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民间也有相墓的专家。有个善相墓的看见苟伯玉家里的祖坟，就对伯玉的父亲说：“你家当出显贵，但不长久。”伯玉听说此事，说：“朝闻道，暮死可矣。”后来，伯玉辅助萧道成成就了帝业，位极人臣，但不久后被齐武帝诛杀。
随着堪舆大师的出现，完备的堪舆理论体系也在这一时期形成。据《隋书·经籍志》著录，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堪舆著作，如《五姓墓图》、《梁有冢书》、《黄帝葬山图》、《五音相墓书》、《五音图墓书》九十一卷等。可惜这些书都已失传。
对后世影响巨大的堪舆典籍《管氏地理指蒙》和《葬书》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分别托名于管辂和郭璞两位堪舆的开山祖师。
此外，魏晋南北朝的地学著作也有不少。特别要提及的是《水经注》，北魏的郦道元依据《水经》而作《水经注》，所记河流水道1252条，注文达30万字，是《水经》原书字数的30倍。其中对山陵、原隰、泽薮、火山、温泉都有记述，内容十分丰富。这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方志书，对各地的地理形势有细致的描述，如《荆州记》等。这些地理知识无疑为风水师所利用，才使得风水术不断丰富，并得以传播。
历史上第一位以风水起事的风水师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风水起事的风水师，在南朝宋代元徽年间，叫唐寓之。
唐寓之，南朝齐富春人，迁居桐庐。祖上几代都以相墓为业。唐寓之自幼习武，乐于济贫救困，为乡里所爱戴。齐武帝萧赜横征暴敛，徭役苛繁，对逃避赋役的人，称为“却籍户”，一经查获，治以重罪。因此，民怨沸腾。
南朝齐永明三年（485年），唐寓之借其家传风水特长，到处宣扬自己家的祖坟风水好，有帝王之气。一下子就聚集了四百多人，在新城（今之浙江新登县东）举旗起义，夺取官军武器，开仓库，济贫民。继而挥师直捣富阳，邻县百姓闻风响应，聚众至3万余人，声势浩大，先后攻克桐庐、钱唐、盐官（今海宁）、余杭、嘉兴、永兴、诸暨等地。次年春，唐寓之在钱唐建立政权，国号吴，自为吴王，改元兴平，立太子，置百官。接着，遣部将高道度攻东阳郡。不想第一战就被擒住，接着遭诛杀。
【隋唐——堪舆大发展】
隋唐时期，堪舆术进一步蔓延。这一时期的堪舆术不仅承续了汉晋以来的强劲势头，堪舆活动更加盛行于朝野，精于此道者所在皆是，巩固了堪舆观念在世俗社会中的地位，而且堪舆术书也大量涌现，完善了堪舆术的理论体系，对后世堪舆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隋朝堪舆盛景
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但在其存在的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堪舆术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首先表现在堪舆术的盛行。史料记载，隋文帝杨坚在皇后死后，请了个术士为她卜择葬地。这位术士“历筮山原”，选了一处风水宝地，声称：“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即人葬在那里的话，隋可得福荫，享有两千年的国运。杨坚对葬地吉凶的说法抱有怀疑态度：我家祖坟所占的地方，如果说不吉利，可我当了皇帝；如果说吉利，我的兄弟又是打仗死的。不过怀疑归怀疑，杨坚最后还是依术士所言葬了皇后。这也可见当时堪舆择葬在当时的影响之深。
隋代内史令李德林深信堪舆术，据传说葬父母时，他让儿子先卜葬。儿子回来后，他问结果如何，儿子回答：“根据卜葬结果，这地应该出八公。”李德林问地在何处，儿子回答：“东面是村，西边是郭，南面是道路，北面依傍大堤。那村名叫五公村。”李德林长叹一声说：“这是天意呀！八公去掉五公，只剩下三公了。”果然，他的后代中只有儿子和孙子继承了他的安平公爵号。
堪舆在隋朝的盛行还表现在相术大师的出现，如堪舆宗师萧吉、堪舆术士舒绰等。
前面提到的那位为皇后卜择葬地的术士也正是萧吉。隋炀帝杨广继位后，萧吉得到重用，“拜太府少卿，加位开封”。并且在担任太常令期间遍览历代各种相书，也结合自己的实践，箸撰颇丰。史载他“箸《金海》三十卷，《相地要录》一卷，《宅经》八卷，《葬经》六卷，《乐谱》二十卷及《帝王养生方》二卷，《相手版要诀》一卷，《太一立成》一卷”等书，对后世堪舆术的发展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而关于舒绰，他的名气也不小。据《浙江通志》记载，隋宰相杨恭仁准备迁祖辈的葬地，请了有名的五六批相地家卜地。这些人各有一套，杨恭仁不知听谁的好，就密派人回家乡取葬地四角的土各一斗，让众人鉴别。众人均不得要领，只有舒绰分析的与实际情况分毫不差。他说：“此土五尺外有五谷，得其一即是福地，世为公侯。”杨恭仁请舒绰到其地察看，挖地七尺，果然发现一洞穴，贮藏七八斗粟，这里原是粟田，蚁啄而成穴。杨恭仁于是重赏了舒绰。此事传开后，舒绰名震朝野。
唐代堪舆盛景
进入唐代以后，堪舆之风有愈吹愈烈之势。据《通典》记载，唐代不论是官人还是庶人，只要死了，都要“卜宅兆”、“卜葬日”，成为一种很普遍的习俗。
这一时期的史料上有不少关于堪舆活动的记载。如唐初，开国元老徐请人卜葬，得到的占辞是“朱雀和鸣，子孙盛荣”。有个叫张憬藏的相地师不以为然，认为“所占者过也。此所谓朱雀悲哀，棺中见灰”。后来，徐之孙徐敬业在扬州反叛，武则天大怒，派人打开徐的坟墓，焚尸为灰，应验了张憬藏的断言。
唐玄宗也相信风水，《大唐新语》、《太平广记》中有很多风水的记录。唐代甚至设有专门看天文现象的“司天监”，司天监里的官员必须懂风水。
不仅如此，唐代堪舆观念还流传到西北敦煌，从莫高窟发现的文献中有《宅经》。这个《宅经》与现在流行的《黄帝宅经》有所不同，书中记有“占宅者，见形势气色，草变迁移，祸福交并，吉凶代谢。占葬者，辨山岗善恶，营域征邪，鬼神安危，子孙隆绝。”这就把阴宅与阳宅区别开来了。敦煌文献中又有托名为吕才所作的《诸杂推五姓阴阳等宅图经》，书中提出“阳宅福在南，德在西……北有泽，南有高地，及林木茂盛，居其内，吉”。可见，唐代西北有了很系统的堪舆观念，堪舆观念已经遍及到边陲了。
唐代堪舆活动的空前盛行，自然会催生一大批精通术数的高手。他们身份庞杂。如知识分子中就有不少堪舆家。武则天当政时，侍中郝处俊极力反对高宗逊位于武则天，受到武则天冷落。郝处俊死后，有书生经过他的墓地，说：“葬压龙角，其棺必斫。”“葬压龙角”就是埋葬时，棺椁压在了龙脉的角上，在当时是风水的大忌。后来，郝处俊的孙子犯了罪，祸及九族，郝处俊的坟地也被砸开了，书生的话言中了。
官卿士大夫也懂风水。如玄宗的大臣中，张说就精通堪舆。《大唐新语·记异》记载，开元年间，集贤学士徐坚的妻子岑氏死，他向张说请教选择墓地。张说云：平地之下一丈二尺为土界，又一丈二尺为水界。土界有土龙守，水界有水龙守。坟墓不能太接近土界和水界，否则坟墓不牢。
此外，当时许多和尚也懂堪舆术。如江西有个叫司马头陀的，走遍了洪都诸山，发现湖南有一名山，和尚就在山上建立了同庆寺。有个叫王智兴的，年轻时曾为徐州门子。有个道士住在他隔壁，智兴每天起床扫地，总是把道士的大门口也扫干净。道士很感激，说：“我会看墓地，给你家里选块好地。”就引着智兴外出，指着一块地说：“葬先人于此，君当寿，而两世位至方伯。”智兴照办了，后来他果然以战功卓著升至侍中。
当然，纯为术士的人更是不在少数，有的闻达朝野，有的则隐落民间，却都术法高深。如杨筠松、浮屠弘、丘延翰等都是倾誉宇内的堪舆术士。
此外，唐代也有一批反堪舆术的骁将，如吕才等人。吕才以古今史实为依据，批判整理当时流行的各种术数观点，载于《唐书·吕才传》。开元之治的名相姚崇也不相信堪舆。据《旧唐书》卷九十六《姚崇传》记载，开元五年（公元717年），唐玄宗李隆基准备到东都洛阳去，忽然报闻太庙崩坏。按堪舆观念，“行”而有“崩”不利出行。李隆基请来姚崇。姚崇不信这一套，说：“太庙本是苻坚时代所建，年代已久，自然会坍塌，这不值得惊怪。皇上东行，与太庙无关。”李隆基听了姚崇的话，仍然东行洛阳，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
总之，隋唐时期是风水学开花成长的时期，涌现的风水师及其著作，更加扩充和完善了堪舆理论体系。其中的代表作有萧吉的《宅经》，临孝恭的《九宫五墓》，李淳风的《阴阳正要》，张燕公注《葬经》，司马头陀的《水法》，杨筠松的《疑龙经》、《撼龙经》等。
堪舆术士丘延翰
丘延翰（公元650年-655年），唐闻喜人，字翼之。他自幼喜读郭璞之书。相传，丘延翰游泰山，误入山壁石室，遇神人授《玄女海角经》。自此洞晓阴阳，依法择地，无有不吉。
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713年-740年），丘延翰应邀为裴氏族人卜葬，认为裴家祖茔应天子之相。这些话传到太史官及皇上李隆基那里，李隆基心情沉重，他回眸大明宫围，心想，难道大唐江山真会落到裴氏宰臣之手？想来想去还是问问这位大师才好。于是皇上派官员来到河东闻喜上邱村抓捕丘延翰。
丘延翰知道捕快已到，一不躲二不藏，还在捕快身边走来走去，尽管捕快到处张贴告示，手持丘延翰的画像，察道禁行，挨户寻找，都没能抓获，捕臣禀告皇上无法捕获丘延翰，后来皇上下诏赦免丘延翰，颁旨令其携带天机之书进京面上。当时，丘延翰向唐玄宗献上自己著述的《搬砂经》、《海角经》和从九天玄女那里学到的《八字偷天玄机》三卷，自撰《理气心印》，并和玄宗皇帝谈说阴阳象数。玄宗皇帝令祭酒造金匣玉盒，秘藏其书于宫中，封丘延翰为亚大夫，食千户。丘延翰死后还享祀三仙祠，在当时人心目中简直成了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