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起飞时间晚。中国经济起飞的时间比西方要晚二百多年，是在1980年以后真正开始的。在西方已率先完成近代化、现代化经济起飞，占领了大部分世界市场的不利条件下，中国经济起飞过程才开始。那些工业化国家发动工业化时就积极参与了国际贸易，与世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以血与火的战争和殖民地方式积累了大量原始工业资本和资源，靠着工业化和国际贸易两个轮子促使经济起飞。中国自19世纪中叶发生鸦片战争以来，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下不可能实行显著的社会变革，一直闭关锁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改变，从而坐失了世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使用廉价的不可再生性资源、特别是石油的黄金时机。当对外开放国门打开时，国际市场早已瓜分完毕，以初级产品（大都是资源性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又使中国处于极为不利地位。同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第四次经济长波的下波期（从1973-1975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从而从外部限制了中国经济的起飞。
工业化起点低。作为较晚加入现代化进程国家之一，中国在其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遇到了与发达国家迥然不同的发展条件和增长机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国际比较：欧美各国的工业化大体始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下半叶，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则是从19世纪中叶才开始解体，直到20世纪中叶才开始进入工业化发动阶段。但是，国内五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一再打乱了初期工业化进程。因此，中国比工业化国家大约晚了150—200年时间。目前，中国所处的工业化阶段与工业化国家相比，其生产技术水平和开发利用资源能力的差距甚大，中国虽拥有后发优势，但障碍重重。从人均收入水平看，各主要工业化国家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人均产值起点高（约在200—250美元）（按照1965年价格），美国为474美元，加拿大为508美元，只有日本除外，为74美元。中国20世纪80年代经济起飞时的人均GNP只有250美元左右（1980年的不变价格）。从产业结构看，各主要工业化国家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结构变动起点高，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在30%—60%之间，农业产值占GNP比重在40%左右。而中国20世纪80年代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仍高达70%以上，农业产值占GNP比重为50%，分别比当时工业化国家高出几十个百分点。
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集中。中国正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起飞、90年代的经济加速，是在没有真正完成近代工业化起飞的历史前提下，借助于现代科技革命的全球浪潮、全球一体化和后发优势直接开始现代化起飞过程的。经济体制改革本来应当是现代化起飞助跑阶段的历史任务，中国因缺少直接助跑期，因而将体制关键期、经济发展起飞期和社会现代化临界期三大经济转型奇妙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起飞过程的特殊性、复杂性和综合性。两次起飞二合一以及体制关键期、经济发展起飞期、社会现代化临界期的三合一，使起飞过程特别猛烈，各种矛盾特别丰富、特别集中、特别复杂、特别深刻，有时有些矛盾还表现得特别尖锐和突出。
面临着艰难困苦的体制转型期。中国的经济改革推进到今天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一些明显存在的问题构成了强烈的挑战：一类是社会性问题，如贫富悬殊，工人的失业，农民的贫困，官员的腐败等问题；另一类是体制建设的挑战。由于利益分化，相对立的社会力量的成长，以及社会多元性的发展，需要以具有容纳能力的制度安排做出响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改革将更多地进入到制度建设阶段。在社会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将会遇到主流文明形成过程中曾经遇到过的一切问题。在中国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类似于如何建立一个能够合理配置资源同时又具有自我发展动力的经济体制，如何建立一种以法制与法律体系为基本框架的社会生活的运行机制，如何建立一种能够有效沟通国家与民族、政府与个人的关系，并能够具有较高效率的、体现宪政精神的政治和政府体制，如何在保证社会总体进步，同时最大限度保护个人自由，如何建立一种使科学和理性精神能够正常发育和存在的人文环境。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体制转型中必将会遇到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人口众多，近13亿人口中有9亿农村人口。劳动力资源丰富，人民以勤劳勇敢、吃苦耐劳著称于世，但文化、技术素质低，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困难。经济建设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经济总量有望进入世界前列，但人均收入水平低下，居世界后列。多项主要资源总量居世界前列，但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人均水平，特别是水土资源明显紧缺。农业资源开发历史悠久，开发强度过大，资源承载能力极为有限。各地资源条件差异甚大，承栽能力极不平衡。自然环境多样复杂，既有发展多样化农业的优越条件，也有大量明显不利因素。自然灾害频繁，旱涝时有发生，生态环境基础脆弱，易于失衡恶化，保护与恢复能力下降。
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依照工业化国家经验，工业化实现过程也是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转移的过程，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岗位应由非农产业部门提供。但是，农业在与工业进行了长期不等价交换、支持了工业体系独立和完善的同时，自身释放出的劳动力却无力被工业吸纳。由于农村贫困而无力吸收过剩劳动力，又由于劳动力过多而贫困，致使劳动力素质低下，转而又导致过度贫困，同时还弱化了过剩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能力。这种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迫使中国农村陷入“资本缺乏——过度贫困——素质低下”的恶性循环之中。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还造成了大量二元社会经济现象：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甚至刀耕火种的农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一部分具有工业化、现代化因素的城市同幅员辽阔的以传统方式生产和生活的农村同时存在；少量优秀科学家、学者等民族精英同大量文盲、半文盲人口同时存在。
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长期来，中国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机制力量。1949年以来，由于贯彻“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加上“左”的指导思想下片面追求发展重工业，造成大城市、特大城市日益膨胀，而中小城镇未得到应有发展。在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思想指导下，重重（工业）、轻轻（轻工业），重生产性建设、轻非生产性建设，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业长期来欠账很多。所有这些都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性转移的瓶颈。不仅如此，城乡两个经济系统之间行政格局形成的壁垒也严重阻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在过去一个相当长时间里，实行了口粮配给制和户籍管制，使农业过剩劳动力失去了正常进入城市经济系统的可能性，从而在制度上把广大农民摒弃于工业化过程之外。
初步工业化的短缺症。即支持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不足、能源严重紧张、资金短缺、科学技术落后、教育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除了快速发展中的总量短缺原因外，还存在结构性短缺，就是说既存在某些部门的资本存量闲置，也存在某些部门的资本投入不足。这意味着，在初步工业化后，经济发展缺乏资本存量调整活力大大制约着经济的增长。这种顽症以经济周期波动形式发难，往往首先表现在一些“瓶颈”部门。它们是生产能力和资源约束的硬闸口，当扩张冲动破坏了产业结构均衡，缺乏活力的系统出现生产的务虚状态时，经济运行必然从高潮跌入低谷。
商品经济不足，新经济制度尚在建立，多重经济形式和分配方式并存，正值新旧两神体制摩擦、冲突、转换的剧烈变革时期。旧有的经济体制弊端和经济发展的封闭性仍具很大惯性，封建意识、传统文化、小农经济意识、“左”右倾思想等都还有相当市场，一旦有气候容易死灰复燃。对外开放刚刚纳入国际经济轨道，利用国际资源、市场、资本、技术存在巨大潜力，但也遭遇各种掣肘和障碍，各种无序和乱象影响着改革开放。
这就是本书分析的起点。“增长的极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基于某种哲学的思考和分析。因为，经济发展的规律是波浪型向前的。有高潮有低谷，然后产生新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