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王阳明开口问道：“如何能成为圣贤？”
这让娄谅猝不及防，好在他是大师，只见他微微一笑，漫不经心地说：“圣人必可学而至。”
“如何做到？”
娄谅说：“格物。”
一、阳明婚姻
王华对王阳明的“不安分”着实有些头疼，而且儿子也老大不小了，给他娶房媳妇或许能让他安下心来。
娶媳妇是非常高明的一招，王华确实省了心，可是岳父大人却开始闹心了。
对王阳明来说娶个媳妇不难，状元儿子要结婚，保媒拉纤的还不得踩烂了门槛。官宦子弟结婚，最低层次也要讲求个门当户对。高官重臣子弟的婚姻通常会掺和一定的政治因素。但是，王华没有因为自己当年考中了状元，又在京城做官，就借着儿子的婚姻去攀高枝。王华的未来儿媳妇是诸养和的女儿诸氏。
诸养和与王华乃至交好友，他也是绍兴府余姚人，与王阳明论起来还是他舅舅。王阳明小时候，诸养和在吏部工作，主会试那一年到王家串门，见王阳明活泼可爱，细眉凤目，怎么看都有种贵人相。在听说王阳明出生的各种祥瑞之后，以诸养和的阅历，他认为这孩子以后肯定是个出息人。
诸养和酒酣耳热后，当即口头表示把女儿许配给王阳明，定了娃娃亲。酒醒后，诸养和有那么一丝后悔：嘴咋就那么欠，王华尚在复习功课，他日能否榜上有名尚属未知，允诺似乎有点过早。结果没想到，王阳明九岁时，王华高中状元，一鸣惊人。诸养和暗自窃喜——当年的话说对了。眼瞅着王阳明一天天长大，也不知今日王华是否还记得当年孩子们的婚约。诸养和派人去催婚，都被王华以孩子年幼打发了回来，他心里七上八下的，正愁没辙，王华找上门来了，要求给孩子们择日完婚。诸养和喜出望外，聘礼啊什么的都不用带，人到即可。
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七月，王阳明到了南昌。
南昌有两大标志性建筑，一是坐落在赣江东岸的滕王阁，另一处是位于今星火路的宁王府。
这一年，王阳明十六岁，宁王朱权四世孙朱宸濠九岁，三十一年后，宿命让两人在这里一决高下。
此时，岳父诸养和已做到了江西承宣布政使司参议，正四品大员。
承宣布政使司，意思是“朝廷有德泽、禁令、承流宣播，以下于有司”，是明朝国家一级行政区，前身是元朝的中书行省，明朝避讳称“行省”，而是简称为“布政使司”“布政司”“藩司”，就是我们今天的省级行政区。明朝一个省设有布政使司、按察使司、指挥使司，三权分立，共管一省。布政司主要管理民政、财政、田土、户籍、钱粮等；按察司掌管刑狱诉讼等；指挥使司为军事管理单位，掌一省兵权。
合卺之日，诸府上下，张灯结彩，宾朋络绎不绝，比过年还热闹。结婚当天不如过周末，除了疲惫，只有疲惫。王阳明见这些高谈论阔举杯痛饮的宾朋，感觉结婚也就那么回事儿吧，淡然无味，毫无令人心潮澎湃之感。
诸养和与众位同僚宾朋一醉方休，婚礼圆满成功，女婿人才一表，简直太有面子了，这可能是诸养和生平最高兴的一天。
再热闹的宴席也有散的那一刻。诸养和晃晃悠悠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回到屋子里，呷了口茶，叫了声：“伯安（王阳明的字）……伯安呐……”
不见王阳明回话，诸养和忙命人把王阳明叫来，这小子怎么这么不老实，话说还没到送入洞房的程序。仆人找了一圈不见王阳明，诸养和一下子酒醒了——坏了，王阳明丢了！诸养和派出所有家丁仆人，叫上老哥几个，玩命似的找，就算是翻遍全城，也得找出来。
洪都新府，豫章故郡，南昌对王阳明来说真的是人地生疏。他是外地人，黑灯瞎火的万一跑丢了，迷路了，或者出点别的事儿，那可怎么办？诸养和冷汗涔涔，坐立不安。女儿结婚当夜，女婿丢了，传出去已成笑柄，这都无所谓，关键是若找不到王阳明，怎么向京城的王华交代？
天已经亮了，诸养和老泪纵横，疲惫至极，靠在柱子上，眯了一会儿。正当这时，王阳明大摇大摆地回来了，见状急忙走上前去问安。诸养和百感交集，祖宗啊，你可算回来啦！
原来，昨晚王阳明童心大起，偷偷溜出了诸府，走着走着见前面有一处庙宇，匾额上写着——铁柱宫〔即今南昌万寿宫，始建于晋朝永嘉六年（312年），北宋时期江西文化名人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黄庭坚等捐钱修葺。宋宁宗时，赐匾额“铁柱延真之宫”，简称铁柱宫。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赐名“妙计万寿宫”，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改名万寿宫，沿用至今。近代饱经战火，万寿宫被焚毁，原址处现为南昌市第二十一中学及万寿宫商城〕。王阳明看着看着，信步走了进去，见一名道士端坐榻上，长得鹤发童颜，道貌岸然。
王阳明问道：“道长何处人？”
道者对曰：“蜀人也。因访道侣至此。”
“今年高寿？”
“九十六岁。”
“不敢问道长名讳。”
“自幼出外，不知姓名。人见我时时静坐，呼我曰无为道人。”无为道长问他，“你脸色不好。”
王阳明回道：“自小有肺病，以至于此。”
于是无为道长向王阳明传授了养生导引之术。至次日天明，王阳明离去。无为道长说：“珍重珍重，二十年后，当再见于海上也。”
当然，此事件传奇的成分较大。
王阳明是有惊无险地回到了岳父家，但是按照习俗，王阳明要在南昌待上一年半载，这对他来说，实为一种折磨。于是，王阳明找到了消磨时光的好办法——书法。
练字，属于修身养性的一种良好方法，能陶冶情操，让身心安静。习练书法的基本法主要是临摹，而后临写、背临、创临，经过三种过程才能达到一定水平。至于能否自成一家，只能看天赋了。王阳明天赋异禀，对于书法颇有心得，他曾说过：“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开始练习书法时，对着古帖临摹，纵然临摹得非常相似，但只是形似而已，缺乏神韵。后来为打破这种僵局，每次提笔时都会凝神细想，想一想这个字究竟该怎么写，并不草率下笔，想好了再写。凡经过此种方法，不断实践历练，必出自家风格。凡事皆在心上求索，此为心学之道。
就书法而言，“晋书尚韵，唐书尚法，宋书尚意，明书尚态，清书尚质”，王阳明之书法为当世冠杰，后世多有评价。诸如王阳明书法代表作《矫亭说》，徐渭曾评其书，“翩翩然凤翥龙蟠也”。清人王育将王阳明与朱熹书法对比评价，更为中肯，“朱子之书，骨劲老练，有苍松怪石壁立千仞之势。阳明之书，骨挺神骏，有鹰击长空之态。二者书法骨格清奇，实乃二人功业德行使然。”客观而论，王阳明书法的确很有态度，但与同时代的书法宗师文徵明、祝允明等相比则是“情有余而巧不足”，有一定的差距。
次年，王阳明带着新婚夫人诸氏回余姚省亲，路过广信府上饶，闻听娄谅在此讲学，“做圣贤”的想法又冒了出来，特意去拜访娄谅。今江西省上饶市水南街劳动路娄家巷30号，为当年娄谅、娄性父子讲学之地，是上饶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一年，娄谅六十七岁，王阳明十七岁。
娄谅，字克贞，别号一斋，明代著名理学家。娄谅大有来头，师从崇仁学派的吴与弼。他有一名孙女嫁给了宁王朱宸濠。
吴与弼，号康斋，今江西省崇仁县东来乡小陂村人，明代著名理学家。吴与弼没有师承，没人教他，完全“闭门造车”，好在天资聪颖。传说吴与弼经常后半夜睡不着觉，常常哭泣，久而久之哭出了心得，自学成才，创立崇仁学派。吴与弼教出的学生，非常厉害，一下山就名动天下，主要有陈献章、娄谅、胡居仁、罗伦、谢复、胡九韶、周文、杨杰等。清代著名思想家黄宗羲著作《明儒学家》一书中，将《崇仁学案》位列第一。
吴与弼收娄谅为徒，学习时间一长，吴与弼发现娄谅乃是性情中人，豪迈之士，不屑于凡俗事物，油瓶倒了不扶的主儿。对于做学问而言，没有严谨的精神，事事不关心，岂非成了空谈，这种态度非常危险。于是某次吴与弼带领学生们在田间劳作，对娄谅说：“学者须亲细务。”天性聪明的娄谅一下子顿悟了，此后洗衣扫地亲自为之，不劳僮仆。这一切，吴与弼都看在眼里——孺子可教也。果不其然，后来娄谅成了吴与弼的关门弟子。吴与弼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与他。
娄谅在吴与弼处学习几年后返回上饶。景泰四年（1453年），娄谅乡试中举，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全家都很高兴，唯独娄谅反应平淡，因为他志不在此。他觉得科举与做学问相比，简直不值得一提。为了做学问，娄谅又跑到吴与弼处学习。如此往返十余年，娄谅的父亲强烈要求他去科考。父命难违，娄谅于天顺七年（1463年）去南京参加进士考试。于是收拾行囊，向南京进发。
娄谅走到浙江衢州，忽遇逆风，船无法起航，前去赶考的举子们坐等天晴。娄谅望望天，转身就走，回到了上饶。众人不解其意，娄谅解释说：“此次科考非但不能中举，会反遭奇祸。防微杜渐，是以我才回来了。”家人无可奈何，正当家里人满腹狐疑时，南京考场传来了消息——贡院失火！
天顺七年（1463年）二月九日，南京考场发生特大火灾，烧死举子九十余人。朝廷对遇难的贡士皆赐进士出身。经过此事，众人对娄谅极其佩服，娄谅则认为此乃研究理学、“静久而明”之结果，也就是常说的“天人感应”。
天顺七年（1463年）癸未科会试，因考场失火，改至当年八月举行，殿试推迟至次年（甲申）三月。为了满足家里人的殷切期望，娄谅再次上路，结果名列乙榜，没有进京参加殿试的资格，但具备了做官的资格，官职通常比较小而已。娄谅对此并不在乎，去成都上任待了两个月就申请病退，回家研究理学，终成一代宗师。
二、中国主流思想变迁
理学一词经常会出现。什么是理学？简言之，理学是有宋以降，儒家思想的另一个发展高峰，贯穿后世，故而称之为宋明理学。
什么又是哲学？对我们的生产生活有什么意义？
我们经常会使用到一些哲理词句，点缀事物，丰富生活，那么这里引申出一个问题：哲学究竟是什么，有何作用？
哲学是一门严肃学科，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蔡元培说“哲学之思想，与科学及哲学相随焉”，哲学是自然学科的基础。换言之，人类任何伟大发明，大到核武器、航天飞机，小到筷子、挂钩，皆与哲学息息相关。
天地玄黄，鸿蒙初开，人们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原始人类在生产生活中，渐渐地认识到了自然界的声光雷电，掌握了一些自然规律，譬如日出日落，生老病死。这个时候哲学处于萌芽状态，主要表现在，人们有了东、西、南、北、中的方位概念，也有现在、过去、未来的时空概念。人是群居动物，所以形成群体、部落、民族，他们的世界观形成了部落意志、民族意志、国家意志。简言之，即这群人想要干什么？有地种地，没地去抢，渐渐地形成了本民族的哲学思想和意识形态，于是产生了不同的文明，如游牧民族、农耕文明。
以上为宏观概念，举一个最朴素的哲学思想——穷则思变。
试问一个人一辈子能赚多少钱？例如，按薪金每月5000元，20岁开始工作，60岁退休，工作40年计，一个人一辈子能赚200～500万元。此为一个区间，还是毛收入，况且很多人达不到这个水平。人生走到尽头，油尽灯枯，混个负数也是有可能的。每个人的世界观不同，思想也截然不同。有的人觉得这些钱够花了，得过且过，无欲无求。有的人当然是不甘心的，所以若要享受高质量的生活，首要的客观条件便是争取更多的财富。那么也就有了“穷则思变”之说，想要赚更多的钱，先要改变思想。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乃一连串的思想化学反应，放诸四海而皆准，各个行业，均可使用。我们常说“人穷志不短”，现实生活中这是一句自我安慰的话。长期处于贫穷状态的人，会变得人穷志短。贫穷不是经济状态，而是一种疾病状态。会从根本上改变人的人性，使之坠入深渊。长期处于贫困之中的人，思想久困，碌碌无为，容易走向极端，人性显恶。时间一久，于是形成了：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所以，穷人之所以穷，是缺少思想的改变和创造财富的能力。相反，一个人把自己发家致富的思想及过程形成理论体系，那就是成功学；一个国家把本民族致富的思想及过程形成理论体系，那就是《国富论》。哲学思想是任何自然学科的基础，万丈高楼平地起，哲学是地基，埋在下面。看不见摸不着，但一直存在，如超市里的商品，五花八门，各有卖点，它指导人们的生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
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哲学思想有：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近代西学。根据社会制度的不断变化和统治阶级的意志，政治选择思想，思想服务政治。在历史长河中，各种哲学思想流派争相出场，起伏沉落。
1、春秋战国时期
周灭商后，中国的社会制度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又称封土建国。中国哲学思想经过漫长的发展，到这一时期达到了巅峰状态，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主要思想学派有十家——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杂、兵、小说。每家学派各有自己的思想主张和政治主张。每家学派均将自己的想法述诸笔端，形成文字理论体系，用以来说明阐述自己的思想，学术上称之为“子学时代”。
各家学派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奔走呼号，向统治阶级推销兜售。各个诸侯国纷纷拿起思想武器，武装统治。最后使用法家思想的秦国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法家思想主张，以“权、术、势”逐级统治为根本，建立“以法治国”的规章体系，迎合服务于秦始皇加强中央集权，实行郡县制的政治主张。由此可见，任何一种哲学思想，本无好坏优劣，只是哪一种更适合统治阶级，哪一种才会被选择使用。法家为主流思想的秦帝国，国祚仅仅十五年，公元前206年灭亡，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
2、两汉时期
这就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大秦帝国排山倒海灭掉六国，为什么统一之后“二世而亡”？学者们渐渐地得出了答案——思想不对。最早看到问题症结的人是秦朝遗臣陆贾。还在刘邦起码打天下的时候，陆贾就向他推销儒家思想。刘邦对儒家思想不感冒，甚至持蔑视态度，他说：“老子骑马打天下，还能用得着诗书礼仪？”陆贾反唇相讥：“骑马可以打天下，但骑马能治江山吗？”刘邦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入关时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出台一系列顺应民心、与民休息的政策。
汉建立后，曹参为相时，邀请全国学者探讨治国之道——大汉该使用什么哲学思想统一人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后来曹参听说胶西有一个叫盖公的世外高人，善于黄老之术。当然，所谓黄老之术，传说是黄帝和老子的思想，实乃假托黄帝和老子，融合道家和法家思想，兼顾采用阴阳家、儒家、墨家等诸思想学派的观点综合而成。盖公讲的黄老之术非常简单，一言以蔽之：“政治贵清静而民自定。”在社会政治领域，黄老之术主张“是非有分，以法断之，虚静谨听，以法为符”，君主应“无为而治”，“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黄老之术对西汉初年的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出现了“文景之治”，这种思想治国方略，又被称为“黄老政治”。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黄老政治最后一位统治者窦太后去世，汉武帝朝纲独揽，儒生博士董仲舒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主要建议：君权神授、罢黜百家、尊王攘夷、建立太学。在地主阶级中央集权制形成，迫切要求树立王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历史背景下，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从此儒家思想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官学有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博学。学者们纷纷对儒家经典著作进行注疏，学术上称之为“经学时代”。代表人物董仲舒、贾逵、许慎、马融、服虔、卢植、郑玄等。
3、魏晋时期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地主阶级走向政治舞台。改朝换代必须有新的思想理论作为官方哲学。在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儒家思想有短板，为了弥补其不足，加入了道家思想。玄学思想是儒道合流，又称新道学。统治阶级用这套思想为自己的合法地位进行有力辩护。但玄学无力巩固统治阶级的合法地位，这是由玄学的出世、超生死、得解脱的核心思想决定的。因此，这套政治思想逐渐沦为精神养生术。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
4、隋唐时期
东晋以降，佛教发展迅速，到隋唐时代，佛教经过起初传入时与中国文化的冲突，逐渐变为融合，形成本土化的佛教，被朝廷与民间广泛接受。这时期佛教涌现出诸多与中国文化完全融合的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等。所以，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学术上称之为“佛学时代”。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转型期，先后是两个大一统朝代。地盘大、人口少、民族多，思想复杂，隋唐时期便采用了儒、释、道三家思想并用的政策。三家相互诘难，又相互吸收，各有所长。最后结果是，佛道被尊崇，儒家衰微。
需要一提的是，唐朝著名的韩愈力排佛老，对佛教的态度是“焚其书、庐其居、人其人”，可谓极力排斥，非常极端。同时，韩愈极力提倡儒家思想，为“宋明理学”开了先河。
5、宋明时期
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后，唐朝名存实亡，形成了藩镇割据局面。907年，朱温建立后梁，中国社会进入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代。960年，赵匡胤陈桥驿兵变，建立宋朝，经过多年征战，平定中原。在这一时期，儒家那套思想又适合了时代的发展需要。
儒家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有了新的发展，中期时由范仲淹提倡，理学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继之，开北宋理学之先河。后来逐渐形成了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朔学”、苏轼“蜀学”，后来谈兼性理的道学逐渐走向正统地位，学术上称之为理学，被认为弥补了儒家思想的短板，构建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
一批有识之士，如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等学者对佛老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不再像韩愈那样完全排斥，而是从中吸收养分为儒学所用。面临佛教、道家的思想压力，儒家完成了一次自我更新和重新构架，吸收佛老精髓形成了新儒学思想，一直贯穿到明代，所以这一时期称之为“宋明理学”。
那么，在理学之前，儒家思想的短板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没有终极预设和辩证思维。
如佛家的终极预设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辩证思维是轮回说、因果说。道家的终极预设是“羽化登仙、无为而治”，辩证思维是阴阳说。
理学家们为了弥补了儒家短板，提出的终极预设为——天理。而辩证思维则直接采用了道家的阴阳说。
其时，理学主要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程颢、程颐）的“洛学”、王安石的“新学”、司马光的“朔学”、苏轼的“蜀学”等。
程颐（伊川先生）的“洛学”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到南宋朱熹集为大成，称之为“程朱理学”。陆九渊上承孟子、程颢（明道先生），创立了“心学”，明代王阳明集心学之大成，故称“陆王心学”。
另以吕祖谦、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到清初的黄宗羲演变成“浙东学派”。
朱熹的理学思想（朱学）在他生前并未取得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一度被认为是伪学。门人遭到迫害，流离失所。南宋末年，庆元党禁解除，朱熹理学方得到统治阶级认可。元代仁宗皇庆年间，科举以朱熹《四书集注》及五经的朱学传注为思想准绳，实际上朱学仍未受到重视。直到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年），官方修成三部《大全》，即《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标志着朱学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
朱熹作为一位儒家宗师，作为唯一一个非孔子的亲传弟子却享祀孔庙的人，有些理论确有独到见解，诸如“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自敬，则人敬之；自慢，则人慢之”“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云云。朱熹的治学思想，有自己的一套把式。然而，缺点也是有的，例如过分提及“三纲五常人伦秩序”，再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和“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观点，比较压抑人性。
原始的儒家思想，是“思无邪”，非常厚道，实用也实在，没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孔子无罪，过分强调人伦秩序，压抑人性，这些理论并非是他提出的，而是理学家们发展出来的。朱学原是一种学术思想，由于很对统治阶级的胃口，许多想法与上峰极为吻合，所以它才被确立为正统思想。统治阶级“拿来主义”地将其原有思想直接异化，以适合其统治需要。当然，统治阶级的意志决定了国家的意志和民族的未来，并非学者之误。理学作为地主阶级新的思想理论体系，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过分强化封建礼教、维护宗法等方面，也限制了中国人的思维。自此，昔日那个积极的、血性的、健康的中华民族，由攻转守变为消极的、保守的、病态的、迷茫的民族。
朱熹的代表作《四书集注》，被官方修订放大为《四书集注大全》，以朱熹本人思想为主，收录朱熹门人的理论以及其他一切符合统治阶级思想的哲学理论，成为科举考试之教科书。对此，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批判明代官方教材：“抄袭成书，内容陋劣，经学之废，实自此始。”
明代确定朱熹理学为官方教材后，出现了两位大师——薛瑄和吴与弼。
薛瑄与弟子张鼎、阎禹锡等形成“河东之学”，再由段坚门徒周蕙及其再传弟子吕柟等，形成明中期的“关中之学”。吴与弼则代表“崇仁学派”，门人有陈白沙、娄谅、胡居仁、罗伦、谢复、胡九韶、周文、杨杰等。学生们又分为两派，以陈献章为代表，得吴与弼“静观涵养”之理，开启“白沙学派”；娄谅、胡居仁得吴与弼“笃志力行”之精神，创立“余干学派”。同时，黄宗羲认为，娄谅开了“姚江学派”的先河，阳明心学诞生之后，“姚江学派”发扬光大，影响整个中晚明时期。
6、清代朴学
经过中晚明的思想激荡，阳明心学逐渐转为实学，称之为“清代朴学”。
清代朴学是对穷心于“天理”、“人欲”，不出“心、性、气、理”范畴，淡忘儒学忧时济世传统，空谈误国的明代王学末流的反动，也是儒学自身发展史上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朴学的出现，一个重要原因是清朝统治阶级“文字狱”盛行，学者唯考据不出事。此外，朴学也仅仅是清代新学派的重要分支，主流思想意识还是朱熹理学。
朴学的成熟与鼎盛期在清乾隆、嘉庆年间，出现了“乾嘉学派”，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当代，在保存和传递古代文化遗产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与重要的价值。“乾嘉学派”的共同之处是重汉学、识文字、通训诂、精校勘、善考证。主要代表人物有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
7、近代西学
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促使清廷在1860年推行了洋务运动，继承明末利玛窦等人的“西学东渐”之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观点，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甲午战争后，清朝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标志着西学正式确定地位。主要代表人物有林则徐、魏源、张之洞、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李石曾、蔡元培、邹衍等。
三、姚江之学，娄谅为发端
娄谅满腹经纶，门人广博，传道授业解惑，但娄谅发现求教的学生们，真想做学问的不多，想以此应付科举的不少。所以少年王阳明的到来令娄谅极为兴奋。娄谅治学严谨，个人道德修养很高，以“收心、放心”为居敬修养之法门，以“何思何虑勿助勿忘”为道德修养之要旨，简言之，仪表庄重，内心坦荡。
娄谅每天早上起来，梳洗打扮后，先拜家祠，然后接受家人及学生们的请安。他对穿衣打扮特别讲究，但凡有客人来了，娄谅不管多忙，不管客人多急，他都得整饬襟裾打扮得有板有眼再去接见客人。黄宗羲《明儒学案》说：“姚江之学，先生（娄谅）为发端也。”作为对王阳明开导蒙昧使之明理的启蒙者，“发端”娄谅绝对够格。
在王阳明见到仰慕已久的娄谅之后，后者先谈了一下儒家的学术热点话题——格物致知。把他多年研究的朱学关于“格物”的解释，通过自己的理解，用两人都能听明白的普通话给王阳明上了一课。不过他发现王阳明兴趣点不在这上面。
忽然，王阳明开口问道：“如何能成为圣贤？”
这让娄谅猝不及防，好在他是大师，只见他微微一笑，漫不经心地说：“圣人必可学而至。”
“如何做到？”
娄谅说：“格物。”
王阳明面色茫然，懵懵懂懂。
娄谅举例说明：“你看我与我先师康斋先生，躬身细务，皆以格物成名。天文地理，无所不知，连你此刻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这就是‘格物’的功夫。”
王阳明微微颔首，有所顿悟。
做圣贤，有这想法是好的，但那不是一句空话，单凭思维遨游远远不够，需要脚踏实地，格物穷理，获得更多知识，并且身体力行踏踏实实地走。
王阳明早年确立要成为圣贤的人生方向，如今娄谅给他讲的这堂课，使之找到了成为圣贤的可能和方法。这堂课没白上，虽然只有短短的七个字（圣人必可学而至），但对于天分极高的王阳明来说足够了。娄谅的教导将他内心做圣贤的小火苗燃起，接下来的人生里，他将用星星之火，燃烧中国思想界的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