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堪舆鼎盛期】
宋代是堪舆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堪舆术尤其是择葬术空前盛行，在民间和宫廷都得到人们的虔诚信奉，堪舆类书籍比前代有增无减，古代堪舆史上两大流派——形势派和理气派也最终形成。
宋代堪舆热潮
和隋唐一样，宋代民间也讲究择葬求吉。《朱子家礼》说，老百姓死后三月而葬，先把地形选择好，再择日开茔。
史料记载和民间传说中关于此类故事不胜枚举。如《挥麈后录》记载有宋人范泽善择葬的故事。宋朝人范择善于宣和年中登第，得江西教官，想把父母接来官邸奉养，未料其父走到上饶生病而亡，“寓于道旁之萧寺中，进退彷”，一位老和尚对他说：“寺后山半适有一穴，不若就葬之，免搬挈之劳。”老和尚熟悉风水，看出后山半那个穴位是吉祥之地，范择善就把其父的骨殖葬在那里。后来，范择善升了高官，想把其父的遗骨迁回家乡祖坟。老和尚极力劝阻，但范择善没有听从，而是一意孤行。不久，范择善得罪权贵秦桧，被人弹劾，降低官职，流放到外地而死。这里透露出当时一种普遍的墓葬观念，即葬地决定吉凶祸福，如果轻易改变葬地，吉凶也会逆转。
钱希白《小说》中记载：宋初，钱文炳的妻子死了，文炳从小精于相地术，就在报恩院侧的松林中选得一穴，有个僧人告诉他这里已有古圣贤葬于此，不可重新营葬。文炳不从，掘地发现数重石板，石中飞出一枚黑蜂对着文炳的右眉一螫，文炳头肿如斗，当晚身亡。据说，这是尧时由余氏的墓，动不得的，宋人由这个传说得出凡圣贤旧墓，都不得触动，否则有凶。
不仅民间崇尚堪舆，当时的上层社会也很风行寻龙择穴之术。宋徽宗就是一个很相信堪舆的皇帝。他一直没有儿子，有个叫刘混康的术士告诉他：“京师西北隅地势过低，如培筑增高，当得多男之喜。”徽宗就命令大兴土木，叠起冈阜，高约数仞，后来果然得了儿子。徽宗从此更加相信堪舆术了，他改筑延福宫，又命灵素择地，修建上清宝箓宫，劳民伤财，导致国库空虚，国力下降，政权衰败。他的宠臣蔡京也很相信堪舆，将其父葬在自认为很吉利的地方，后来还是全家被治罪了。
此外，宋代也很注重住宅建设。首先是外环境：“居宅不可无邻家，虑有火烛，无人救应；宅之四周，如无溪流，当为池井，虑有火烛，无水救应。”其次是内环境，《吴兴志·谈志》记载：宋代吴人郡治的房屋布局是“大厅居中，谯门翼其前，卞苍拥其后，清风、会景、销暑蜿蜒于左，有青龙象。明月一楼独峙西南隅，为虎踞之形，合阴阳家说。”建房有许多禁忌，应当选择吉日，否则有灾祸。《夷坚志》记载：南宋洪熙元年（公元1174年），鄱阳新安乡民王五七造屋，有位叫思眼的风水师说用日不佳，犯了凶煞，不利于主人。王五七不听，后竟被摔死。老百姓一听此事，都不敢犯煞了。
可见，在宋代，堪舆术的确是非常盛行，民间百事之举，无不涉及，大则兴福发富贵，小则避凶祸。
形势派与理气派的形成
堪舆学从晋代以后就重于葬术，到了宋代则越来越细化，门类繁多，如九星学等说法，而且形成了流派之分。唐末国师杨筠松，因兵乱，而从长安携带宫中禁书到江西赣州定居，并传弟子廖三、曾文遄等，而曾文遄又传陈抟等人。陈抟本精于《周易》，此时又把《周易》融进了风水术中，所以形成了理气派。也就是说，从这时候开始，堪舆基本就是形势派和理气派两大流派。
其实堪舆中形法和理法的区别由来已久，《汉书·艺文志》所录的两部早期的堪舆术书，《宫宅地形》侧重形胜相地之法，《堪舆金匮》以阴阳五行原理占宅，这可以说是形法和理法分野的开端。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堪舆术的应用大多是将形法和理法相配合。到宋代，堪舆实践经验极大丰富，理论操作方式日益复杂，使堪舆家们渐渐难以执其两端，就有了分宗别派的必要。
形势派源自江西，承续唐末江西派发展而来，主要代表为杨筠松。“形势派”主要突出因地制宜，因形选择，观察来龙去脉，追求优美意境，特别看重分析地表、地势、地物、地气、土壤及方向，尽可能使宅基位于山灵水秀处。
理气派，注重住宅或墓地的方位、朝向和布局。《青岩丛录》、《陔余丛考》等书对风水活动有概述：“一曰屋宇之法，始于闽中，至宋王伋乃大行，其为说主于星卦，阳山阳向，阴山阴向，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
这一流派分宗的格局一直延续至后世，以致丁芮朴在《风水祛惑》中说：“风水之术，大抵不出形势和方位两家。”
宋代堪舆如此盛行，自然会出现许多名师和要籍，其中较有名的有：陈抟的《指玄篇》，赖文俊的《催官篇》，张子微的《玉髓经》等。
油灯定穴的传说
在四川流行着一个“油灯定穴”的传说。
传说苏洵的祖父是一个出家人，号白莲道人，他有一个至交朋友叫蒋山，是当时著名的风水师，蒋山每两年遍游名山大川一次，寻龙布穴，回来后都要到白莲道人的道观中静养修行。
有一天，蒋山告诉白莲道人，他在四方云游时寻得了几块风水宝地，让白莲道人先挑一块。白莲道人想了一下，说道：“我是半路出家，家中还有儿子在读书，不想奢求什么富贵，只要子孙贤能就心满意足了。”
于是，蒋山就带他来到了彭山县象耳山的风水穴位之处。穴场在山峰顶端，大背葬法的常理。但只见地师蒋山从袋里拿出一盏油灯，用火材点燃后轻放在那个穴口，虽然四面来风，但灯火纹丝不动，蒋山手指放灯处说道：“此处就是佳穴之位，葬在这里，你家才能出文章盖世之士，其余地方均不能成穴，不信你就试试。”而白莲道人在自认为可以立穴的地方，用油灯反复测试，灯火均被风吹灭，此时他才真正叹服蒋山高超的风水之术。
一年之后，白莲道人的母亲去世了，他就将其葬在蒋山所点的穴位中。几年后，白莲道人的儿子苏洵就以文章出仕了，并连出了苏轼、苏辙，他们都以诗词歌赋名震天下。这个“油灯定穴”的故事，至今还流转于四川各地。
【明清——堪舆泛滥期】
堪舆学在明清两代广泛流行，历代堪舆理论得到了整理和总结。在实践方面，堪舆活动不只民间盛行，明清皇室建陵对堪舆术的重视和运用可以说远迈前代，影响至今。
明清皇陵堪舆
在明清皇帝陵寝的营建中，堪舆术的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明太祖朱元璋建都金陵（南京），为都城的风水花了不少精力。金陵城外诸山，都面向城内，有朝拱之意。只是牛首山和太平门外的花山，背对城垣，独无拱卫之意，朱元璋为此怅然不乐。传说他命刑部带着刑具，将牛首山痛打100棍，又于形象如牛首处凿石数孔，用铁索锁转，使之形势向内。又让人在花山肆行采樵，不让有翠微生色。后来，明成祖又把都城迁到北京。在营建北京的过程中，始终是按照堪舆术进行的。如天坛圆丘西北有座坐西朝东的斋宫，其朝向很特别，与传统的坐北朝南不一样。这是因为，当时的人认为，皇帝到天坛祭天，苍天是父，皇帝是天子，儿子在父亲面前不能坐北朝南（居尊），否则违背了礼制。甚至斋宫的瓦都不能用黄色，而应用绿琉璃瓦，以示区别。永乐年间修的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的三殿基座呈“土”字形，体现了五行之中，土居中央的风水思想。此后的明朝历代皇帝也都请堪舆名师为其陵寝选定穴地。
清代在陵寝的选址和营建上也遵循历代传统，受到堪舆理论的深刻影响。如清代设有司天监，除负责观天象记天文外，还负责营建陵墓的堪舆工作，墓修得好，有重赏；修得不好，处极刑。
清王朝不仅重视陵墓的风水，对阳宅建筑也是很讲究的。如颐和园的排云殿就是风水极佳之处。排云殿的位置处于从佛香阁至“云辉玉宇”牌楼中轴线的中间，有神物保佑，稳居其中，取太平吉祥之意。殿中大匾上写着“蕃厘经纬”、“永固鸿基”。殿名也是根据堪舆术祖师郭璞的诗“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中的“排云”二字命名。
民间堪舆习俗的风行
明清帝王对堪舆的重视，助长了世俗堪舆活动的兴盛。一般文人雅士或多或少都懂得一点择地相宅方面的知识，更有一些落第文人在举业无望后转作风水先生，也无形中提升了这一行当的整体知识水平。在当时所谓的三教九流中，有俗谣曰：“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丹青四地理，五星六爻，七僧八道九行棋”，堪舆（地理）仅次于读书人、医生和画师，足见其地位和当时公众重视的程度之高。
明清时期有许多关于堪舆的传闻，从中可见当时民众的习俗及心态。如《儒林外史》记载，范进的母亲死后，范进请阴阳先生写七单。当时的阴阳先生是专替丧家推算殓葬日辰、看风水、相地脉、替人家选择吉日的职业术士。七单是记载死者入殓时辰、触犯禁例和七七日期的单子。为“谢风水”，范进花了不少银子。阴阳先生说当年山向不利，只好把棺材搁在家里不葬。终日打听风水宝地，以图得到吉祥的后果。
据《耳邮》记载，清初，浙江诸暨县有个叫陈紫衣的人，为建房特地到绍兴城中请一个姓夏的风水先生勘卜地盘。先给他10块洋钱，风水先生嫌钱少了，又追加了200两银子，风水先生才认认真真地帮他选了块地。可见风水先生名为堪地实则敲诈的嘴脸，以及百姓对风水迷信的程度。
清代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甘肃安定有两户人家，为争坟山打了四五十年官司，坟山有两个坟墓，两家都说是自己祖先的坟墓，每年拜祭时，双方必定发生殴斗，此事一直闹到甘肃总督蔡西斋那里都无法解决。
明清堪舆的特点
明清时期堪舆活动的盛行，也促进了堪舆著述的繁荣。由于堪舆术士中有很多是文人，他们纷纷著书立说，有各执一端者，有形势、理法相杂者，更多有托名古人的伪作，使得这一时期的堪舆出现了庞杂混乱的局面。这一时期的堪舆著作可以说是触目皆是，较著名的有《阳宅秘诀》、《地理秘窍》、《水龙经》、《地理辨正补义》、《相地指迷》等，不胜枚举。
从总体来看，堪舆理论自唐宋以后已基本成熟和定型，因而系统收集和整理历代堪舆著作成了明清时期堪舆研究的一大特色。如清乾隆时期修纂的《古今图书集成·艺术典》专辟《堪舆部》，收集了历代有关风水的各种文献，达30卷之多，可谓集中国堪舆文献之大成。
此外，这个时期注释堪舆理论之风大盛，考证之风兴起。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几乎对每篇堪舆著作都作了考证。对当时流行的《葬书》、《宅经》等大量著作的作者、成书年代、大体内容等，都做了较详细的考证和论述，成为当时重要的堪舆文献资料。
古代帝王之间的风水大战
历代封建帝王为了保住自己的家天下，都十分迷信风水，身边往往都有一批风水先生相随，并因此演绎了中国历史上一场又一场的风水大战。
如当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动摇了明王朝的江山时，崇祯皇帝就派专人到陕西米脂县去平毁李自成的祖坟，想借风水的法宝来割断其蒸蒸日上的生气。而从李自成来说，当他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凤阳朱氏老家以后，一把大火烧毁了崇祯祖辈的皇陵。
再如通过内战夺得自己侄子建文帝王位的永乐皇帝朱棣，在下决心迁都北京后，便处心积虑地设法毁掉元朝苦心经营的“风水”。因桥上的御道盘龙石被凿掉，连金水河也废弃了。当时翰林大学士宋讷曾有诗云：“御桥路坏盘龙石，金水河成饮马沟。”
还有，当金朝强盛时，蒙古首领臣服于金。当时蒙古境内有一小山，气势不凡。有一天，金朝负责望气的官员发现那座山有帝王之气，就奏请皇帝把这座山运到金中都，以铲除蒙古人的王气。于是皇帝派遣了大批兵卒掘凿此山，把它运到中都，堆在琼华岛上，也就是现在的白塔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大规模的劳民伤财举措并没有阻挡住蒙古人的发展壮大，反而加速了蒙古人南下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