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孤儿、青楼妓女到最高学府教授、大画家，古今罕见，她就是，潘玉良！
潘玉良绝非如花美眷，表情甚至透着股不善言笑的刚毅，也许正是她的这种性格，才有了后来孤身在法的四十多年岁月，这份凄清难以想象。她在绝对的男权社会里，把所有的伤和痛都背负着，气象峥嵘，明明已身心疲惫，也还是以一种赤着足的方式走路，而且走得风光旖旎，一路斑斓。
她突破了当时以男性为主体的绘画风气，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她和男性艺术家根本不同处在于，创作于她，是孕育，是分娩，有痛苦，更多的是欢欣；她将每部作品当作亲生骨肉那般怜恤，生前潦倒，迫不得已卖画，竟有“每卖去一件心爱的作品，就好像卖掉一个亲生的儿子”之喟叹。
她完全靠毅力和坚韧去开掘自己的天赋，也炼就了面对苦难的豁达。潘玉良，就是这样，在风雨磨难中，以一个弱者在坚强和容忍中的坦然和微笑。一种叫执着和坚韧的东西，流动在她的一生，她自强不息、桀骜不驯的刚性气质也足以供今天的女人学习借鉴。
【惨淡童年 得遇良人】
没有一个男人或者女人不经受过苦难的洗礼，能变得更强壮或者更美丽。潘玉良本名陈秀清，1895年出生于江苏扬州一个底层贫困的家庭，一岁丧父，两岁时姐姐去世，母亲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终日以泪洗面，在潘玉良八岁时，唯一的亲人母亲也郁郁而终，寄居舅家屋檐下，从母姓张。十三岁时，被赌棍舅父骗卖至芜湖县城的怡春院，当了雏妓。但张秀清显然不甘心这种锦衣苦心的生活，对于她，山珍海味、绫罗绸缎形同虚设，她血液里充满叛逆性和战斗性，渴望自由地飞。
1913年，二十八岁的海关盐业监督潘赞化翩然出现在她的生活中。真实的潘赞化，儒雅、相貌堂堂、身材高大，蓄胡须，穿着的服装样式与众不同，比《画魂》中尔冬升的扮相还胜出一筹。
潘赞化耿直却并不道学，应酬场合也同意叫局，但他只是单纯地想听人唱唱戏、弹弹琴，所以他总是和青楼女保持距离，以免授人以柄。张秀清中人之资，反而让对女色抱着戒备之心的潘赞化放松。张秀清的短处反而成了长处。身边的人多会察言观色，凡有潘赞化，必叫张秀清。
【换姓为潘 感夫大恩】
男人必须动了“我见犹怜”之心，才会乐做救美英雄。对试图为自己“女儿”赎身的客人，老鸨肯定要狮子大开口，更加何况潘赞化又是红透江城的海关盐业监督，老鸨不狠敲竹杠不可能。虽然张秀清并非一等一的青楼专业人才，且刺猬性格常让老鸨暴跳如雷，但潘赞化还是花了巨资才将她赎出。
恰在这时，袁世凯派倪嗣冲为安徽都督，潘赞化遂卸任，携张秀清寓居上海。
两人在上海补办了婚礼。婚前，亲戚、朋友以及同事认为潘赞化“伤风败俗”，均表示不会出席其婚礼。但他的好友当时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一生珍视友情、愤恨旧观念，慨然赴约，并作为唯一的来宾和证婚人出席了这场婚礼。
潘赞化替她改名张玉良。张玉良遵照当时的习俗，姓名前面加上了夫姓，为“潘张玉良”，但不久即自署“潘玉良”，直至去世。潘玉良将“潘”作前缀，当代有人批评为拖一条旧式女人的劣根性尾巴。但我想，那其实是高擎一感恩牌子，每写一次“潘玉良”，或别人每呼一下“潘张玉良”时，便要对潘赞化礼敬一次。她以女性特有的方式，表达着女性特有的柔情。这个前缀，不仅没有降低她的人格和尊严，反而使她更女人，更中国化，更可爱可敬。
和潘赞化在一起的岁月，山温水软，柔情无限。婚后不久，潘赞化辗转到韶关，秘密进入云南，参加蔡锷护国军的讨袁活动。在此非常时期，为了使潘赞化睡得安稳，潘玉良曾持枪站在床前为其护卫。我想，这种生活，在素有男儿之风的张潘玉良心里一定激荡起了别样的豪情，她做这种事，自豪多于惊惧。
喋血生涯让他俩同生死共患难之感，她和潘赞化的感情在相知相惜中得以升华。
陈独秀非常赏识潘玉良在艺术上的潜能，力荐潘赞化送玉良去上海美专学习，还对他俩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应该死去了……如果尽心栽培她，说不定将来会在艺术方面有些出息呢！”这番溢美之词让潘赞化格外高兴，1918年，动用和陈独秀的私交，在刘海粟处多次斡旋，终使潘玉良插班进入上海图画美术学校——即后来的上海美专。
【不做庸妇大追求】
潘赞化在1956年7月24日致潘玉良的信中说：
潘门之后是你一手培植出来的，从牟出世起，老方是你未经我同意，私自作信叫她到上海来，你还记得吧？你到亭子间去住，逼我与她同居，我本来决意不肯，因你的诚意感动，再三苦劝我，不要因你使我断后，否则，不从你，你就活不下去的样子。
当时，潘玉良在学业上突飞猛进，终于可以和潘赞化把酒话诗书了。两情相悦，潘赞化几乎很少回桐城老家。潘玉良怀孕后，却选择了流产。若生了孩子，自己势必从此成为整天纠缠在奶瓶与尿片中的庸俗主妇，她的艺术将会梦断。怎样既让潘赞化享受到天伦之乐，又能保证自己心无旁骛地向艺术殿堂匍匐前进呢？1919年，潘玉良以潘赞化的名义给桐城方氏发去邀请函。
潘玉良清醒地看到，由于出身，由于知识漏洞太多，自己的艺术路比常人更坎坷多艰。但她告诉自己：坚持就是胜利。潘玉良在自我塑造的过程中，没有陷入“忠诚的妻子、贤淑的母亲”等普通女性的窠臼。她从那广大的庸妇队伍中走出，没有将才华与智慧空掷在闺阁中——古来多少有才华的女子终逃不过生育这个劫，而她，终没有辜负上天赐予自己的才智。这是潘玉良之幸，亦是艺术之幸，更是潘玉良对潘赞化最大程度的感恩。
在生存的法则中，潘玉良是强者。她知道爱情有多美好，却也懂得什么对自己最重要。她不会给一粒糖，就要为对方咽一辈子苦水。或许，孩子会让她的婚姻更加美满，让她得到潘赞化更多的爱。可是她知道，她的归宿不应该止步于婚姻。
而潘赞化对潘玉良，救赎的成分比较多。他苦心栽培，一直希望她能够成才，行为艺术一般地扮演着大善人的角色，他从未想过自己要从她身上索取些什么。这样的两个人走到了一起，爱情不一定是最大的原因。可是一旦离开，又会不住地思念，是道德感的牵制，亦是在乱世中相濡以沫过的知遇之情。1921年，她毅然出国，脖子上挂着一个鸡心项链，玻璃下是潘赞化和她结婚时拍的小照。这是她仅存的一点慰藉，正如潘赞化在她生命中的位置：最贴近心脏，却也只有心脏那么大的地方。
【奋起抗争 中性定位】
沉浸在求艺之乐中的潘玉良浑然不知身边潮流暗涌，一些“精神洁癖”者以与潘为伍为耻，在报纸上披露潘玉良的身世，向校方施加压力。此后很多学生闹着要退学。为了大局，刘海粟亲自签署布告，开除了潘玉良。
潘玉良纵然有自备的强大防御功能，也无法承受这突来的打击。她几乎要崩溃。关键时刻，还是潘赞化有主意。通过安徽省教育厅为她取得了官费留学名额。潘玉良喜极而泣。潘赞化再次将她从谷底拉出，并且让她这次飞得更高更远！必须要为潘赞化点赞了！他没有将她当金丝鸟来圈养——他当然是恋她的，但他毫无男性固有的狭隘，不愿委屈她的才情，将她放飞到欧洲。爱一个人是一回事，给对方辽阔的天空是另一回事。潘赞化身边少了一个可心的妾，中国，乃至世界却多了一位富于才情的画家。
1921年，在“法华教育会”安排下，潘玉良乘上去法国的博德斯海轮。但即使是远渡重洋，却在一开始的船上，就有人背后对潘玉良指指戳戳。据与潘玉良同一条船的苏雪林回忆，当时同船一百二十多名学生，几乎都知道她的出身。
潘玉良就这样，一直顶着强大压力逆风而行。个中酸辛，岂是外人品咂得出的。因此，自踏上法国那一刻起，潘玉良便剔除了所有的爱美之心，一心学画，再无别念。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在巴黎师范学校和巴黎俄罗斯艺术学院学习声乐期间，与潘玉良打过交道，她眼中的潘玉良“又矮又胖、长着一个狮子鼻并且嘴唇很厚”，是个不折不扣的丑女人。几乎每个在法见到她的人，都异口同声说她真丑。
潘玉良的性格比较男子化，有一股野莽之气。她性格爽快，敢作敢当。留齐耳短发，大碗喝酒，嗓门很大。男人和她在一起，一般不会把她当成女人，而常常把她当成“哥们儿”一样看待。中性，是她对自己的重新定位。
【苦尽甘来：事业有成 家庭美满】
潘玉良先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法文，两个月后考进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油画，师从达仰·西蒙，与徐悲鸿师出同门。
在一天天的日子里，她又是极能耐苦的，却从来不说苦。在巴黎学画时，她一度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没有接到家信和津贴，忍饥挨饿几近失明。为了多临摹一些大师们的作品，她极少在星期天休息。天还没亮，她就起来，带上画具，往罗浮宫去。常常是口干舌焦，腹痛恶心，饥不择食地啃一块冷面包。第一次赴法留学，虽说有潘赞化周璇，但她是自己考得安徽省政府的双份津贴。
生活的不易，使她早已变得独立自主。改变，并非是她对丈夫的心，而是她对自己整个人生的态度。他是真的爱她，相貌平庸之下的潘玉良，在潘赞化眼中是独一无二的女子，他对她的爱是大爱，不霸占、不囚禁。然而，家有男人，还得掌握实现自我价值。是的，潘玉良是一定要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要不然，怕什么偏来什么，各种麻烦，各种打击，自己会找上门来。
在这里，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也没有任何哀求与退路可论，生活不相信眼泪，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就是女人自己。
她借画布油彩，浓墨重彩泼溅喷薄生命的激情，一个不驯的灵魂一次次打画作中腾跃。这种腾跃的姿势如此桀骜，令人动容，且钦佩至极。1925年，参加意大利美术展览，获奖章和五千里拉的奖金，从而得以到意大利深造，进入罗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学习油画和雕塑。1926年，她的作品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打破了该院历史上没有中国人获奖的纪录。
1928年，潘玉良载誉而归。回国后，她频频举办画展，反响非常。刘海粟的美专向她发出邀请。潘玉良欣然接受邀请，执教美专，开始参加美术社团活动。
在潘玉良苦心安排方氏和潘赞化团圆的第二年，方氏生下儿子潘牟。潘赞化作《迎妇生子》诗：
几回青鸟使申江，避席亭间扫玉床；
大礼躬行迎归妇，天津牵遗小牛郎。
“牛郎”即指潘牟。潘玉良一直视潘牟为己出，将全部的母爱都给了他。她归国后的第一件事，便是亲自到安徽桐城将八岁的潘牟接到上海，亲自担负起教养潘牟的职责。她照顾他的衣食，辅导他的学习，精心侍病，母子情深。
【风雨磨难】
生活不全是鲜花和掌声。家庭和美、事业初成只是一个短暂的美好，很快，潘玉良就触了礁。
一次，在讨论教学的会议上，有同事出言挑衅：“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在这儿当个官，也怨不得我们学校叫‘凤凰死光光，野鸡称霸王’。”潘玉良怒极，一巴掌扇过去，杀了男同事的威风。然而，她知道，无论自己的性格怎么暴烈，她还是无法承受名誉上的诋毁。更重要的是，人身攻击之后，连同她画展上的作品也遭受攻击。在她展出《人力壮士》的时候，有人将画划破，还在上面贴了字条：“妓女对嫖客的颂歌。”这令潘玉良十分难以忍受。
后来，刘海粟被迫辞退了潘玉良。
潘玉良这下终于明白：身世枷锁还牢牢地架在自己的脖子上，稍有不慎，她便面临灭顶之灾。
中大艺术系主任、潘玉良留法同学徐悲鸿向她发出聘书，请她共同主持中大艺术系画室。潘玉良怀着一份希望来到南京，但她受到了冷遇。徐悲鸿画室里人满为患，却没有学生选潘玉良。潘玉良耐心地等待着，最后才有两名学生走进她的画室：一个是郁达夫侄女郁风，一个是徐德华。潘玉良调整好了心态，不抛弃，不放弃，精神抖擞地投入到小众教学中。但在中央大学，潘玉良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是对她艺术才华的直接否定。她分明感到，无论她怎么努力，仍被排挤在主流之外。
而潘玉良需要面对的不止这些，还有来自潘赞化原配夫人的压制。然而，潘玉良在西方自由女权思想下熏陶了那么久，她又如何能忍受？可是，她又不能争什么，毕竟潘赞化夹在中间很是为难。
在潘玉良事业的鼎盛时期，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面临着亡国灭种之灾，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掀起了大规模的救亡运动。潘玉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当时美术界义展义卖活动，发表讲话，谴责一些“知名人士”远离现实话多画少。结果受到一些无耻之徒“妓女不能玷污象牙之塔”等等谗言污语的诽谤攻击。她不为所动，还之以加倍的努力投身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潘玉良，就是这样，风雨磨难中，是一个弱者在坚强和隐忍中的坦然和微笑。我看到，一种叫执着和坚韧的东西，游动在她的一生之中。她自强不息的刚性气质光彩夺目，足以令今天的女人借鉴景仰。
潘玉良镀金归来，本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坦然面对世人，用事业的成功洗刷掉不好的出身。可是她没料到，自己变了，环境还是老样子。中国那么大，留给一个女人的余地却还是那么小。
借着参加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和举办个人画展的名义，1937年她再次踏上赴欧旅程。
这一走，就是永决。此生，她再也没有活着回到祖国。
【有国难归 有家难回】
潘玉良只身旅法数十年，时刻思念着亲人、关心着祖国。她在给潘赞化的作品照片上题诗：
边塞峡口三更月，扬子江头万里心。
新中国刚成立，潘玉良就来信说要回国。潘赞化回信：“朝鲜战争爆发，上海‘天天空袭，人心惶惶’，还是在国外安居几年为是。”这才搁置下来。此后，她鼻疾发作，多次手术，尤其是1952年的手术，术中遇险。
1953年以后的几年，由于王守义为她策划的展览成功，她就忙了起来。那几年是她事业上最成功的几年。1956年，她第二次正式申请回国，但因法国当局不准带回作品而滞留交涉。她曾函请安庆市民政局协助解决此事，却因中法无外交关系未果。
1958年，潘玉良致信潘赞化：“赞兄，我虽然不便同你一起生活，但精神方面你我是相通的……”1965年，中法建交，年迈的潘玉良多次来信要大孙潘忠立去巴黎，一边帮她整理作品，一边好接她回国。然而“文革”爆发了，潘玉良回国梦再次成为泡影。她信中屡屡说自己在精神方面相当痛苦，有家回不得。潘赞化安慰她：“我中国数千年的故事小说，人生遭遇结局总是大团圆，你放心罢，也不能例外呵！”的确，“大团圆”是中国传统故事的统一结局。潘赞化乐观的安慰，还是中国思维。
【“三不女人”潘玉良】
在法国，潘玉良长期住在穷学生常住的小阁楼。和她接触过的人都说她为人善良、内心坚韧。旅法画家贺慕群曾回忆说：“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晚年时她生活在蒙帕纳斯附近的一条小街，住在顶楼，住房兼画室，生活清苦，但仍勤于作画，有时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画，整天都不出来。
她在法国的时候，有个“三不女人”名声：一不恋爱，二不入外籍，三不签约于画廊。
不恋爱，是对潘赞化的忠贞，亦是为自己的名声守节。她一生受恩于潘赞化，而最终却未能留在他身边，心中难免有愧。因而，她一直坚持独身。
不入外籍：她离开祖国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危难，她常常在画中写“边塞峡关三更月，扬子江头万里心”之类的句子，以遣乡愁。她对祖国的忠烈，大概是类似于南渡之时的李清照，虽然一腔热血未能在战场上挥洒，她们却都用艺术的形式将之传承下来。1937年，日本占领南京之时，潘玉良怀着忧愤之情连夜做了《中国女诗人》的雕塑，而这个雕塑的原型便是李清照。
而不签约于画廊，则像是一种固执的坚持。潘玉良不是梵高，她活着的时候就在国际上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她的画在哪儿都能卖到很高的价格，可是她在法国期间却从不与画商合作。缺钱的时候，她就把平庸的作品拿去卖了换面包。然而，那些好作品，她都一一珍藏下来，在她逝世后送回了祖国。
在潘玉良的心中，有很多东西都是被奉在神龛里的，它们比金钱更宝贵，比生命更重要，所以她愿意去做一些看似无意义的坚守。她默默地想着，留住一个名头也是好的。比如说爱情，比如说艺术……
【异国他乡 相依为命】
1951年，潘玉良接到潘赞化的来信，得知潘牟被打成“右派分子”，刘海粟也被打成“右派分子”。潘赞化让潘玉良与潘牟和刘海粟划清界限，实则暗示她此时不宜回家。这让一直苦盼回国和亲人团聚的潘玉良，一颗火热的心，直跌落到冰点。
她只好留居法国。就在这以后，在她的生活的圈子里，有了一个相守相知几十年的蓝领知己。他就是王守义。可以说，潘玉良在她的后半生与在巴黎开中餐馆的王守义相依为命。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法国亦是战乱四起。潘玉良鲜少售画，而她也早与潘赞化断了音讯，生计很快就成了问题。在一次猛烈的暴风雨中，她的画室也被摧毁。是王守义的接济，使她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
她与王守义也不单只一个拥抱，潘赞化于1959年去世后，他们同居在一起，直到去世。
那一年，潘玉良已65岁，王守义大她一岁。两颗孤独的灵魂遂相互依傍，相互取暖。但她并未嫁给王守义，他在出国前已娶妻生子。
王守义还是潘玉良从事绘画和雕塑时的助手、追随者，或者仰慕者。他懂得欣赏潘玉良的品德和才情，无论是辉煌的时刻，还是落魄的岁月，王守义总是默默地陪伴和帮助她，在她的孤独和寂寞里邂逅了很多的温暖。这是潘玉良的一种幸福。这幸福的模式也是很多女人想要的：平淡而真实，有安全感，那是身心疲惫不堪时的最好归宿。
【葬入巴黎 遗作归国】
潘玉良极具沧桑，却又不能事事明讲的，是她所付出的艰辛和所经历的坎坷。从一个没有受过最基本教育的青楼女子成为蜚声世界艺坛的艺术家，潘玉良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在以最拼命的方式迈出。
1977年4月，王守义和潘玉良离开巴黎郊外的住宅，搬进了巴黎政府官员的宿舍。
1977年7月22日潘玉良在巴黎病逝。王守义以十万法郎重金在蒙帕纳斯公墓租下为期一百年的墓地，又为潘玉良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潘玉良着旗袍入殓。墓前鲜花遍地，参加者不同肤色，人们手捧翠菊和紫红色康乃馨，表情肃穆。平滑如镜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镶嵌着长眠者的白色大理石浮雕像。雕像的下方，悬挂着十多枚造型各异而又美观的奖章；右边是一行用中国汉隶体镌刻的碑文：艺术家潘玉良之墓。这是潘牟请安庆的书法家用整张的宣纸书写的。
得知潘玉良已经棺葬于巴黎巴拉斯公墓，家人便将王守义带回来的潘玉良衣物葬成衣冠冢，与潘赞化合葬在一起，并立了汉白玉的墓表。
1985年，在中国驻法使馆的帮助下，经过后人的诸多努力，潘玉良的两千多件遗作终于运回了潘玉良的故乡安徽省博物馆。而她毕生的艺术心血结晶，直到这时才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就这样，从孤儿到雏妓，再到小妾，复至画家，乃至中国最高学府的教授，最后是世界艺坛上著名艺术家，潘玉良在古今中外的经传中，她以不可代替的位置，成为了一个非常特殊的典型：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动荡和文化碰撞的社会巨大变革背景下，经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女性。由于她与众不同的经历和性格，使她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为突兀，也最具代表性的女性艺术家。她的传奇色彩，隔了半个世纪，纵横交错在了我们的今天。
潘玉良警示录：
人生不相信眼泪，纵然嫁得一个有钱男人，还得自身过硬才行。要不然，潘玉良那一生都无法摆脱的出身阴影，就足以让她毁了再毁，崩溃了再崩溃。残酷的现实总是这样，怕什么偏来什么，那一大堆的麻烦，在恶意煽动下，总是会找上门来。
这时候，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就是女人自己。潘玉良就是这样，她做了自己的菩萨，在一道道难关前，她拯救自己于苦难之中。
菩萨就是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