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农业经济超常增长后的滑坡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中国农业改革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农业在超常增长中出现的问题却决不容忽视：
——农业内部积累机制弱化，短期行为严重。对农业投入逐年减少是造成农业后劲不足的重要原因，其中，农业直接投资机制衰退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过去，农村社队集体组织行使积累和投资职能，农村中相当大资金和劳动积累用于农业基本建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和政社分开以后，乡村两级经济实力薄弱，行政管理职能普遍减弱，集体向农业进行投资能力也相应减弱。同时，在一些乡镇企业发展加快，集体经济实力较雄厚地区，对农业投入也在下降。国家从农业投资中抽身出来，集体投资能力减弱以后，但又没有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投资机制和积累机制，缺乏相应政策鼓励农村民间投资去填补机制转换后留下的大量投资空白。相反，目前，政策还形成了投资上的抑制机制：第一，土地承包制由于承包年限的制约，未能调动农民长期投资于土地的动力；第二，农业比较利益低，农民不愿投资于农业。农民采取掠夺式经营方式，短期行为相当普遍和严重，尤其表现为以下3个方面：
对土地重用轻养。近几年来，许多农民只顾当年夺高产，热衷于使用速效化肥，有机化肥剧减。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绿肥种植以及稻杆运用基本被放弃，土地肥力减退。许多地区农民为盖房或赚钱，不惜毁田烧砖，许多耕地变成荒地、水坑。
农民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增加消费和投向利益较多的非农产业。多数地区农民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有的连温饱尚未完全解决，当农业积累职能转到农户后，消费性支出增长很快，生产性投入增长相应放慢。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农民消费倾向主要表现为建房热和婚丧嫁娶、红白喜事、人情往来等方面。不少人借钱造房，欠债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农民对农业投入减少，当然还有农民收入提高不快和现行体制限制原因。1985年以后，农民收入每年增加甚少，扩大再生产能力较弱，许多农户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同时，目前家庭承包经营的规模狭小且不成片，一家一户无法进行较大规模的农田建设和水利工程建设。
——改革举措与政策上的罅漏，特别反映在1984年农村形势及领导者对农村形势的乐观估计，至1985年，农村进入以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为内容的第二步改革。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10项政策》规定。规定指出，“从今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统派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订购和市场收购。”在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同时，国家还采取了一些其他鼓励政策以支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如国家决定拿出一定财力物力支持粮棉集中产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拿出一批粮食按原统购价格销售给农村养殖业、国营养殖业、饲料加工厂、食品加工厂等，鼓励农民发展采矿和其他开发性事业，等等。然而，1985年，农业突然出现滑坡，尤其是粮棉大幅度减产，农业增长率远低于1984年以前。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第二步改革举措及目标上的罅漏重作估价。
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农村工业化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一个长远目标。但是，1985年的步子迈得这么大，则是建立在对粮食形势过于乐观估计基础之上的。1984年3月，对于买难卖难现象还认为主要是流通环节问题。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指出：“为什么出现买难卖难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流通渠道不畅，商品交换不发达。”1984年，粮食、棉花和其他农产品增长出人意料，多少使人们头脑发热，认为出现了“粮食过剩危机”。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粮棉紧缺日子从此一去不复返，中国粮食问题似乎已不是促进粮食生产增长，而是推动粮食转化，从直接消费转到间接消费，即把粮食转化为牛、羊、猪、禽、奶、肉、蛋。1985年政策的基点是对粮食限购、限价以达到限产目的。这年计划收购粮食从上年实际收购的2000亿斤减少到1500亿斤。然而，中国粮食生产基础仍十分脆弱，更何况经过1984年增长极限后，诸种不利于粮食以至种植业发展的因素正在显露。从调整产业结构的角度看，1985年改革的意图是达到了，甚至超过了预期要求。问题在于，这种调整幅度是否有其客观基础，是否合理。农业产业的非农化只能建立在农作物种植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基础之上。1985年粮食大幅度减产，绝非在中国决策者预料之中。粮食减产在某种程度上是粮食播种面积主动减少的直接结果。播种面积减少700万亩，仅此一项就减少粮食200多亿斤。决策者哪里估计到，调减粮食面积还包括农民自发减少种粮，改种其他作物。
——政策因素也造成了不利于粮食生产形势，农民种粮兴趣明显下降：
行政上不断发出限产信号。1984年卖粮难”已经向农民发出限产信号。1985年，农产品统派购制度的配套经济政策是采取压价和限购。某省向下传话，增产100斤粮食就是给国家增加一份负担。因此，利用“封顶”手段来抑制粮食生产的增长势头，加大了卖粮难，从而成为直接导致全国粮食大面积减产的重要原因。
粮棉价格相对下跌，种粮不合算。1979年以来，农业高速发展的重要刺激因素是国家几次较大幅度地调高了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使农业收益率提高。然而，1985年，全国粮食和经济作物收购价格仅分别比上年提高1.8%和1.5%，涨幅甚微，但农村工业品零售价却比上年提高了3.2%，其中，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8.4%。实际上，由于农用生产资料任意涨价加价，农民到手的农药、化肥价格上涨幅度远高于这个指数。
农村各业收益差别较大，构成了对粮食生产的冲击。许多农副产品价格已经放开，而商品粮价格还由国家制订。非粮食农产品经济效益明显高于粮食，收益差别尤其存在于农业与非农业产业之间。据统计，一个劳动力从事第一产业净收入只有861元，而从事二三产业净收益则高达1977元，为第一产业的2.3倍。在沿海乡镇企业发展速度迅速地区差距还要大。农村产业间收益悬殊，引导着农村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非粮种植业和非农产业转移。这一方面成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对粮食生产的冲击。
1985年粮棉大减产以后，“农业发展后劲不足”、“农业危机”的问题就被顺理成章地提了出来。它表明农村第二步改革远未如愿以偿。然而，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农业的衰退难道只是农业和农村问题吗？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当然还有在全面经济过热及对工业和城市倾斜政策中农业再度被冷落，农民利益再次受损的问题。1979年到1984年，工业与农业总产值的增长比例为1.4：1，这是纠正了前28年农业落后于工业倾向的结果。然而，从1985年开始，工业增长与农业增长比例再次拉大，达到4：1，比前28年比例差（2.8：1）还大得多。到1997年，进一步扩大到6.7：1。工业发展远远超过了农业的承受能力。1979年初，在政府关于加强农业的措施中，有逐年增加对农业投资一项。然而，事实是，农业投资无论是绝对还是在国家投资中的相对比重都逐年下降。1979年至1986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由523亿元增加到1176亿元，增长125%；而对农业基建投资却由57.9亿元减少到36.6亿元，下降了37%。这期间，轻工业投资年递增率8.3%，重工业投资年递增率12.2%，而农业则年递增率减5.7%。
——地方财力增加，但地方投资却明显向城市倾斜。“九五”（1996-2000）期间，地方财政支农资金急剧下降。江苏省财政支农资金“九五”比“八五”下降了26.2%，山东省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全省基建投资比重由1978年的11.1%降到2000年的1.97%。农业投资周期长、见效慢、风险大，其效益主要体现在社会方面，不能或很少直接转化为地方财政收入，加之现行价格体系使农业比较利益低，极大地削弱了农业投入对地方财政的吸引力。从信贷倾斜中可以看出，农业贷款增加额在新增贷款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从1985年和1987年两次紧缩银根，农业贷款成为首当其冲的排挤对象就可见一斑。1988年，国家信贷计划安排固定资产贷款增长31·9%，工商业流动资金贷款计划增长15.9%，而农业贷款计划只增长1.6%。不仅如此，农业信用社吸收农民存款也被国家拿走近40%，这笔资金流入城市。农业信贷减少，其原因一是工商业挤压，二是农业金融机构对农业贷款缺乏积极性。由于工业增长过热和投资膨胀，地方政府和企业逼迫各专业银行扩大贷款，各银行逼中央银行，导致增加发行货币和挤占农业贷款。在农业内部，农业银行和信用社为了盈利，要求加速资金周转，而粮食等农业生产投资周期长，还贷能力低，致使农业银行信贷偏重于投向农村工商业，偏重于专业户和重点户。如1985年，农村贷款余额1693亿元，其中，农村工业占15%，商业占68%，而农业仅占13%。
——全国工业投资大幅增加，但为农业服务的农用工业投资却不断下降。1952-1980年，农用工业投资占总投资的4.2%，1980-2000年降到仅占1.3%，其中，农业机械工业投资，“八五”期间占全部投资的1%，“九五”期间降到0.1%。农用工业萎缩的基本原因是效益低。具体说是由以下几点引起的：生产农用工业品只能保本微利，甚至亏本，企业生存难；国家用于生产支农产品的计划内原材料一年比一年减少，企业生产难；企业人员素质下降。由于农用工业品比较利益低，对农用工业投资难以给财政带来高收益，财政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后，地方不愿对农业工业投资。
——在城市工业经济过热增长中，投资膨胀和消费基金膨胀导致持续通货膨胀。1994-1996年，物价上涨指数分别为8%、6%、7.5%。通货膨胀反过来危害整个经济，农业则是受到危害最深的产业。农业资料价格迅速上涨，使经济环境恶化，业已缩小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重又拉开，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价格再次跌入低谷。1980年，江西省每50公斤稻谷可换回26公斤钢材、225公斤水泥，或40公斤柴油，到19%年，只能换回16.3公斤钢材、136公斤水泥，或20.4公斤柴油。据广东省调查，水稻每产800公斤，扣除种子、公粮、饲料、口粮以后，因提价农民每亩增加收入49元，但物资费用每亩增加83元，费用增加超过收入增加的66%以上。农民因1979年以后农产品提价获得的好处被抵冲。在工业和城市发展一片看涨的热潮中，农业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利益激励，农业的衰退也就势在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