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锋
摘要：在工党与工会保持特殊关系的负面作用凸显、保守党打压工会政策取得成功、英国工会八十年代后明显衰落和金诺克调整工党与工会关系初见成效的背景下，1994年出任工党领袖的布莱尔把对工会的定位由工党的劳工运动盟友转变为社会合作伙伴，对工会开始采取疏远和强硬的态度，尽力削弱附属工会在党内的权力。布莱尔对工党与工会关系的调整总体上是成功的，因为其较好地处理了巩固阶级基础与扩大社会基础的关系，但也产生工党失去身份特征，核心选民减少等问题，对此要给予全面辩证地认识。
关键词：布莱尔；英国工党；英国工会；党团关系
基金项目：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英国工党与工会关系研究”（08BKSZ01）和山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项目“英国工党执政史研究”（S07YG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华锋（1976—），男，河南鄢陵人，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副院长，法学博士，山东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博士后，主要从事国际政治与国外社会主义研究。
在世界党团关系之林，英国工党与工会关系十分独特。不仅许多工会是工党的集体党员，而且二者长期结成劳工运动盟友。对于这一特殊的党团关系，1994年出任工党领袖的布莱尔进行了重新定位和重大调整。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做些粗浅的探讨。
一、布莱尔调整工党与工会关系的缘由
为了实现工党的上台执政和连续执政，作为出身于中产阶级的新一代领导人，布莱尔上台伊始就在建设“新工党、新英国”的旗帜下，寻求对工党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在各种改革举措中，工党与工会关系的调整是布莱尔改革的重要内容。做出这一重大的举措，是布莱尔基于英国政治社会现实和二者关系作用的新变化，做出的深思熟虑的选择。
首先，工党与工会保持特殊关系的负面作用凸显。在英国政党政治中，工党与工会长期以来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二十世纪初，正是一些工会对其他团体提出创建新政党建议的态度发生积极的转变，使得工党应运而生，可以说没有工会就没有工党。在随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工会会员一直是工党党员和大选选票的主要来源，工会缴纳党费和提供捐助是工党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正是在工会的支持和配合下，工党快速崛起于英国政坛，取代自由党，成长为两大主流政党。当然，工会对工党的服务并非一无所图，而是进行权力寻租，希望凭借工党实现通过议会方式保障自己及会员的权益。因此，工会通过组织机制或外在施压等方式，在工党领导人选举、议员提名、纲领政策制定等方面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使二者形成劳工运动两翼的密切盟友关系。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发展中，由于工党处于幼年，双方关系总体十分和谐，并铸造出工党执政史、也是发展史上的第一个辉煌时期——艾德礼执政时期。进入二十世纪下半叶，随着英国阶级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工党在六七十年代多次拉开与工会的距离，使二者关系走向疏远。八十年代初，富特出任工党领袖后，工党又做出密切工会的选择，但结果更为糟糕。在1983年大选中工党惨败，仅获得27.6%的支持率，与社会民主党25.4%的支持率相差无几，濒临泡沫化的命运。[1]
其次，保守党打压工会的政策取得成功。在富特选择迎合工党的同时，以强硬著称的保守党首相撒切尔夫人开始对工会痛下杀手。撒切尔夫人认为，英国经济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与工会拥有未加限制的无限权力，桀骜不驯，片面追求集团利益有着直接的关系，变革工会是进行其他所有改革的先决条件。在这一认知下，保守党政府多管齐下，对工会进行猛烈的打压。一是采用立法方式，通过1980年、1982年、1988年和1990年四部《就业法》，以及1984年《工会法》，从工会罢工合法性、范围、对象、声援行动、领导人产生、政治基金设立等方面对工会权力进行限制、削弱和剥夺，决定性地改变了工会及工会会员的法律地位。二是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面对工会采取的罢工行动，毫不妥协，采用以牙还牙的强硬方式，迫使工会罢工失败，一无所获。三是通过把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增长和搞私有化运动、推行“民众资本主义”等经济与社会政策使工人失业率激增，使工人与企业利益休戚相关，从而降低工会组织和动员会员的能力。保守党政府的这些政策既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英国大多数民众的要求，也推动了英国经济的复苏，从而不仅使保守党在撒切尔夫人领导下取得大选三连胜，甚至在撒切尔夫人辞职之后，使梅杰首相靠感情票在1992年大选中涉险过关。
再次，英国工会八十年代以来明显衰落。二战结束后，随着保守党二十年代制定的反工会立法的废除，工会在国家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应有地位的完全确立和英国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工会力量一直呈现增加趋势，到七十年代后期达到发展的顶峰。进入八十年代，在保守党对工会极力打压，货币主义经济政策带来失业人数增加和后工业化来临造成的工作流动性大，中产阶级增多，传统产业工人下降，女性成为重要劳动者等综合作用下，工会会员数迅速下滑，工人的入会率明显降低。如1980年职工大会总会员人数为1217万，到1989年下降到865万；1980年工人的入会率为53%，到1989年下降到38%。[2]受工会力量衰退的影响，工会的行为能力也大为减弱。如七十年代工会的罢工次数、罢工参加人数和因罢工损失的工作日分别是2601次、161.5万人和1287万工作日，都达到战后的最高水平。到八十年代就分别降低到1129次，104万人和721.3万工作日。在布莱尔出任工党领袖之前的九十年代初期（1990年——1993年），进一步下滑到366次，25.2万和4.3万工作日。[3]即使罢工或进行劳资谈判，其地位也由强势转为弱势，由增加工资和福利待遇，改善劳动条件等较高层次的要求转为保障就业，缩短工时和对失业人员进行技能培训等较低层次的要求。
最后，金诺克和史密斯工会政策调整初见成效。1983年大选失利后，金诺克出任工党领袖。基于工会力量减弱并给工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工党又不能结束与工会特殊关系的现实，就开始了调整工党与工会关系的进程。其基本思路是在感情上拉近工党与工会的距离，保持工党与工会合作关系，争取工会对工党各方面支持，避免走上对立道路的同时，减少工会对党内事务的控制，政策主张尽可能以有利于实现自我复兴为着眼点，削弱工会施加的影响，去掉工会党的帽子。在金诺克九年领导下，工党虽然未能实现重新执政，但其支持率和议席数持续回升，已经恢复到重新与保守党相抗衡的地步。金诺克辞职后，在史密斯领导工党的两年时间里，其在组织层面通过拓展一人一票制的使用范围和降低工会在选举领袖中的比重进一步调整工党与工会的关系，使工党的民意支持率开始超过保守党，并在欧洲议会选举和地方选举中接连胜利。[4]
二、布莱尔对工会的新定位和新态度
八十年代以来不同领袖时期工党与工会之间关系变化对工党的影响，保守党工会政策的结果和工会自身的发展态势使布莱尔认为必须改变工党和工会并称劳工运动两翼，工会是工党劳工运动盟友的定位，使双方关系转变为一般的社会伙伴关系。布莱尔对工会的新定位是从阐释工党与工会性质与目标的不同开始的。
布莱尔认为，从历史上看，由于工党起源于工会，是作为工会在议会中的代表而出现的，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工党是由广大劳工组成，并以维护广大劳工权益为目标，即工党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工会党或劳工党。这是一个无法磨灭的事实，也使工党和工会相得益彰，实现共同发展壮大。但经过工党与工会多年的努力以及时代的变迁，工会和劳工的基本政治经济权益已经有了明确的法律保障，英国的产业结构和阶级结构也发生巨大的变化，传统的产业工人和第二产业严重萎缩。这决定着工党若想实现执政，代表所有人民肩负起领导和治理英国的重任，必须“跨越民族、跨越阶级、跨越政治界限”，成为“多数人的党”。[5]换言之，工党必须作为一个全民党，而不仅仅是一个劳工政党出现在当今的政治舞台上。二十世纪下半叶许多情况下，工党在确立政策时就是因为纠缠于或拘泥于维护劳工利益，而不能够完全从全民的角度，从各种利益协调者角度考量而未能赢得大选。因此，基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在1996年的工党年会上，布莱尔明确表示，工党是全体英国人民的政党，而不是个别人的政治臂膀。[6]
而工会与工党则有很大的不同。作为由劳动工人组成的团体，工会的目标是维护劳工的权利和利益，其性质是部分产业、部分地区等人们利益的代表。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会无论在追求目标上，还是性质上，都与工党越拉越大，呈现出根本的区别。正如六十年代的工会领袖乔治·伍德科克表达的那样：“我们创建工党是为了获得我们渴望得到的东西。现在我们达到了此目标，在这方面，我们对工党无所求了。工党的头等大事是捞选票，我们关心的是挣工资。”[7]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既“希望有一个健康、自由，能够正确代表会员利益的工会”，又“不希望工会与当选政府混淆在一起”，而是希望“这个政府——任何政府——必须代表整个国家说话”。[8]因此，工党与工会不能混为一谈，必须有着清晰的界限。工党制定政策必须从自身、从全民，而非工会、阶级的角度来考虑，必须减少工会对工党的牵制。
对工党与工会的性质形成新认识后，布莱尔就在各种场合不断对工党与工会的关系，工会在工党发展中的位置等问题给予新的定位。如在1995年7月的布莱克普尔运输总工会会议上，布莱尔明确指出：“曾经有一段时期，一个大工会通过一项政策后，大家想当然地认为工党一定会照搬。要求一经提出，工党就会对此做出反应并讨论该事。那些日子都结束了。时光不会倒流。现在工会的意见当然应该被听取，雇主们的意见也一样，但无论哪一方都不能左右工党及其政策，我们力图代表整个国家进行治理，我们提倡以理服人，反对乱提要求。”[9]9月，在职工大会年会上布莱尔再次表示，工党的决定，工会可以进行说服，但决定权必须掌握在工党手中。工党要管理整个国家，不允许某个既得利益集团在内部支配它。[10]
总之，在对工会的定位上，布莱尔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工党与工会保持一种联系是正常的，也应当保持一个相互信任的纽带，但时代变了，这种关系的性质必须产生变化，工会应当是工党的社会合作伙伴，而非劳工运动盟友；工会应当在一个健康的、民主的社会中找准它的位置，不能再幻想把工党作为其政治上的代言人出现，应当认识到未来的工党政府只给工会以公平的机会，而不是特权或偏袒；工党对工会的这一基本态度，不仅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而且相对于保守党在撒切尔时期采取的对工会公开敌视政策，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显然，布莱尔对工会的新定位是要拉大工党与工会的距离，减少工会对工党的负面影响。于是在实践中布莱尔在言论和行动上都开始采取疏远工会，不事事听从于工会的态度。1995年，布莱尔以工党领袖的身份与保守党副领袖一道出席“英国企业家联盟”年会，发表对企业界示好的演讲，表示工党也是实业界的政党，其上台不会损害企业主的利益。同年工党接受了来自泰特莱尔糖业公司的7500英镑捐款，并对铁路工会组织的罢工活动没有给予任何形式的支持。1997年，工党在大选宣言中对工业关系的承诺并没有与职工大会协商。工党的这些举动在其历史上都是首次出现，是其对劳资双方态度转变的重要例证。
布莱尔疏远和强硬对待工会的事例中影响最大的是1995年工党新党章的通过。一个政党的现代化，首先应是党章的现代化，因为党章是纲领性文件，对党的政策主张起着统领全局的作用，对此布莱尔非常清楚。工党原党章制定于1918年，到此时已经有近八十年的历史，其核心内容是体现工党宗旨和社会主义性质的第四条，也称“公有制条款”。由于布莱尔认为工党公有制的目标与实际政策长期存在严重的背离不仅表明其没有实事求是，造成失去大量选民的支持，而且也给指责工党背叛原则的人提供了口实，使其认为工党领导层过于怯懦，不敢踏上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于是其上台后建设新工党的第一个重大举动就是修改党章。在这一问题上，布莱尔与一些附属工会产生激烈的争论，最终在历经挫折后取得胜利。
对于工党的公有制目标，具有经济主义传统的工会最初是不支持的，只是在韩德逊等工党领袖的努力下，在一战特殊的环境和经历中，工会界做出了妥协，才得以写入党章。但是随着二战时期国家对经济控制和二战后工党政府推行的国有化政策大大提高了工会的地位和影响，使工会界，特别是国有化产业界的工会，如矿工工会，对“第四条”的态度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许多工会把公有制写进工会章程，使其成为吸引工会会员的一种图腾。与此同时，大量党员和会员也认为，工党宁可不上台，也不能放弃公有制追求。因此，虽然盖茨克尔早在五十年代就认识到公有制条款对工党带来的不利，但其试图修改第四条的尝试最终在工会界的反对中以失败告终。这样，虽然此后在实践中工党一直没有提出大规模的国有化主张，甚至有时回避国有化问题，但公有制条款犹如一个禁区，许多工党领袖都不愿触及，不敢提出修改建议，从而得以继续存在于党章之中。即使布莱尔给予很高评价的工党革新事业的开拓者——金诺克和史密斯两位领袖也是如此。金诺克是在悄悄印发一批没有“第四条”党章后引起一片指责声中作罢，史密斯因怕引起党的分裂而对修改“第四条”持消极态度。
尽管布莱尔清楚修改“第四条”将遭遇来自附属工会方面的反对，但仍选择迎难而上。1994年10月，在其当选领袖后的首次工党年会上，布莱尔就提出修改“第四条”的动议。由于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在党内左翼和部分附属工会的反对中以41.9%对50.9%的得票率之差遭到否决。[11]对此，布莱尔并没有放弃，从1994年11月起的约半年时间里，一直在为修改“第四条”而与党内左翼和部分附属工会论战。一方面，不断通过各种场合向它们阐述坚持公有制的错误。在实践上，公有制的弊端早已暴露无遗，工党也早已不再相信它，多年来未曾承诺要真正的扩大国有化；在理论上，公有制实际上应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和目标的一种手段，无原则地坚持公有制，是“混淆了手段和目的，让经济成分遮掩了它所服务的目标。”[12]另一方面，向他们发出警告，除非放弃公有制这一过时的意识形态，选民不会把权力交给工党，党将走向死亡，必须把新第四条作为下次大选的目标，把新第四条写进二十一世纪的党章中。[13]
面对布莱尔对“第四条”的攻击，坚持“第四条”的附属工会与工党左翼联合起来，成立“保卫第四条”组织来应对布莱尔。其代表人物托尼·本指责布莱尔意在创建一个目的是只想上台执政的全新的党，“根本忽视了工会和社会主义传统”。不过由于布莱尔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及工党大选的连续失利，使变革工党的做法逐步得到党内绝大多数人的认可。如当时对普通工会会员，也是工党党员的民意测验显示，被访问者的90%喜欢对党的目标的新陈述。[14]
1995年4月，工党特别代表大会以65.23%赞成，34.77%反对的近2/3多数通过布莱尔等人起草的新“第四条”。新“第四条”废除了原有的公有制追求，而代之详细阐述了工党的价值目标。它指出“工党作为一个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相信，依靠共同的努力，一定能够实现比单独行动所能实现的更多的目标，从而为每一个人创造实现真正潜能的手段，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权力、财富和机会掌握在多数人，而非少数人手中的社会。”[15]工党新“第四条”的通过，既是布莱尔变革工党的重要成果，也是布莱尔疏远工会，强硬对待工会的重要缩影。
三、布莱尔对工会党内权力的削弱
布莱尔认为，若想真正拉开工党与工会的距离，真正确立社会合作伙伴关系，必须减少二者之间的组织和经济上的联系，削弱附属工会在党内的权力。于是，打着推动党内民主，实现党的现代化的旗帜，从改变决策机制、党员成分、收入来源等方面对工党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改革，以打破近一个世纪的以工会为主体的党的权力结构，成为布莱尔变革工党，也是调整工党与工会关系的重要内容。
第一，在推行一人一票制方面，把一人一票制的投票机制全面运用到党的各项事务中去。从工党领袖角度讲，一人一票制的确比集团投票好很多。一方面，一人一票制能够真实地反映广大党员对相关事务的态度，使党做出更为适宜正确的决策。而在集团投票中，工会领袖和代表虽然也考虑工会会员的态度，但总体上看投票意向受个人因素影响很大，投票结果不能完全反映民意，甚至常常与正确选择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在一人一票制中，权力处于分散状态，没有被某一集团所控制，对增强党领袖的权威，提高领袖的行为能力是有利的。而在集团投票中，权力处于集中状态，掌握大量投票权的工会领导人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支配工党，使党领袖的领导权大打折扣。从布莱尔个人讲，其不仅主张减弱工会对工党的牵制，加强党领袖的权威，而且其本人就是一人一票制的受益者。因此，布莱尔在史密斯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集团投票制，加大推行一人一票制的力度。布莱尔指出，“主要的民主联系应该是政党和它所寻求代表的人民之间的联系”，而集团投票的决策方式不仅使工党“失去了与选民的联系”，而且“以党内民主的名义丢掉了其可信度的最终来源——人民”；[16]“七十年代总委员会的成员可能会说他们代表工党全体党员，工会的执行委员可能会说他们代表着他们的成员，但实际情况是他们经常是谁也代表不了。”[17]在实践中，1995年，继一人一票制运用于党领袖和议员候选人选举后，又运用到党章修改中。新“第四条”就是在专门会议上按一人一票制的投票方式通过的。1996年，工党又采用一人一票制通过了翌年大选的竞选纲领。至此，工党在所有重要问题上都采用了一人一票制的表决方法。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工会领袖长期凌驾于工党领袖之上的局面，削弱了工会左右工党人事和政策的权力，加强了工党领袖对全党事务的控制。
第二，在限制年会作用方面，降低了工会的投票权和年会的决策地位。年会是工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也是附属工会最有权力，不易为党领袖控制的机构。在年会议案不可能都靠一人一票制来表决的情况下，降低工会的投票权和年会的决策地位成为布莱尔限制年会作用，削弱工会权力的两手对策。1995年5月，工党执委会决定，今后工会在工党年会上的投票权再次降低，由金诺克后期开始的70%减少至50%。1997年，在工党大选胜利在望情况下，布莱尔为了减少工会通过年会对政府政策构成掣肘的机会，提出了年会改革措施。其主要内容有：提高年会的工作效率，将年会会期由5天减为2天；取消年会对工党政府的表现作出评判的资格和讨论重大政策问题的权力，规定年会的主要任务是对两三个问题做深入的探讨，为政府提出长远选择方案；要求内阁大臣在向年会代表们作介绍时，要在没有新闻媒介参加的非正式的秘密会议上进行，而且只做简要介绍。在该建议获得通过后，布莱尔又提出既能削弱年会作用，又能为领袖支配的新党内决策机制——“权力伙伴”计划。“权力伙伴”计划主要涉及三个机构。联合政策委员会是指导机构，负责权力伙伴关系的实施，由首相、政府大臣、全国政策论坛和政策委员会成员组成。全国政策论坛是决策机构，由183个党的所有有关集团的代表组成，每年举行两到三次会议，负责向年会提交政策文件。2001年和2005年工党的大选纲领就是在全国政策论坛提交文件基础上形成的。[18]全国政策委员会是工作机构，共有8个，负责向全国政策论坛提交涉及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报告。在这三个机构中，联合政策委员会和全国政策委员会都绝对为党领袖所控制。即使所谓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全国政策论坛也主要是给地方党组织提供参与政策讨论的机会，工会代表仅有30位，不到总代表数的1/6。[19]因此，虽然不能否认工党决策机制的改革能使更多的不同利益代表者得以参与，增加了党的决策民主，但削弱年会在政策制定中的权力，增强党领袖权力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
第三，在改变财政来源方面，工党广开门路筹措资金，减少对工会政治基金和赞助的依赖。长期以来，工党之所以受到工会的制约，关键在于在选举中和财政上受其影响较大。如果没有工会的财政支持，工党连基本的运作都成问题，遑论争取执政。于是扩大财政来源成为布莱尔削弱工会在党内影响和权力的重要间接手段。布莱尔采取的手段主要有大量接受个人和公司捐款，提高党费标准。在党员党费上，在1989年金诺克时期个人党费提高到10英镑后，工党又先后于1993年、1999年和2002年把其提高到15英镑、17.5英镑和18.5英镑。在接受社会赞助上，从1995年起，工党开始接受和争取来自企业界的赞助。在1996年6月到1997年3月的大选前夕，工党共从企业界筹集了1500万英镑。1997年大选后，工党又建立了“高价值捐赠单位”和“工党1000俱乐部”，争取社会各界和个人对工党提供大宗捐款。经过这些努力和因会员减少工会政治基金的减少，进入布莱尔时期，工会投入在工党中央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降低，在1996年、1997年和2002年分别降为50%、40%和30%。[20]即到2002年高达70%的收入都已经变为来自个人党费和社会赞助。布莱尔从财政方面采取的这些举措无疑增加了工党的独立自主性，使其能够更为有效地应对来自工会方面的压力。与此同时，工党决定从1995年起结束工会直接赞助工党议员的历史，使1997年当选的工党议员没有一个是在工会的赞助下当选的。
第四，在改变党员结构方面，工党大力吸收个人党员和劳工以外的党员。大力吸收这类党员不仅能够降低工会集体党员在工党中的比重，削弱工会在党内的权力，而且有助于塑造工党新的全民党，而非阶级党的形象。因此，布莱尔出任党领袖后，立刻表示扩展党员队伍的来源，增加个人党员的数量。在1995年费边社召开的纪念1945年大选获胜50周年大会上，布莱尔公开表示，1945年工党政府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重视壮大党的队伍”，吸收来自全国范围内各阶层、各种职业和各个地区的熟练工人、技术专家、飞行员、科学家、建筑师、记者等人的代表；新工党若想建设成功，必须使其成为“个体户和失业者、小企业业主和他们的顾客、经理和工人、房屋所有者、补贴住房租用者、技术工程师、还有熟练的医生和教师的党。”[21]经过布莱尔的努力，其增加个人党员的目标也很快初见成效。1994年7月，布莱尔任领袖时，工党个人党员仅为30万，到1996年7月工党全国执委会制定出新的政策声明时，工党的个人党员已达40万，接近保守党的党员队伍。也就是说，有1/3的个人党员是布莱尔上台后入党的。[22]这些新党员与传统的工会党员不同，他们基本上是出于对工党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信仰而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的。这无疑增加了布莱尔的支持力量，使其思想主张能够更有效地转化为实践。对此，布莱尔不仅没有否认，而且明确表示，“继续实验入党的计划，以吸引新人特别是年青人参加工党”。[23]
四、对布莱尔调整工党与工会关系的评价
在西方政党政治中，对于像英国工党这样的主流政党，其思想理念调整是否成功关键是看其是否有利于赢得大选。从这一点来说，在布莱尔出任工党领袖后对工党与工会关系的定位和调整是成功的。因为通过这些举措，不仅增进了党的团结，增强了党的独立性，确立了党领袖的权威地位，结束了自六十年代末期以来党内存在的左右翼激烈争论局面，而且使其制定的竞选纲领更具有包容性，更能引起公众的关注和向往，塑造出崭新的政党形象。在1997年的大选中，工党获得419个议席，比保守党的165个议席多出254个，比工党历史上获得最好成绩的1945年大选还多出26席，[24]毫无争议地在蛰伏十八年后获得执政机会。工党以绝对的优势重掌政权，显然是对布莱尔对工党与工会关系的新定位和新调整的充分肯定。工党执政后，布莱尔政府的工会观延续了工党在野时期对工会的定位和调整。在这一背景下，工党取得巨大的执政业绩，历史上第一次取得大选三连胜的佳绩，迎来执政的又一次高峰，也引领了民主社会主义在冷战后的复兴。这是对布莱尔调整工党与工会关系的又一次认可。
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观认为，政党产生于阶级斗争，服务于某一阶级的需要。因此，无论西方政党是否承认，其都是有阶级基础的，其阶级基础既是党力量的主要来源，又是党在多党竞选中选民的主要来源。通过适宜的方针政策，党是能够赢得其阶级基础的支持的。但同时又必须认识到，与党在理论上既具有利益表达功能，又具有利益整合功能相一致，[25]在实践中党的发展壮大不仅离不开其阶级基础，而且离不开其社会基础，社会基础就是支持党的所有民众。阶级基础与社会基础的关系一般是社会基础大于阶级基础，其内涵包括阶级基础。换言之，党的阶级基础是党的社会基础中的核心。若社会基础小于阶级基础，即基本的阶级力量也大多不支持该政党，则说明该政党存在严重的危机。如何协调和平衡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是任何一个政党在生存和发展中都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对于英国工党来说自然也是如此，故从理论上讲，布莱尔对工党与工会关系的定位与调整能够获得成功，关键是这一理念与实践较好地处理了稳固阶级基础与扩大社会基础的关系。
布莱尔把工会定位为社会合作伙伴，削弱附属工会的党内权力，显然不仅是减少工会对工党的负面影响，更是着眼于吸引其他社会力量的支持。在英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中产阶级队伍异常庞大，工会会员人数明显萎缩的当下，应当说，布莱尔对工党与工会关系的新定位和新调整顺应了英国经济与社会情势的变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布莱尔虽然调整了工党与工会的关系，但其对工会的社会诉求并非一概拒绝，而是拒绝给予工会过分的，超出工党执政可忍受的诉求；其对附属工会党内权力也仅仅是削弱，而不是取消，完全切断工党与工会的特殊联系。因此，在工党执政下，工会的境遇总体上还是比保守党执政时期要好。正因为此，布莱尔的新工会观可以说是较好地稳固了阶级基础。即在流失了部分工会会员选票的同时，还保留有相当核心选民的支持。在此基础上，工党又赢得了许多工会会员之外的选票，自然使执政之路变得相对坦途。
在看到布莱尔调整工党与工会关系总体成功的同时，也应当看到其不足。布莱尔调整工党与工会关系，褪去工党的工会党色彩是以淡化自身的阶级特征为代价的。美其名曰工党超越了左和右，吸引了更多的社会阶层，成为全民党和天然党，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工党疏远工会的过程，实际上是向新自由主义妥协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由于竞选纲领与政策主张等与右翼政党越来越趋同，意识形态失去了鲜明的特征和感召力，工党逐渐淹没了自身的身份特征，抹去了清晰辨认的政治形象。这样在使工党的核心选民减少，游弋选民增多的同时，也使执政的风险系数更高。稍有失误，就会引起大的波澜，即使不失误，在政党政治钟摆效应作用下，也更易使民众产生厌烦心理和换将想法。这正是工党虽然在世纪之交连续执政，但支持率和议席却连续下降，优势丧失殆尽，来到失去政权边缘的深层原因。因此，对布莱尔对英国工党与工会关系的定位与调整，不能全盘肯定，必须给予全面辩证的认识。
（载《聊城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2期）
注释：
[1][英]佩里·安德森：《西方左派图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2]张世鹏：《当代西欧工人阶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
[3]陈晓律：《当代英国》，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页。
[4]金重远：《战后西欧社会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5][英]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
[6]Brian Brivati，The Labor Party：A Centenary History，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2000，P236.
[7][英]安东尼·桑普森：《最新英国剖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5页。
[8][英]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3页。
[9][英]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
[10]林建华：《比较与借鉴：东西方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页。
[11]刘建飞.布莱尔：《英国新首相与工党》，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版，第286页。
[12][英]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67—68页。
[13]Tudor Jones，Remaking the Labor Party：Form Gaitskell to Blair，London：Routledge，1996，P139.
[14]Henry Pelling，A Short History of the Labor Party，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6，P191.
[15]裘援平：《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与“第三条道路》，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
[16][英]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17][英]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18]林德山：《英国新工党的现代化改革简析》，《欧洲研究》2006年第2期。
[19]裘援平：《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与“第三条道路》，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186页。
[20]张迎红：《英国工党组织体系的现代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3期。
[21][英]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6页。
[22]Anthony King，Britain at the Polls：2001，London：Seven Bridges Press，2002，P105.
[23][英]托尼·布莱尔：《新英国：我对一个年轻国家的展望》，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24]Anthony King，Britain at the Polls：2001，London：Seven Bridges Press，2002，P233.
[25]王长江：《政党现代化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页。