意志不坚定外，往往是让行贿者拖下了水。唐朝诗人白居易考中进士后，曾做过陕西周至县令。他上任伊始，就有赵乡绅和李财主二人为争夺一块地前来打官司。自古以为，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他们认为这是的打官司的规律。于是，赵乡绅从市场上买了一条大鲤鱼，在鱼肚中塞满银子提到县衙门，准备送给县令。李财主也不某落后，他命人从地里挑了个大西瓜，掏出瓜瓤，也塞满银子送给了白居易。收到两份“重礼”后，白居易不动声色，而是让人贴出告示，宣布明天审案。
第二天，人们看到了告示后，一齐涌向县衙门看热闹。新县令白居易升堂之后，问两个当事人：“你们哪个先说？”过去审案，在没有对案件定性之前，谁先讲，谁就会占住先机，当原名。所以，谁都愿意先讲。赵乡绅抢先说：“大人，我的理（鲤）长，我先讲。”李财主也不甘示弱说：“我的理（瓜）大，该我先讲。”白居易把脸一沉：“什么理长理大？胡说八道！”赵乡绅眨巴眼睛，以为县太爷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连忙暗示说：“大人息怒，小人是个愚（鱼）民啊！”白居易哼哼冷笑说：“本官耳聪目明，用不着你们提示，更不喜欢有人暗中做交易。花钱买通官吏的人，罪加一等。来人，把他们送来的贿银取出来，让老百姓们看看。”
衙役取来鲤鱼和西瓜，当众抖出银子，旁观者一片哗然。白居易厉声喝斥道：“两位大胆刁民，胆敢公然贿赂本官，按大唐律法，各打40大板，决不能手软！”送贿者被打得哭喊告饶，旁边的老百姓拍手称快。
白居易为官不贪，怒打行贿人，申张了正气，维护了公道。这是一种可贵的为官之道。在封建时代法律监管不严的情况，为官执法全凭自己的良心和为人之道。
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那天起，就特别强调廉洁老奉公；1949年成为执政党以来，更是以史为鉴，时刻敲响反腐肃贪的警钟，把反腐倡廉提升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高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慢慢走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党的执政环境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党员和领导干部队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少数党员干部在快速发展的经济大潮中，经不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卖官鬻爵，搞权钱交易，逐渐蜕变成党的败类、人民的敌人、历史的罪人，他们的贪腐行为，严重损害了共产党的形象，践踏了党纪国法，破坏了党群和干群关系，干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因此，每一个领导干部必须从党和人民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来深刻认识反腐昌廉的重要性，不仅自己不贪，也要与一切贪腐行为作坚决斗争，严惩贪腐行为，与贪官污吏势不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