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平
摘要：布哈林悲剧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但党内民主的缺失是导致这一悲剧产生的最要害、最关键的原因。党内民主是一个综合系统，是由党内民主意识、党内民主作风和党内民主制度三个子系统组成的。党内民主的完善有利于党内矛盾的有效化解。反之，则党的肌体则会受到严重损害。布哈林悲剧的产生根源于斯大林时期党内民主意识的薄弱、民主作风的匮乏和民主制度的缺失。
关键词：布哈林悲剧；党内民主；斯大林
作者简介：刘子平（1979—），男，山东临沂人，聊城大学世界共运研究所讲师，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与政党政治。
布哈林，全名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曾任联共(布)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十月革命的重要领导人，曾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可宝贵和最大的理论家”，也是苏联政治革命家、思想家、经济学家，撰写了大量的宣传马列主义、捍卫社会主义的论著。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布哈林和斯大林在苏联新经济政策、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等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在一些重大方针政策和理论观点上发生了争论并产生了意见分歧。布哈林最终以“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莫须有的罪名被开除党籍并被处以极刑，酿成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大冤案。虽然20世纪80年代末布哈林冤案得以平反昭雪，“历史洗掉了布哈林头上的污秽”，但认真反思和总结布哈林悲剧产生的原因，防止以后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对布哈林悲剧产生的原因，国内外很多学者都根据自己掌握的相关资料从不同层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有的学者从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十月革命后的党内体制与党内斗争等方面来进行综合分析，认为这些方面“至少可以说是导致布哈林悲剧产生的及其重要的原因”。[1]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的个人独断和对中央机构的控制是个重要因素”。[2]还有学者认为布哈林的“软弱”性格是造成其悲剧的重要根源[3]。上述分析从不同侧面对布哈林悲剧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具有一定的道理，为进一步研究和分析布哈林悲剧产生的原因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资料，但这些分析并没有找到布哈林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可以说布哈林悲剧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但我们有必要通过深入的研究与分析，透过历史的层层迷雾，找到最关键的原因。笔者认为，联共（布）党内民主的缺失是导致布哈林悲剧产生的关键原因，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总结和警醒的关键所在。可以说，苏共的垮台并丧失政权与苏共党内民主的缺失有着直接的联系，这就更加凸显了党内民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一、党内民主：内涵及逻辑形式
“民主”一词是个外来词，最先起源于源于希腊δημοΖζ demos（人民）和κρατειν kratein（统治），代表着由人民统治，即多数人的统治。它最早见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中。[4]随着时代的推移，民主一词不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有了新的定义。民主往往被作为一种多数的原则、方法或制度。如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认为民主是一种方法，“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5]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主的定义与西方学者有着根本的分歧与本质的区别，但二者都一致认为民主是“多数人的统治”。列宁就明确指出：“民主是大多数人的统治”[6]。
当然，由于现实情况的复杂与多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在不同层面使用了民主的概念，赋予民主新的内涵。比如，在国家政治制度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民主理解为国家制度、国家形式。列宁就明确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7]在权利层面，民主被理解为人民的民主权利；在思想层面，民主被理解为一种民主观念、民主意识；在行为方式层面，民主被理解为一种民主作风、民主方法。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民主进行了解读与探讨，他们更多的还是把民主理解为一种国家制度，一种保证多数人权力得到实现的制度。它的核心原则是多数原则。列宁就明确指出：“民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统的暴力的组织。”[8]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把民主制原则积极引入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创立与建设过程中，形成了他们的党内民主思想。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党内民主原则，初步建构了党内民主的制度框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内民主思想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对于什么是党内民主，他们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定义或概念。目前学术界对党内民主的含义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界定。有的学者认为党内民主是一种制度，一种机制；有的学者认为党内民主是一种原则；有的学者认为党内民主是一种作风或方法等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内民主的思想和有关学者对党内民主的研究为我们正确认识党内民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笔者认为党内民主是一个综合系统，是在民主的政党文化氛围中由党内民主意识、党内民主制度、党内民主作风三个子系统组成的。党内民主意识是党内民主的心理层面，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党内民主的主体（党员、党的领导人）对党内民主、党内民主现象的认识、评价及情感体验等各种意识现象的总称，是政治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党内民主意识既包括一般党员的民主权利与责任意识，也包括领导干部的民主思想与理念。党内民主意识的强弱决定着党内民主的发展质量与水平。党内民主制度是党内民主的规范层面，是由党员权利保障制度、集体领导制度、党内选举制度与党内监督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组成的党内民主子系统。它是党内民主原则与党员的民主权利得以实现前提与保障。党内民主作风是运作层面的党内民主，是党内民主意识的外化，主要体现在党内民主主体的民主行为，是由党内民主意识引发和党内民主制度保障的。它由一系列的党内民主原则，如平等、公开、选举、多数决定、集体领导、监督等原则组成。在由三个子系统组成的党内民主中，党内民主意识是核心，是党内民主发展的心理动因与前提；党内民主制度是根本，是党内民主意识与党内民主作风联结的中介，是党内民主原则与民主作风得以实现和落实的保障。党内民主作风是关键，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可以说缺少党内民主整体系统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是完整的党内民主。
二、党内民主意识的薄弱：布哈林悲剧产生的基本原因
作为党内民主心理层面的党内民主意识是政治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内民主发展的目标之一。党内民主意识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党内民主发展的实际水平，对党内民主制度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转化为党内民主制度。[9]邓小平就曾指出：“党内民主意识和民主习惯匮乏，使党内民主发展困难重重，而由此所导致的党内民主的脆弱性，往往使党内民主发展的成就在瞬息之间化为乌有，不起任何作用。”[10]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是党内民主的提出者与实践者，他们有着良好的民主意识，他们把党内民主作为无产阶级建立自己政党的切入点，把民主制确立为党建的原则。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同盟起草的党纲——《共产党宣言》中就规定了党内民主制的原则，做出了党内民主的示范。主要体现为：“党的各级领导人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不是上级委任的；党的权力中心在全党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每年召开一次；党中央委员会是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党中央委员会不能和代表大会并列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党的领导机构必须定期向党员和党代表大会汇报工作，接受审查。”[11]
列宁尽管出生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沙皇俄国，但他在西方国家生活多年，受西方文明影响较大，有着良好的民主意识。在他担任布尔什维克党最高领导人时期，列宁较好地贯彻与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内民主思想，在党内实施了较为广泛和开放的民主，党内领导人的不同意见和争论都在党报上公开，党内斗争与矛盾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决。尽管列宁时期党内民主在理论上和制度设计上都还不健全，但这一时期是俄共（布）党内民主运行较为正常的一段时期。这与党的领导人列宁具有较强的党内民主意识有着直接的关联。
然而苏联是受专制集权主义历史文化传统影响较深的国家。正如英国学者帕克所说的那样，“俄国人经历的唯一政治制度是以专制政治、正教教义、官僚主义和国家控制为基础的，他们没有悠久的立宪政治、自由主义和议会民主的传统”[12]。长期的专制主义和官僚主义传统使民众中的民主意识、民主精神和民主习惯十分缺乏，这当然也包括很多的党员和干部。斯大林是苏共领导人中缺乏党内民主意识的典型代表。斯大林受具有专制统治历史传统的俄罗斯文化的影响较深，使他成为具有家长独裁制作风和党内民主意识较为薄弱的一个领导人。列宁在其政治遗嘱——《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就批评斯大林党内民主意识淡薄、作风粗暴。他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13]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领导人党内民主意识的薄弱必然会导致相应的党内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的缺失。联共（布）党内广大党员党内民主意识的薄弱则会使他们对自己民主权利的行使缺乏动力和积极性，无法民主、有效的参与党内政治生活。政治局中心制、总书记集权制、领导干部终身制和委任制都是党内民主意识薄弱的产物。在这一背景下，就注定了在列宁时期能够正常处理与解决的党内矛盾与斗争和党内领导人的意见分歧在斯大林时期无法得到正确有效的解决，而且被上升到敌我矛盾的高度。可见，党内民主意识的薄弱最终使布哈林与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常论争却走上了一条不正常的路，最终导致了布哈林的悲惨结局。
三、党内民主作风的匮乏：布哈林悲剧产生的重要原因
作为党内民主运作层面的党内民主作风是党内民主意识的外化，它主要由党内民主主体的行为来体现。党内民主的主体——处于党的组织系统不同层级中的全体党员，是党内民主正常运转的物质载体，他们的素质决定了党内民主的实施程度。民主作风就是党内民主主体素质中的重要一环。
良好的党内民主作风可以充分践行党内民主原则与制度，使党内民主意识得到强化，党内民主制度得到发展。反之则会阻碍党内民主的发展。在列宁时期，斯大林在某些问题上就表现出专断、粗暴等不民主的作风。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逐渐掌握了最高领导权，他在处理党内不同意见和分歧方面的种种做法更是显露了他的党内民主意识薄弱和党内民主作风的匮乏。这就使得他在任期内严重破坏了党内民主原则，最为明显的就是以个人专断取代集体领导，以残酷的党内斗争取代党内平等与自由讨论，致使少数派的权利被漠视，最终导致布哈林在与斯大林论争中的失败结局。
斯大林时期，斯大林破坏了党代会年会制、党代表会议年会制和中央全会定期会议制，这就严重破坏了集体领导原则，并进一步破坏了党内平等与自由讨论原则。斯大林把列宁时期一年召开一次的党的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间隔越来越长，最长的间隔时间达13年之久。权力小于党代会大于中央全会的党代表会议一般也是一年召开一次，斯大林时期的党代表会议的召开相隔时间甚至更长，如1941年举行第十八次党代表会议，而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是到1988年才揭幕，相隔几乎近半个世纪。[14]中央全会定期会议制度也被打破，会议相隔的时间也是越来越长。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的权力就越来越大，政治局实际上成为党的最高权力中心，并成为凌驾于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之上的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斯大林又通过自己控制的五人小组掌握了政治局的一切大权，这样斯大林就以个人集权专断取代了党的集体领导并攀上了权力的顶峰。掌握着最高权力的斯大林作风粗暴、专断，家长制和一言堂充斥党内，对不同意见采取打压政策，这就严重破坏了了党内平等与自由讨论原则，使党内自由讨论的气氛一扫而光。
党员地位平等与党内自由讨论原则是列宁党内民主思想的重要原则与内容，这也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的前提。这个原则包含三层含义：一是指党内所有成员的地位平等，所有党员能够平等地参与党内事务与党的活动；二是作为党的细胞和党的活动主体的所有党员能够对整个政党组织所关心的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发表自己的独立意见；三是要保证少数派的权利，不能以少数服从多数为由剥夺少数派的民主平等权利。没有这些，党内民主是不可能的，更不会有党内平等与自由讨论。只有坚持这一原则，才能营造民主讨论的环境，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恩格斯就明确指出：“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15]。然而斯大林上台后不久就抛弃了列宁的党内平等与自由讨论原则，把党内的一切不同意见与分歧看作是阶级斗争在联共（布）内部的反映，以阶级斗争代替自由争论，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暴力与恐怖手段来处理党内不同意见与争论。用这种用简单粗暴而又残酷的党内斗争手段来解决党内矛盾与分歧，不仅无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反而是酿成了一个又一个人间悲剧。
布哈林与斯大林的分歧与争论，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不同道路或方法之间的争论与分歧。这种争论与分歧在一个政党内部是非常正常的。尤其作为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苏联共产党更应该鼓励这种争论与探讨，这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而正确的探索是极为有利的。如果一个政党内部只有一种声音而不允许任何的自由讨论与论争的话，这个党最终的结局只能是走向自我毁灭。
四、党内民主制度缺失：布哈林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
作为党内民主规范层面的党内民主制度，是由党员权利保障制度、集体领导制度、党内选举制度与党内监督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组成的党内民主子系统。它是党内民主原则与党员的民主权利得以实现前提与保障。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完善的党内民主制度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存在和发展基础与前提。健全的制度将会给其带来生机与活力，促进其壮大与发展。因此，党内民主制度是党内民主建设的根本。缺少了坚固的制度基础的党内民主是极其脆弱的，党员的民主权利也是不能保证的。一旦党的领袖缺少民主意识与民主作风，党内民主就会被个人独裁与专断所取代。
列宁时期，由于苏维埃俄国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使得列宁在干部选拔方面不得不采取了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方面，党的各级领导大部分是上级委任，而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这种做法帮助处于极端困难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党走出了困境，取得并保卫了革命的胜利成果。1921年，苏俄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在布尔什维克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并经大会讨论后确认，“工人民主制是取代旧的极端集中制的最好组织形式”，“工人民主制排斥一切委任的制度，它的表现就是从下到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17]由此可见列宁的党内民主选举就是要真正赋予广大党员选举权、罢免权和监督权，这是广大党员最基本的权利。由于列宁的早逝，列宁的党内民主思想并没有被继续贯彻下去，列宁所进行的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进程也由此戛然而止。斯大林上台后逐渐偏离了列宁的党内民主建设方向，用干部委任制、终身制取代了民主选举制，党内选举制被抛弃。苏联也由此进入了党内民主制度缺失的时期。
由于党内选举制被抛弃，党内实行普遍的任命制，这就使党员的罢免权基本丧失，广大党员没有了选举权和罢免权，监督权就等于是零。这就导致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干部任命中的任人唯亲等不良现象的出现，这也为党内不正常的人际关系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干部委任制所带来的另一个弊端也就导致了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在党内蔓延盛行，集体领导体制被破坏殆尽，领袖被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比如，赫鲁晓夫——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在斯大林在世时就对斯大林极尽吹捧之手段，对斯大林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甚至还把斯大林成为自己的父亲。在这种背景下，组织人事权便成为党和国家运行的枢纽，谁控制了人事权也就顺理成章的控制了党和国家。斯大林运用强大的组织人事权选拔出对自己有利的地方党组织，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选拔出听命自己的党代会代表，并进而取得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大多数。[18]通过任命制产生的干部往往不再重视民众的声音与要求，而是看选拔与任命者的眼色行事，对上级是阿谀逢迎，溜须拍马，对下级与民众则是趾高气扬，视若草芥。
可以说，布哈林与斯大林之间的斗争可以说是理论力量与组织力量的较量[19]。布哈林这位“党内最大的理论家”无论提出理论多么诱人，表现多么睿智，都很难在这种“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干部体制下赢得多数的支持。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党内组织原则下，掌握着强大组织力量的斯大林在党内必然占据优势，肯定是斗争的胜利者，而布哈林则必然是失败者。因此，党内民主制度的缺失最终导致了布哈林悲剧的产生。
（载《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2012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注释：
[1]郑异凡：《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6页。
[2]斯蒂芬·科恩：《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3页。
[3]郑异凡：《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3页。
[4]颜杰峰：《党内民主含义考析》，《理论与改革》2009年第1期，第42页。
[5]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95—396页。
[6]《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3页。
[7]《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
[8]《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4页。
[9]李娟：《增强党内民主意识，坚持民主集中制》，《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4期，第53页。
[10]林尚立：《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11]高放：《什么是党内民主》，《炎黄春秋》2009年第11期，第1页。
[12]W.H.帕克：《超级大国：苏美对比》，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25页。
[13]《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9页。
[14]高放：《斯大林怎样破坏党内民主》，《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第5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435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17]《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7页。
[18]尹彦：《列宁时期党内民主是如何被破坏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5期，第71页。
[19]郑异凡：《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