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业与圣人之学相戾者，非也”。
王阳明认为科举与做学问两者并不冲突，不通过科举而求官，与不尽人事而怨天尤人，皆是错误的。
一、明代科举制度简述
王阳明落榜了，这让他仔细思考了未来，他认为绝不能再重演“报国无门”的悲剧，他需要有施展的舞台。
王阳明回家，重新拿起了朱熹的《四书集注》——它能作为大明帝国的官方教材，一定有它的道理。纵然觉得注疏繁杂，道理粗浅，但“做圣贤”必须先过这一关。这就是现实，鲜活的现实，无力改变，只有适应。
王阳明撇开课外书，开始潜心复习。当读到朱熹的“读书之法，莫贵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时，王阳明有所领悟，发誓要振作精神，一定卷土再重来。
关于科举，王阳明是肯定的，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提到，“举业与圣人之学相戾者，非也”。他认为科举与做学问两者并不冲突，不通过科举而求官，与不尽人事而怨天尤人，皆是错误的。
然而，明代的科举之路，着实困难重重，以下简言明代科举制度。
中国历代选拔人才的制度一直在不断变化，由原始社会禅让制、西周世袭制、春秋战国客卿制、两汉察举制、魏晋南北朝九品正中制，到隋朝时出现了科举制。而相对于之前的制度，科举是封建社会最为科学的人才选拔制度。可以这样说，它源于隋，发于唐宋，成于明清。
在明代做官有五种途径：第一学校，第二科举，第三荐举，第四铨选，第五世荫。
学校主要是国子监，乃是中央一级学院，进入国子监即可做官，明成祖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渐与科举合并；荐举，类似于今天的大学扩招，朝廷除了正常科举外，还增设恩科，降低考试标准；铨选，指那些对朝廷有贡献者，如捐款捐物的，或者是丁忧起复的，经过吏部审查合格后授予官职；世荫，承袭先辈的官职。这些都是非主流途径，最直接最权威也最难的还是科举考试。
想参加科举，先得上学，弄个学籍，找担保人（如清代需五人联保），罪犯、妓女等的子弟不允许参加科考。明代各府、州、县均有公办学校（官学），此外亦有私塾、书院等民办学校。凡是报名入学的全叫童生，无论年老年幼。
第一：县试
县试由县教谕（教育局局长）主持，海瑞就做过此官。县试多在二月份举行，童生需出示廪生担保书，方可参加考试。通常考五场，以八股文为主，试帖诗、经论、律赋为辅。中者即有参加上一级考试（府试）的资格。
第二：府试
府试内容和流程与县试相同，考试地点在府署进行。比如杭州府就到钱塘（杭州）去考，绍兴府就到会稽（绍兴）去考，松江府就到松江去考。考试录取有名额限制，录五十人，分甲乙两等，中者有资格参加院试。
第三：院试
院试由一省提学使主持，中者叫生员，俗称秀才，第一名叫案首。这仅仅具备了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能否去参加省一级的乡试，还得看“岁考”和“科考”。
考取生员资格的，即可享受朝廷发给的每月六斗米的生活补贴，但名额有限，不是所有生员都给。明代规定县学生员定20人、州学生员定30人、府学生员定40人。吃皇粮的生员就叫廪生。随着生员基数不断增加，相对增加出来的廪生分别叫增生、附生、青衣等。
岁考是针对各府、州、县官学的生员进行，由提学使深入到各级官学主考。类似摸底考试，三年摸两次。岁考根据生员成绩优劣分为六个等级：
前两等，有赏，原不是廪生身份的可以补缺，是廪生身份的给予其他奖励；
三等，不赏不罚；
四等，挞责不降级，挞，拿鞭子蘸凉水抽；
五等，降级，原廪生身份的降为增生，增生降为附生，以此类推。
六等，开除学籍。
岁考结束后，再来一次大摸底，称之为“科考”，也是三年两次。凡在此次考中前两等的生员，即有资格去省里参加省级考试——乡试。
第四：乡试
由南、北直隶和各承宣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省级），称乡闱，三年一次。因考试时间定在八月，又叫秋闱。乡试规模大，难度增加，特别受当地政府重视。考前先确认身份，禁止找枪手替考（冒籍），一经发现，严肃处理，轻则取消考试资格，重则终身不许入仕。检查完毕，放生员进入号房，每个号房前有官兵站岗。早上开考，黄昏交卷，如果没有答完，给三根蜡烛。以蜡为限，如果蜡烛燃尽还没有答完，则强行拖出考场。
乡试考试分为三场：
第一场，考官方指定教材，《四书》经义；
第二场，试诏、诰、表、章等应用文写作科目；
第三场，试经史策论。
三场考试，分别在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考试结束后，考生退场，经收卷、弥封（糊名）、誊录等程序，严防作弊，保证公平性，最后送审。
乡试是朝廷重点考试，各省录取名额有限。明代前期名额少，后期增加。南、北直隶在100～130人，其次江西省，再次各省名额以5名递减，最少的是云南——明英宗正统年间名额只有20人。朝廷有尊重知识分子的惯例，如果有考中的，当地地方政府要举行鹿鸣宴，宴请考中者。
乡试中者称之为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叫“解元”，第二名叫“亚元”，第三、四、五名叫“经魁”，第六名叫“亚魁”，其他名次者统称“文魁”。乡试中举的称之为乙榜，登科举人即可授官，但无“出身”，政治资本较弱，多官职较低。所以，只有登龙门考甲榜，一条道考到黑，才可能做更大的官。
第五：会试
会试考试时间在乡试结束后的次年二月份，又叫春闱，地点在京师，由礼部主持。这是一次全国性考试，会试中者那就是考上了，不再落榜，而接下来的殿试，不过是把这些考生分个等级，给个不同的政治出身。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考试内容和流程与乡试基本一致。只是规模更大，工作人员更多，监察更加严格。
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其他统称为贡士。
会试录取人数不恒定，明初无定额，最少的一次只有32人，最多的达472人。自明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年）后，一般取300名。有特殊情况的话，如增设恩科，那么扩招名额一般在50～100名。录取名额是一场各省教育水平的较量——明初，因为会试取士不均，曾闹出“南北榜案”，朱元璋因此杀了两名主考官，以平举子之愤。明仁宗时期，该问题由杨士奇解决了：确定南方录取名额占十分之六，北方录取名额占十分之四。
第六：殿试
考场设在奉天殿或文华殿，因此得名。殿试是“天子亲策于廷”，又叫廷试，考试很简单，就一场策论。时间在三月初一，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改为三月十五。殿试名次分为一、二、三甲。一甲三人，即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一般95名左右），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一般是200名左右），赐同进士出身。一、二、三甲皆称进士。
发榜后，皇帝赐进士宴，称之为“恩荣宴”，俗称琼林宴。由此可见，状元相当难考，经过多场次考试，程序复杂，变化无算，能考中已是万幸，更何况“连中三元”。自有科举以来，一千四百多年，一共才出了十五名文科连中三元者，明朝有商辂、黄观两名。另，连中六元者，即县考、府考、院考、乡试、会试、殿试均为第一名，称之为“六首状元”，自有科举以来共有两名，一是明代黄观，二是清代钱棨。
二、弘治科举泄题案
两年后，王阳明参加了弘治十二年（1499年）己未科科考。
同科会试的有一位落第的著名人物值得提及，他就是唐伯虎。
唐寅，字伯虎，苏州府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主要艺术成就是绘画，代表作《山路松声图》《江南农事图》《双松飞瀑图》等，真迹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另外，唐伯虎创作有《退食闲宴》《竞春图卷》《花阵六奇》等大量的人体艺术作品，俗称春宫图，“风流才子”之雅号即从此来。其实唐伯虎一点也不风流，挺好个才子，只是嘴上无毛，说话不牢，过于狂狷，他恰恰在这上面吃了大亏。
唐伯虎的父亲唐广德在苏州开了家饭店，规模比小吃部大点不多，全家生活小康水平。这世界上的确存在天才，唐伯虎算一个，他像是拿着画笔出生的，天赋异禀，超然绝伦。唐伯虎少有才名，十六岁中秀才，轰动了整个苏州府。年纪轻轻的就火了，有多少人梦想成名而不得，结果人家一不小心，江南人民全知道了。然而，他对做官不感兴趣，就这么诗酒度日，长大成人后，合卺结婚，二十四岁时家里横遭变故，连续失去四位亲人，父亲、妻子、母亲、妹妹相继去世，悲惨的人生从这里起步。
文坛积极分子唐伯虎有很多哥们儿弟兄，有钱的有，有才的也有。一次，传说中的江南四大才子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徐祯卿聚餐。好友祝枝山热心肠，一瞅唐伯虎现在的生活状态，就劝他参加科举。
是啊，以现在的情况，唐伯虎早晚得饿死，而科考之路前途光明。
唐伯虎仔细想想，觉得祝枝山说得对，如他这种油瓶倒了不扶的主儿，父母健在时还可以啃老，他们不在了，只能靠自己，何况他是长子，家里还有个弟弟。
自此，唐伯虎谢绝宾客，停止一切社交活动，潜心复习，备战科考。
弘治十一年（1498年），二十八岁的唐伯虎参加了南京应天府乡试，高中解元。因此名声大噪，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今科状元的热门人物之一。另一位状元人选，就是李东阳赞许的王阳明了，但由于他经常性发挥失误，有中状元的能力，却缺少中状元的运气。
转过年来二月份，全国举子云集京城。
唐伯虎与另一位中举的好哥们儿徐经（徐霞客的高祖父）一同前去参加会试。
徐经，生于江南巨富之家，纯粹一个富二代。按照今天的话说，普通举子进京赶火车，他和唐伯虎两人是乘私人飞机来的，还带了自己的乐队，准备考上之后以示庆贺。两人初到京城，没见过这般繁华之地，考试前，闲着没事儿带着乐队、仆人四处游玩，惹得京城人民和全国举子眼红耳热。
考试开始。今科会试主考官两位，分别是李东阳、程敏政。
程敏政年少时亦乃一奇骏也，是已故内阁首辅李贤之婿。主考官一职最吃香，谁都打破脑袋想干，那是一次笼络人才构建自己政治关系网的绝佳机会。程敏政学识深湛，今科会试的考题是他出的，据说非常偏，很难。然而，江苏籍考生唐伯虎、徐经轻松答完，交卷走人。
就在所有举子忐忑不安等待发榜时，唐徐二人非常精神，心态特别好，好得出人意料。宴会上，估计唐伯虎是喝高了，猖狂的本性暴露无遗，诸如“今科会元舍我其谁”的大话说得没边没沿的。按照唐伯虎的意思，状元是他自己，第二名是徐经。一副志在必得的自信样子，可是自信得太过分，谁看了都想抽他。而且，这种自信让别人不得不多想：这种表现实在是有些反常，不是吗？
结果发榜当日，唐伯虎、徐经一下子傻眼了，他俩没考上。
会元是广州府南海（今广东省佛山市）人伦文叙，第二名是绍兴府余姚人王阳明。
唐伯虎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儿，锦衣卫到了。
这下装大了！
唐徐两人太过嚣张，徐经有钱，四处拉风，带着私人乐队，不知是来考试的，还是来显摆的；唐伯虎有才，那不是盖的，谁也比不了。一个有才的，一个有钱的，两人同流合污，嚣张跋扈，那就悲壮了。要知道赶考举子是帝国的未来，换言之他们都是政客。
一个人造谣是精神冷箭，一群人造谣是政治运动。
顿时谣言四起，弥漫京城，此乃弘治十二年著名的“会试泄题案”。
政治嗅觉敏感的给事中华昶趁机参了程敏政一本，事情闹到了李东阳压不住的地步，只得请皇帝裁夺。弘治皇帝下令严查，李东阳调查的结果表明，程敏政的几份会元候选卷中，并无唐伯虎、徐经。但是这事儿该处理还得处理，不处理无法向广大考生交代。私贿买题也好，约定门生也罢，事情确因唐伯虎而起，总要有人负责平息京城举子众怒。
处理结果是：
程敏政退休（同年六月初四愤恨致死）；
徐经、唐伯虎贬为小吏，不得为官；
给事中华昶言过其实，贬为南京太仆寺主簿。
通过这件事，得出一个结论：做人低调点，没啥不好，何况在精英云集的天子脚下，民愤起来了，总要有一个或一群人做替罪羊。
假如唐伯虎为人踏实，即使家里穷得叮当响，也没必要傍着阔少徐经，哪怕他徒步从苏州赶到京城，然后低调考试，盛名之下，才子唐解元即便高中状元，也不会有人指指点点。
可惜很多事情没有“假如”。
会试出榜，有人欢喜有人愁。
王阳明长叹一口气，终于考上了。
接下来的殿试，结果也很快出来了。
弘治十二年（1499年）己未科殿试金榜：
一甲3人，赐进士及第：
状元，广州府南海人伦文叙，连中两元。伦家是正宗的考试专业户，他的长子伦以谅是乡试解元，后登进士科。小儿子伦以诜亦登进士科。次子伦以训，正德十二年（1517年）丁丑科会试会元，殿试考了个榜眼，险些复制他爹的神话。
榜眼，宁波府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人丰熙，明世宗朱厚熜“大礼议”事件中，廷杖一群官员，其中有他一个。
探花，潞安府襄垣（今山西省长治市）人刘龙，神童一枚，十岁能作文，乡试（亚元）第二名。曾两次出任顺天府乡试主考官，后官至南京兵部尚书。
二甲92人，赐进士出身：传胪河间府故城（今河北省故城市）人孙绪，二甲第一人，全国第4名，没干多长时间，就辞职了；第七人绍兴府余姚人王阳明，全国第10名。
三甲202人，赐同进士出身。有两位牛人在同年登科。第五十二人，全国第150名，湖州府归安（今浙江省湖州市）人蒋瑶。朱宸濠叛乱时，明武宗南巡路过扬州，知府蒋瑶第一个拒绝给皇帝送礼；第一百一十九人，全国第217名，荆州府松滋（今湖北省松滋市）人伍文定，他是王阳明在赣、南、汀、漳等地剿匪的得力助手，宁王叛乱中他们又并肩作战。
三、《陈言边务疏》
经过两次落第，王阳明以二甲第七人全国第10名的优异成绩，观政工部。
明朝的工部掌管国家各项工程、屯田、水利、交通等等，修桥铺路、植树造林、挖坑建坟，都归工部管。上任伊始，上级委派王阳明一个重要工作，为威宁伯王越建造坟墓。
王越，字世昌，大名府浚县（今河南省鹤壁市）人，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年）进士。王越极具传奇色彩，据说殿试时突然刮起大风，王越的卷子被刮跑，当场痛哭，考官又给了他一张纸，结果是最后一个交卷的。发榜之后，位列三甲第七人，全国第85名。几年后，朝鲜使臣进贡，带来一件神秘礼物，竟是当年殿试王越被大风刮跑的卷子。成化年间，蒙古人多有骚扰边境，王越出任提督军务，官至兵部尚书，控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为帝国守护西大门。
王阳明刚开始建造坟墓的时候，就想办法将工匠役夫用科学方法有效地组织起来，便于调动和管理。王越坟墓建好，王阳明的工作结束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颗彗星悄悄地出现在北京的夜空。在当时人们的意识形态里，这是苍天示警。摆在明帝国面前最大的问题是国防——如何有效地防范打击鞑靼。于是，明孝宗深感忧虑地向朝臣广泛征求意见，议西北边务事。王阳明立即上了一篇著名的《陈言边务疏》，该篇中王阳明通过历史实例及敌我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出了符合明帝国现状的国防八策。
第一，储备人才，以备急用
开篇一段客套话后，直入主题，一语切中国防要害——精兵不缺，只缺良将，一旦敌人突破防线，何人可以御之？当年宗泽、岳飞、韩世忠尚不能止金人侵袭，何况今日没有能与他们相提并论的将才。“今之武举仅可以得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足以收韬略统驭之才”，王阳明建议培养帅才，而不是录取一些打手。另外，兵部干部要下基层上前线，实地考察，形成有效轮换机制。
第二，尽弃前嫌，唯才是举
文中指出很多武将因为作风问题被罢免。王阳明替他们鸣不平，当年吴起杀妻求将，时人强烈鄙视之，最后他终成名将。陈平贪财受贿，还是一代谋臣。就连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管仲也曾临阵脱逃过。所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武将原本是大老粗，文化水平不高，但国家用人之际，罢免军事干部要特别慎重。被摈弃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奋励，能让他们戴罪立功最好。正是“使功不如使过”的用将策略。
第三，裁军省费，犒赏边士
王阳明指出边疆与京城兵力部署失衡，边疆少、京城多，而恰恰相反的是，边疆士卒待遇低，京城士卒待遇好，本末倒置了。敌人一来，戍边士卒也想干一场，可是人手不够，唯有被动防守。时间一长，问题非常严重，敌人一来他们就跑，致使只有防守，不敢进攻。兵贵精不贵多，裁掉一部分京军，把军费用在戍边士卒之身，一来省钱，二来便于调动，会收到奇效。
第四，闲时屯田，节省给养
针对京畿戍卫部队，王阳明建议让他们种地，自给自足，减少从地方向京师运粮的费用。帝国西北、东北皆有部队驻守，短时间来看，鞑靼强大的可能不存在，不会发生类似“土木堡之变”之重大变故，是以京师戍卫部队派不上用场。所以，京师戍卫部队当需屯田种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第五，行法振威，加强军纪
目前帝国军队最大的纪律问题是士卒怕死，将帅畏战。没有严明的纪律焉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强之虏”？不然，虽有百万之众，徒以虚国劳民，亦无所用。军纪松弛，直接导致士卒战斗力下降，无法与鞑靼骑兵对抗。是以严明军纪才是制胜之根本所在。
第六，激励士气，宣恩激怒
王阳明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什么士卒毫无斗志？因为被杀的反正不是他爹妈、兄弟姐妹，所以毫不关心。基于此，要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宣以国恩，激以大义，激发士卒对敌人的仇恨。例如吴起在这方面做得最好，士卒乐意为其死。让士卒一见到敌人如同见到杀父仇人似的拼了命往上冲。如此，“兵势日张，士气日奋”，区区丑虏之兵力焉能顶住我天朝虎狼之师。
第七，以资诱敌，主动出击
王阳明通过分析总结出，我方部队之所以疲于奔命，是因为我们没让敌人知道疼。“欲要取之，必先与之”，敌人也深谙此道，所以他们出精锐之师来边界挑战，我军按兵不动，他们大肆抢掠，或者他们用弃牛马物资假装逃跑以诱我军出战等等一系列方法，旨在试探我军虚实。我军一直按兵不动，反而助长了敌虏气焰。是以我军要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也要试探诱敌，瞅准机会，主动出击，往死里揍他们一顿。只要他们舍得死，咱们就舍得埋，让敌虏知道，我们不仅会吟诗作对，还会杀人灭口。
第八，固守城池，以逸待劳
上面所有的意见，要在这条巩固的情况下才得以实施贯彻，这条便是守好大门。“中国工于自守，胡虏长于野战”，以己之短攻彼之长犯不上。我军先守住城池，此为先决条件。我们不是抱残守缺，要以守转攻，韬光养晦，等待时机成熟的那一天，以坚破虚，以锐攻钝。所谓胜于万全，立于不败之地。
通过《陈言边务疏》，可见王阳明对兵法研究极深，已拥有了一定战略眼光，而后剿匪戡乱似乎也在意料之中。奏疏上达天听后，明孝宗表示肯定，正式授王阳明为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官阶正六品，这标志着王阳明的政治生涯真正地开始了。
这一年，他二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