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姣 孙启军
摘要：目前学术界对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的性质，众说纷纭。事实，“颜色革命”既非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也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颜色革命”没有改变独联体各国当初独立时建立的国体与政体，只是新兴的政治势力取代了旧的政治势力，是独联体国家自身内部的一次政权更替。
关键词：颜色革命；独联体国家；性质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研究》（批准号：07JDB103）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张英姣（1978—），女，山东威海人，聊城大学讲师，法学博士，从事独联体与俄美关系研究；孙启军（1977—），男，山东沂源人，聊城大学讲师，法学博士，从事独联体与中亚民族问题研究。
从2003年开始，“颜色革命”像一个幽灵在欧亚大陆的独联体国家跳来跳去，不到两年时间，“颜色风暴”席卷了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三个国家。2009年和2010年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两个“颜色革命”国家，又先后发生了政权再次更迭。时至今日，革命余波尚存，影响犹在。笔者认为，现今重新探讨与研究“颜色革命”的性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学术界关于“颜色革命”性质观点综述
针对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的性质，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不仅没有统一的权威性结论，而且有些观点完全相左。现归纳列举如下：
在欧美国家，有些学者对“颜色革命”的发生与发展表示极度兴奋，并对“革命”进行过高的评价，认为是西方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重大胜利，是世界近现代史上的第四次“民主革命”浪潮[1]。有学者认为，发生在独联体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斯坦等三国的“颜色革命”，是前苏联瓦解后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继二战之后追求民族与国家独立的延续，是新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还有学者认为，是西方世界对前苏联地区的成功“民主感化”，是“西式价值观”下独联体国家政治体制的新解放，是苏联解体之后的“再次自我革命”。也有一些国际政治观察家将“颜色革命”与上世纪的冷战相提并论，提出了“第二次冷战”的概念。[2]
当然，也一些西方学者评价“颜色革命”的观点比较客观。瑞士高等国际研究学院安德烈·利比希教授主张，“颜色革命”是1989—1991年革命的余震，这不是根本的革命，而是一次公共秩序的调整；这不是以一种激进的新秩序取代现有的秩序，而是要努力使“政权符合其自身的修饰”。[3]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陈纳德·苏尼也主张，“颜色革命”不是社会革命，是政治变化。
在俄罗斯，学者菲林认为，“颜色革命”与民主毫无共同之处，那些打着民族的旗号、搞“非苏、脱俄”的运动并非民主，只不过是妄图捞取投入西方怀抱的资本。学者苏可尔夫则认为，那些爆发“颜色革命”的国家实际上是十多年前俄罗斯的翻版，这些国家将陷入政治泥潭，而走出这种泥潭也得需要很长的时间。“颜色革命”国家的民主是“可控的民主”，是一种异化了的民主，成为改朝换代、少数人私有化和谋求西方赏识的手段和工具。“可控的民主”是被操纵的、外部强加的、一种无效的制度力量。[4]
国内学术界对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也给予了高度关注，许多专家与学者对“颜色革命”性质表达了许多看法。华东师大冯绍雷教授、复旦大学赵华胜教授、中国社科院倪峰与邵峰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黄仁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周新诚教授等专家，都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颜色革命”，认为“颜色革命”与上世纪苏东剧变一脉相承，从某种意义上说，“颜色革命”浪潮，实际上是苏东剧变的余波，是苏东剧变历史进程的延续，只是两者在内涵上有所不同。[5]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季志业指出，“颜色革命”既不是改变社会制度的社会行为，也不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实质是一场宪法体制里的非法的权力更迭。说到底是一种政变、一场篡权。[6]中央党校张中云教授从革命功能角度分析认为，“颜色革命”实质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干涉他国内政的方式，也是干预他国换届选举的方法和低价更迭政权的利器，推行“两个冷战”的重要手段。[7]上海社科院胡键研究员明确提出“颜色革命”实质上是西方国家对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次“和平演变”。并指出这种“革命”的目标，是美国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培植亲美势力，企图在战略上彻底孤立俄罗斯，但从表面上看，是美国在帮助后社会主义国家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变。“民主”不过是一个幌子，只要亲美势力掌权，即使像阿塞拜疆那样搞权力世袭制，美国也不以为忤。[8]复旦大学唐朱昌教授认为，美国是“颜色革命”的“导师”，“颜色革命”实质是新一轮的冷战。他分析，现在的冷战与过去的冷战形式上有所不同，但仍表现为美国对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行为。[9]事实，“颜色革命”与上世纪的冷战有本质的不同，它更多表现的是独联体国家自身内部的政治派别斗争，同时还有美国与俄罗斯欧亚大陆地区利益的冲突，但不具有全球性。国内有些学者还主张：“颜色革命”是前苏联新兴独立国家反对派进行的抵制传统权威掌权派的自我国内运动；是美俄间欧亚大陆地缘战略与意识形态的利益博弈；是街头政治；是非暴力政变等一系列观点。
二、“颜色革命”既非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也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
（一）“颜色革命”不是历史传统意义上的革命
在我国，先秦古文献《周易》中有“革命”一词最早记载：“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事实，在中国古代，凡是君主易姓，改朝换代，一般都称之革命。时至近代，孙中山在流亡日本期间成立的组织与政党，无论是同盟会，还是中华革命党，经常使用“革命”之语。此后，“革命”一词在中国成了一个极其深刻的政治术语，被人们广泛运用。今天，“革命”一词在《汉语词典》中有三种解释：一指根本改革，如科技革命、信息革命；二指具有革命意识的，如革命题材小说、电视剧；三指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可以说，“革命”已经被人们广泛地运用于“一种全新的局面、一种鲜为人知或闻所未闻的情况呈现出来”。[10]
在西方，“革命”一词最早使用是在15世纪末的意大利，主要指突然用武力手段推翻现任统治者。[11]到了近代时期，欧美掌权者和政治家，把此概念与国家政权的更迭相结合，用来指代以政权更替为核心的社会大变革。在当今欧美，“革命”概念被赋予了新内涵，《韦伯斯特新二十世纪词典》：“革命是指推翻一个政府、一种政府形式或一种社会制度，使之发生变革。”该词典还以近代史上的英国革命、法国革命为例，讲述了什么是变革。《维基百科全书》：“革命是一种剧烈的变革。”
我们先用中国传统革命观点分析，不难发现，“颜色革命”既没有使这些国家改朝换代，也没有动用暴力流血夺权，更没有建立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使国家发生根本改革。再用西方传统革命观点分析，“颜色革命”既没有动用暴力手段推翻当权派，也没有使这些国家发生“剧烈变革”，更不用说有“社会大变动”。因此，“颜色革命”既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也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革命。
（二）“颜色革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的根源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当旧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旧的上层建筑维护旧的经济基础，阻挠社会前进时，必然引起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导致社会革命的发生。社会革命的任务在于解放社会生产力。社会革命的形式，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通常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社会革命的实质是革命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革命是社会发展中质的飞跃，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强大的推动作用。
按照上述观点，我们再看看“颜色革命”。“革命”的根源既不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也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革命”的根本任务不是解放生产力，而是反对派在争取自由与民主旗帜的掩盖下“脱俄西进”。“革命”中根本不存在“革命阶级”与“反动阶级”之分，更不存在“先进社会制度”与“腐朽社会制度”之别，只有资本主义制度下当权派与反对派的相互政治斗争。“革命”更谈不上社会发展中质的飞跃和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强大推动。因此，用马克思主义这把标尺评价，“颜色革命”绝对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
西方媒体与学术界首先使用“颜色革命”这一概念，而美国的比较政治学家们指出：“革命不仅仅意味着领导人甚至是统治集团的更迭，更意味着政治体制的激烈变化，这种变化常导致政治游戏规则的变迁；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和象征都将发生变化，并且常常产生全新的政治目标与社会秩序。”[12]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和前进的动力。无论西方比较政治学“革命观”，还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观”，都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我们要检验“颜色革命”“革命性”的真假，“实践”是最客观、最标准的尺子。
在格鲁吉亚，萨卡什维利上任伊始就迫不及待地通过修宪，将大权揽于自己手中。格鲁吉亚非政府组织指责：“修宪是‘专制’的表现，新宪法使议会失去了很大一部分权力，总统却可轻而易举地解散议会和政府。”[13]格鲁吉亚“格尔比”社会调查基金的民调结果显示，萨卡什维利领导的“统一民族运动党”的民意支持率由64％跌至28％。[14]这使得一直心气极高的萨卡什维利不得不承认：“‘玫瑰革命’使格鲁吉亚认识到，发动一场革命要比改变一个失败的国家容易得多。”[15]事实，萨卡什维利上台以来，格鲁吉亚的经济社会状况没有大的改变与进步，反对派时常游行抗议，威胁着萨氏政权。还进一步激化了俄格关系，2008年奥运会期间爆发了俄格战争。
在乌克兰，尤先科和季莫申科刚上台时，曾向民众不遗余力地做出了各种承诺，包括实现经济奇迹，提高人民收入，促进各种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给予民众更多的民主和自由等等。“革命”多年来，人们发现，只是寡头们之间的相互政治斗争和集团利益的重新分配，国家并没有出现经济奇迹，乌克兰还是老样子。2009年乌克兰大选，当年的“革命者”尤先科和季莫申科都被黯然淘汰出局，甚至当今的季莫申科已有牢狱之灾，反而具有亲俄倾向的亚努科维奇重新掌权，从一个侧面表明，民众早已对“橙色革命”失去了信心，甚至不再关心国家的“颜色”。
“黄色革命”过后，吉尔吉斯斯坦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在近5年来，国家宪法已经做了近10次改动，政府总理也创纪录地接连更换。国内生产总值仅增加了3.3%，物价上涨了4.9%，投资则下降了17.6%，外债余额高达国家年均预算收入的5倍以上，税制改革迟迟不能兑现。[16]民众怨声载道，国内经济政治形势非常严峻。最终，2010年4月酿成国内骚乱，当年的“黄色革命”领导者与革命者巴基耶夫，反被革命战友奥通巴耶娃“革命”，下台败走他国，吉尔吉斯斯坦政权出现了新的更迭。
由此可见，格、乌、吉三国“颜色”过后，国家制度未变，社会秩序未变，经济依旧低靡，官场依旧腐败，民众依旧受穷，矛盾依旧重重，新政权并没有给国家带来新面貌与新变化，甚至出现了政权二次更迭和多次更替。这种现状已经充分证明“颜色革命”不具有“革命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
三、“颜色革命”实质是独联体国家内部的一次政权更替
既然“颜色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那么它的性质究竟是什么？有学者说“颜色革命”就是“天鹅绒革命”。[17]其实“颜色革命”也非“天鹅绒革命”。所谓“天鹅绒革命”是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东欧共产党下台的过程中，没有发生激烈的社会对抗或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在平和的气氛中完成了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这种转变犹如天鹅绒一般平滑、柔顺、质感、舒服。这是西方人的感受和看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天鹅绒革命”更不是革命。东欧剧变是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急速转变，是社会的倒退，是资本主义制度在东欧的复辟，与革命恰好背道而驰。“颜色革命”虽然没有推动社会向前显著发展，但也谈不上它把社会拉向倒退。从“革命”的方式和过程来看，如果说“天鹅绒革命”还令不少人感到舒服的话，那么“颜色革命”给人的印象就是反感。原因是：第一，“颜色革命”的所有活动均围绕“选举”展开，反对派选前厉兵秣马，选后一看结果于己不利就大闹，把整个国家闹得天翻地覆，其手法有点像地痞无赖。第二，无法无天。反对派强行冲击总统府和议会大厦，占领政府办公大楼和电视台，赶走和吓跑总统，逼其辞职或亡命国外。第三，一度造成国内局势的动荡和周边他国形势的紧张。[18]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换一个层面分析，“颜色革命”作为现代政党政治斗争的一种新方式与新方法，的确点中了“革命”国家执政党的“死穴”，并一度造成这些国家政局的动荡和社会的失序。但“颜色革命”也是对这些转型国家中存在的民主化进程缓慢、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内在要求等社会问题与矛盾的一种缓冲与调适，其最鲜明的特点：“乌、格、吉三国的各个政治派别现在都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如何赢得一场大选，而不是再发动一场革命，这可以说是颜色革命到目前为止对三国最大的贡献”。[19]因此，只有将“颜色革命”纳入一个较为宏大的历史视野来考察，而非简单地“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去评判，才有可能对“革命”的性质做出相对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仔细研究“颜色革命”爆发的过程、特点、成因与目标，根据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论思想，笔者认为，“颜色革命”只是新兴的政治势力取代了旧的政治势力，是独联体各国自身内部的一次政权更替。这一判断基于三点：其一，在乌、格、吉三国发生的“颜色革命”，事实是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争夺与利益斗争。在格鲁吉亚，是以萨卡什维利为首的政治新兴派和谢瓦尔德纳泽为首的传统当权派之间的斗争；在乌克兰，是主张亲美的尤先科派别与主张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派别之间的斗争；在吉尔吉斯斯坦，是以巴基耶夫为代表的南方利益集团和以阿卡耶夫为代表的北方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其二，乌、格、吉三国“颜色革命”后上台的新执政党，所制定实施的国策措施与原执政党差别不大，国内的经济状况、社会环境和民众生活水平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观，有的甚至出现经济滑坡，社会倒退，造成国家持续动荡。其三，“颜色革命”是国家政治集团内部的一次权力与利益的再次分配。比如在格鲁吉亚，以谢瓦尔德纳泽为首的当权派与萨卡什维利为首的新兴派，虽然在亲西方政策上无根本冲突，但存在着国家财富重新分配问题。“颜色革命”后，萨氏以反腐败为名，统计清理旧当权派的财产，事实上是掌权后重新分配国家财富与权力。在乌克兰和吉尔吉斯也存在着同样的事实。
综上所述，“颜色革命”没有改变独联体各国当初独立时建立的国体与政体，只是新兴的政治势力取代了旧的政治势力；“颜色革命”既非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也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实质是独联体国家自身内部的一次政权更替。
（载《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2012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注释：
[1]李慎明，王逸舟：《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
[2]梁强：《吉国事变考问单极政治》，《南风窗》，2005年版.
[3]维肯·舍特里安：《“颜色革命”是换汤不换药》环球视野网，摘自2005年10月《法国外交》，http：//www.globalview.cn/ReadNews.asp？NewsID=5787.
[4]张树华：《俄罗斯与西方的“民主”之争》[EB/OL].中国政治学网，http：//www.cp.org.cn/show.asp？NewsID=2379，2007—03—20.
[5]孙凌云：《“颜色革命”与国际关系专题研讨会·观点综述》，《国际观察》2005年版.
[6]季志业：《从“颜色革命”加强执政意识的重要性》[EB/OL].莱阳农学院网，http：//news.lyac.edu.cn/xcb/n685c20.aspx，2006年06月16日.
[7]张中云：《要重视“街头政治”的效应》，《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版.
[8]胡键：《“颜色革命”：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二次“和平演变”？》，《社会观察》2005年版.
[9]孙凌云：《“颜色革命”与国际关系专题研讨会·观点综述》，《国际观察》2005年版.
[10]程玉海，曹胜强：《20世纪的世界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11]戴维·米勒，韦农·皮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56页.
[12]达巍：《“色彩革命”及其地缘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版.
[13]傅宝安等：《“颜色革命”：挑战与启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4]关健斌.颜色革命：《从“民主样板”到“民主鸡肋”》[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11/25/content_3832164.html，2005年11月25日.
[15]关健斌：《“玫瑰革命”后的格鲁吉亚》[EB/OL].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BIG5/14549/3527793.html，2005年07月08日.
[16]郭学良：《“柠檬革命”后的苦涩》，光明日报，2005年10月28日（5）.
[17]刘明：《街头政治与颜色革命》，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18]刘明：《街头政治与颜色革命》，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19]孟庆尧：《从“颜色革命”看社会和谐危机》[EB/OL].中国CFA考试网，http：//www.chinacfa.cn/l/t/2006—06—17/html，2006年0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