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王阳明错误地理解了“格物”，却得出了正确的“天理”。
晚年始悟：“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心上做。”
所以，王阳明说：“人人皆可为尧舜。”
一、守仁格竹
思想一变，人的性情也会变。
拜访过娄谅之后，王阳明回到余姚老家，往昔那个嘻嘻哈哈调皮捣蛋让家人不放心的孩子消失了，他更像一个成年人。受到娄谅的影响，王阳明一天到晚“格物”，冥思苦想，格来格去，结果也没弄出了个所以然。看来“格物”还真是一个技术活，没两下子“格”不出来学问。
而正当王阳明做着“格物”功课时，爷爷竹轩翁王伦去世了。
在对孙子的教育方面，竹轩翁潜移默化地把学识交给孙子，这种教育是无私的也是高明的。他从未板着脸让孙子背书——爱犹恐不及，何来严肃？每次王华收拾儿子王阳明的时候，都是他这个当爷爷的站出来，甘做孙子的挡箭牌。竹轩翁的任务完成了，他能教的东西不知不觉地都教给了王阳明。他相信，天赋异禀的小孙子将来的成就一定超过自己那个状元儿子。
按照祖制古礼，父母死后，子女须守丧三年，其间不得婚嫁，不得张灯结彩，不得行吉庆之典，以示哀思。如果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去世，无论此人官居何职，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是为丁忧。
明朝规定丁忧（离职）的时间为三年，守丧期满，朝廷召回起复。这是对文官的说法。武官丁忧不离职，时间百天为限。如果国家离不开某官员，朝廷可以强行召丁忧期间的官员回来工作，称之为“夺情”。明代文官夺情起复的主要是阁臣、尚书、侍郎等一些帝国重臣，给他们找个不要因丁忧而远离政治中心的借口，譬如张居正。
守丧期间，王阳明为了应付他爹，装模作样地复习，白天看朱熹的《四书集注》，晚上看经、史、子、集，顿时眼界大开，豁然开朗。从此之后，白天看复习资料心不在焉地应付父亲，晚上看课外书相当起劲儿。
忽然有一天，他看到了朱熹注疏程伊川的一句话：“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他内心一亮：前者娄谅说“圣人可学而至”，方法是格物，今者看到朱熹说“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看来这个“理”果然是“格”出来的。
既然“一草一木”都有“理”，那就试试看能不能“格”出来。
王阳明想到后院有竹子，不如“恰同学少年，你我同去格竹”，于是邀人同往。一位姓钱的同学表示欣然同意。
“格竹”开始。两人在竹子前面，一天到晚盯着不放，目不转睛。
格物，是一种穷究事物获得知识的方法。譬如格竹，要知道它属于哪类植物，生长环境，纲目品种，以及有什么生长规律，这是事物本身的属性。之后再穷究哲学层面的“理”，譬如竹子在中国人的思想里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岁寒三友”之一，君子的代表。按照这种学习方法，时间一长，不成大师最起码也是个学者。
王阳明与钱同学两人异想天开地“格竹”，在他人看来，他们两个这就是在扯淡。可是人类的文明，很多都是在看似荒诞的事物中产生的，人类的进步正是由很多古怪、疯癫、闲扯淡的人推动。
但是，任何事情都不是那么容易的。“格”了三天，钱同学撑不住了，主动退出。
王阳明选择了坚持，他独自“格竹”，结果七天后，大病一场。
王阳明感叹道：“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
显然，王阳明错误地理解了朱熹的“格物致知”。的确，“守仁格竹”并非是按照朱熹的“格物穷理”之法，但奇怪的是王阳明用自己的方法，最终得了正确的“天理”，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转折，若干年之后，他将“天理”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也就是——良知。
那么朱熹的“格物穷理”是什么方法呢？著名画家郭熙的绘画理论《林泉高致》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
学画花者，以一株花置深坑中，临其上而瞰之，则花之四面得矣。学画竹者，取一枝竹，因月夜照其影于素壁之上，则竹之真形出矣。学画山水者何以异此？盖身即山川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矣。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真山水之云气，四时不同：春融怡，夏蓊郁，秋疏薄，冬黯淡。画见其大象而不为斩刻之形，则云气之态度活矣。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
画花的角度是俯瞰，画竹是进行月光投影。山水画中，山川之画法“远势近质”，层次分明，呈现立体视觉。云雾、烟岚，四时不同。一草一木可知造化之理，一山一水可知天地之心。即通过表象的观察得出所格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拘泥于事物表象，要探究事物背后之理。
而王阳明的“格竹”则接近于参禅，与陈献章的方法大致相同。
陈献章《对竹》诗：
窗外竹青青，窗间人独坐。
究竟竹与人，元来无二个。
王阳明晚年讲学的时候，对学生们讲了他当年与钱同学“格竹”的故事。
众人都说“格物”要按照朱熹的方法去做，但世上真正有几人做过的？王阳明经过实际验证，得出了这般格物精力耗费太过，圣贤按照这种方式恐怕是不能做成的。
在龙场待了三年，王阳明悟道了，最后说：“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心上做。”
所以，王阳明说：“人人皆可为尧舜。”
二、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是儒家思想中又一个重要的概念，源于《礼记》中的《大学》篇，文曰：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短短一百多言，道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观。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中国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皆在这一百多字之中。《大学》明确提出了个人道德修养境界和人生奋斗目标，即“三纲八目六证”——三大纲领，八小条目，六个补充。也就是读书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六证：止、定、静、安、虑、得
《大学》开篇提出了“三纲八目”的全文总纲领，然后逐条解释，也不知是因为疏漏还是其他原因，文中提及的“格物”和“致知”，没有明确解释，并且先秦古籍也没有出现过“格物”“致知”，无参照物，遂使“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成了儒学思想的千年谜题。很多大儒发现了这个漏洞，纷纷根据自己的阅历学识进行理解体会，注上了自己的读书心得。最早做出注解的是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他注解为：事物之来发生，随人所知习性喜好。唐代孔颖达与之心得一致，相比较而言更加细化。其他大家也对“格物致知”有自己的理解。
唐代李翱注解为：物至之时，其心昭昭然明辨焉。
北宋司马光注解为：抵御外物诱惑，而后知晓德行至道。
北宋程颢注解为：穷究事物道理，知性不受外物牵役。
北宋程颐注解为：穷究事物道理，致使自心知通天理。
南宋朱熹注解为：穷究事物道理，致使知性通达至极。
南宋陆九渊注解为：修持心性不为物牵，回复天理之知。
明代王阳明注解为：端正事业物境，达致自心良知本体。
明代王艮注解为：规范反省自身行为，了知德行根本。
明代藕益智旭（明代高僧，俗名钟蕅益）注解为：修持唯心识观，转意识为妙观察智。
明代憨山德清（明代高僧，俗名蔡澄印）注解为：感通外境万物，致以化为自心真知。
诸位大学者对“格物致知”的注解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经过优胜劣汰，朱熹对格物致知的注解成为主流说法，即是“研究事物而获得知识和道理”。之所以能成为主流思想，盖因元代中期朝廷将朱熹的《四书集注》定位为官学，成为科举考试的教材，并一直延续到清代，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思想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在朱熹理学为明代官学的历史条件下，王阳明振聋发聩的呐喊，惊醒国人儒家思想原始的本性。当然，王阳明与朱熹同属儒家思想，两人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王阳明在是朱熹的基础上救偏补弊，并非全盘否定。
此外，儒家思想经典著作主要有儒家十三经，即《论语》《孝经》《尔雅》《孟子》《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其中，《诗》《书》《礼》《乐》（汉代亡佚）《易》《春秋》这六本经典著作是孔子他老人家编著的，每本著作的教育范围和意义大不相同。
如《诗》《书》明志：
简言之，一个人为什么活着？
这是很多人在人生路上百转千回之后，来自心底最沉重的一问：人到底为了什么活着？问题一旦上升到哲学层面，会变得复杂起来。对于此，孔子他老人家为诸位提供了参考文献《诗经》和《尚书》。《尚书》里面记载尧、舜、禹，夏、商、周的历史故事，看看先贤们是怎么活着的。另外，《诗经》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总结，孔子对《诗》有一句经典的评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人到底为了什么活着呢？读读《诗经》，看看史书，或许能从中找到人生的真谛。
又如《礼》《乐》明养：
在《诗》《书》中能够找到，一个人怎么活着。
《礼》《乐》则告诉我们，人如何活着？这两部著作，体现出了儒家思想实实在在的想法。另，《礼记》中明确提出了“三纲八目”的人生目标，这个后文详述。这些不是封建糟粕，更不是思想禁锢。仔细琢磨琢磨，儒家思想非常实在。“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他老人家厚道地告诉我们，追求金钱没什么错误，活着离不开钱，关键是用什么方式挣钱。社会在发展，很多儒家经典思想也在与时俱进，时下这句话应该理解为，学好专业技能，方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作为知识分子，除了修身养性外，《礼》《乐》还告诉我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再如《易》《春秋》明知：
这两本著作旨在教会读书人谋生的技能。
假如从前面四部著作中找出了“人为什么活着”和“人怎么活着”，那么这两部著作则是告诉我们“人（读书人）活着的基本技能”。有人说，《易》就是一部算卦的书，如果仅仅如此，那么，就不会流传至今。孔子轻易不教人这个，《易》属于上乘武功秘籍。《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年）的历史。《尚书》是史书，《春秋》也是史书，但《春秋》属于近代实事，意义类似于今天的行政综合知识。所以说《尚书》教人明志，而《春秋》则教人智慧（明知）。
三、两次落榜
简单说完“格物致知”之后，我们继续讲述青年王阳明的经历。
王阳明经过长时间的复习，参加了浙江乡试，并考中了举人。同年乡试中举的还有：绍兴府慈溪人孙燧、杭州府仁和人胡世宁。后宁王朱宸濠造反，胡世宁直谏下狱，孙燧忠义死难，王阳明率兵平之。
考中举人之后，王阳明觉得看来科举不过如此，稍微一用心就能考中。可是接下来，他的表现令人大跌眼镜——没想到在科举面前栽了两个大跟头。
次年二月份，王阳明与浙江籍举人胡世宁、孙燧同往京城参加会试。
会试发榜当日，王阳明落榜。弘治六年（1493年）癸丑科殿试，胡世宁、孙燧金榜题名，俱在三甲。胡世宁三甲第二十八人，全国第121名；孙燧三甲第一百八十七人，全国第280名。
儿子王阳明落榜，王华处之泰然。他没去责备王阳明，而是邀来文坛好友，在家里举行了一个聚会，以此安慰王阳明。
李东阳劝道：“你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
王阳明提笔瞬间完成（《来科状元赋》已经失传了，不知写的什么内容，但想必文采惊艳）。诸位宾客看完后，极为震撼，大呼天才，表示了高度的赞扬。
三年后，王阳明卷土重来，结果又没考上，这次原因是“忌者所抑”，说有人故意搞鬼把王阳明弄下去了。其实这一说法不成立，明朝科举制度严格，钻空子的可能性不大，国家对科举极为重视，有几人敢从中搞鬼，拿自己仕途开玩笑。更何况卷子弥封、誊录，经过几道手续后才送到阅卷老师手里，根本不知道哪个是王阳明的试卷。原因只有一种解释——不适应。王阳明还不适应科举，心思没用在这上面，自然不可能考中。发榜当日，京城眼泪泛滥成灾，王阳明却与人说：“举子以落第为耻，我以落第动心为耻。”心怀坦荡，等闲视之。
落第后，王阳明跑到余姚老家散心，组织了一个龙泉诗社，吸收了很多当地的知识分子。有官员叫魏瀚，退休在家无所事事，一天天闷得要发霉，一听王阳明组织了龙泉诗社，当即踊跃报名参加。老魏与一帮年轻人在一起，自恃才高。然而文学切磋不论辈分。一次，老魏与王阳明一边登山一边作诗，你一句我一句，直到最后对得老魏哑口无言，只得承认，王阳明诗才着实太高。
弘治十年（1497年），王阳明回到京城，这年他二十五岁，正是愤青的年纪。一回到北京，王阳明听说蒙古人又不消停，有个号曰小王子的家伙经常犯边，边军不能制衡——弘治年间，文臣不知兵事，武官贪生怕死，听说敌人来跑得比谁都快。王阳明叹息感慨：天下管理得不明不白，弄得饿殍载道，民不聊生，却闭着眼昧着良心说弘治中兴，高唱赞歌；武将好勇斗狠，考试要么骑马射箭，要么“铁人三项”，而真正能抵挡一面的大将，却屈指可数。开疆拓土，运筹帷幄，距离他们太远了。
王阳明心怀忧惧，找来一堆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唐李问对》……研究了一遍，对每部军事典籍都有自己的见解。譬如他对战国时期的军事典籍《尉缭子》，评价说“同卷论形式而已”：高谈论阔，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法。读了《唐李问对》，对唐朝大将李靖的用兵之道不置可否。阅《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王阳明对军事有了深刻的认识，对两部经典著作给了自己的看法：“彼孙子兵法较吴岂不深远，而实用则难言矣。”意思是说在理论层面孙武胜过吴起，而就实用而言，《孙子兵法》远不如《吴子兵法》。孙武与吴起两位名将，他们的军事理论截然不同。孙武是为著书而著书，理论层面立意深远；《吴子兵法》则更像经验总结。吴起早年毁家求官、诛邻止谤、母丧不临、杀妻求将，常被道学家诟病，然而这不影响他成为一位不世出的军事奇才。他创立了史上第一支特种部队——魏武卒，一生大战七十二，全胜六十四，其余打平。身经百战的吴起的军事思想以实用为主，有很多关于练兵、战术、战法等具体的方法，王阳明认为比《孙子兵法》更值得重视。
王阳明一旦对什么产生兴趣，都会变得魔怔，经常旁若无人醉心研究，不管别人怎么看。
例如参加聚会时，他会很快把水果吃完，拿着果核在桌子上“排兵布阵”，惹得众人侧目。
有人看不惯了，问他：“可知赵括乎？”
秦赵长平一战，赵国折戟沉沙，赵括指挥失误断送四十余万将士和赵国前途，留下了“纸上谈兵”的千古笑柄。
王阳明听出话里有刺，马上说：“我不是赵括。”
立即有人反诘道：“你不是赵括，他尚且有施展的舞台，而你只会在桌子上摆弄果壳。”说完，众人哈哈一笑。
面对众人的揶揄，王阳明其实想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但是没有这个必要，“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蜩与学鸠总是要笑鲲鹏的。
人活在这个世上难免受到别人的嘲笑、白眼、不理解，面对这等境地，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王阳明的方法是——中正克怒。
问“有所忿懥”一条。
王阳明说：“忿懥几件，人心怎能无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懥着了一分意思，便怒得过当，非廓然大公之体了。故有所忿懥，便不得其正也。如今于凡忿懥等件，只是个物来顺应，不要着一分意思，便心体廓然大公，得其本体之正了。且如出外见人相斗，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虽怒，却此心廓然，不曾动些子气。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才是正。”
愤怒，俗话说是“怒从心头起”，但在心学里，“怒”是外在的，属于“人欲”的范畴。心作为人的本体，作为天理之所在，应当达到没有一丝杂念沾染，达到所谓“心无知而又无所不知”。意思是心纯洁无瑕所以无所知，但纯洁之心又能清楚辨别外界之喜怒哀乐、真善美恶，因此又无所不知。怒气来自外物，每个人都不能避免，即所谓“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程颐言）。
“廓然大公”，也就是“中正之道”，偏一分就是怒。怒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理解上存在的差异，我要这么做，你偏那样说，彼此之间信息不对称，必然怒目相向。利用“中正之道”去区分怒懥，可将人欲作祟的“怒”克掉，归根结底还是“在乎与不在乎”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