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他，也希望他快乐。从某方面来看，我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开感到难过，我也希望他摆脱这种充满敌意的气氛。不仅仅是为了他，也是为了我自己。别人说他一事无成，我也不会怪他们。但他们说这话的时候我真的恨死他们了，我内心深处一直很惶恐，觉得他们说得没错。不过你不要说我理解对方的话，他到底在追寻什么，我还真的不了解。”
“也许你在感情上能够理解他，但在理智上没办法明白。”我笑道，“你为什么不马上同他结婚，然后跟他一起去巴黎呢？”
她眼底闪出一抹笑影。
“我当然求之不得，但我不能那样做。虽然我打死也不愿承认这点，但我真觉得没有我在身边他会过得好些。要是尼尔森医生没有猜错，他还没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那他只有身处新的环境中，有新的兴趣才能治好他。等他的精神状态恢复正常后，会再回到芝加哥，像其他人一样干一份事业。我也不想嫁给一个游手好闲的人。”
伊莎贝尔从小接受的教养方式让她接受某些灌输给她的原则。她没有想到钱，因为她从来就没想过失去所需要的一切后会怎样，她只是本能地觉得钱很重要。钱和权势、社会地位可以画上等号。男人挣钱是天经地义的事，赚钱这档子事就是他的日常生活。
“你不理解拉里我并没有感到惊讶，”我说，“因为我敢说他自己都不理解自己。如果他对自己的目标讳莫如深，那也有可能是他自己都不清楚。听着，其实我也不怎么了解他，这些都是我瞎猜的：他有没有可能在寻找什么，但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也不清楚，也许他都不大清楚那东西是不是真的存在，不管他在战争中遭遇了什么事，他的内心都无法安宁。你会不会觉得他可能在追求某种虚无缥缈的理想？好比天文学家单凭数学推算知道一个星球的存在一样。”
“我感觉有什么东西在苦苦折磨他。”
“你是说折磨他的灵魂吗？可能他对自己都有些害怕。他心灵的眼睛能隐约看到真实的未来，但他对此并没有什么信心。”
“有时候我觉得他非常古怪，我觉得他就像一个梦游者，突然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醒来了，却想不起身在何方。战争开始前他是个非常正常的人。他最可取的一点是对生活充满热忱，整天糊里糊涂地过活，却也乐在其中，跟他在一起非常开心。他心肠很好，又那么有趣。到底是什么令他像换了一个人？”
“我也不知道。有时候一件很小的事情会对一个人带来特别大的影响，一般取决于环境和当时的心境。我记得有一次在万圣节的时候——法国人称为亡灵节——去一个乡村教堂做弥撒，那个村子在德国人刚进入法国的时候被袭击过。里面挤满了军人和穿着黑衣服的女人。墓地是一排排木制的小十字架。当悲戚、肃穆的仪式进行时，不仅女人，就连男人都哭了。我当时就觉得也许躺在小十字架下面的人比我们活着的人舒服。我把我当时的想法告诉了一位朋友，他问我什么意思。我没办法解释，觉得他肯定把我当成了傻蛋。我还记得，有一次战斗结束后，我看到法国士兵的尸体堆积如山，看起来就像一个破产的木偶剧团将一堆木偶堆在布满灰尘的角落里，因为再也派不上用场了。当时我想到的正是拉里跟你说的那句话：人死的时候还真像死人啊。”
我不想故弄玄虚，让读者误以为我对拉里在战争期间影响极深的遭遇闪烁其词，在适当的时候我一定会披露他的这段遭遇。我想他也没跟任何人提到过。但是，在很多年以后，拉里却把这段遭遇告诉了一个我和他都熟悉的女子——苏珊娜·鲁维埃，跟她讲了那个为了救他牺牲性命的年轻飞行员的情况。苏珊娜向我转述了这件事情，所以，我只能根据二手材料写这段经历，而且我是根据苏珊娜的法语翻译过来的。拉里显然跟他飞行中队的那名男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苏珊娜只知道那名男子的绰号，因为拉里就是这么跟她说的。
“他是爱尔兰人，是个红头发的小伙子，我们都叫他疯子，”拉里说，“我从没见过那么精力充沛的人。天哪，那家伙真像是打了鸡血。他长着一张古怪的脸，笑起来也很好笑，所以你只要看着他就会忍不住发笑。他是个冒失鬼，什么疯狂的事都做得出来。常常惹得上级破口大骂。他从来不懂什么叫害怕，打仗的时候哪怕差点把小命丢了，他也会笑得合不拢嘴，就像碰到了天底下最开心的事情一样。但他天生就是当飞行员的料，在天上的时候他非常沉着，非常机警。他教给我不少本事，他比我大一点点，很照顾我。这事说来挺滑稽的，我比他足足高了六英寸，要是动起手来，我能把他干趴下。有一次在巴黎，他喝醉了，怕他惹事，我还真把他揍了。
“我参加飞行中队的时候有点不适应，担心自己不行，但他经常用开玩笑的方式鼓励我。他对战争的看法很古怪，他并不恨德国佬，就喜欢打仗，跟德国佬打仗让他快活得要命。打下一架德国飞机只会让他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情。那家伙脸皮厚，做什么都疯疯癫癫的，还没什么责任心，但他身上有一种真挚的东西，让你没办法不喜欢他。他会随便花你的钱，而他身上哪怕只剩下一个铜板了，也会给你花。如果你觉得孤独，想家，或者害怕了——我那时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他就会瞧出来，那张丑陋的小脸会笑得满脸起褶子，再说些安慰人的话，让你的心情恢复如初。”
拉里抽着烟斗，苏珊娜等着他继续。
“我们经常连哄带骗地打假报告，这样就能一起休假了，到了巴黎后人一下野了。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开心的时光，计划在三月初休个假，也就是一九一八年，我们早早地制订计划，打算疯玩一番。就在我们出发的前一天，飞行中队命令我们飞过敌人的防线侦察敌情。结果突然碰上了好几架德国飞机，我们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就跟敌机缠斗起来。一架飞机紧紧地跟在我后面，但我先开的火，然后想看看对方是不是被击落了。我用眼角的余光发现另一架敌机也追了上来，我先是一个俯冲想摆脱它，但是那架飞机像闪电一样朝我冲了过来，我心想这下死定了。这时我看到疯子像一道电光一样朝敌机俯冲下来，疯了似的朝它开火，敌机招架不住，只得灰溜溜地飞走了，我们准备返航。我的飞机被打得遍体鳞伤，勉强飞了回去。疯子比我先着陆。我从机舱出来的时候，他们刚把他抬出来。他躺在地上，大家都在等救护车。他看见我时，咧着大嘴笑起来。
‘我把跟在你后面的那个讨厌的家伙干掉了’。他说。
‘你怎么啦，疯子？’我问。
‘噢，没什么。他们打伤了我的胳膊。’
“他脸色煞白，脸上突然露出一种古怪的神情。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就要死了，以前他从来没想过死这样的字眼。他们还没来得及阻拦他，他突然坐起来，哈哈大笑。
‘哈哈，老子要挂了。’他说。
说完便倒下死了。他才二十二岁。本来准备打完仗后回爱尔兰跟一个姑娘结婚的。”
我跟伊莎贝尔这次的谈话结束后，转天便动身前往旧金山，准备去那里乘船去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