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具有两面性，也可以分别称其为“生气”和“煞气”。从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来看，人对宇宙辐射、磁场、声波、原子辐射及引力场的场强都有一个恒定的适应域值。当人生活环境的综合场强正好处于这个域值范围之内时，人的身心健康就能够得到可靠的保障，风水学上将这样的居住环境内的气称为“生气”。如果人长期生活在综合场强远远超过这个域值的环境下，身体和心理活动就都会受到损害，进而导致疾病或死亡产生，此类居住环境中的气则被风水学命名为“煞气”。由此可见，风水学讲究要在居住和工作的环境中制造生气，避免煞气，正是从人类与世界的物理关系中得出的，有相当的理论根据与实效性。
科学的堪舆实践
堪舆学是指导人们选择天时、地利的工具书。它是科学，不是神学。自古以来，从帝王到庶民都极为重视立都、设郡、造宅、修墓的堪舆选址及设计安排布置，以图国富民强，事业兴旺永固。然俗语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秧。”堪舆与一切事物一样并非万能，人的因素第一，风水只起着一个促成的作用。
堪舆学集天文学、地理学、环境学、建筑学、规划学、园林学、伦理学、预测学、人体学、美学于一体，指导人们择地择吉。它是古人为适应生存环境进行科学探索的经验总结。堪舆中的凶吉观实际上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环境观，不仅对古代城市、宫殿、村落、民居、葬地产生影响，而且与传统的哲学、佛教、道教、园林、山水诗画等都有着深厚的渊源。堪舆蕴含了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意义，它的诸多理论在今天看来其实就是一种环抱、养生的理念。例如它的经典理论“藏风得气”说，不能当风口，而应该“藏”以聚气，这不仅符合养生之道，而且也已深入到人的心理范畴——家居的隐秘性和安全性；“负阴抱阳”要求主体建筑坐北朝南，这一点至今仍是住宅选址的首要原则，因为中国地处北半球，按照这一原则可充分享受和利用阳光，这也是中国古人几千年来积累的智慧经验。
另外，从建筑方面看，风水学先于世界发明了很多在当时十分先进的工具，如公尺、鲁班尺等，来测量房屋的高度和宽度。古人通过潜心研究，用公尺来测量门的高度和宽度，用鲁班尺来控制家具的尺寸，从而有效地避免次声波的共振效应，这种做法更是在当时的世界闻所未闻。就是从现代城市建设的角度上看，也需要考虑整个地域的自然地理条件与生态系统。每一地域都有它特定的岩性、构造、气候、土质、植被及水文状况。只有当该区域各种综合自然地理要素相互协调、彼此补益时，才会使整个环境内的“气”顺畅活泼，充满生机活力，从而造就理想的“风水宝地”——良好的生活环境。
总之，堪舆其实是一门综合性实用科学，虽然其中还存在很多局限性，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科学合理的内涵而长存、发展、传承。我们在学习与运用风水学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摒弃其中掺入的糟粕，领会堪舆学的积极精髓，以达到为人类造福的初衷。
风水先生称谓的由来
相传先秦时期，隐于邙山上清宫的道教始祖老子李耳，昔日曾有两名弟子，一名鬼谷仙师，俗名王栩；一名九天玄女，俗名钟静，两位仙长俱通堪舆。
一天，九天玄女云游八百里燕山，在山之半腰，有一黑龙潭，潭中黑龙现身。玄女欲擒此怪，黑龙蹿入潭边黑洞。只见黑洞一分为三，右为风洞，左为水洞，中为冰洞，黑龙隐入冰壁。玄女一直追到冰洞，只见壁上写道：“吾乃昆仑西王母驾下黑龙使者，奉命于此镇守《九天秘笈》，以待风水圣姑九天玄女驾临。”玄女即得《九天秘笈》，看后大悟。又忽然冰壁暴缩，三洞各有宝物相赠：冰洞的“天幻镜”、风洞周文王上演的《易经》原本、水洞的“地玄盘”（即阴阳家所用罗盘）。九天玄女据此修成大道，那得道之地，又是风水两洞，故玄女娘娘又称风水圣姑，学此道者便将九天玄女尊为风水始祖。后来，大道传入人间，所有徒子徒孙执罗盘、看地脉、习学风水之道者，均被人称为风水先生。
【批判堪舆由古至今】
我国古代堪舆学认为，阴宅及阳宅的修建，非但直接关联到当时人的命运，而且将对后世子孙的荣枯产生深远影响。《宅经·凡修宅次第法》中引子夏的话说：“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结论是：人宅相扶，感通天地，故不可独信命也。但对于堪舆的神奇力量，古代先哲中持反对意见的也不在少数。
反堪舆先驱——王充
对于堪舆学的这种说法，早在东汉前期，出身于细族孤门的大思想家王充，就持激烈的反对态度。
王充（27年-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在他倾注了三十年心血而著成的《论衡》一书中，公开激烈抨击堪舆术的思想集中在《四讳第六十八》、《谰时第六十九》、《讥日第七十》、《难岁第七十三》、《诘术第七十四》等篇章中。
在《四讳篇》中，王充着重批判了“西益宅”不吉利的说法。他认为西益宅不祥，是由于“义理之禁，非吉凶之忌”。《谰时篇》批判的是对“起土兴功，岁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的说法。王充的看法是：“如实考之，虚妄迷也。”《讥日篇》着重批判了落葬、祭祀、沐浴、裁衣、起宅、学书必定要选择时日的迷信说法，其中落葬、起宅与堪舆术中的阴宅、阳宅有关。《岁难篇》是王充斥责《移徙法》“徙抵太岁凶，贫太岁亦凶”的篇章。《诘术篇》是王充论驳图宅与五姓关系的文章。
虽说在猛烈抨击中，王充搬出了“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以及“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的命相观，可这无损于他在抨击风水术中所迸发出来的唯物主义的思想火花，并且在反对堪舆术上，也是位伟大的历史先驱、思想斗士。王充的精神，代表了东汉前期的反堪舆思想的精华。
明代反堪舆猛将——张居正
明神宗万历初年，前后主持国政达十年之久，以推行“得盗即斩”强硬手段和一条鞭法新赋税制度闻名的张居正，不仅治国有方，以著名政治家的身份而名垂青史，并且在反堪舆迷信上，他也是位所向披靡、刀笔锋利的猛将。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明世宗嘉靖年间，张居正中了进士，此后，在明穆宗隆庆元年入阁，从而为他在政治上大展宏图铺平了道路。
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请假归葬先人。其时，堪舆迷信之术，不仅广泛深入流行于下层平民百姓之中，就是那些有着较高学问修养的封建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也无不热衷于此。如受“葬地能作人祸福”等堪舆观念的影响，社会上为死者选择葬地之风，比比皆是。然而，在当时这种社会风气的弥漫影响下，张居正在归葬之时，非但没有找风水先生踏遍青山，寻龙问水，并且还写了一篇《葬地论》，全面阐述自己对风水术的看法，由于文章有一定深度和广度，至今读来，仍然熠熠生辉，发人深省。
如堪舆术说：“使死者体魄不安，祸及子孙。”张居正指出：第一，体魄无知，即使葬在土里千年不变，对后世子孙又有何益？第二，那些死于战场，抛尸露骨而未能入葬者的子孙，也多有富贵显赫的客观事实。
此外，从古以来还有好多不信风水的开明人士，他们中不乏高举理性大旗，向堪舆术中惑人的迷信成分进行抨击的无畏斗士。如宋朝大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光，曾写下《葬论》、《论山陵择地札子》等篇章，对当时流行的堪舆吉凶，作了一定批判。明朝一代，除张居正外，较有名的还有王廷相、唐顺之、罗虞臣、项乔等人，都对堪舆术持批判态度。
司马伯康不信葬法
司马光的祖上很贫穷，他的曾祖父待葬时，家族的人都说，殡葬，是一个家族的头等大事，必须先请教阴阳先生，确定日子和墓穴，然后才能入土。
司马光的哥哥司马伯康不信葬法，不赞成请阴阳先生，但又拗不过众人，只好说，找阴阳先生可以，不过得找一个高明的。族人说，附近村子有位张先生，就是高人，几个县的人都请他。
司马伯康于是找到张先生，私下答应给他两万铜钱的酬金。张先生是个普通村夫，世代以此为业，平时为一般人家相墓不过一千铜钱，听了司马伯康的许诺十分高兴。司马伯康说，你能听我的安排，我就用你，否则，我将另请别人！张先生赶紧表示：您怎说，我怎做！
司马伯康按照自己的考虑，亲自定选下葬的日子、时辰，以及墓穴的选址等事项，再让张先生去告诉族人，这些都是张先生按照葬书排出来的，非常吉利。族人们都很满意，一致通过。
司马伯康后来官至卿士，司马家族中当大官的有23人之多。所以，司马光不无讥讽地说：“欲知葬书之不可信，看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